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阳楚的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新农”教育的启示_晏阳初论文

颜阳楚的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新农”教育的启示_晏阳初论文

晏阳初的平民教学思想及对“新农民”教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民论文,启示论文,农民论文,思想论文,晏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627(2007)01-0003-06

晏阳初(1890~1990),原名光复,又名遇春,字阳初,四川省巴中县人。先后就学于巴中、成都、香港,并留学于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应募到法国战场为华工服务,其平民教育思想开始萌芽。20世纪20至30年代,提出“除文盲,做新民”的口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运动,试图通过对农村中的广大农民进行教育以达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目的。他以河北定县为基地,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实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向愚昧贫穷开火的斗士”。1943年4月,经“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评选,晏阳初和爱因斯坦、杜威等并列荣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光荣称号。

晏阳初积极主张“实干”,毕生从事于平民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建设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九十年代初国内兴起了研究晏阳初教育理论的热潮,至今意犹未尽,学术成果颇丰。学界多从晏阳初的生平以及他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内容、方法、现实意义及启示等宏观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对他的平民教学观尚无细致的梳理。本文从教与学的原则和方法两方面对晏阳初的平民教学观做一粗浅探讨,揭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尤其是农民教育的启示。

一、晏阳初平民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晏阳初指出平民教学工作应该注意科学调查和实验,注意科学原则与方法的应用。他指出,如何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农民,这是世界科学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给农民一把打开现代科学大门的钥匙,这就是简单化(容易教,容易学)、经济化(不经济,学不起)、实际化(不实际,他不学)。[1] (27)他说:“如何教学?……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简易,经济,适用。不简易,农民就学不会;不经济,农民就负担不起;不适用,农民就不需要。”[2] (442)农民属于特殊的教育对象,他们既不同于基础教育条件下的儿童青少年,也不同于高等教育下的大中专学生,他们有自身的特点。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无知无识”,智识未开,抽象思维未得到培养,要求教师必须采用直观教学,使科学知识简单化,便于农民接受;农民整天忙于耕作,所得甚少,必须考虑教学时间与金钱的经济;农民渴望“即学即用”,学得有用知识来改善生活状况,要求教学必须适应农民生活与生产实践,等等。概括而言,他主张平民教学应该贯彻以下原则与方法:

(一)“配图插画”直观教学

直观教学是古今中外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晏阳初对此有所继承和发展。在平民教育教学过程中,这一原则广泛用于识字教学和公民教育中。他编辑的平民识字课本一般配有“插画”,“一课之内,仅有文字不能引起初学者的兴味;为引起读者的兴趣,乃便于介绍课文起见,每课之内加入插画。”[3] (16)他主张教学中应该利用图片图表,甚至幻灯影片等多种形式,以达到形象直观和生动活泼地教学效果。例如,公民教育课本有《历史图说》40套,以插画方式展示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在教学中具体采取挂图和幻灯两种方式。[3] (95)如“A”字形象农舍,“a”字形象豆子,绘制成图片,经过直观形象的语言描述农民熟悉的事物,帮助他们掌握字母等新鲜知识。在平民家中,“运用挂图代替年画;运用历史图说代替通俗小说,”还“举行农村图画巡回展览于20个村庄。农民报增加图画特刊。”[3] (84)

此外,晏阳初与陶行知等人还是中国早期推行电话教学的教育家,是他们促进了中国电话教学的诞生。通过幻灯电影等设备与手段的运用,直观展示教学内容,引起广大平民,尤其是农民的学习新知的兴味,给其以眼看、耳听、口念等多种影响,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效果。

(二)“正确指导”科学教学

科学在晏阳初的平民教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曾经系统学习过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懂得科学的重要性。并且,试图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医治中国的“愚、贫、弱、私”四大疾病。他不仅重视科学,宣传和传授科学,而且将科学方法贯彻到整个平民教育运动中,主张教学应该具有科学性。

