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方音乐的研究现状及学科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现状及论文,我国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14)03-0059-14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但是近代音乐学的发展却十分年轻。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从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传统音乐学等传统音乐学科中走出，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兴起带来了极大的动力，少数民族音乐、世界音乐以及中国以外等其他民族音乐的研究开始受到了密切关注。显露出我国音乐学已经开始朝着纵深发展的良好趋势。尤其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亚洲音乐研究成了关注的重点。周知，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频繁，文化交叉复杂，研究中国音乐单从中国本身出发难以获得准确清晰的答案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也是学者们开始研究中国以外及其周边国家音乐的一个重要理由吧。我国关于东方音乐的研究在20世纪已经引起高度的重视。沈知白先生在五六十年代提出了东方音乐研究的思路，在我国形成了东方音乐研究的一波浪潮，出现了东方音乐的学习班，展开了对亚、非、拉地区的音乐研究。“文革”结束后该学科在我国急速酝酿、展开，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了首届东方音乐学术研讨会，云集了来自美国、日本、荷兰、韩国和我国等著名学者，探讨以亚洲为主的音乐现象。该学会去年在宁波大学又连续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第七届及东方音乐高端论坛)，集中而又深入地探讨了东方音乐的现象及研究方法问题。进入21世纪在全国多所院校开设了世界音乐的课程，上海音乐学院于2000年便开设了“东方音乐概论”的课程。此后在本科、硕士、博士多层面设置了不同内容、形式的课程。十几年来培养了不少的青年学者。 东方音乐的研究在我国还十分年轻，有着广泛的前景，研究成果也日显成熟，但是在我国它仍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内涵、定义、研究方式等还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之处，如何明确其定义，深入认识该学科的学理含义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东方音乐的“东方”一词来自于英语Orient，相对于西方Occident一词的地理概念，指的是地中海以东的地区，尤指亚洲地区。因此东方与亚洲两者虽然称谓不同，但研究对象是一致的。这里当然包含中国在内的亚洲音乐，尤其是丝绸之路的音乐。但是为了避免与中国音乐史学科领域的重叠，一般在学科的研究中避免有关中国音乐的部分。那么，关于亚洲音乐的研究现状以及该学科如何定位、建设问题是本文探讨的焦点。以下首先想梳理我国近年来对亚洲音乐的研究现状，其次再对东方音乐学科展开讨论。 为了总体把握亚洲音乐的研究现状，除大部分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外也收罗了一些介绍性文章、会议综述等，这是便于总体把握其研究现状。以下的文章尽其所能收集到2013年为止，但是由于范围过于广泛难免有所疏漏，希望这项研究在逐步完善中进一步做出准确清晰的考察，以能指明和把握我国的研究动态。 关于亚洲音乐的现象在我国的历史古籍中有着丰富的记载，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二十五史中除黄河流域的中原汉民族外，四夷之乐已被常态化的记录，也成为周边民族志的珍贵史料。但是将亚洲的音乐文化视为研究对象，并纳入一个学科领域，则是以欧洲殖民主义开始以后的事，他们以“异文化”的猎奇心态来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并以此为发端。19世纪末英国学者埃利斯以一篇《论各民族的音阶》开启了比较音乐学的端倪。接着德国的施通普夫、霍恩波斯特尔、库尔特·萨克斯等学者相继在德国建立了西方人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看非西方音乐的比较音乐学科。我国的王光祈是亚洲第一个比较音乐学者，他的《东西乐制之研究》(1936)、《东方民族之音乐》、《欧洲音乐进化论》开创了我国对东方音乐研究之先河。而后来日本学者对亚洲音乐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如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1930)、《南洋、台湾、冲绳音乐纪行》(1968)、《中国、朝鲜音乐调查纪行》(1970)。岸边成雄《东亚音乐史考》(1944)、《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1948)、《唐代音乐的历史的研究》乐制篇(1960～1961)、《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1982)，还有大量的论文、文集、音乐工具书的主编等。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的研究》(郭沫若译，1936)、《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潘怀素译，1957)、《东亚乐器考》(钱稻孙译，1962，1973)、《正仓院乐器的研究》(1964)；《唐代的乐器》(合著，1968)；《雅乐-古乐谱的解读》(1969)等，以及小泉文夫《日本的音阶》；黑沢隆朝《东南亚的音乐》(1970)等在亚洲音乐的不同领域展开了多视角深入的研究。 随着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加深和异文化认同呼声的高涨，近年来，对非西方艺术音乐的研究逐渐走向拓展和深化，其中也包括亚洲音乐。我国的亚洲音乐研究也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尤其是近30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将以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的地域划分为横轴，以历史、乐谱乐律、乐器乐人、音乐体裁、音乐教育、美学及思想、音乐现象等研究范畴为纵轴，试对我国的亚洲音乐研究状况作一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从目前所发表的论文、专著、硕博论文以及一些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来看，有关亚洲音乐的研究共收集有819篇/部①，就其分布来看有以下这些：东亚：439篇，占53.6％；东南亚：117篇，占14.2％；南亚：109篇，占13.3％；西亚：87篇，占10.6％；中亚：10篇，占1.22％。 亚洲音乐研究819篇
