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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26岁的马克思在流亡巴黎时写下了一些手稿。后人将这些残缺不全的手稿加以整理出版，取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常也称之为“巴黎手稿”。手稿出版后受到普遍重视。研究它的人不仅有政治家、革命家，也有很多学者，包括经济学界、哲学界、美学界、文艺学界等，甚至还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这种情况，大概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或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幽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早已不是什么神话，而是影响当今世界命运的活生生的现实。尽管它曾经遭遇过困难和曲折，但它仍在世界的东方焕发出旺盛的勃勃生机。与此同时，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也早已从少数人地下传播的“异端”变成了世界显学。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的罗伯特·戈尔曼编纂了两部书：一部是《马克思主义传记词典》，收入的是“被称为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家”，包括“第三世界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另一部《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词典》收入的是所谓“非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是由来自六大洲的70多位学者花费近 3年的时间编写出来的，里面介绍和评述了205 位“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另外还考察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等10个流派的演变和发展。（注：《“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词典》，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其中所收入的“马克思主义者”，其观点自然也是形形色色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从中看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今世界显学的影响和地位。而形成这种显学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不开的。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手稿》
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先后同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赫斯、施蒂纳等进行论战。此后相继批判过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伯恩斯坦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资产阶级学术界研究他们的文章迅速增加，据统计从1883年到1904年间仅在德国就有280余篇； 欧洲各国还出版了马克思的多种传记，恩格斯认为“大多数都是错误满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版，第400页。）。例如，1894 年出版的威·桑巴特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宣称：“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1901年D. 柯依根出版的《现代哲学社会主义的由来》，将马克思的哲学同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哲学混为一谈。（注：参见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1章， 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综观20世纪，从整个世界来说，除了在东方发展成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实践中继续发展之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命运，则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的前30年，“第二国际”和卢卡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
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陷入了合法主义、改良主义泥坑，并终于在1899年出现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此后分化为左、中、右三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的首脑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煽动各国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利益而互相残杀，也就宣告了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破产。列宁于1919年创建第三国际后，原第二国际内的右派，以英、德、荷、瑞典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为主，于1919年在伯尔尼开会恢复第二国际，称为“伯尔尼国际”；原第二国际内的中派，特别是团结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德勒、法国社会党人龙格所拟党纲周围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于1921年成立“维也纳国际”，被称作“第二半国际”；1923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其成员包括35个国家的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次大战后，它演变为“社会党国际”。从指导思想上来说，第二国际的演变是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总书记布劳恩塔尔指出，第二国际开始时“在其意识形态方面是一个革命的国际”，“绝大多数党在纲领上都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他的哲学历史观、经济学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为依据”，直到二次大战前马克思主义仍然“在社会党国际内占主要地位”，战后，“指导他们的是进化社会主义的理论”（注：引自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文摘》1992年第2期。）。
与此同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革命高潮的兴起，其后又随着匈牙利、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德国、奥地利革命流产等，现实斗争向欧洲各国革命者提出了无产阶级的觉悟、组织性、阶级意识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等问题。一批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不同于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德国共产党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批评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方面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群众、由无产阶级来创造。其后一批具有左的思潮的年轻人在理论上强调“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强调暴露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强调把人的主观性作为革命目的本身的核心作用，如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等等。其中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影响最大，“曾经有一个时期是所谓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注：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贯穿这本书的中心概念是“物化”，其含义是指人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了对他说来是客观的和对立的东西。从客观方面来说，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规律（事物及其关系）是外在于人而无法加以改变的；从主观方面来说，人自己的活动以及劳动产品成为与他对立的客体，对人来说是异己的。卢卡奇的“物化”是依据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得出的，他没有区分“物化”和“异化”，但是，他的“物化”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异化”，其含义极为相似，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理论思考力。卢卡奇把资本主义现实描绘成一个异化的世界，把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真正的人性”和人的“总体的个性”的实现。这种认为“异化”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核心的观点，恰好适应了正在思考现实问题的革命者和学者企图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因而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颇使他们感到踌躇的是，在已经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直接的理论根据。稍后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二）30年代后，围绕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
