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沿海地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6文献标识码：A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外商投资数量增长迅速。1992年以来，每年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1]。这些投资不仅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2～4]，而且通过其区位分布，影响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的研究已论及转包活动对珠江三角洲工业的影响[5]，外资对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模式的影响[6]，外资与各地GDP的相关分析[7]，韩国投资与山东沿海地区的发展[8]， 跨国公司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9]和对特殊地区（浦东）经济发展的影响[10]， 外资企业区域关联的案例分析[11]；学者们对全国外资进入的区域差异[12,13]，香港投资区位及空间行为[14]和广东省内外资区域格局及形成原因[15]的研究，也间接涉及这一问题。然而，纵观这些研究，外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答案并不清晰：①外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何？在影响区域经济的诸变量中处于何种地位？②这种影响的区域扩散如何？③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引进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从区域角度这种效应如何？④外资对区域经济结构变化有什么影响？本文集中讨论前三个问题，后一问题留待另文研究。
1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简评
外资与投资地关系，有两种不同观点。多数学者认为跨国投资可为投资地带来好处[16]，通过直接投资渠道，使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投资地扩散[17]。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认为跨国投资以剥削投资地为特征，对投资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18,19]。但是，近年来后一观点呼声渐低，多数国家均把外国直接投资看作“好事”[20]，并制定相应吸引政策。
外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包括许多方面[21]。其中如通过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生产活动的介入，带动技术、贸易、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就业等，有不少研究谈及[22]。这些影响可通过产业关联（尤其是后向关联）产生乘数效应。该效应在经济发达国家（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明显，来自西欧[23]、美国[24]和墨西哥[25]等国的实例均证明这一点。
一般情况下，外商投资地所接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投资区位成了研究外资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方面。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东道国的经济中心区，尤其是首都或地方首府[12,23]， 以利用这里的信息获取优势和相对较好的技术基础条件。但是，不同来源国的外资集中地又有差异， 交通运输和信息条件使边界地区成为另一类外资集中地[12,26]。在东亚的实例研究中， 人际关系因素还带来外资在侨乡的集中[12,14]。来自多个国家的研究证实， 这种集中分布的外商投资会随时间逐步向其他地区扩散[13,14,23,26～28]。
2 研究思路及数据
沿着以上理论思路，本文首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接着审视集中分布区（沿海地区）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用企业调查资料讨论统计数据所忽略的对技术和管理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依据来源和规模，中国的外资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海外华人中小资本为主，集中于广东、福建等地，对投资地的影响以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为主；另一类为跨国公司投资，集中于主要经济中心，对区域的影响除经济增长和就业外，还有明显的技术和管理带动。本文在企业案例分析中侧重于后者。
为进行相关分析所建立的中国各省、市、区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库主要依据官方统计资料[29,30]，仅1979～1984年取自Kueh的估算[3]。这是目前可以获取的最为完整的区域数据。企业案例选自上海、北京和天津。这些企业均为制造业企业，选定的主要依据为部门特征（覆盖本地主要外资进入的制造业部门）、在本地本行业的地位（最大或次大）、建立时间（至少3年以上）、 所有制结构（从中方控股到外方控股）等（表1）。 所调查的企业数量取决于在当地的调查时间和企业调查的难度。调查的问题集中于外资企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作者及其同事、助手于1995、1996和1997年分别对这些公司的总办主任、副总经理或总经理助理等进行了访问（注：参与访问的有覃成林，周曙云，熊世伟等。）。访问结果构成本文第五、六部分分析的主要依据。
表1 样本企业特征 （总数＝29家）*
Tab.1 Profiles of the sample companies (n=29)
项目特征
建立时间1980～1985(8)* * 1986～1990(6)