其中西化的来看分布如下： 1.东亚：439篇 a东亚与亚洲音乐研究：13篇；b日本：215篇；c朝鲜：110篇；d蒙古：70篇；e越南：31篇。 2.东南亚：117篇 a东南亚：22篇；b老挝：2篇；c柬埔寨：5篇；d缅甸：24篇；e泰国：12篇；f马来西亚：14篇；g新加坡：6篇；h印尼：25篇；i菲律宾：7篇。 3.南亚：109篇 a南亚音乐：2篇；b斯里兰卡：2篇；c巴基斯坦：4篇；d印度：95篇；e尼泊尔：4篇；f不丹：2篇。 4.西亚：87篇 a西亚音乐研究：8篇；b伊朗：6篇；c土耳其：1篇；d巴勒斯坦：2篇；e伊拉克：3篇；f阿拉伯：47篇；g阿曼：1篇；h格鲁吉亚：2篇；i伊斯兰：17篇。 5.中亚：10篇 a中亚音乐：3篇；b乌兹别克斯坦：2篇；c塔吉克斯坦：1篇；d哈萨克斯坦：3篇。 以上的这些研究罗列起来大致可以做一下的归纳。其中有些是深入研究，但不乏简单的介绍之文。 以下将从这些研究中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对东亚诸国音乐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音乐学者虽然已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然而东亚地区仍然是研究最为集中、成果最为丰富的区域。在以上收集的819篇/部论文著作中，东亚部分以439篇/部(53.6％)的数量占据整体研究的一半以上。可见这是一个关注度最高，值得重视的地域。下面将具体地看看这一地域的研究现状。 1.对日本音乐的研究 在东亚音乐439篇的研究成果中日本音乐研究有215篇(48.9％)，占据近半数。在东亚地区的研究占绝对优势。不难看出日本的音乐史料较全，资料上与中国有互补的特征有着重要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且涉及面宽广，整体研究水平高。以下将从多个方面来看其研究内容。 1)音乐历史 由于日本属东亚汉字文化圈一员，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影响。但同时又由于中日两国的民族习性、文化传承方式不同，异文化的接受与变迁以及澄清我国元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焦点。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中，赵维平相继发表了《从女乐和踏歌的音乐样式变衍看古代日本对中国音乐的接纳方法》②、《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对中国音乐的接纳与变衍——试析“女乐”》③、《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日本雅乐寮音乐制度的形成》④、《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日本音乐制度(内教坊)的形成与变衍》⑤、《唐乐在日本的历史变迁——从催马乐的拍子变迁观其日本化的过程》⑥等多篇论文，并于2004年出版专著《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⑦等，从历史学的视角对音乐体裁女乐、踏歌、催马乐；音乐制度雅乐寮、内教坊等展开深入的解析，力图理清中日两国于隋唐时期文化授受层在音乐传承、接纳过程中的文化触变问题。王耀华《琉球音乐对中国音乐受容的两种样式及其规律》⑧从旋律、歌词等具体音乐现象出发，阐述了文化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身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周显宝《试论古代日本吸纳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思想背景》⑨则以时间和地域为主线，探讨了中国哲学思想、礼乐文化、儒学与禅宗对日本的影响。刘全、马丽《论日本音乐文化发展进程中唐乐的影响》⑩归纳了唐乐在音乐内容和理论思想方面对日本的影响。此外张小梅的博士论文《唐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11)对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展开了深入全面的阐述，认为这一交流过程体现了两国对待外来音乐文化时所持有的包容性，其结果都深抵民族文化内核的新层次。 专著方面，张前的《中日音乐交流史》(12)以唐代为端始一直叙述至20世纪20年代，纵向地梳理了中日音乐交流的历史。该著涵盖乐器、乐谱、中国留学生、音乐社团以及学堂乐歌和日本学校歌曲的比较等研究，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赵维平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之外，还出版了个人论文集《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音乐文化流动》(13)及其新著《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14)体现了作者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组成了一个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音乐文化交融、流动的关系链，其中中日音乐的研究为其重要的研究部分。 2)乐谱乐律 对乐谱的研究一直是东亚音乐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徐元勇《中日古代乐谱比较述略》(15)、《流存于日本的我国古代俗曲乐谱》(16)略述了中日古代乐谱的异同并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特征以及流存于日本的我国古代俗曲乐谱的现状分析。