晏阳初指出:“通常有一句话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人如果看法错了,做法就不容易对。学校对于学生最要紧的指导,就是怎样使学生对于事理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并且有一种做法去实现他的看法。”[2] (103)平民学校必须保证教学内容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能使“民众头脑科学化”,才能“养成农民运用科学的习惯,使农民生活科学化”。[3] (120)晏阳初与平教会同仁正是这样做的,正象当时人们评论的那样,“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好比个源泉,平教会开了沟渠,接上管子,把泉源的水引到民间去了。”[4] 这一评价十分恰当。他所推行的“四大教育”全部以科学内容为核心的。

此外,他还指出平民教育和教学要以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要保证教学活动的科学性。这表现在:由平教会自办试验性的平民学校,以教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试验各种教材、教法与教具。同时,还进行心理测验,研究农民心理与智能发展,对青少年与成人的学习能力进行测定,研究天才农民的特殊发展,确定文盲标准,搞教育规划与计划等等。[3] (104)实行科学性教学不但提高了教学效果,而且科学的教学内容也为农民带来了实惠,对改变他们的落后生活与思想观念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易教易学”生活教学

晏阳初说:“我们这里(平民学校)的导师,只是引导诸位……并不是把所得的东西传授给诸位的。我们是注重教育的生活化和实际化。”[5] (175)教育教学一定要具有实际性,注意同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以及与各地实际生活相联系。他说:“我们怎样去教他们……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教他们什么。教学要以实际为准绳,即实际生活是我们的生命线”。[3] (163)基于以上认识,他主张对平民生活实际无使用价值的知识可以不去研究与传授,“如果某种问题在学术上有研究价值,但是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系的,就用不着研究。所以必须有实际性,所以研究与试验的结果才可以运用到民间去。”[3] (66)以识字教育为例,“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知识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应的。”[3] (48~49)晏阳初对过去的农业教育更是深为不满,他说那还是在学校的院墙内进行的理论教学,与农民的实际相差甚远。[5] (363)他强调教学必须与农民生活实际相联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生命力的教学。

晏阳初认为要坚持实际化教学,必须将科学知识“简单化(容易教,容易学)”,其实质就是一切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同农民实际相结合,要简化科学技术知识,使农民便于接受和应用。他说:“将复杂的知识简单化,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要深入浅出。只有将农业科学知识简单化、经济化、实际化,才能到达民众化,否则农民接受不了,用不上,一切都将成为空谈。”[1] (327)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晏阳初要求学校要根据乡村和乡村建设的需要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乡村小学和乡村建设需要什么就教什么,而且教材大部分都由教师自编,同时每期每科都有实习。比如学习教育概论和教育心理学,就到小学去听课、教课、搞调查和儿童一道开展活动;学习农业常识和农村经济就到农村搞调查,与贫苦农民同劳动;学习心理卫生,就到医院去学种牛痘,并在医师的指导下给群众的孩子种牛痘;学戏剧、音乐,就经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给城乡演出话剧、杂剧、哑剧、街剧等,或定期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学图书馆学,就有组织地接管学校图书馆,并主动做图书义务宣传员向全校同学介绍新书内容。[1] (199)

(四)“省时省金”经济教学

针对平民教学的特点——金钱少、时间紧,晏阳初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化”的教育教学原则。他说:“一方面时间要简单,一天一个钟头;银钱方面,每本千字课,一个铜板,四个铜板四册书……就把千字课读完了。”[2] (480~481)

在他看来,“经济化”内涵有二:第一,在教学费用上要做到经济,尽量使农民学习的费用缩小到最低值;第二,在教学内容上贯彻“简单化”原则,注意教学时间的经济,用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多的知识。他说“因平民在衣食上奔走,无时读书,必须以最少的时间得最多的知识”[3] (4),“平民大多都很贫穷,每天工作时间很长,要使他们筹出一点钱,在百忙之中来受教育,非用最少的经济,最短的时间,万办不到。所以平民教育第一要图金钱和时间的经济。课程及教材,也力求简单。倘读书时间过长,易使平民生厌倦之心,势必半途而废,所以教育的时间,不能超过4个月。”[3] (39)平民教育教学活动必须与他们的生活步调,即生产与生活的实际相结合,才能使平民,尤其是广大农民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从而才能真正改变农村乃至中国落后的面貌。