20～30年代之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为后人所知。1927年，原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梁赞诺夫院长主持将《手稿》的部分译文以《〈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为题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 卷，一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1929年2月， 在巴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杂志第1期上，以“关于共产主义和私有制的札记”、 “关于需要、生产和分配的札记”为题发表了另一些片断。1931年1月，J.P.迈耶尔在苏黎世《红色评论·社会主义月刊》上报道说，发现了马克思一部早期的带有提要性质的手稿。1932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第3卷中，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为题全文发表了这部手稿。“几乎在同一天，两个社会民主党作家出版的马克思文集发表了另一个德文版本《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齐·朗兹胡特和J.P.迈尔编，1932年阿尔弗勒德·克勒讷出版社莱比锡版。”（注：亨·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引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9页。）
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他们写的前言中，赞扬《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它表明马克思理论的真正核心是异化而不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宣告》的第一句话稍加改动可以这样表达：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注：齐·朗兹胡特和J.P.迈尔：《 马克思早期著作对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意义》， 引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第290页。）比利时人亨·德曼在奥地利《斗争》杂志1932年第5、6 期发表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中说：“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它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马克思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843年和1848年之间。不管人们对他后来的著作的评价多么高，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却表现出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他认为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就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注：亨·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引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374页。）于是，由此便出现了一个影响数十年的“两个马克思”论。这股思潮把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代表的“青年马克思”，同后来的成熟著作中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所代表的“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用“青年马克思”来否定“成熟马克思”，用《手稿》中的人道主义来否定成熟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据此，有人提出“回到青年马克思去”的口号。当时，也有人不同意“两个马克思”的说法。例如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中认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对于人的研究不但是《手稿》的中心问题，而且也是贯穿于马克思所有著作的一根主线。50年代初期，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在强调“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在思想上统一于人道主义。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西方出版的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专著就有上百部，论文达数百篇。弗洛姆的《马克思论人的本质》便是代表作之一。
（三）50年代后，正式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法西斯罪行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信仰危机；另一方面又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心存不满，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到西方后，似乎正好印证了他们要求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再加上当时世界处于两大阵营的冷战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也使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相继于50年代正式形成。法国梅劳—庞蒂于1955年出版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给以卢卡奇、柯尔施等为代表的左的思潮加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他把这股思潮追溯到卢卡奇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从此流行起来。
与此同时，在德、法、英、美等国，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量出版，也就正式形成了“马克思学”。1959年法国巴黎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创办了《马克思学研究》杂志，至1978年共出20辑。吕贝尔在谈到办刊宗旨时认为：马克思的大宗思想遗产、他的大量社会活动、众多门徒、他的著作发表的曲折历史，加上至今尚无一个包括了他的全部著作的可靠版本，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使马克思学的存在成为必要。而《马克思学研究》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把加在马克思著作上的宗教灵光圈去掉，使它不再成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到了70～80年代，“马克思学”作为一个社会流行的词条，先后被法国《大拉鲁斯法语词典》、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百科全书词典》等收入。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以马克思主义自居不同，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并不标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不少人研究的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更有甚者，有些人还极力制造马克思是精神病人的说法，以此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性。例如奥托·吕勒宣称马克思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卡尔·马克思：生平和著作》，德累斯顿1928）；埃·卡尔说马克思患有严重的狂热病（《卡尔·马克思。狂热病研究》，伦敦1934）；L.施瓦尔茨席尔德断言，正是由于马克思具有不正常的人格，才促使他创造马克思主义（《红色的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传说》，纽约1947）等等。
（四）60年代的学生运动更加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
