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宋元文人对“不遇”的态度看其人格典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文人论文,典范论文,人格论文,看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宋、元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三个重要时期，在这三个时期，诗、词、曲达到了繁盛的顶峰，并分别以“一代之文学”屹立于中国文学之林，一大批著名的作家、作品应运而生。尽管某一时代、某一时期的作品在具体创作方式及风格上各具特色，但就其主体精神来看，却往往呈现出属于这一特定时代或时期的某种共同的东西。透过这些共性，我们往往能寻绎出属于某一时代或时期的文人的独特的人品人格。在这篇文章里，笔者讨论的是“感士不遇”这个共同主题在唐宋元三个时代所引发的文人对仕途功业及理想人生的不同态度，及其由各自不同的态度建构起的不同的人格典范。
大体上说，唐人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以执着热烈的入世精神为主导，在“不遇”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充满希望的“待时”，在功业与闲话的问题上，是首先“功成”，然后再谈“身退”。其“兼济”入世之心极其强烈。可以说，讴歌理想、追求功业与批判现实、揭露黑暗正是唐人“兼济”之心的两极，它们同样以热烈、执着、慷慨为出发点。
而宋人更注重高尚的人格精神的自塑，其顽强坚毅、独立不移的品格表现极为明显。当然，由于靖康之难造成的社会状况的特殊变化，北宋与南宋文人独立坚毅的个性又分别呈现出旷达与深沉的两端。具体来说，北宋人不以得失挂怀，所以当其不遇时，既没有唐人那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左迁至蓝关系侄孙湘》）的深悲，也没有“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愤激，而是以淡泊宁静之心笑面人生的惨淡与险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其人格典范的最好注脚。而南宋人生当山河破碎之时，其深沉的气质源于一种厚重浓烈的民族感情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所以他们能够冷眼面对挫折，无怨无悔地执着于民族中兴的事业。总体来说，与唐人相比，宋人显得更加成熟，更具有理性色彩。
如果说唐人宋人都表现了传统儒家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那么元人就恰恰走到了反面，这就是对传统儒家人格和理想的彻底背叛。他们把历史上的圣君贤臣、忠臣义士一笔勾销，将儒家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彻底推倒，然后将人生的价值转移到世俗的享乐适意上。屈原曾引以为自豪并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刻影响的“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离骚》）的品质变成了彻底地放纵自己。元人在“不遇”时，是那么放肆地狂歌醉舞，指天骂地，玩世不恭，与唐人宋人完全不同，它不是坚毅，而是对抗；不是顺任自然，而是强烈的逆反心理。这也正表明传统文人的人格典范至元代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代文人们苦心经营的高雅的品格、崇高的节操已让位给世俗的享乐，人的社会性被还原为人的自然本性，并且由于这份享乐和人的自然性的复归，使得这种新的人格典范与普通人的平凡的生活和情感更加贴近，从而显得格外的神采飞扬。
在以下的篇幅中，笔者从唐、宋、元三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入手，以言情和言理作为两个切入点，并结合特定的历史因素，探讨几种人格典范的成因及其表现形式。
首先就言情看。“豪”是唐人宋人元人的共通之处，但这个“豪”字在不同的时代所包蕴的深层内容又各不相同。在唐代，“豪”与豪迈、高亢、慷慨相连结；在宋代，“豪”主要表现为胸怀胆荡、坚韧不拔；而元人的“豪”却是任情恣性。具体落实到“感士不遇”这个主题上，则表现为对政治清明的“时”的期待与否完全不同。唐人所求在“外”，所以不曾失去对理想的“时”的期待；宋人所求在“内”，所以并不特别看重“时”对自己的影响，也就不对“时”给予特别的期待。他们所执定的是自己的理想信念，所以能独立不移地承受苦难挫折，从而表现出崇高的人格品节。发展到元人，他们对“时”已彻底绝望，于是把源于悲剧时代的巨大的悲愤情感转化为一种完全的弃世和自我放纵，在前人鄙弃的、不屑的世俗生活中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人格与追求。
唐帝国的前期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这种雄强的时代对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发起唐人浓烈的时代自豪感，为此他们树立起强烈的使命感和自信心以及昂扬奋发、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就文化思想看，儒与侠二者在唐人身上得到了最生动最充分的展现，二者相互促进，最终构成了唐代文化思想的基本特征，即对“济苍生、安社稷”这一理想和目标的热烈执着的追求，所以唐人的性格是外向的、慷慨豪迈的。这一辉煌时代所塑造的人格典范一直影响到安史乱后的大唐帝国，无论何时，文人们以反映现实、干预政治、兼济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都没有改变。白居易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韩愈则“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李贺也曾唱出：“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的豪迈之音……