(五)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学应该因地制宜,因人而教。这是他在平民教育过程中,对不同地区,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及不同地域和不同年龄的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在教学方法上,晏阳初总是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和不同的教学科目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做到因人而教。比如,对青少年与成人教授的方法就有所不同,因为青少年脑筋灵敏,思维活跃,用学校或进行系统的训练容易收效;而成人年龄较长,事物较多,脑筋纷杂,记忆薄弱,只宜施以社会式的教育,方法多采用讲授、戏剧、展览、电影与音乐陶冶为好。[3] (17)对平民教育进行生计教育时,多采用“表证式”,即演示法。因为平民讨厌听空话,爱看实验,若只空谈理论没有实验证明,就不能让人信服。[3] (40)

晏阳初还主张平民教学要因地制宜。比如,1922年到1923年,他在长沙、烟台、嘉兴三地同时进行平民教育实验。长沙位居华中,是当时湖南省的手工业、农产品、矿产品集散中心,交通方便,社会各界对平民教育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烟台是对外通商口岸,既有齐鲁重教遗风,又有外来文化影响;嘉兴虽为沿海县城,但人口较少,教育与经济还不发达。当时长沙和烟台,能够从事平民教育的合格教师较多,晏阳初决定在那里的平民学校中采取单班教学,并在教学中采用挂图,以提高教学效果;由于嘉兴当时的合格教师不多,并多在农村设学,加以地方经济力量不足,筹措经费困难,就决定采取大班教学,一个教师可教一二百学生,并采用幻灯作为辅助工具。此外,城市平民与农村平民是不同的,晏阳初主张按照各自的特点,施以不同的教学方法。[1] (163)

(六)“人人参与”导生传习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学应该创造“人人参加的可能”,他指出“现在社会上很难有一件事,人人都有参加的可能。只有平民教育不论怎么人,都可以参加,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教人;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受教育。所以,人民对于平民教育运动,不必问能否参加,但问愿不愿参加而已。”[3] (39)人人教育教学活动,这是教与学的辩证统一,它突破了传统的以教师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同时,也使教学由学校扩展到了整个平民社会。晏阳初认为,这种教育教学活动的实现,主要通过导生传习、教习的方法进行。

晏阳初的导生传习、教习制源自欧洲的导生制。导生制又叫贝尔——兰喀斯特制,是英国传教士贝尔和兰喀斯特两人分别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和英国本土上创办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教师先对年龄大、成绩好的“导生”施教,然后由他们再转教其他学生,代替教师的职责。导生制后在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流行,晏阳初在法期间对此有所接触和实验。他对此解释道:“1920年后,我回到中国,在各地推行识字运动,教学的基本原则,大致上本着在法国所实验的。此法后称‘导生制’,意思是以学生引导学生”,[2] (535)“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教人;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受教育。”[3] (39)导生制教学成功地解决了平民教学缺乏师资的问题,同时也很好地调动了广大平民学习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学习的主体自觉意识。

二、晏阳初平民学习的原则与方法

晏阳初在平民教育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平民教学活动不仅存在着平民及农民如何学习科学文化的问题,而且存在着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根本不了解农村、农民的问题。因此,在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平教会广大会员也有必要向农民学习,学习如何与农民打交道和如何改造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为此,晏阳初提出了以下的学习原则和方法,用以指导平民和平教会员的学习活动。

(一)“苦干实干”学做结合

晏阳初是位“实干”型的平民教育家,他推行的平民教育事业就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他十分重视“干”,也就是“实践”。他说:“知识分子要本着‘卧薪尝胆’和‘舍我其谁’的精神,奋着毕生的心血,埋着头去干,去苦干,去死干,”[5] (296)“一个研究生,学生的作风”应该“不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而是朝闻道就要传道,要朝夕传道,而且要大干。”[2] (484)主张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反对“说而不干”的坏学风,即那种“思想主张用文字写出以后,有人读了赞赏一下完事,文字就是工作,理想等于幻影,”甚至“认为学生就是读书,教师就是教书,非迂腐十足,不能表现出学者的身份”[3] (238)的传统学习观。

