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对音和两晋南北朝语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晋论文,南北朝论文,语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正处于汉语上古期向中古期转变的过渡时期。汉末社会动荡分裂，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又陷入南北分裂的格局，中国北方经历十六国割据、北魏独大，又分裂为东魏、西魏、继之以北齐、北周；南方则经历东晋、宋、齐、梁、陈的轮替，其间南北方又互相冲突，战乱不断。三百年间，汉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等各族在动荡冲突中逐渐融合。民族的融合，带来语言的巨变。汉语的语音系统，也从上古音转变为中古音。
研究汉语上古音，以往我们主要依靠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韵文的押韵和汉字的谐声系统；研究中古音，我们有《切韵》一系韵书和其他反切资料作为根据。因此，汉语语音史的研究，首先在上古音和中古音的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诗经》音跟《切韵》音有不小的差别，这两个语音系统之间还存在一个空白，其间的转变过程，我们还不是十分清楚。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缺乏赖以研究的语言材料。南北朝虽然是“韵书蜂出”的时代，但是《切韵》之前的韵书，大都散逸了。
上世纪70年代末，俞敏先生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开启了研究上古、中古转变期语音情况的一条新路。从后汉三国到隋唐，正是佛教传入、发展、繁荣、走向鼎盛的时期，这个时期佛教文献的翻译，给我们留下大量的梵汉对音资料，这正是记录这一时期语音的最好载体。用梵汉对音材料研究汉语语音的好处和局限，俞敏先生和其他学者已经有了很多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在这里我们主要想把此前已经分别讨论过的内容综合起来，并且把它们放在汉语语音史的格局中，看看两晋南北朝的语音是如何上承上古音，特别是俞敏先生《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所揭示的后汉三国时期的语音，下启《切韵》系统所代表的中古音，特别是梵汉对音所揭示的隋唐语音的。
一、声母系统的演变
上古的声母系统，诸家所构拟的声母数量、声母类型都有出入，特别是上古汉语中有没有复辅音，对立的意见甚至势同水火。但是俞敏先生《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所揭示的上古末期的汉语声母系统，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示，此时的汉语声母系统中，已经只有单辅音声母。
后汉三国时代的汉语声母系统如下（俞敏1979/1984）：
这个声母表中，没有“非敷奉微”和“知彻澄娘”这两组音，正符合钱大昕所谓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的上古声母观；也没有“日”母，符合章太炎“娘日归泥”的上古声母观。此外，也没有“章”组即“照3”组声母。
“舌上音”组声母、“日”母和“章”组声母的产生，标志着上古声母系统开始向中古声母系统转化。这一变化为后来北方十六国时代和北朝时代的声母系统所继承，也为后来东晋和南朝的声母系统所继承，一直传到隋唐而没有变化。
但是，“泥”母和“娘”母西晋时并没有分开。十六国时代，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八佛论字本一节，将梵文
译为拏，以区别于na那，可见两纽已经有了分别。但是鸠摩罗什对音中两母不甚分别。似乎这两个声纽的分化还在进行之中。到北朝时，“泥”“娘”两母大体分开了。而在南方，东晋时“泥”“娘”两母已经分开了。在“泥”“娘”分纽这一点上，南方的变化领先于北方。
来母的读音，在早先的音韵学界一直认为就是l-。但是从后汉三国时代起，来母字兼译梵语的l、r，西晋如此，十六国时代如此，北朝也如此；南方的东晋如此，南朝梁也如此。这就让人踌躇，来母到底是l还是r。一种看法是汉语没有r声母，拿来母对r是近音替代。另一种看法是汉语上古音有r声母，李方桂、邢公畹认为上古
是r，包拟古、郑张尚芳认为上古来纽是r。假定来纽上古是r，那么后汉以下来纽译r是它的本音，译l倒是近音替代了。从后汉以下，译梵语