陈应时《中日琵琶古谱中的“、”号——琵琶古谱节奏解译的分歧点》(17)对学术界长期争论的“、”号，用“掣拍说”理论予以阐释，并以《伊州》和《惜惜盐》的开头乐句为例展开分析，论述了“中日琵琶古谱”在节奏方面的解译之所以造成不一致的原因。应有勤《中日对古谱涵义和解译的比较研究》(18)着重就林谦三、叶栋、陈应时、席臻贯等四位学者对敦煌乐谱的研究理论和实际译谱进行了比对，分析了他们的译谱差异。并提出不同古谱相同曲子中的旋律比照是鉴别译谱的重要手段。吴国伟的《〈仁智要录〉与〈三五要录〉所阐述的中国乐调理论——十二世纪后期中国七声音阶在日本的应用》(19)，该文以藤原师长(1138～1192)编纂的两部乐谱集——《仁智要录》与《三五要录》为蓝本探讨中国唐代乐调在传入日本后于平安(794～1185)后期的应用状况。张前的《〈魏氏乐谱〉与明代的中日音乐交流》(20)一文阐述了明代乐谱传到日本的缘起，以及传至日本的乐曲和性质、乐器的种类等问题。郑锦扬《〈洋峨乐谱·坤〉所载〈漳州曲〉初探》(21)考证了《漳州曲》是流传于日本的一首乐曲，该曲与今存的闽南褒歌名曲《大溪出有溪边沙》有必然的联系。 在中日两国乐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徐荣坤的《关于日本都节、琉球调式成因及形成时期等问题的探讨》(22)在分析了都节调与琉球调式的成因后，认为两者并非是我国隋唐时期大量古谱传入日本后异化而成的乐调。陈应时《日本平均律理论的由来》(23)通过精确的数理解算，证明了三百多年前由中根璋在《律原发挥》中所创立的日本平均律理论并未受到中国明代律学家朱载堉“新法密率”理论的影响，而中国医学家张介宾的《律原》则是其平均律产生的催化剂。郑荣达《中日乐律调的比较研究》(24)对日本现存雅乐所用的律制以及六个调的基本形态入手，对于日本学者以往关于六调调高和中国与之相关调的渊源关系的认识提出了新的看法。音阶研究方面，刘富琳的《论琉球音阶》(25)通过对琉球音乐的全面分析，证实了三种琉球音阶的并存，而且以“sol、si、do、re、[#]fa、sol”音阶使用居多的观点。 3)乐器乐人 在日本传统乐器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但由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同，尽管同种同类乐器，其演奏法、音色趣味等差异巨大，显示出中日两国文化授受层的文化差异及认同异趣。这一研究也是解构中日音乐的重要渠道，就乐器而言所涉及的主要有琵琶、尺八、筝、筚篥、三味线等乐器。赵维平《从琵琶的历史传承看中日两国对传统文化的接纳方式》(26)一文通过对中日两国琵琶的发展演变的详细梳理，得出了两国间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接纳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孙丽伟《福建南音琵琶与日本琵琶比较两题》(27)则是一篇将不同地域的同种乐器进行对比研究的论文。中日两国尺八方面的研究屡见成果，应有勤的《中日尺八一脉相承》(28)、王建欣《中日尺八之比较研究》(29)、孙以诚的《日本尺八与杭州护国仁王禅寺》(30)、徐元勇、杨桂香的《中日尺八兴衰刍议》(31)、童春燕的《“尺八”小考》(32)等在不同的层面揭示出中日尺八的历史渊源、形制异同以及民族特征等深层问题。而闫林红《简论日本俗筝定弦法及其乐调系统》(33)、符丽琴《论中日两国筝流派的差异及其文化变迁原因》(34)、杨红《日本正仓院中唐传筝的复原》(35)等论文则分别论述了筝的乐调体系、流派和复原等问题。其中符丽琴的论文从两国筝流派形成的时间规律、原因和条件、部分音乐形态和传承等四个方面入手对中国21弦筝和日本13弦筝所各自形成的流派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王耀华《三弦艺术论》(36)在阐述我国三弦起源、传播、运用的同时，对冲绳三线、蛇皮线展开了全面的讨论。孙宁宁《日本三味线角色的形成及变迁研究——以地歌为中心》(37)则阐述了日本近代以来三味线在说唱艺术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地歌为视角全面论述了三味线在说唱艺术、戏剧音乐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乐人方面，徐元勇的《小泉文夫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38)、《小泉文夫与〈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笔记〉》(39)、较为全面综合地介绍了小泉文夫的研究成就。许志斌的《武满彻的风格与观念》(40)、《武满彻中期作品研究》(41)则十分深入地对武满彻的中期作品展开讨论，对其风格形成、观念使然的个性特征进行细腻的解剖。王翠《武满彻和声技法研究》(42)则对武满彻作品中的和声运用展开了全面的分析，揭开了一个亚洲作曲家在运用西方创作技法中的新路径，对我国的音乐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熊泽彩子《亚历山大·齐尔品与中日作曲家》(43)，聚焦于俄罗斯作曲家齐尔品远东地区访问的历史事件，考察了他对中、日作曲家在民族音乐风格创作中的支持及这一时期的活动历史。 4)音乐体裁 关于音乐体裁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赵维平《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对中国音乐的接纳与变衍——试析女乐》(44)、《从女乐和踏歌的音乐样式变衍看古代日本对中国音乐的接纳方法》(45)分别以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女乐、踏歌为切入点，以史料为基础深入地探讨了奈良、平安时期日本对中国音乐接受的现象，阐述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及其变迁的历史事实。金文达《传奇式的人物藤原贞敏——其人、其事及其乐器》(46)；欣立《藤原贞敏其人、其事及其乐器》(47)对平安时期传播中国音乐的重要人物——遣唐使藤原贞敏的历史还原。金文达的《日本雅乐研究》《日本雅乐的实质》(48)等文，对日本雅乐的内容、实质做出了详细的调查，展开了对日本雅乐真实问题的探讨。