1967年6月， 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的大规模学潮使许多大学限于瘫痪，次年4月发展成为取消现行政体、 要求成立学生工人苏维埃的政治运动。1968年4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爆发反对越战的学潮，学生占领图书馆，袭击校长办公室，与警察发生冲突，随后又发展成为许多大学、工厂的造反运动。1968年，法国巴黎大学等学校爆发了震惊世界的“5月风暴”，学生占领学校，学潮升级为革命运动， 随后80万工人罢工，整个巴黎陷于瘫痪。这些学潮虽然最后被镇压下去，但却导致了约翰逊、戴高尔的落选下台。1969年，意大利都灵工人占领工厂，又一次震惊了西方世界。这些国家的大规模学生工人运动，说明生活在空前的物质富裕中的人们，并不是从单纯的经济理由出发，而是从道义上、文化上的理由要求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它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也使马克思主义声势大壮。有人描述说：当时联邦德国的“报纸文章、学术刊物以及广播电视中，确实可以说无日不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学说。同时，年轻的工人、大中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团体内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探讨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问题。大学生们要求，大学也必须开设讲解马克思的课程。那些公开反共的教授们，现在自我标榜为‘马克思通’，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1968年1月31 日的《法兰克福总汇报》写道：‘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刊物不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注：R.鲍尔曼： 《“马克思学”的贫困》，引自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到了70～80年代， 当年一些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沿着60年代学潮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决心到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出路。他们在大学工作之后，逐渐形成了校园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此同时，苏联、东欧国家先后缓和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出版的越来越多，至今仍是方兴未艾。
从以上情况不难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所研究的问题，大都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我们甚至可以说，《手稿》中提出的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时代课题。
二、西方《手稿》研究的主要倾向
西方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手稿》的流派可谓众多，但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在于：他们多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西方哲学观点来进行研究的，实际上是借对于《手稿》的诠释来发挥本学派的理论。其主要倾向是：
新黑格尔主义。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追随黑格尔把异化、对象化、客体化等同起来，认为异化“是马克思从人的本性中得出的”，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异化了的物化史”，“日益扩大的异化的历史”，从而得出结论说，与其说要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如说需要终结异化。赫·赖希提出，《手稿》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都继承了黑格尔的传统，《手稿》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过来的哲学方法论的主线”，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又回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基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但构成了《手稿》的理论，而且构成了整个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此外，用新黑格尔主义解释《手稿》的著名人物还有J.P.迈耶尔、麦克默里、J.伊波利德、P.邦奈尔等。
存在主义。卢卡奇的物化—异化理论深刻影响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比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晚四年出版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就深受卢卡奇的影响，尽管海德格尔没有在口头上承认，但这种影响确实非常强烈的，以致哥德曼在《重新探索辩证法》一书中，把卢卡奇称作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诞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埃·蒂尔、H.波尔茨、保罗·蒂利希等论述《手稿》的著作中都带有存在主义的倾向。马尔库塞曾经求学于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他的《关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对新发表的马克思手稿的解释》（1932）就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可以说是用存在主义改铸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代表作”（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51、264～265页。）。 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1938）一书后半部分“人类的产生”，在复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后，提出了“总体的人”的概念，认为存在于人的本质中所固有的矛盾，只有“总体的人”才能解决。列斐伏尔的这些论述，对于萨特有很大的影响。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有些思想，显然与列斐伏尔有一定渊源关系。
新托马斯主义。一些新托马斯主义者如P.比果、J.霍梅斯、Y.加尔维等，极力论证《手稿》同新托马斯主义哲学“讲的完全是同一个东西”，《手稿》在形式上是非宗教的，但在基本内容上是宗教。前面提到的亨·德曼也说，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讲的是“生命力的充分发展，这一发展反过来又导致从物质的东西的统治——也以经济需要的形式——下的解放”，“这个观点是基督教的遗产。此外，这也适用于关于和谐的终极状态的观念：在终极状态里，人和自然界、个人和社会、自然的欲望和真正的伦理重新和解。甚至资本主义及其必须经历的中间阶段——异化，以及先是‘痛苦’和‘惩罚’，最后才能变成解放的手段的劳动，实质上也无非意味着基督教用始祖堕落、诱惑、炼狱等信条所表达的东西。”（注：亨·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引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页。）
新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解释马克思的《手稿》，用弗洛伊德的性欲论来解释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马尔库塞早期曾致力于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到了50 年代则热衷于建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 发表于1955年的《爱欲与文明》，标志着他完成了对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综合。他认为，人的本能即爱欲并不像弗洛伊德所理解的那样纯粹是一种原始、狂乱、具有反社会性质的东西。爱欲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欲望，而是囊括了人类的一切活动，完全可以使人获得一种全面、持久的快乐。因而，解放爱欲并不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文明的毁灭，相反可以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他借用马克思的理论，指出解放爱欲的根本点在于解放劳动，就是使劳动不再是强迫性的苦役和异化活动，它将变成一种既能直接生产人类必须的生活资料、又能同时满足人的爱欲的非异化性质的活动，从而是目的与手段统一，人类也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马尔库塞并没有把实现这种自由的途径理解为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以解放全人类，他却把目光投向了艺术审美活动。弗洛姆解释《手稿》的专著《马克思论人的本质》（1961），在西方流传很广。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人道主义，其目标是实现人道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精神的存在主义”。他提出，性欲和饥饿等人的本能是人性的基本构成部分；人性的异化是心理的病态，是人的感性的丧失、本能的压抑；异化是人的本质所固有的现象，消除异化需要进行心理治疗。此外，“马克思学”学者卡尔·布罗伊尔的《青年马克思：他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科伦，1954），认为马克思的意志闯入现实是他的个性结构扩张的结果，也是以弗洛伊德学说来诠释马克思的。
结构主义。法国的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他用他的“依据症候的阅读法”找出隐藏在原著内部的“总命题”，认为《手稿》的“总命题”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中的人道主义是与后来的科学理论相对立的，表明这是“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认识论上的断裂”，“断裂”的标志是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前的马克思著作都是“不结果实”的“意识形态”；经过“断裂”之后，“马克思一方面否认人道主义是理论，另方面又承认人道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51、264～265页。）。 在别人异口同声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情况下，阿尔都塞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人道主义”。这，确实是非同一般的。
三、研究《手稿》的重要意义