虽然建功立业是唐人永恒的目标与理想，但是通往功业的仕宦之途并不平坦，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对待“不遇”的问题。总体来看，唐人对“不遇”的基本态度是不甘心，不放弃，所以其作品总是愤激与自信并存，痛楚与希望同在。他们坚信总会实现“申管晏之谈，谋帝国之术”（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理想。正是基于这种自信，李白在不遇时，既有一份“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岸，也有一份“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远别离》）的悲愤，但在“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长声叹息后，却依然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杜甫许身稷契，“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其诗歌“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份乱”（《原诗·外篇》上）的情感，其入世之执着，忧思之深广，诚为后世之楷模。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一贬再贬，此间诗文虽不胜哀怨悲苦之音，但仍未放弃革除弊政、治国安民的思想。作于永州贬所的《送薛存义序》针对当时的官吏“受其直，怠其事”，“又从而盗之”的情况，指出官吏应当是“民之役，非以役民”。同时的《捕蛇者说》寓政治见解于叙事之中，认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并点明作文的目的在于“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其悯时忧民之意渗透于字里行间……
与唐代的自由开放不同，宋代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严重地压抑了宋人的个性与才能。虽然朝廷采用了“重文轻武”的用人政策，但又让众多官吏彼此牵制，致使政治机构日益僵滞，而冗官、冗兵、冗费又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的枯竭。同时，“守内虚外”的国策，使宋王朝一开始就暴露出软弱性：“志在好生，宁甘屈己；书币土地，一一曲从。”（《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九）“天下之势弱，而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叶适《论纪纲疏》）这样，国家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从一开始就在文人心头留下了深深的阴影。虽然宋人仍禀承着我国知识分子兼济天下、忧国忧民的优秀传统，并把变革付诸实践，但专制保守的宋王朝只求苟安，无意进取，范仲淹、王安石发起的政治革新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随着党争的持续，改革的实质日益蜕变，政治上排斥异己的活动逐渐加剧。“（蔡京）内结中宦，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党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己，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宋史·常安民传》）。面对险恶的宦海风波，北宋人所持的态度一方面是“屈于身而不屈于道，虽百谪而何亏”（王禹偁《三黜赋》），表现出独立不移、坚贞自守的品格；另一方面，“不遇”并不曾使他们一落千丈地悲叹，而是出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遇而安、泰然处之的态度。所以，当欧阳修身受贬谪时，既不乏“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戏答元珍》）的傲岸倔强，也怀有一种“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的洒脱。苏轼认为：“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岂复为之欣喜爱恶而累其真欤？”（《江子静字序》）“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因此，他能够做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莫听穿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常羡人间》）。这种“乐”已超越了一般情感上的“乐”，它是一种抛开眼前利益的“轻去就，随卷舒，富贵不可诱”、“毁誉不以屑”的“达人之节”（欧阳修《送方希则序》）。正如苏辙所说：“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决。”（《黄州快哉亭记》）正是在这种“乐”的支配下，北宋人虽遭挫折，却仍唱出了“黄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苏轼《东坡》）、“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黄庭台《竹枝词》）的高歌。而靖康之难造成的残酷现实使南宋人将深沉的爱国情怀与忠义之
