《论语》中“勇”字解析
蔡 潇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1756）
摘 要 “勇”字在《论语》中一共出现了16次。根据《论语》的含义，勇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从积极意义上论述勇，与儒家推崇的“仁”、“义”、“礼”相关；二是，好勇。从消极意义揭示“勇”的含义，表明“勇”与“利”和“智”的关系；三是君子之勇，孔子所追求的“勇”。本文旨在通过南朝皇侃、宋朝朱熹、民国后期杨树达、现代钱穆等人的论语释义，揭示其内在的意义。
关键词 论语 勇 好勇 释义
1 勇与仁义礼关系
1.1 与义的关系
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冲在最前面的战士一个个倒了下去，后面的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往上冲。一时间，东山寺山上山下，枪声喊杀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对于这句话，南朝皇侃释义：义谓所宜为也。[1]也就是说勇是宜之所为。《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也有举例讲到：若齐之田氏弑君，夫子请讨之，是勇；而鲁君不能为讨，是无勇也。[2]29齐田氏弑君是不义的行为，讨伐是应当的，是勇的行为，而鲁国的国君不能讨伐，就是没有勇。杨树达注疏到：史记赞晏子，烈女传誉冯昭仪誉皆叹其见义勇为也。[3]59也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由此可以得出，勇与义相对，义是勇的基础，行勇之事的原则。
另一个对话提到，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十三经中讲到，义是勇的基础，对于君子来说，无义之勇则会造成混乱；对于小人来说，无义之勇则是因私自利，侵犯他人的利益。[2]278南朝皇侃讲到，若遇君亲失道国家昏乱，如果还积极参与其中，不能保持中正的态度，则会陷于混乱之中。[1]勇本身是中性的，而过于勇猛，则会缺少理性，缺少义。一旦如此，就陷于不义之地；而勇气不足，则不敢为，也会陷于不义。因此，义不仅仅是勇的基础，而且是勇的内核，指导君子的作为。钱穆先生认为非义是由人心缺点造成，孔门重仁，乃心教最要纲领。[4]39可见，进一步从勇升华到仁的层次，表明仁对于“义勇”的重要性。
1.2 与“礼”的关系
子曰：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勇缺乏义会引起祸乱，缺乏礼也会引起祸乱。宋时朱熹讲到，无礼则无节文，故有四者之弊。[5]103节文即礼仪。无规矩不成方圆，有了礼节之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得以维持。勇而无礼，就破坏了这种秩序，必然会引起混乱。钱穆先生则讲到：勇而没有礼，便会犯上作乱。[4]147明确指出，勇的缺乏礼会破坏礼法秩序。如果说，义是基础，礼则是一种行为上的规范。因此当子贡问勇于孔子时，孔子说：“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孔子问子贡所憎恶时印证了这一点。十三经强调不顺为勇者为人所恶。[2]297对此钱穆先生总结到：“人有胜己，不从不让以为勇。”[4]334由此可得，超过义的范围，行为没有礼也就不能称为勇。
1.3 与“仁”的关系
明治时期是日本从封建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开端，更是国家在科学技术、社会文化、思想意识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获得急速发展的时期，对明治文学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晰明治文学的本质，通过文学进一步了解日本近代政治思想体系和历史文化变迁乃至近代国家的发展脉络。对明治的借鉴可以使我们从多角度思考本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可行的思路。因此，明治文学研究很有必要。
首先，这句话在皇侃释义中提出了两种态度：暴虎凭河和见危授命。暴虎凭河是匹夫之勇，没有仁义而言；而见危授命则是仁义之举。对此进一步论述到：陆行而不避虎兕者，猎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锋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仁者之勇也。[1]猎夫之勇、渔父之勇和烈士之勇都是以小抗大，凭借一腔热血的行动，不计后果；仁者之勇则是有计谋与策略，做出的合理的行动。朱熹总结得好：仁者，心无私祟，见义必为。勇者或血气之强而已。[5]149因此，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因此可得出，“勇”的理论框架是：仁是核心，义是原则，礼是规范。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由此可得，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这种理性意志品格表露于外在的言论行事，形成君子内方外圆、既温且厉、和而不流、不怒而威的风度气。[6]君子之勇是恰到好处的，达到了外表和内心协调统一，这正符合孔子倡导的中庸之道。既有质朴也有文采，两者相互配合，才能称得上是君子。”勇也是如此，过与不及都不能称为勇。与礼、义、仁相互配合，做到仁为、宜为、当为才是君子之勇。