周耘的《黄檗宗声明之转调考略》(49)、《黄檗宗声明考——佛乐东渐研究之二》(50)、《黄檗宗声明(梵呗)东传过程中的变容原因之文化阐释》(51)分别对黄檗宗声明的音乐形态、传承过程和相关文化层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嘉雍群培的《窥商日本与西藏佛教传承及佛教音乐的异同》(52)分析了日本和西藏佛教的不同特征，认为日本佛教及其音乐显露出中国汉文化的特点，而西藏佛教却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日本“明清乐”是以中国传入的明清俗曲为主体，在日本文化背景下发展形成的一种日本传统音乐乐种。徐元勇《明清俗曲与日本“明清乐”的比较研究》(53)、郑锦扬《日本“清乐”兴衰初析》(54)和博士论文《日本“清乐”研究》(55)等是此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它们提示出我国明清乐在日本长崎地区的一个缩影。此外，王耀华《琉球御座乐〈福寿歌〉》(56)通过细致分析，对琉球人在接受中国音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接纳方式作了总结。蒲生乡昭著，周耘译《关于17世纪20～40年代的“三曲合奏”》(57)是我国日本音乐研究界较少涉足的三曲体裁的研究。明治维新之后，西洋音乐以前所未有的猛烈态势涌入日本，西洋歌剧也随即传入。片意欣《浅述日本歌剧发展的历史背景》(58)探讨了日本歌剧在西洋与本土音乐的碰撞和融合中发展的历史轨迹。马小芸的《世界钢琴音乐的一朵奇葩——试论日本近现代钢琴音乐》(59)和《日本近代钢琴音乐之流变》(60)梳理了一代代作曲家艰辛努力下开创并发展的日本钢琴音乐的成长历程。 5)音乐教育 中日两国在音乐教育发展上可谓渊源甚深，自学堂乐歌开始，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受到了很多来自日本的影响。又，作为两个具有深厚传统音乐文化底蕴而同样面临西方音乐冲击的国家，中日在传统音乐和现代西方音乐的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可为借鉴之处。因此，音乐教育一直是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论题。赵维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音乐创作与音乐教育》(61)对明治维新以来西方对日本传统邦乐发展、日本西洋作曲技术发展、作曲家群体产生、一般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发展极其重要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与细致阐述。宫宏宇《伊沢修二、文部省、唱歌、明治维新、西洋音乐——艾泼斯坦：“明治时期西洋音乐在日本之发轫”述评》(62)；李晓天《当代日本音乐教育及其启示》(63)；温和《从李叔同的歌曲创作看日本学校歌曲对中国学堂乐歌的影响》(64)；郑小瑛《日本音乐教育一瞥》(65)；张燕燕、李占红《试析日本音乐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培养》(66)、马小芸《试析日本师范音乐专业的钢琴教育》(67)、接晔《日本传统音乐文化的教学》(68)等论文对日本音乐近代化教育的起源、专门性问题的探讨以及近代日本音乐教育给我们带来的思考等问题展开论述。而将关注点投放于两国音教对比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徐元勇《中日“传统音乐”教育及教学内容之比较》(69)、许燕《中日音乐之教育文化比较》(70)、杨镇《从中日近现代音乐教育之变革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71)、张扬《中日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比较研究——以中国首都师范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公共音乐教育课程为例》(72)、邓颖《中日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学习领域的比较研究》(73)、金鑫《中日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课程目标的比较研究》(74)等都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6)音乐美学及思想 在探讨日本音乐美学时，通常会以某乐种或体裁为本体依托，由此出发得出相关审美旨趣。张嫒嫒《“能乐”的精神性与日本人的美学趣味》(75)抓住日本“能乐”具备强烈写意特性的特点，从“能”表演中的一动一静等细节入手，归纳出日本人的文化精神。张萌《悲玄之音——论日本邦乐的特征》(76)则围绕单个的乐意表现出单声、噪音、余韵等种种审美情趣的偏爱和在文化内涵上追求“和敬清寂”意境等的邦乐的审美特征为研究重点，总结出日本邦乐“悲玄”的审美特色。 在学术借鉴与学习方面，周显宝的《试述古代中日音乐文化的人类学前提》(77)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比较研究了中日音乐文化深层背景中的一个侧面，指出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含比较音乐学)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曾直接受益于日本民族音乐学的影响和帮助。杨民康《论日本民族音乐学对中国大陆音乐学术界的影响》(78)认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力图培养出自己可在国际学术界进行公平对话、对等交流和独立发展的能力，如今已经卓有成效，但它仍然是我们为之继续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沈小峰《中日音乐通史写法比较分析——读〈日本音乐史〉与〈日本音乐简史〉断想》(79)在详细描述本国音乐的同时，也简述相应时期主要东、西方国家音乐概况的做法对我国学者有所启迪。 2.朝鲜、韩国音乐的研究 朝鲜、韩国位居东北亚半岛与我国相邻，在历史上与我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关于朝鲜半岛的音乐研究目前收集有110篇(朝鲜50篇，韩国60篇，占东亚的四分之一)，在东亚的研究中仅次于日本。以下将逐次进行分析。 1)音乐历史 音乐史料、文献的研究较早地显露出两国间的研究端倪，是朝鲜的音乐史研究中重要的一项。