在干的基础上,晏阳初主张学做要结合,反对学习活动与社会实践相脱离,“说而不干”不对,那么“干而不说”,即只注重“做”和“干”,而不去总结,不能将实践所得上升为理论,同样是片面的。他对中国社会“千百年来一向是读书的不做工,做工的不读书”学做分离的学风深恶痛绝,强烈呼吁人们不能再“为读书而读书”[5] (139),主张:“读书的人要做工,做工的人要读书,”[5] (172)主张“学生在学好原理和理论之后必须在现场实践中学习,”[2] (326)教师也必须使工作与学习结合,做到“工作即求学”,“教时不忘勤学,做时不忘研究。要使自己的经验系统化、科学化、学术化。”[2] (138)

(二)“即学即用”学以致用

晏阳初对当时中国“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学习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以许多大学生都在失业,而国家却在闹人才恐慌。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3] (160)针对农业改革与平民教育的实际,他提出:“指导我们农业改革的主要原则是学以致用,立见成效,”“要注意到使一般农民即知即行,而运用其知识技能以谋农村的建设。”[3] (192)

晏阳初首先对“所学即所用,所用即所学”中的“用”的标准做了规范。他提出:“平教运动是平民本位——一切为人民,一切要适应人民的需要”,“凡是不以人民为本位的,都是要不得的,没有用的。”[2] (307)这个标准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需要为第一位。晏阳初说得好:“平民是因为缺乏某种知识或需要某种技能,才来上学,所学即为所用,所用即为所学。倘平民学校不能满足其需求,平民教育就算失败了。”[3] (39)

如何在教与学的过程贯彻这一原则呢?晏阳初说:“例如在种白菜时,教种白菜的方法,在收获白菜时,教白菜的储藏与运销的方法,这样即学即用,农业科学才能在他的生活里发生功效;”[2](43)“如果你再让他们学会读和写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了怎样开办合作社和信用社的话,那么,他就能利用自己的知识,记录下他们买或卖了多少头猪,多少只鸡,多少个鸡蛋,他们借了多少钱等。”[2] (396)

(三)“自动研习”学有所创

晏阳初主张学生要“养成自读、自习、自教的能力”,[3] (102)要“自动研习”。他说“研习生皆大学毕业,亦具自动研习的好素养。著名的外国大学,如牛津、剑桥不仅研究生要注重自动,对于大学生的活动,教授们也不做呆板的讲授,只规定参考书与研究题目,由学生自由去研究,与教授自由讨论。”[3] (23)主张平教会员们应该走出教室,走到乡间去,要在实地的工作上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要求学习者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要具备一种“创造精神”,要学有所创。他说:“人生系‘创造进化’,‘自己超越’,‘常新不绝’之历程。故教育者宜发展内在之价值,而参加文化创造”。[5] (190)

什么是创造,如何进行创造性学习?晏阳初也有精辟的见解,“当你从事新的,前所未有的工作时,就会心血来潮,那就是开创力。”[2] (445)至于“发展创造力之方法有四:(1)鼓励语言文字之发展与创作;(2)鼓励艺术品之创作;(3)多做创造性之实验(教育的或科学的);(4)打破偶像。创造活动亦有四步骤:(1)考察; (2)计划(类化与组织);(3)领悟;(4)证明。”[3] (281)

(四)组织学会合作学习

晏阳初指出:“中国自古有亲友之间借阅书籍的习惯,”[2] (57)他认为学习者之间相互帮助,共同学习是中国人优良的学习传统。但是,近年以来,中国流行“四病”,“私”便是其中一种,“中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合作精神。”鉴于此,他提倡平民学习者之间应该共同学习和共同参加社会活动。