1991～1994(15)
汽车制造(2) 通讯(7)
工业部门电子及家用电器(10) 制药(2)
建材(2) 食品(1) 电梯制造(2)
机械(3)
来源国别美国(7) 日本(7) 欧洲国家(8)
亚洲他国(7)
规模(年销售额,亿元)0.1～1(4) 1～10(12) > 10(13)
中方控股> 50%(11) 50%(4) < 50%(14)
地理分布上海(15) 北京(7) 天津(7)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 *括号中数字为企业数。
3 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的区域分布及变化
已有文献对中国外资区域分布的研究，多依据某年份的资料[12,13]。为避免年份波动偏差，本文使用1979～1996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图1表明如下的外资分布特点。
（1）东重西轻。18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地位最重要的省、市，全部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省、区在全国地位微不足道。沿海12个省、市、区，除河北排名13外，其它均排前11名之列。12省、市、区合计占全国比例近85%。其中广东（占全国30.3%）、江苏（11.4%）、福建（10.5%）、上海（8.7%）、山东（6.6%）、辽宁（4.3 %）和北京（4.1%）占全国比例超过4%。与此比较，广大中西部地区18个省、区（重庆市暂未单列）总计占比例仅15%。多数省、市所占比例在1%以下，其中西藏几乎无外国直接投资，青海、 宁夏占全国比例仅0.01%和0.02%。
图1 1979～1996年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分布
Fig.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realized FDI,1979～1996
资料来源：1979～1984年来自文献[3]；1985～1991年来自文献[30]，1992～1996年来自文献[29]
（2）南多北少。在沿海地区内，南部的广东、 福建合计占全国累计外国直接投资的40.8%，约与以北从浙江到辽宁的8个沿海省、 市的总和相当。
（3）区域变化。与80年代前半期相比，80 年代后半期中国南部两外资集中省份（广东、福建）在全国地位明显下降；长江三角洲（上海、江苏、浙江）和环渤海省、市（山东、河北、天津、辽宁、北京）则明显上升（表2）。90 年代， 广东的地位仍以下降为主； 福建上升到1992年高峰后出现下降；长江三角洲上升十分突出；而环渤海地区则以波动为主，并无显著上升。与此比较，内陆地区尽管比例有所上升[13]，但在全国的地位仍然很低。
表2 1979～1996 年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变化（各地占全国的比例，%）*
Tab.2 Regional change of FDI in China,1979～1996
年份 广东福建两省 上海 江苏 山东 河北 天津
合计 浙江
辽宁 北京
1979～1986 61.225.33
66.55 9.78 14.34
1987 41.643.55
45.1919.58 22.00
1988 34.464.88
39.4418.44 24.94
1989 36.60
12.35
48.9517.94 20.52
1990 45.208.94
53.9611.30 24.62
1991 44.949.93
54.8712.06 21.60
1992 33.12
13.21
46.3320.28 18.94
1993 27.68
10.59
38.2725.98 17.39
1994 28.40
11.22
39.6222.30 20.75
1995 25.57
10.94
38.5125.30 19.42
1996 27.869.79
37.6525.58 20.88
*资料来源：同图1。
中国外资分布的格局，与其他国家具有相似性：即集中地（沿海地区）原有经济和技术条件较好，又为中国的边界地区，易于和相邻国家（地区）接触。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有差异性：即中国的特殊区域开放政策（在广东和福建首设4个经济特区）和海外华人与广东、 福建的亲属关系，使原不太发达的广东和福建成为外资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区域分布格局，是分析外资区域影响的基础。早期外资在非发达区集中（在区域投资中占重要地位），有利于减缓中国省际区域差异[9]。
4 外商投资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4.1 分析模型
多数关于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均以综合产出是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函数为理论依据构造模型（见Wang对14位学者的研究综述[31]）。与仅选取外资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相比，该模型可更为客观地度量外资相对于其他变量的影响程度。资本可分为国内投资和外资。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由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资源转换对产出的影响，以及出口是增长的“引擎”的理论，Wang在对中国和匈牙利的分析中增加了结构变化和出口两变量[31]。基于前人经验，并考虑投资对产出的滞后影响，本文的分析模型为：
G=a+b[,1]L+b[,2]RT+b[,3]FCI+b[,4]FCI-1+b[,5]DCI+b[,6] DCI-1+b[,7]X (4-1)式中G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L为劳动力因素， 取从业人员年变化率；RT为资源转换因素，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在GDP 中的比重；FCI为外国投资变量，取实际利用的外资占GDP的比重（这里GDP 代表社会总产出，用外资和国内投资分别占产出的比重作为投资变量，被不少学者所采用[31]）；FCI-1为滞后一年的外国投资变量；DCI为国内投资变量，取扣除外资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DCI-1为滞后一年的国内投资变量；X为出口变量，取出口额占GDP的比重。