宋芳松(金成俊译)的《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古代音乐史料》(80)主要从中国的正史中梳理出朝鲜音乐的内容，并对这些史料进行深入地解读与分析，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王小盾《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和音乐文献》(81)、王小盾、刘玉君的《从〈高丽史·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82)从史料、曲目、词调出发探讨了中朝的音乐关系及中国对古代朝鲜历史影响。赵维平《历史上朝鲜对中国音乐的接受与变迁》(83)、《朝鲜历史上乐器的形成、变迁及与中国的音乐关系》(84)是对朝鲜的高丽、朝鲜朝时期对中国音乐接受的具体解析，文章详实地论述了由中国传来的雅、唐(俗)乐与朝鲜本土乡乐之间近一千的历史变迁历程。乌兰杰《古代蒙古与高丽的音乐文化交流》(85)论述了古代蒙古和高丽的音乐关系、元代宫廷中盛行朝鲜歌舞等的交流活动。李未醉、江艳《简论古代中国与朝鲜的音乐交流》(86)、纪维剑《浅谈古代中韩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交融》(87)从音乐文化的流动方向及时代特色着眼，对两国的音乐交流作了整体性的探讨。林大雄《中国正史中的中朝音乐文化交流史料研究》(88)分四个部分来介绍中国正史中的中朝音乐交流史料，依据客观史实来探讨与删选音乐史料，并对其作出准确的鉴别和选择。 2)乐律、乐器、乐谱、乐人 我国对朝鲜的乐律、乐器、乐谱等具体音乐的研究还十分年轻，但近年来中韩两国在乐律学上的学术交流却十分活跃。陈应时《古代中国朝鲜的乐律图解》(89)分析了在古代中国和朝鲜的乐律学论著中有关律吕和宫调的图解，纠正了把古代宫调图中原本置于下方的“黄钟”改置于上方所造成的左旋、右旋和顺旋、逆旋相配时的错位。南相淑《韩国律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90)考察了朝鲜时期与律学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对当代韩国研究者们研究中出现的律管数值的错误予以纠正并全面梳理了韩国律学研究现状。郑花顺《朝鲜朝世宗代井间谱的创案原理》(91)、朴恩玉的《韩国的井间谱》(92)主要论述了朝鲜时期出现井间谱的历史、功能及其历史作用。 在乐器研究方面，朝鲜安岳坟壁画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韩国音乐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对我们探索中国音乐史也很有启迪。李惠求《朝鲜安岳第三号坟壁画中的奏乐图》(上、下)(93)针对相关发掘报告中的疑点、错误提出质疑，并对部分乐器图进行了较全面的考证。蓝雪霏《中国福建乐器和朝鲜乐器的关联》(94)就福建和朝鲜的共有乐器杖鼓、轧筝、筚篥和奚琴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追寻其历史关联。崔美鲜《中国，朝鲜，韩国伽倻琴音乐演奏的比较研究》(95)从三国同种乐器的演奏技法、演奏特色和乐器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近年来在朝韩音乐家研究方面梁茂春《中韩音乐交流的一段佳话——音乐家韩悠韩在中国》(96)《让音乐史研究活起来——关于音乐家韩悠韩的研究》(97)从韩悠韩的作品出发总结出他的歌剧、抒情歌曲和抗日爱国军歌方面的突出贡献。 3)音乐体裁及其他 关于音乐体裁的研究集中于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宫廷雅乐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趋向。宋徽宗时期中国的大晟雅乐传到了朝鲜半岛，并对其本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迟凤芝《中国雅乐在朝鲜半岛的传承与变迁》(98)、《朝鲜半岛对中国雅乐的接受、传承与变衍》(99)集中地以雅乐为事例对中朝两国的雅乐在使用功能、乐队编制、历史变迁等方面进行了交叉研究。相关的论文还有于新洁的《浅谈我国隋唐时期雅乐及燕乐对日本、朝鲜音乐文化的影响》(100)简要概述了隋唐时期雅乐、燕乐对日朝地区的影响。朝鲜的民族民间音乐也是这一领域中的重要一环。金洪琳《朝鲜民族“阿里郎现象”的研究》(101)是一篇对朝鲜阿里郎音乐的专论。阿里郎的旋律、节奏、表现形式在中、韩、朝三地的朝鲜族中有所不同，但是阿里郎的音乐却使朝鲜族人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李红梅《韩国“盘索里”音乐构成的研究》(102)和《历史与当代文明中韩国“盘索里”艺术的生成、变异及走向》(103)分别从“盘索里”的发声、唱腔以及它的长短节奏多方面来探讨“盘索里”音乐的构成，并通过对盘索里的解析，力求挖掘其内在的民族意蕴。关于音乐的结构问题全仁平(赵文编译)《中、韩音乐中的慢中快形式》(104)是以韩国传统乐中的灵山会相和散调的音乐形式为例，对照中国丝竹乐和鼓吹乐中的“慢中快”形式进行了中韩音乐比较。在曲名与乐调方面，李岩《朝鲜古代名谣〈箜篌引〉存疑续考》(105)考证了《箜篌引》的历史来源及其艺术形式，并依据我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的“阴”“阳”说及该体裁的悲剧性特征展开讨论。郑祖襄《〈洛阳春〉词调初考》(106)对传承于高丽朝的《洛阳春》一曲在词曲方面进行了源流考证，阐述了朝鲜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接受与演变。 3.越南音乐 越南虽地处东南亚半岛，但由于其文化形态属东亚汉字文化圈，历史上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一般将其列为东亚文化圈。由于资料的缺乏我国对越南音乐的研究相对比较薄。赵维平曾对越南作过比较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他的《越南宫廷乐采访录》(107)、《历史上的越南宫廷乐》(108)以及《从中越音乐的比较看越南宫廷音乐初期史的形成》(109)是从1995～1996年两次赴越南实地考察的研究开始，并结合其收集的大量越南古代音乐史料进行的一项深度的宫廷乐研究。考证了越南宫廷乐中的音乐体裁、音乐机构以及它们在越南宫廷中几百年历史变迁的轨迹。有关越南雅乐论文还有樊荣的《越南雅乐的历史》(110)从越南雅乐的历史出发呼吁中国雅乐重建的重要性。另外陈文溪(宫宏宇译)的《越南音乐的传统与创新》(111)，文章阐述了越南传统音乐的体裁、乐器、种类等，特别是20世纪以来传统音乐的文化适应与交融的问题。而美国学者泰瑞·米勒的《当代世界中的传统音乐——泰国和越南的两大对比模式》(112)则从一个民族音乐学家的视角来探讨如何看待深受中国音乐影响的越南传统音乐变迁的问题。