在即将跨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正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也面临着在新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类对于自然、对于社会历史、对于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都在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了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唯心主义理论，也都包含着由社会实践产生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体系。它应该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把新情况、新问题纳入我们的视野，考察、研究、吸收、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无疑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来，流派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也恰好为我们在比较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提供了新的机遇。既然20世纪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的，那么，在今天，研究《手稿》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研究《手稿》可以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揭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如何实现这一空前伟大的理论建设的，从而提高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认识。《手稿》产生的时代，是一个思想领域空前活跃、意识形态大转折的时代。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理论和社会思潮。单就德国哲学领域来说，他们就先后经历了同黑格尔、鲍威尔、费尔巴哈、赫斯、施蒂纳等人的联合和斗争，他们不断地批判自己的师友，清算自己的过去，在1842年至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所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终于在不断地校正航向、不停地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我们研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和秘密”的《手稿》，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从而有助于真正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第二，有助于我们前后联系起来辨析各种不同学说中有价值的成分，有助于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同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种种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例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础概念是“类”，由此产生了“类本质”、“类本能”、“类生活”、“类存在”等。他从人的精神生活、精神行为中引申人的类本质，把人的类本质界定为“理性、爱和意志”或“理性、意志、心”，而“在实践上，最高的和最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这种爱当然并不限于两性之爱，但以性爱为基础，“事实上，对女人的爱是一般的爱之基础”（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7～28、315、102页。）。他在一份未公开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导论”草稿》中明确说到“性本能”，认为“性本能”“是借助于个体而又与个体相区别的、类的有生命力的行动力量”，“男的性器官是类的神经系统，女的性器官是类的造型系统或血液系统”（注：《〈基督教的本质〉“导论”草稿》，卡罗·阿舍里整理，引自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0页。）。费尔巴哈的这种强调自然本性的人本主义，和后来的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又如赫斯，由接受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演变到提出包括泛爱论、宗教说和改良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把“协作、交往和交换”说成是人的类本质，把爱看成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联合个体的手段。赫斯的思想不仅为拉萨尔以及伯恩斯坦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继承，而且也是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把赫斯的泛爱说同埃·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加以对照，会发现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注：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6页。 ）施蒂纳曾经被恩格斯称之为“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241页。）。他的“唯一者”和“利己主义者的联盟”理论，同萨特视“他人是地狱”的存在主义可谓如出一辙。因此，我们重新熟悉1840年前后德国思想界的发展历程，也就更容易看清楚20世纪思想领域的风云变幻。当然，20世纪的弗洛伊德主义、人道主义伦理学、存在主义等思潮，都带有新时代的新特点，并不是前人思想的简单重复。而且，今天看来，无论是19世纪的费尔巴哈、赫斯、施蒂纳，还是20世纪的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他们的思想中除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之外，也都还存在着值得我们吸取的有益成分——这些是我们思想禁锢条件下无法发现的，因而，都需要在新的条件下认真加以清理和扬弃。
第三，厘清马克思关于扬弃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艺术化生存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今天，当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之时，面对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球村”里出现世界文化融合的新趋势，面对着当今社会大众文化兴起、感性娱乐泛滥的“审美文化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推进审美文化建设，真正实现理想社会中人的艺术化生存，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都可以“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125 页。），因而这是以每个个体自由发展为前提的艺术化生存的境界。
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这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文化观念发生根本逆转、美学范式不同以往的社会。后工业社会依靠科学技术、传播媒介的不断进步、电脑和信息的广泛运用，语言和形象可以成批地生产，社会文化越来越趋向于整一性。文化工业与商品生产紧密结合，商品化的资本逻辑渗透在影像、广告、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渗透在日常生活以及人的无意识领域。艺术已经被置入生活，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这种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按照杰姆逊的说法，在于深度模式削平的平面感、历史意识消失的断裂感、主体性丧失的零散化、距离感消失的仿像复制等。资本主义社会强大的物质生产力给人们带来舒适享受的同时，也给人类的心灵带来了新的创伤。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之下，越来越多的灵魂陷入痛苦、悲观和绝望。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社会”的“单面人”，从而提出通过建立新感性达到社会解放。他所说的新感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感性与理性严重分裂相反，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的自由结合，是一种崭新的感性同一种反升华的科学理智，在以“美的尺度”造物中所结合的产物。在他看来，审美和艺术正是创建新感性的主要力量，只有通过审美和艺术，人类才能走向理想的天国。马尔库塞自以为是从马克思的《手稿》出发的，实际上他的理论被人们正确地称之为“审美乌托邦”。而要辨析马尔库塞理论的正误，就需要我们通过研读马克思的原著，通过以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今天的现实，通过艰苦的理论建设来加以回答。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并存的世界，是一个“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交织的世界。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提出的。我们既要有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迫切感，又要具有全球视野和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全球大众文化带来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注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经济富裕、精神空虚的老路，而应该依据马克思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思路，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从而进入经济上富裕同时又是艺术化生存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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