晏阳初认为共同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在平民学习者之间建立学习组织,因为“有组织可以使学业日进。”[2] (163)这种组织合作主要是通过平民学生社团来实现的,如:“同学会”、“校友会”等。它们是由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组成,专门为平民学校毕业生提供再学习的机会。因为“平校或民校学生,毕业以后,若无适当学校可入,如置之不理,则所学本已无多,日久必致荒废,前功尽弃,岂不可惜!本会有鉴于此,乃有同学会组织。”[3] (65)这些社团的“使命有二,a‘自我改进’,b‘团体服务’”,[5] (56)其活动主要有“关于文艺方面的如:成立读书会、演说比赛会、演新剧……关于生计方面的如:成立自主社、合作社农产展览会……关于卫生方面的如:种牛痘运动、防疫注射、拒毒运动……关于公民方面的如:禁毒、修桥、补路、植树、自卫……等等。”[3] (103)利用学习组织,学员们在共同的活动中施展各自所学,相互帮助、共同研究,不断取得进步。

(五)“博专结合”学有所选

1947年10月《乡建院刊》第1卷1期中,时任乡村建设学院教务长的陈行可对晏阳初的“博专结合”的学习思想进行高度的概括与总结,“晏院长说:‘要学生博而专’”,“人生有五大活动,是求博的工夫,”分别是:健康活动、职业活动、家庭活动、公民活动、娱乐活动等。“其次要求专……所谓专是要一个长时间下苦功研求的。”晏阳初为学院提出的六大教育目标之一就是“专门家的职能”,要求学员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具有专门的知识与技能。

在博与专的关系问题上,晏阳初非常强调二者的结合。他说“正向认识一个人一样,只看了面部而没有注意颈背,或只看了左侧而忽略了右侧,见到一部分,不善于认识全体,就不能真正地认识这个人。”[2] (28~29)具体到学习中,学习者就应该先学习基本科目,在“博”上下工夫,然后再学习专业的科目,使二者结合起来。他举例说:“医药有内科、外科和其它各科的分别,学内科的有内科的专门研究,学外科的有外科的专门技术,这是个别的问题。而他们的共同基础学科是人体生理,这一学科,不论学习内科,习外科,或习其它各科,都须学习。学习基本科目后,对于专业科目,才有入手之处。”[2] (28~29)

此外,晏阳初认为在博专结合的前提下,“专”的方面还应“学有所选”。他指出尤其在国难当头的条件下,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最起码要认识中国的国情,抓住中国的迫切、基本的问题进行学习和研究。万不能不顾国情,盲目地学外、习外。他批评说:“忙学东洋,忙学西洋……结果怎样?没有把根本问题认清,瞎忙了几十年,”[3] (61~62)英美不是不可以学习,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独立性,学英国、美国都可以,但先要有选择,我们只能参考别人的长处,针对自己的社会来创造。”[2] (279)就教育来说,“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与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地拿来借用。”[3] (60)

(六)多感参与“多多练习”

多感官参与学习是中国传统的学习方法。大教育家孔子就主张学生应该“多学”、“多听”、“多看”、“多记”、“多问”。[6] 墨子亦强调:“惟一五路智,”这“五路”就是“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7]。晏阳初对此予以继承,指出:“有眼、耳、喉、手、口,五种影响,则无不能学的人,”[3] (6)“教学生同时看,同时听,同时念,同时写,精神专注,学习是很容易的。”[3] (2)充分认识到多感官参与对学习活动的重要性,并且他非常强调听与写的重要性。主张要“创造性地听”,“什么样的听才是艺术呢?不是被动消极地听,而是创造性地听。”[2] (438)写不仅仅局限于做课堂笔记或完成作业,而是应该在学习书本知识时“应研究它,反复琢磨它。”[2] (438)

此外,晏阳初认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不论会读、会写,均须多多练习,”因为“毕课之后,要紧的就是这些字要有一种练习,不然,过不了多时就会忘了”。[2] (42)

(七)“榜样表征”模仿学习

在平民,尤其是农民学习的方法问题上,晏阳初十分重视环境与榜样的力量。他认识到人当青年“外界……力量能够影响他的习惯、人格、人生观,”[5] (534)主张要造就“好环境、好社会、好家庭、好学校”,通过这些好的环境及好的榜样力量陶冶和影响来造就青年人的“好习惯”,“做好国民”。[5] (186)