心化为对恢复故土、报仇雪耻的执着追求，所谓“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陆游《太息》），“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尚一日而忘胸中”（谢尧仁《于湖词序》）。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南宋文人的品格节操就表现在愈是受到排挤打击，愈是饱尝磨难，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就愈是坚定。在逆境中，他们从未沉沦，而顽强地求奋进；在痛苦中，他们不求超脱，而坚毅地抗争：“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陆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辛弃疾《贺新郎·老大那堪说》）……
时至元代，汉人至尊的地位被彻底打碎，民族歧视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全国人口被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至元二年(1265)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噜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从而确立了蒙古人的至尊地位。同时，传统文人的进身之阶——科举入仕的道路也遭到破坏。元初科举中断了七十余年，直到仁宗始行科举，但其科举依然贯穿了民族歧视的政策，如蒙古、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南人则考三场。“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元史·选举志》一）而且实际上习儒者得官少，由刀笔吏得官者多。“自至元以上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者，得入台阁共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余阙《杨君显民诗集序》）元代儒士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使“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余阙《贡泰父文集序》）。在这种情况下，沉重的失落感、被弃感便不自觉地涌上元代文人的心头。偌大一个社会，竟找不到出路，寻不到自己落脚的位置，更不要谈什么理想抱负！元人的内心积郁起满腔的悲恨愤懑：“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靡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他们于是对功名作了彻底的否定：“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发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贯云石[双调·清江引]）；“取富贵青蝇竞血，进功名白蚁争穴。虎狼丛甚日休？是非海何时彻？人我场慢争优劣。免使傍人作话说，咫尺韶华去也”（马谦斋[双调·沉醉东风]《自悟》）。元人的处世原则变成了“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尺樽前有限杯”（白朴[中吕·阳春曲]《知几》）；“身不出敝庐，脚不登仕途，名不上功劳簿”，“任江山谁做主”，“快活煞闲人物”（汪元享[中吕·朝天子]《归隐》）。这是对传统儒家“兼济”精神的大胆背叛，儒家的“克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苍天负我，我负苍天”（乔吉[双调·殿前观]《里西瑛号懒云窝自叙有作奉和》）的愤激声中被一笔勾销。在他们的眼中，功名富贵全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既然社会已被他
们看了个透，他们又该怎样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元人选择了玩世避世的态度，所谓“伏低伏弱，装呆装落，是非犹自来着莫。任从他，待如何”（陈草庵[中吕·山坡羊]）；“休争闲气，都只是南柯梦里。想功名到底成何济，总虚华几人知，百般乖不如一就痴，十分醒争似三分醉”（无名氏[南吕·玉娇枝过四块玉]）。他们不再用儒家的伦理纲常来约束自己，他们既不取“兼济”一途，也抛弃了“独善”一格，传统的积极进取、修身洁行的品质为他们所不屑，相反，他们公然以世俗的享乐与之对抗，将传统文人所不齿的“放浪形骸”作为自我夸耀的资本。关汉卿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贯云石“东村醉西村依旧，今日醒来日扶头，直吃得海枯石栏恁时休。将屠龙剑，钓鳌钩，遇知音都去做酒”（[中吕·红绣鞋]）；无名氏将“紫袍，战袍”与“农夫”作了一个对比后说：“不识长安道”，“无烦无恼。卧东窗日影高，芭棚下饭饱，麦场上醉倒，快活煞村田乐”（[中吕·朝天子]）。