另外还有些越南民间、流行及现代音乐的介绍文章，因篇幅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总之越南音乐的研究尚显不足。 二、东南亚音乐 东南亚音乐的研究共有117篇，占总数的14.2％。与以上的东亚音乐的研究相比明显减弱了，比较集中在乐器、乐舞、音乐形态等方面的研究。Pamela Myers-Moro著/姜宝海编译《泰国乐器与乐队》(一、二)(113)对泰国的乐器及乐队形式作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李庆荣《泰国北部山地民族的音乐形态》(114)、《泰国北部克伦族的音乐》(115)是对泰国北部山地民族及该地克伦族音乐的调查。李未醉《简论古代中缅音乐文化交流》(116)、《古代中国与泰国的乐舞文化交流》(117)、《论古代中国与马来西亚的音乐交流》(118)从史籍中梳理出中国古代与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现象。杨匡民《缅甸歌乐舞戏及其风格》(上、下)(119)则对缅甸的乐舞及其戏剧展开了详细的分析。罗艺峰《马来民间音乐的节奏模式与马来文化的深度结构》(上、下)(120)是对马来西亚民间音乐的节奏以及马来文化的深度剖析，与钟瑜合著的《音乐人类学的大视野——华南与马来民族音乐考察及比较研究》(121)则是一部对华南与马来民族在乐器、乐调、乐曲、乐舞等多层次展开实地考察的专著。王静怡《东南亚华人音乐的形成与来源——以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为例》(122)、《中国大陆传统音乐在马来西亚的传播》(123)、《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变迁》(124)等文章比较深入全面的探讨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传统与传承问题。朱海鹰《试论缅甸音乐的结构》(125)及其专著《东南亚民族音乐》(126)从缅甸音乐的研究延伸至东南亚诸国的音乐考察，尤其是后者从东南亚音乐的文化的总论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地域音乐的各论，全面深入地探讨了东南亚地区的音乐。 在东南亚音乐的研究中印度尼西亚音乐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分量，其中主要是对甘美兰音乐展开的讨论。应有勤《重新认识甘美兰的斯连德若音阶》(上、下)(127)则对甘美兰斯兰德罗音阶展开仔细深入地分析与探讨。饶文心《爪哇甘美兰乐器惯用分类的功能阐释》(128)、《中爪哇甘美兰的音体系与帕忒特》(129)、《甘美兰音阶的物质基础及其变异因素》(130)、《甘美兰的构成要素与表演原则》(131)等对甘美兰的乐器、乐律、音阶调式、构成要素等进行了多视角的论述。 三、南亚音乐 南亚共见有109篇文章，其中印度有95篇，占据了绝对的地位。这主要由于印度与中国相同，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并对亚洲诸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中对乐调、乐器、乐人、音乐交流等多层次展开探讨。张伯瑜《印度音乐的基本理论》(132)、《北印度的拉格及其结构》(133)，陈自明《印度“拉格”初探》(134)，张谦《北印度拉格释义》(135)、《试论北印度古典音乐中的即兴文化》(136)，安平《试论北印度古典音乐中锁闭形式的结构原则》(137)等文章对印度的基本乐理、调式体系、拉格的形式以及结构等问题展开讨论。另外，陈自明《拉维·香卡——来自印度的音乐使者》(138)、《印度的西塔尔琴与音乐大师拉维·申加》(139)、及张玉榛《关于印度音乐家拉维·香卡的研究现状》(140)、《和平之向往 拉维·香卡印西音乐交融研究——〈和平颂〉音乐学分析》(141)、《东方相遇西方——拉维·香卡印西音乐交融作品〈斯瓦拉·卡卡利〉音乐学分析》(142)、《古典与古典之交汇——拉维·香卡〈西塔尔第一协奏曲〉音乐学分析》(143)等文章集中地对印度演奏家拉维·香卡的音乐及其作品进行分析与阐释。印度的乐器也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领域。陈自明《印度鼓乐的魅力》(144)、张玉榛《印度民族乐器之魂——西塔尔》(上、下)(145)、满源《无以言表——西塔琴》(146)等对印度的乐器的表现力及个性展开论述。而古代印度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类的研究也受到了关注。常任侠《中国音乐与印度音乐在历史上的关系》(147)、李雁《隋唐宫廷中的印度乐》(148)、龚蓓《隋唐宫廷燕乐中的印度乐》(149)、张健《关于唐代传入骠国乐的几个问题》(150)以及金文达《对古代中印音乐文化交流中的某些问题的再探讨》(续)(151)等唐代宫廷音乐中的印度乐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并对古代中印间的历史交往展开了探索。关于印度乐的研究中还有关于文化传承、音乐教育、舞蹈魅力等文章，因篇幅关系不一一列述。 四、西亚诸国音乐 西亚音乐的研究共有87篇，占亚洲音乐研究的10.6％，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其中阿拉伯音乐有47篇，伊斯兰音乐17篇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在这一项的研究中音乐的历史、音乐体裁、地缘宗教等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命题。柘植元一(周耘译)《西亚的音乐文化》(152)、郝军《元代回回国所进乐器论略——兼议伊斯兰音乐文化之东流》(153)、柘植元一(阿不都赛米·阿不都热合曼译)《萨珊王朝波斯乐器和它的东渐》(154)、俞人豪《先伊斯兰时代西亚北非的音乐文化》(155)、金文达《伊朗的音乐》(156)、蔡伟良《阿拔斯时期的阿拉伯伊斯兰音乐》(157)、墨翰《阿拉伯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158)、马建春《元代的回回乐器与乐曲》(159)、姜萍、江枫《阿拔斯王朝时期的阿拉伯伊斯兰音乐述论》(160)等文章都从历史的视角对西亚、北非的音乐的来龙去脉，尤其对伊斯兰、阿拉伯音乐形成及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展开论述。