他非常善于运用榜样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味。曾以《现代青年的模范》为题,宣传为平民教育事业献身的好青年……杨守纪等人的先进事迹。在法国时,为引发华工的学习动机,他常常让他们“反观法人之‘下流’阶级,亦能手持报纸,琅琅成诵,口通天下事”的事实,而华工们“既然受了这种刺激,有了这种感想,好学之心,油然而生。”[5] (82)

此外,他在乡村教育运动中还大力推行“表征农家”活动,为农民学习科学生产提供示范模型,使其“看的亲切,学的容易,富有成效”。[2] (564)“表征”即为典型示范,样板观摩。由受过培训的农民公开表演,以证明某一成功的经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从实际的证明中感受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1] (161)这种学习方法可以破除农民固有的落后观念,树立了新思想,新观念,坚定了他们学习的信心。

(八)“深入民间”以农为师

晏阳初对有志于乡村教育事业的专家与学员们讲到:“如果你真要遵循关于科学知识的基本原则,就是深入民间,而不能回到书本上,要生活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为邻,向他们学习。”[2] (433)明确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以农为师。

他指出:“农民尽管没有文化,他们却是有聪明才智的。在精耕细作方面,他们是‘能手’,是‘专家’。”[2] (258)因此,“在我们能够成为农民的优秀教师之前,首先必须是农民的优良学生。”[2] (471)要“当人民的先生,首先要做人民的学生,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2] (559)知识阶层必须“彻底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地向农民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2] (559)

三、晏阳初平民学习思想对“新农民”教育的启示

晏阳初所说“平民”的“平”字含有“人格平等”的意思,平民教育就是“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蓄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即通过平民教育运动,使社会上一切受不平等待遇的公民都能够享受到教育的机会,获得人格与智识的发展,做一个有知识力、有生产力、有公德心的“整个的人”。因此,在晏阳初看来,平民不限于农民。但是,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绝对是平民教育的重点对象。他的平民教学观即是农民教学观,它原自农民教育,又用以指导农民教育。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由此起步开局。这次乡村建设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科学论证、科学规划、科学指导、科学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其优越性和现实性与晏阳初时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农村建设归根到底要靠占人口80%的农民阶级的真正理解、参与和实践。因此,“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培育新农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成为关系农村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农村建设在人才,尤其是农民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而教育归根到底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即广义上的教学活动来完成。在此意义上说,教学是晏阳初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与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农民教育共同且重要的实现途径和保障。既然二者具有这样的共通之处,那么晏阳初的平民教学观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教育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首先,新农民教育必须以农为本。在“培育新农民”的过程中,新农村建设的广大干部、专家有必要接受晏老的号召,放下架子去做农民的学生,带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走进农村,走进农民,真正农民化,了解他们的实际问题与需要,方能帮他们解决问题,实实在在的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其次,新农民教育内容必须生活化、实用化。实践证明,在农机推广过程中,有些很有价值的技术不被农民所接受和采用,而有些技术却能得到农民的迅速掌握和推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是否将科学技术简单化和实用化,即某项技术或技术的载体为人们所操作使用的简单化程度,以及这项技术的实用化程度。科学技术越简单,越实用,越能为农民所接受和掌握。

再次,新农民教育必须考虑他们的经济承受力和时间支配的可能性。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很不平衡,相对于城市市民,农民收入有限,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并不富裕。中央明确反对把新农村建设搞成“新村庄建设”,反对任何脱离农民生活实际需要和经济力量实际的建设活动。但是,打着新农村建设的招牌,大搞如“农村别墅”等形象工程的案例还是常常发生。这样的建设显然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违背了晏老所倡导的农民教育和农村建设“经济化”的原则,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承重负担。

最后,新农民教育方法应该直观化、示范化。目前,科技下乡、文化下乡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存在注重宣讲,忽视示范演示;注重理论,忽视实践示范的情况。很多服务农村的职业教育学校更是常常运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来传授农业知识。这显然违背了直观化教学的原则,成效可微不言而喻。所以,农民教育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贯彻直观化原则,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实际传授与指导,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晏阳初关于平民教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是相当丰富和实用的。他一心为平民、处处为平民,并且努力做到使老百姓愿意学、容易学、学得起。这些精辟的见解和宝贵的经验,为我们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工作,以及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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