元人这种散诞放浪、自由舒展的人格典范绝然不同于唐宋。唐宋人在不遇时，都不乏自强奋争的气质，无论是李白式的愤激，杜甫、陆游、辛弃疾似的深沉，还是刘禹锡、苏轼似的旷达乐观，柳宗元、李商隐似的感伤，都不曾将“世”作为抛弃的对象，都不曾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世”。而元人则是彻底的叛逆，当然，这种叛逆并非心甘情愿，它的深层乃是巨大的悲哀愤恨。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就曾指出，元散曲“面子疑于放倒，骨子弥复认真”，这说明元人的叛逆、放倒、散诞其实是一种不得已，是由不甘的愤激与无奈的悲恨共同催生的。
从表面上看，北宋人与元人都在追求一种“适意”，但其内核却有根本的差异。北宋人的“乐”建立在“心适”这个基础上，即超然物外，随物赋形，其人生的境界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而元人的“乐”则是退避到世俗生活中去寻找“身适”，与烟花、美酒为伴，事实上，在貌似颓废的背后，却正是一份无法的牵挂。可以说，北宋人的乐是由内心深处衍生出来的，而元人的乐则是由外在的某种享乐、甚至自我的麻醉刺激来维系的，所以前者更多地表现为冷静、淡泊，后者更多地表现为激切、燥动。
其次就言理看。古人在失意时，常常会求索历史或探究宇宙，并找到历史与现实、宇宙与人生的切入点，或借古喻今，表现其哀愤孤激之思，或悟出哲理，得到慰藉，从而解脱痛苦，排遣矛盾。唐宋元人在“不遇”时几乎都这样做了，只是他们所得出的结论都有较大的差异。
在唐人，常有回顾历史时自我激励的声音：“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李白《梁甫吟》）“傅说版筑臣，李斯鹰犬人。歘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李白《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当然也有对人生短暂的慨叹：“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还有对个人遭遇的凄楚：“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李商隐《安定城楼》）；也不乏物是人非的感慨：“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曾堕入颓废消沉中，这正是唐人的基本精神所在。此外，唐人也常借眼前景寓心中事，如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和“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寄伤微之……》），运用对比手法，在豁达襟怀的背后隐含着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和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柳宗元的《江雪》借冰天雪地中老渔翁“独钓寒江雪”的情景，寄托了自己在政治改革失败后仍清高孤傲、凛然不可侵犯的品格。作于永州贬所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
为类”自况，显示出自己特立独行、“悠悠乎与颢气俱”的人格品节。这种傲然独立、卓尔不群的人品对宋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宋人的人格典范。
宋人在瞻顾历史时，虽也曾发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慨叹，但它所引导的终极目标却不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诗十九首》）的消极颓废，而是珍惜人生把握人生的要求。王安石在歌咏昭君事迹时，既有“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的叹愤，也有“人生乐在相知心”的点睛之笔（见《明妃曲》二首）。苏轼被贬黄州，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想起周瑜、曹操等人的英雄业迹，不由发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叹，但最终还是用“变”与“不变”的哲理归结到：“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表现出不以个人得失、荣辱、忧乐为怀的旷达乐观的思想，这也正是北宋人的品格所在。南宋人生当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时，历史遗迹常被借用来表现他们对国家赤诚的忠爱和“英雄欲死无战场”的无限悲凉，其深沉忠贞感人至深：“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南乡子·何处望神州》）；“《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游《书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总之，唐人也罢，宋人也罢，在反观历史、探究人生时，都不曾走向消极，对于生活、对于现实，他们始终保持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元人却不同，在他们看来，社会既已抛弃了他们，他们也就反过来抛弃社会，所以当他们回首历史时，既得不到珍惜时光、积极有为的激励，也不可能达到超脱无累的境界。