分析数据依据全国及相关省、市的统计年鉴（1997年）和前述外商投资数据库。由于分省可靠的外商投资数据始于1983年，至1996年仅14年时间。该样本容量不易再增加变量个数，故实际利用外资不再分解为外国直接投资、对外借贷和其他外商投资。实际上，1979～1996年实际利用外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占有62%的份额；且90年代以来此比例更大（1991～1995年占71%）。用实际利用外资数据主要反映的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4.2 区域选择
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与当地经济规模的关系为指标，确定定量分析的区域。1979～1996 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与1996 年全国GDP 之比为0.025美元∶1元。高于此比值的省、市依次为海南（0.144），广东（0.078）、福建（0.068）、天津（0.051）、上海（0.050）、 北京（0.042）、江苏（0.032）。海南于1988年建省，资料系列短。余6 省、市被选作定量分析区。
4.3 模型结果分析
经过反复多次回归、检验，得出全国及6省、市的模型（表3）。该相对最优模型中多数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显著水平，仅全国和北京市的模型中使用少数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去掉这些变量，R[2]和DW均远离可接受水平）。其结果可做如下分析：①全国总体水平上，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取α=0.10）。 该结果与他人同类研究一致[31,32]。②6省、市模型中外商投资与GDP增长呈显著正相关。 尽管由于各模型R[2]、F值和t统计值不同，不能完全相比，但可以看出广东省外资影响最为明显：假若其它变量不变，外资在GDP 中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带来当年2.93个百分点和次年1.63个百分点的GDP 增长率。福建、上海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也十分明显（其弹性系数分别为1.92和1.27）。江苏的情况比较复杂。从出现的滞后一年外资的负面影响，以及该模型仅解释了66.3%的经济增长来看，其经济增长中有其他重要影响因素未包括在内。③外资因素在投资当年的影响比滞后一年的影响更为重要。④6省、 市外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均大于国内投资；而全国总体状况则与此相反，国内投资影响显著。⑤尽管外资在这些省份对经济增长影响具重要意义，但均不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变量。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的劳动力变量的影响（b[,1] ）均大于外资影响（b[,3]、b[,4]），而北京、天津、上海的经济结构变化影响（b[,2]）具最重要地位。⑥出口因素在模型中以负相关出现。 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出口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其它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常出现出口与增长的负相关[33]。
表3 外商投资对投资集中区的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分析（n=14）
Tab.3 Estimations of the impact of FDI on regionaleconomic growth（n=14）
变量全国广东福建上海江苏北京天津
α-3.07 1423.77-339
-91.4-135-213
(0.34)* (1.58) (1.05) (-1.15) (-1.44) (-1.4) (-3.79)
b[,1]
1.215.632.803.837.72
0.446
-1.47
(0.79) (2.87) (3.61) (2.23) (2.56) (1.02) (3.76)
b[,2] -2.033.991.191.742.21
(-1.67) (1.32) (1.49) (1.68) (3.47)
b[,3] 0.5112.931.921.273.45
0.999
0.374
(0.76) (1.84) (3.86) (1.87) (2.11) (1.81) (2.37)
b[,4]
1.63
-2.96
(1.62) (-2.15)
b[,5] 0.956
0.827
0.404
(2.71) (4.29) (2.89)
b[,6] -0.626
-1.43
-0.53 -0.254
0.166
(-1.91) (-2.17) (-1.83) (-1.26) (1.52)
b[,7] -0.313 -0.562
-1.05
-1.24
(-1.43) (-2.26) (-3.09) (-1.96)
R[2]/%5491.674.179.766.350.297.6
F 2.637.769.545.483.932.31
40.54
DW 2.201.442.042.012.142.332.34
*括号中数据为t统计值。
5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企业分析
所调查的29家企业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明显。29家企业中有8家为全国最大50家外商投资企业，1996年总销售额近600亿元。其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和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年销售额达 240亿元和160亿元。调查企业近三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均在15%以上。 无疑，这些企业以其宏大的生产规模、惊人的增长速度，促进投资地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调查证实了外资影响的扩散及其对投资地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的影响。