第三处，皇侃认为：好勇之人若能乐道自居，此乃为可耳；若不能乐道，而憎疾己之贫贱，则此人必为乱也。[1]指名“好勇”之人对贫富差距的态度，稍有不平之心，“好勇”生乱。也就是“好勇”之人对“利”的态度。对此钱穆先生解析的比较细致，他讲到：“惟主持治道，则须善体人情，导之以渐。一有偏激，世乱起而祸且遍及于君子善人。”[4]153“偏激”一词用得妙，概括出乱的原因。好勇之人偏激会乱，对不仁之人偏激也会乱。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从这些表述中可以得出，孔子并不是说富贵不好，而是要以适当的行为去获取所欲，而好勇者为私所蔽，必将产生祸乱。孔子并未直接否认富贵名利，而是展现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补充了仁者的人格。可以说这是论语中常常为人所忽视的部分。
2 好勇
第一处是孔子与子路对话。皇侃与十三经都表明孔子并非想“乘桴浮于海”，实际上是借此抨击世道，道不将行。子路不解此意，因此说：由好勇过我。朱熹释义：路以为实然而喜夫子之与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与义也。[5]77朱熹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子路“无所取材”的原因，乃是不能够审时度势，缺乏智慧的头脑。
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
子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阳货》）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治长》）
除“义”、“礼”、“仁”外，论语中有三处单论“好勇”。“好勇”也是“勇”的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处，好勇不好学。此处是讲“六言六蔽”。十三经讲：勇，谓果敢。当学以知义。[2]269学就是要知义，知义而为。懂得为人处世之道，而不是盲目而为。也就意味着：在勇德的框架中还需“知义”。“知义”是什么呢？杨树达先生以《吕氏春秋·当务篇》讲述，齐国有好勇之人，一人住东郭，一人住西郭，路上偶遇相约饮酒。两人相互割肉而生食，直到死为止。得出：勇若此，不若无勇。[3]453这种勇也好勇的，完全没有必要，行为要有智慧，无谓牺牲不值得。钱穆先生以：不学则不明其义，不究其实，以意会之，有转成不美者。[4]325勇要究其深意，好勇孔子是不提倡的。孔子常称赞子路好勇，同时也表现出忧虑。听子路讲“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笑了。为何笑子路呢？《论语·子罕》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好勇就如暴虎冯河，不知其力，盲目行事。这就好比有勇而无谋，最终得不到好的结果。第一二处的共性就是：勇不仅仅要顾全礼义仁，而且要有勇有谋，这智慧的体现。而这种智慧是在“义”之前，“仁”之后。
图9表明：产品为纯七钼酸铵，无杂质物相。图10表明：七钼酸铵中值粒径为12.36μm，粒径分布较均匀，分布范围较窄。
由此可得，“勇”的结构可以增加为：“仁”是核心，“利”是补充，“知”是要件，“义”是原则，“礼”是规范，层层递进，相互关联。而这并不是“君子之勇”，论语中孔子所论述的“君子之勇”到底为何？
3 君子之勇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泰伯》）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绩效评价是对员工工作质量进行综合性评价，往往采取指标评价方式，绩效评价应当和职位、薪酬密切联系，促使职工能够在绩效考核指导下实现不断发展和进步，但是，某一些医院绩效评价上缺乏全面性以及完善性，对于绩效考核而言，当前过分注重硬性指标，同时，考核过程主观性过强，忽视对于员工全面能力以及素质的考核，与此同时，考核过程当中过分看重结果。在员工进行评价过程当中存在不公平、不公正情况，对员工进行绩效评价过程当中往往过于主观，缺乏客观，就会导致员工感受到不够公正以及公平，难以促使员工产生对医院的归属感，容易造成医院人才流失，导致绩效评价丧失重要意义，绩效评价工作流于形式。
由图3可知，900 ℃煅烧生成的生石灰作为钙质原料时，制备得到硬硅钙石纤维体积密度为90.8 kg/m3； 随着煅烧温度的升高，生成的石灰活性增加，合成了直径更小的硬硅钙石纤维，其体积密度仅为70.4 kg/m3；当温度升至1 100 ℃后，煅烧生成的生石灰活性开始下降，合成的硬硅钙石纤维体积密度逐渐增大，1 200 ℃煅烧生石灰合成的硬硅钙石纤维体积密度增至80.2 kg/m3。由此可见，石灰活性越高，合成的硬硅钙石纤维体积密度越小。