从历史中，他们悟出的道理只有一个，这便是一切都是虚，一切都是空：“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马致远[双调·夜行船]）；“将古来英俊评跋，谁才能谁霸道谁王佐，只落得高冢麒麟卧”（曾瑞[正宫·端正好]《自序》）……这与前人对历史的评判是全然不同的，如前所述，唐人宋人面对历史都有过物是人非之叹，但其落脚点却在于“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即借历史总结出可资借鉴的规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并每每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来警醒当世：“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但元人回顾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秦宫汉阙豪奢，到如今实难曰。伤嗟些土尽灰竭，叹消磨多少贤哲豪杰。百代功名，千年志节，半霎南柯，一梦胡蝶”（无名氏[中吕·齐天乐过红衫儿]《玩世》）；“试将历代从头数，忠孝臣、贤明主，泉下土”（刘时中[南吕·四块玉]）。按照他们的逻辑，功业总是虚幻，生命极为短暂，所以只有尽情享受、放纵生命才不负这可怜的一生。于是，翻开他们的集子，无非是：“不管人间事，争甚么半张名利纸”（马致远[双调·清江引]《野兴》）；“人生七十古来稀，图甚的，樽有酒且舒眉”（无名氏[中吕·喜春来]）；“跳出这蚁穴蜂衙，再不入虎窟龙潭”（王仲诚[越调·斗鹌鹑]《避纷》）。
值得注意的是，唐人与元人在感叹宦海风险时似乎有极相似的地方，这里仅以李白的《行路难》其三与张养浩的[双调·沉醉东风]为例：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
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张柬之老来遭难，把个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懒。（张养浩）
他们都看到了古来英雄执着于功名的可悲结局，但李白的指向是“功成身退”，他是把“功成”作为“身退”的必备条件。虽然他也说“何须身后千载名”，但“生前”不仅只需对酒，还更要建立功业，这也正是唐人积极入世的精神所在。元人则对“功名”本身作了否定，所谓“功，也是谎；名，也是谎”（刘时中[中吕·山坡羊]《与邸明谷孤山游饮》），这样，人生就失去了外在的追求，于是元人便把人生的意义回复到世俗享乐上：“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关汉卿[南吕·四块玉]《闲适》）；“梨花树底三杯酒，杨柳阴中一片席，倒大来无拘系。先生家淡粥，措大家黄齑”（马致远[般涉调·哨遍]《半世逢场作戏》）；“铁笛儿在牛角上挂，酒瓢儿在渔竿上插，诗囊儿在驴背上跨。眼底事抛却了万万千千，杯中物直饮到七七八八。欢百岁谁似咱，哈哈，要罢便罢，分付与风月烟霞，准备着归家来耍耍”（无名氏[小石调·归来乐]）；“百年风月供谈笑，可怜人易老，乐陶陶尘世飘飘。醉白酒眠牛背，对黄花持蟹螯，散诞逍遥”（张可久[双调·水仙子]《秋思》）……
苏轼曾说：“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于潜僧绿筠轩》）黄庭坚说：“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嵇叔夜诗与侄榎》）可以说，“脱俗”是宋人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元人的特异之处却正是“入俗”。宋代词人柳永的作品被认为是俗文学的代表，他本人备受文人士大夫的鄙薄，但比起元人泼辣、大胆、放肆的“俗”来，他又算得了什么呢？柳永不过是用了平铺直叙的手法，加之细腻而又具体生动的描写和一份怜香惜玉之情，应该说，其俗词是充满了温柔意绪的。而元人则以“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直煞得花残柳败休”自夸（见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钟嗣成的[正宫·醉太平]写道：“绕前街后街，进大院深宅。怕有那慈悲好善小裙衩，请乞儿一顿饱斋，与乞儿绣副合欢带，与乞儿换副新铺盖，将乞儿携手上阳台，设贫咱波奶奶。”其以俗自赏的特色十分突出。它如徐琰的[双调·蟾宫曲]《青楼十咏》，从《初见》、《小酌》、《沐浴》一直写到《临床》、《并枕》、《交欢》，写出了“受用千般”的感觉。
虽说元人玩世不恭的背后是对社会的愤恨，但无论如何，他们完全地抛却了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感，其市俗化的人格典范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社会与个人脱钩、并强调个人的意义超过社会意义的起点。
以上简要探究了唐、宋、元人的人格典范，作为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唐、宋、元在我国文化思想史及文学史上都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唐宋时期将我国“兼济”、“独善”的传统儒家精神推向高潮；另一方面，元代又将个人性情的发抒、个人欲望的满足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从而开启了后代用“情”来对抗“理”、张扬个性、独抒性灵的先河。而这三个时代的文人所建构起的人格典范也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