5.1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扩散
表4表明，29家企业除两家外，均使用数量不等（15%～100%）的国产零部件和原材料，其中15家（占51.7%）企业的国产化在50%及以上，10家（占34.5%）在70%及以上。样本企业较高程度的国产化，受多种因素影响：①国家鼓励国产化政策。尤其是中方控股企业多为国家参股，政府影响较大。此外，中方控股企业的中方多为国有大型企业，原有技术水平较高且有广泛供货网络。 故表中此类企业的绝大多数（73%）具50%以上国产化水平。②部门影响。食品制造、建材、 家用电器、电梯制造等部门的平均国产化较高，通讯设备（尤其是卫星通讯）、医药和机械行业则较低。③样本企业建立时间相对较长。由于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以占领市场为主要动机（注：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3 月对全国1066家外商投资企业的抽样调查，中国市场潜力是外商最为重要的投资动机（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3月28日第1版）。），较长运营时间可促使厂商发展国内供应商，以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扩大市场。
通过生产联系，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在投资地及相关地区扩散。零部件订购为国内厂商提供了发展机遇。29家企业中5 家拥有百家以上国内零部件供应厂。这些供应厂半数以上位于本市区，其它主要位于邻近省区。也有一些位于距离遥远的省份，如上海大众在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有20家，上海贝尔在广东、四川有7家国内零部件供应厂。 这些大型外资企业多数具有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甚至多个产业，带动一个地区、甚至多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效应。
表4 外商投资企业零部件及原材料国产化 （分企业， 国产化比例）*
Tab.4 Produc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ample companies
中方股权比例
部门
>50% 50% <50%
汽车制造业 60%* *90%0% 0% 30%
通讯设备
70% 70% 20%
10%
30% 30% 70% 70% 40%
电子,家用电器70% 70% 30%
30% 10%
15%
制药 70% 15%
机械 30% 50% 10%
建材 90% 67%
电梯制造
50% 60%
食品 100%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
* * 国产化比例以价值计；表中每个百分比表示相应的一个企业的国产化比例。
外商投资企业的国产化还促使其它跨国公司进入邻近地区，与国内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如天津摩托罗拉公司带动英国BOC公司、 日本三井高科技公司共约2亿美元的投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带动60 家汽车零部件合资厂家。 上海贝尔带动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公司的建立， 该公司1996年销售额达40多亿元。周庄镇是江苏江阴市的一个普通村镇，由于大众公司带动，德国公司相继与中方建立江南庆玛曼模塑有限公司、江南庆玛曼箱包厂和江南庆玛曼大型模具厂等，目前已形成“中国江阴德国工业园”。
5.2 外商直接投资对管理水平提高的影响
所调查企业均有一批当地人员参与管理。据粗略估算，29家企业中当地人员任中等以上管理人员的比例约80%左右。其中主要决策的当地参与程度与中方所占股份比例有关。中方具70%以上股份时通常占据董事长、总经理两重要职位；在50%～70%时，常拥有两重要职位之一；当在25%～50%时，多获得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职位；小于25%时，则很少获得高层职位。实例还表明，管理人员的当地化随企业建立时间而增加。
通过参与，当地管理人员学习、掌握了跨国公司先进的管理方式。其中在改善劳动组织和加强销售服务体系、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和成本方面更为明显。以1996年销售额居中国外商投投资企业第5 位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为例，中方在参与管理中学习和消化了美方的管理方式。在领导和决策体制上，把董事会做为最高权力机构；在财务管理上，发挥“管理会计”功能；在生产过程上，实行均衡生产；在质量管理上严格执行TQC；在劳动人事上，实行聘用制、合同制和职能工资制。 其它与大型跨国公司合资的企业的情形与此基本类似。
5.3 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水平提高的影响
29家企业中，90%以上引进使用先进技术。这些技术，有50%以上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作者调查及其他相关研究均表明[34]，外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在光纤光缆、通讯设备、自动化仪器仪表、彩色显像管、电梯、大规模集成电路、微型电机、轿车、药品、新型建材等方面最为明显。北京市工业部门通过引进外资，使63%的企业技术装备达到80年代后期国际水平；用了不到8年时间，完成了20～30 年的技术进步路程。天津市随着跨国公司投资，形成了以摩托罗拉为中心的通讯、电子产业技术优势；上海市大型跨国公司的带动，加强了其六大支柱产业的技术优势。