这三点都与“君子之勇”相关，“勇”并不是某一方面的特指，其实是一种全面的德性。回到文本上，表面上看第一处与第三处相同，其实不同。第一处的着重解释放在分解上，第三处则放在三者合一为君子之德上。第二处的“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则是对知、仁、勇生动的对应。那么先看第三处。第三处是孔子的自谦之说。不同的，十三经注疏者认为：勇是战争中的一种精神。杨树达列举了《庄子·秋水》中孔子游于匡，卫人围困的故事。表现出了两种勇：一种是渔夫、猎人、烈士之勇，是匹夫之勇；一种是潦倒通达、临危不惧的圣人之勇。二者对比表现出仁者的“知勇”。钱穆先生强调：知、仁、勇为三达德，这是人人成德所具备的。这里的解释杨树达和钱穆先生的意味更深一层。
而对于第一处的解释，宋时朱熹和钱穆先生解释得更为妙。朱熹以理、气来解释知、仁、勇，认为三者层层推进。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此学之序也。[5]116注意，此处解释朱熹对知、仁、勇的顺序做了调整，“仁者不惑”调整到第一位，“知者不忧”调整到了第二位。因聪明足以明事理，因此不困惑；理性足以胜私欲，因此不忧虑；所作所为符合道义因而有底气，因此不畏惧。这是才是学习的顺序。也可以说是因为有知和仁，表现出来的道义就坦荡。而“知”表现出的是君子的一种理性，不同于上述的“智”，被“仁”统领。应该是介于原则下和规范上做出的理智行为。“勇”的结构可以增加为：以“仁”为核心，“利”为补充，“智”为智慧，“义”为原则，“知”为理性，“礼”为规范。
那么，“君子之勇”是什么？从孔子对“勇”不同语境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基于儒家基本德性的“勇”的结构，最终也就是到达到“可以成人”的“君子之勇”。那么其实，“君子之勇”就是在仁义礼智（知），乃至于利的框架下，儒家追求成圣成贤的动力。
4 结语
由此可得，“勇”作为一种“不顾”那些与自我肯定相冲突的因素而“敢于”行动的能力，必须考虑到这种行动是不是应该的以及是不是值得的，这自然牵涉到自身地位、身份以及相应的职分的理解，所以儒家非常强调“义”、“礼”、“智”对于“勇”的节制与规导。[7]如果再将将它划分一个层次的话。孔子是推崇“勇”，而谨慎“好勇”，最终达到“君子之勇”。而勇的内部“勇”是以“仁”为核心，“利”为补充，“智”为智慧，“义”为原则，“知”为理性，“礼”为规范，最终达到“君子之勇”的终极目标。先秦时期的人很少能做到几者的统一，只有圣人才可达到“君子之勇”。对于价值失落的现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尽管经过时代的变迁，含义有所不同，而追求人们敢于作为的意蕴却相同。对《论语》中“勇”的解析，为在现代社会所追寻的“有勇有谋”和“勇往直前”找到落脚之处，为价值的失落找到安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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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Word "Brave "in "The Analects "
CAI Xiao
(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1756)
Abstract The word "brave "has appeared 16 times in "The Analects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of it,brave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First,it discusses bravery in a positive sense,it’s related to the "benevolence ", "Justice "and "ritual "advocated by Confucianism;secondly,it is too brave.Revealing the meaning of courage from the negative meaning,showing the role of courage and profit and sense;the third is the courage of the gentleman,the "brave "pursued by Confucius.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eal its intrinsic meaning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the Song Dynasty Zhu Xi,the late Republic of China Yang Shuda,and Modern Qian Mu.
Keywords The Analects;brave;excessive courage;interpretation
中图分类号： B222.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00/j.cnki.kjdks.2019.02.030
标签：论语论文; 勇论文; 好勇论文; 释义论文;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