组辅音的，常常混有来母字，r的卷舌音色容易解释这一现象。但是，看来来母在南北朝时正在向l转变。在鸠摩罗什所译的《大智度论》卷四十八佛说四十二根本字，以“罗”字译ra（罗阇rajas秦言垢），以“逻”字译la（逻求laghu秦言轻）。相比之下，“罗”字较为常用。所以我们认为在鸠摩罗什那里，来纽似乎更倾向于r。在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卷八佛论字本一节中，梵文ra译“啰”，la译“罗”。“罗”字比“啰”字常用得多。我们知道，六朝以下经师译经时常常用加口字旁来表示不常有的音，全真《悉昙次第》这样为啰字注音：“罗字上声兼弹舌呼之。”谢灵运在描述这个啰字时说：“此音旧反‘荷罗’，今谓‘来家’反。”所谓“荷罗反”，只是帮助那些不会发“弹舌”音的人学习发此音的权宜说法。到唐代玄奘译音也是如此。可以知悉南朝以下来纽清清楚楚地是l而不是r了。然则十六国时期正是来纽音值转变的关键时期。
“章”组的“禅”母，西晋时代在梵汉对音中基本上对译塞擦音
，以后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是如此，直到隋唐都是如此。这与后世等韵图将它归属为擦音是不相符的。陆志韦（1947）主张将等韵图中“船”“禅”的位置对调，是很正确的，至少在梵汉对音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南朝梁僧伽婆罗除了用禅母字，也拿船母的“述蛇”译梵语辅音j，混淆了禅、船的界限。这正好证明了颜之推“南染吴越”的话，反过来也证明了中原正音禅母应该是个塞擦音。
有意思的是，章组声母还常常对梵音的t组辅音，西晋时t的对音有“支旃”、d的对音有“蝉禅”、dh的对音有“禅”；十六国时鸠摩罗什t的对音有“旃遮蔗支舟”、dh的对音有“禅闍”；东晋时t的对音有“支遮旃”、dh的对音有“禅”。俞敏先生《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就已经有这类对音。可见这是古音的遗留。黄侃《音略》（1980）认为章组古归端组，李方桂（1980）指出中古章组部分来源于上古的tj-、thj-、dj-、nj等，两晋南北朝的梵汉对音，正透露出了这一转变的轨迹。
喉音组声母的对音，“匣”母的表现发人深思。在早期等韵图反映的中古音系里，“匣”母没有三等字，而“喻”母可以分成两类：“云”（
）母和“以”（
）母。曾运乾主张“喻三归匣，喻四归定。”但是中古见组的“群”纽也只有三等字，这是很奇怪的系统“空格”。俞敏先生（1979/1984）已经指出，中古“匣”母字一部分在后汉三国时代梵汉对音中是对g，另一部分和“”一起对v。这种现象在西晋、十六国、北朝、东晋和南朝的梵汉对音中仍然存在。但是对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俞敏先生（1979/1984）认为，三十六字母中的“匣”母，就是唐时人们把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的。现代有许多学者都赞成中古“匣”母中有一些字上古应合并到“群”母（g）（喻世长1984，丁邦新1977，邵荣芬1991，郑张尚芳2003）。然则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用匣母字译g，正是古音的遗留。直到唐初玄奘译音，此种现象尚有孑遗。但是玄奘特加辨析，指为讹谬，可知唐代正音匣母已经不读g，此种孑遗只是沿用旧译、因而不革的现象①。
东晋和南朝译音有一些匣母字对译清辅音h（刘广和1991），直到唐初玄奘译音仍然有这种现象。这可以理解为在口语中一些匣母字清化，译经僧采用口语音，故有这类对音。但是口语中这种清化的现象未被以反映规范读书音为己任的韵书采纳，所以梵汉对音与韵书有一定距离。
二、韵母系统的演变
上古音的韵部，诸家构拟不同，董同龢是22部，李方桂也是22部，王力是29/30部。郑张尚芳是30部。董、李两家入声不独立，如果将入声独立出来，则大约也是30部左右。《切韵》193韵，《广韵》206韵，若将平、上、去相承，与入声一起一共有九十多个韵。从上古到中古，韵母系统的变化是巨大的。两晋南北朝韵部的变化，正是从上古到《切韵》系统韵部变化的枢纽。
（一）韵部
鱼部音值为a，歌部音值为ai（＜al/ar），这是汉语上古音的标志性特征（郑张尚芳2003）。直到后汉三国时代的梵汉对音仍然反映出这一特征。西晋对音首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两部的音值发生了变化，鱼部（模部）变成了o，歌部变成了a，开创了中古音的格局（刘广和1999）。十六国、北朝、东晋、南朝都继承了这一格局。