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方式以一次性转让为主，其次为引进硬件技术为主，两者合计占调查企业的58.6%（表5）。 这种引进方式尽管也有利于技术水平提高，但关键部分仍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与此相比，约占1/5的企业采用动态性技术引进。该类企业可不断更新技术， 当地技术人员也适当参与技术引进。4家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在中方促进下， 建立起研究与开发（R&D）机构。 它们对投资区域技术开发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对这4家跨国公司调查表明，R&D的设置与其在中国的市场拓展和盈利状况具明显联系。成功地占领国内市场，使其从中获取丰厚的收益，为高投入的R&D奠定了基础；而继续开拓中国及邻国市场， 需要开发适合消费者偏好的新产品，从而提出对R&D的需求。
表5 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转移*
Tab.5 Technology transferred in the sample companies
转移方式 企业数 占%
引进动态技术,免费更新6
20.7
一次性转让,开发受限制
10
34.5
主要引进硬件技术 7
24.1
建立R&D机构
4
13.8
以中方技术为主13.4
无技术注入13.4
总计 29100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
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对产品零部件质量需求较高，通过供货联系，这些企业的技术辐射也十分明显。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飞利浦公司等分别带动了北京市几十家配套厂，使其技术和产品质量迅速达到国际标准。上海大众、 上海贝尔、 上海理光的技术辐射达数十家至近300家国内企业。
所调查企业谈及对区域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多。所谈及的负面影响包括：中方在核心技术上介入困难，一些公司使用的技术并不先进；一些公司使用在发达国家淘汰的泰罗式管理方式；跨国公司转移价格影响当地的税收；个别企业受外方控制，国产化进展缓慢。此外，外资企业对当地同行国内企业冲击明显。
6 结语
本文的模型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中国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全国总体水平上，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外资占当地经济规模比例超过全国平均值的6个省、市， 外商投资变量与GDP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广东、福建、上海、 江苏的外资对经济增长均具较高的影响弹性系数（1.27～3.45）。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并非促使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变量。承认这些事实，有利于客观地认识外资的作用。
从较大的区域尺度看，与国际上同类研究结果相似，中国外资集中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但就省份而论，由于开放政策、边界邻近因素和密切的海外亲属联系，广东、福建这两个原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成了最为集中的外商投资地之一。这种经济格局，有利于减缓中国区域经济的省际差异。但是，随着两省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外资在这里及其他沿海发达地区的集中，会加大中国区域经济的省际差异。
对大型企业的调查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以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为主。大型外资企业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以及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有明显带动作用。不仅如此，通过与当地其他企业的产业关联，这些影响向更多的国内企业扩散，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企业实例还显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资企业国内联系较为广泛。这主要是由于所调查的大型外资企业多以占领中国庞大市场为建立目的，有利于国产化水平的提高。当然，并非所有外商投资企业均具如此影响（本文以大型企业为主的分析可能夸大外资的积极影响，即使在大型企业中，也有企业根本无技术引进）。外资对区域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有发现。区域决策者，应充分利用外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尽量限制其不利影响。
和多数国家一样，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具从原集中地向其他地区扩散特点，尽管这种扩散重点发生在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内。随着这种扩散，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应发生变化。此外，本文实例还揭示了外商投资通过产业关联对非投资地的影响，这些影响近及邻近省份，远及中西部偏远地区。认识这种影响，可以建议在那些目前难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中西部地区积极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生产联系，以此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并通过这种带动，创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条件。
收稿日期：1998—12—25；修订日期：1998—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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