然而这一地区比较突出的是伊斯兰音乐与宗教的关系，其中阿拉伯与伊斯兰、不同地域的伊斯兰音乐以及伊斯兰音乐中俗乐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文红《传统悠远的宣礼歌——认识伊斯兰教音乐》(161)、晨光《漫谈伊斯兰教音乐与回族宗教音乐》(162)、屈文焜《“花儿”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163)、马兰《伊斯兰教和音乐》(164)、纳光舜《阿拉伯-伊斯兰音乐及其影响》(165)、周菁葆《伊斯兰文化中的典型音乐——木卡姆》(166)等文章都从不同的视角、地域来探讨伊斯兰宗教音乐与体裁、乐种的关系问题。而赵维平、王雅婕《伊斯兰音乐并不等于阿拉伯音乐》(167)则从伊斯兰音乐在阿拉伯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出发梳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伊斯兰是宗教而阿拉伯是种族与地域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关于西亚地区音乐的研究还有关于乐器、体裁、乐人等方面的研究。 五、中亚地区的音乐 中亚地区主要系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我国学者对这一地域的音乐研究成果不为多见，显得十分贫弱。能见到的文章只有10篇，只占1.22％。除了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外，主要有赵塔里木《中亚东干民歌——中国民歌史的活材料》(168)、《中亚东干人关于民歌的概念和分类法》(上、下)(169)、《在中亚的东干人与中国西北回民中流传的民歌——〈高大人领兵〉的异文化比较》(170)十分深入地展开对中亚东干民歌的调查与研究。武宇林《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171)是江西北的民间花儿与吉尔吉斯斯坦中回族文化的比较研究，考证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而汤君《中国隋唐燕乐与中亚音乐的关系》(172)则从我国隋唐宫廷燕乐的形成与中亚诸国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列举了宫廷燕乐中的安国、康国、米国、何国等的乐人、乐曲、歌舞等的因素及其贡献。 以上主要对我国汉文资料中亚洲音乐研究状况作了概要性的分析。纵观我国的亚洲音乐研究状况，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1.研究地域广泛、内容复杂。它与西方体系化的音乐形态不同，亚洲音乐因地域、种族、环境、习俗的不同内容极其复杂、形态多样；2.研究方法和角度多样、涉猎面广。由于音乐形态的复杂，音阶、音律、乐器、乐舞等形态多样又缺乏明显的系统性，研究视角明显增多，涉及音乐与文化的面较广泛；3.研究分量较多地集中在东亚。在所收集的819篇文章/著作中东亚占一半以上(439篇，53.6％)，而东亚部分对日本音乐的研究比例是最大的。可见日本在史料、文化交流以及相互影响方面与中国有着深刻的关系；4.不得不指出的是在研究深度上呈不同态势。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有调查有分析，观点犀利以理服人的优秀论文，但是浅层次的介绍性文章，重复、抄袭现象仍随处可见；5.研究文章中显现出东亚居强，其他地区显弱的格局。尤其是西亚、中亚地区的音乐研究为不成比例的贫弱，期待尽快能弥补这种缺憾；6.从事研究的学者比较集中，人数十分有限，它与目前全国音乐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数量相较不成比例。期待有更多的优秀学者产生，有更出色的研究成果出现。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三十多年，在教育、科研上的投资逐年增多，但是亚洲音乐的研究仍处于浅显、较低的研究水平，优秀的研究者非常有限，一支年轻的学术队伍的养成迫在眉睫。东方学在20世纪初已经在我国的史学、宗教、哲学、美术、建筑等领域广泛的展开，成绩斐然。而音乐界探索却不尽人意，远远落后。这里存在着诸多因素，其中东方语言学的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能够深入理解某一国家、地域的文化、历史、风俗以及与学者间的沟通、对话，畅通的语言媒介是一个基础环节，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泛泛而论。同时分析体系的建立迫在眉睫。东方与西方音乐体系相距甚远，如何建立亚洲不同文化圈的分析体系至关重要。其中乐学、律学、音体系以外，音乐的表现功能、发声法、音体系概念以及审美趣味差异巨大、各具特征。如何把握这些具体的音乐分析方法是揭开这些地区音乐的钥匙。我国对亚洲音乐的研究尽管走过了一段可喜的路程，建立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是如何深化，建立有体系性的学科认识仍然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中国是东方的一个文化大国，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对亚洲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我们在关注于本国的文化研究之外，与我国密切相关的亚洲音乐是我们必须关注、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 注释： ①在收集过程中从公开出版的音乐类杂志、学报、专著、报刊以及中国知网等各种方法检索，时间至2013年为止，尽管倾其所力但疏漏不全之处在所难免，这将在今后研究中逐渐完善。 ②赵维平：《从女乐和踏歌的音乐样式变衍看古代日本对中国音乐的接纳方法》，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③赵维平：《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对中国音乐的接纳与变衍——试析“女乐”》，载《音乐艺术》，1995年第3期。 ④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日本雅乐寮音乐制度的形成》，载《音乐艺术》，2000年第3期。 ⑤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日本音乐制度(内教坊)的形成与变衍》，载《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 ⑥赵维平：《唐乐在日本的历史变迁——从催马乐的拍子变迁观其日本化的过程》，载《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 ⑦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⑧王耀华：《琉球音乐对中国音乐受容的两种样式及其规律》，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4期。 ⑨周显宝：《试论古代日本吸纳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思想背景》，载《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2期。 ⑩刘全、马丽：《论日本音乐文化发展进程中唐乐的影响》，载《日本研究》，2006年第1期。 (11)张小梅：《唐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 (12)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13)赵维平：《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音乐文化流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14)赵维平：《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15)徐元勇：《中日古代乐谱比较述略》，载《音乐探索》，2001年第3期。 (16)徐元勇：《流存于日本的我国古代俗曲乐谱》，载《黄钟》，2002年第2期。 (17)陈应时：《中日琵琶古谱中的“、”号——琵琶古谱节奏解译的分歧点》，载《音乐艺术》，2002年第1期。 (18)应有勤：《中日对古谱涵义和解译的比较研究》，载《音乐艺术》，2002年第1期。 (19)吴国伟：《〈仁智要录〉与〈三五要录〉所阐述的中国乐调理论——十二世纪后期中国七声音阶在日本的应用》，载《黄钟》，2002年第3期。 (20)张前：《〈魏氏乐谱〉与明代的中日音乐交流》，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21)郑锦扬：《〈洋峨乐谱·坤〉所载〈漳州曲〉初探》，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22)徐荣坤：《关于日本都节、琉球调式成因及形成时期等问题的探讨》，载《音乐研究》，1998年第2期。 (23)陈应时：《日本平均律理论的由来》，载《音乐研究》，2005年第2期。 (24)郑荣达：《中日乐律调的比较研究》，载《黄钟》，2007年第1期。 (25)刘富琳：《论琉球音阶》，载《交响》，2001年第3期。 (26)赵维平：《庆贺钱仁康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27)孙丽伟：《福建南音琵琶与日本琵琶比较两题》，载《音乐研究》，1998年第2期。 (28)应有勤：《中日尺八一脉相承》，载《交响》，2004年第3期。 (29)王建欣：《中日尺八之比较研究》，载《音乐研究》，2001年第3期。 (30)孙以诚：《日本尺八与杭州护国仁王禅寺》，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31)徐元勇、杨桂香：《中日尺八兴衰刍议》，载《音乐探索》，2002年第2期。 (32)童春燕：《“尺八”小考》，载《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3)闫林红：《简论日本俗筝定弦法及其乐调系统》，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4)符丽琴：《论中日两国筝流派的差异及其文化变迁原因》，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 (35)杨红：《日本正仓院中唐传筝的复原》，载《乐器》，2008年第5期。 (36)王耀华：《三弦艺术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 (37)孙宁宁：《日本三味线角色的形成及变迁研究——以地歌为中心》，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 (38)徐元勇：《小泉文夫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载《中国音乐》，1998年第1期。 (39)徐元勇：《小泉文夫与〈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笔记〉》，载《人民音乐》，1998年第3期。 (40)许志斌：《武满彻的风格与观念》，载《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1期。 (41)许志斌：《武满彻中期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 (42)王翠：《武满彻和声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43)[日]熊泽彩子：《亚历山大·齐尔品与中日作曲家》，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44)赵维平：《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对中国音乐的接纳与变衍——试析女乐》，载《音乐艺术》，1995年第3期。 (45)赵维平：《从女乐和踏歌的音乐样式变衍看古代日本对中国音乐的接纳方法》，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46)金文达：《传奇式的人物藤原贞敏——其人、其事及其乐器》，载《交响》，1987年第3期。 (47)欣立：《藤原贞敏其人、其事及其乐器》，载《音乐研究》，1988年第2期。 (48)金文达：《日本雅乐的实质》，载《音乐研究》，1993年第2期、1994年第2期、1995年第1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2、3期。 (49)周耘：《黄檗宗声明之转调考略》，载《黄钟》，2002年第3期。 (50)周耘：《黄檗宗声明考——佛乐东渐研究之二》，载《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1期。 (51)周耘：《黄檗宗声明(梵呗)东传过程中的变容原因之文化阐释》，载《交响》，2003年第2期。 (52)嘉雍群培：《窥商日本与西藏佛教传承及佛教音乐的异同》，载《黄钟》，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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