韵部的数量，从西晋开始逐渐增加。汉代的元部、月部，西晋分为寒部、先部、曷部、屑部，洪音细音分为两组，相应地，闭口韵谈部、盍部也分为覃部、盐部、合部、叶部，洪音细音也分为两组（刘广和1999）。到十六国时代，泰部也分出相应的细音祭部，蒸、登分开、职、德分开，各以洪细不同为特征。南方的东晋，蒸、登、职、德也各以洪细不同为特征分别为不同的韵部；与先部、屑部相应，也有了阴声的齐部；南朝梁有了独立的麻部（刘广和1996）。
（二）尾音
两晋南北朝的韵尾系统，跟中古音比较一致，阳声韵有鼻音韵尾m、n、
，入声韵有塞音韵尾p、t、k，阴声韵为零韵尾或有元音韵尾i、u。
（三）介音
介音是汉语区分开合宏细的重要音节成分。中古汉语有[j]、[w]介音，上古汉语中，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有这两个介音。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梵汉对音显示，该时代汉语中也有这两个介音。[w]介音区分开合，[j]介音区分洪细。梵文的v相当于[w]，梵文的y相当于[j]。对音中汉梵两者总的倾向是一致和清晰的，虽然也还常常存在不是十分严格对应的情况。
梵汉对音所显示的两晋南北朝语音系统在研究汉语语音史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引出如下结论：
（1）两晋南北朝历时三百余年，地跨东西南北，其间战乱不息，但是译经所反映出来的语音系统基本是一致的，除了一些历时演变的痕迹和南北演变不很同步以外。在广大的汉语区域，肯定存在着一个通语系统。这一系统，上承先秦两汉的上古汉语雅言系统，下启隋唐的中原雅言，是中华大地上通行的共同交际语。
（2）两晋南北朝的声母系统，与上古声母系统相比，舌上音知组声母、正齿音二等庄组声母、正齿音三等章组声母都已经产生，日母已经独立，“泥、娘”仍旧混淆，已经形成了《切韵》所反映的中古声母系统的格局。钱大昕“古无轻唇音”的结论依然成立，而“古无舌上音”的现象已经消失。章太炎说“娘日归泥”的现象半存半废。
（3）两晋南北朝的介音系统，有合口介音w和腭介音j，还有r介音的痕迹。与上古介音系统相比，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与中古介音系统基本一致。李方桂构拟的上古介音系统有j、r无w；郑张尚芳构拟的上古介音的系统有w、r，除章组外无j介音；王力构拟的上古介音系统有e、i、y、u、o、iu、yu而没有r（李方桂1980，郑张尚芳2003，王力1980）。中古音系统的j、w介音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的，而重纽三等有不同于j的介音，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②。
（4）两晋南北朝的韵尾系统，阳声韵有m、n、韵尾，入声韵有p、t、k韵尾，与上古音和《切韵》所反映的中古韵尾系统一致，形成整齐的格局。关于上古音阴声韵的韵尾，学界的看法还不统一。王力构拟的上古音系统，阴声韵只有乙类有-i韵尾，没有u韵尾和塞音韵尾（王力1980）。李方桂（1980）构拟的上古音系统中，阴声韵没有i、u韵尾，但是有r韵尾和浊塞音韵尾b、d、g、
。郑张尚芳（2003）桂构拟的上古音系统中，阴声韵有w韵尾、l韵尾（后期变为j韵尾）。李方桂和郑张尚芳的系统中还有与声调有关的后置韵尾，李方桂有x尾（上声）、h尾（去声），郑张尚芳有
（＜q）尾（上声）和s（＞h）尾（去声）。上古阴声韵有没有浊塞音b、d、g韵尾，学界至今还存在争论，而从后汉三国到两晋南北朝，从梵汉对音来看，阴声韵清清楚楚都有没有塞音韵尾，已经是中古音的格局。只是少数去声字还残留一些-s尾，显示出上古音向中古音递嬗的痕迹。
（5）两晋南北朝韵母的主元音系统，除了数量逐渐增加以外，也显示了汉语元音音位系统的链式变化。上古歌部的主元音与鱼部的主元音都是a，不同的是歌部有韵尾r/l/i③。俞敏先生（1979/1984）证明直到后汉三国时歌部-l韵尾仍然存在。到西晋，歌部韵尾失落，占据了原鱼部的音值，因而推动了鱼部的音值高化（刘广和2001）。在北方的十六国和北朝时代，鱼部上升为o，虞模部上升为o，幽侯部为u。在南方的东晋，鱼部上升到o，南朝梁时尤侯部甚至“高顶出位”，成为复合元音
（刘广和1996）。这就与《切韵》所反映的隋唐音歌a鱼o虞模侯衔接起来了。
注释：
③歌部韵尾，李方桂（1980）构拟为-r，王力（1980）构拟为-i，郑张尚芳（2003）构拟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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