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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优越感”是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起源上讲，它与15世纪以后欧洲人对有色人种形成的刻板之见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随着北美大陆的开拓，这种优越感明显地带有了本地区的特征。美国白人宣称的“使命观”已经包含着白人优越论的价值取向。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和杀戮就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这大概也是北美大陆上最早的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这种视不同种族为低劣种族的观念所造成的结果，成为困扰美利坚民族的一个“恶疾”。
北美大陆的种族主义无疑根源于美国白人自视为上帝选民的观念，同时，也与美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独立之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他们自认为生活在一个与旧大陆完全相异的新世界，这里地大物博，富饶无比，人们的民主自由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体给予保障，所以他们确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就连对美国文化产生很大影响的欧洲，美国白人也已不屑一顾。美国人对同种的欧洲文化尚且如此，对其他种族的优越感就更不加掩饰了。这种视自己为“天下第一”的观念必然成为种族主义产生与泛滥的“温床”。
当美国处理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时，固存于决策者思想中的种族优越观念必然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明显特征。
拉丁美洲是与美国最早发生外交关系的主要地区之一。如果从种族上追根溯源的话，拉美和北美大陆的“发现”都是欧洲人扬帆远征的结果，主宰南北美洲的统治者在种族上同源，只不过拉美地区在以后的发展中，混血种人、印第安人、黑人居于多数，纯粹意义上的“白人”成了少数民族。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本来是西属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但美国许多白人对这场运动不屑一顾，认为长期处在西班牙专制统治下的拉丁美洲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即使独立，自由也只是形式而已，种族的劣根性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尽管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最后还是对拉美独立运动给予了支持，但这种选择丝毫改变不了美国白人对拉丁美洲人的种族偏见。墨西哥首任驻美大使何塞·索索亚说，美国白人的“傲慢使他们不能平等对待我们，只把我们看做低劣一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将成为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无疑受到种族优越观念的影响，这常常使拉丁美洲人极为反感，许多国家经常爆发激烈的反美浪潮固然是多种因素所致，但美国人的傲慢偏见、目空一切，无疑诱发了拉美人对这个北方巨邻本能的抵触情绪，成为美国政策在拉美地区遭遇困境的最重要根源之一。
中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最早接触的国家之一，美国人过去对这个文明古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欧洲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并无多少感性认识，但黄皮肤的中国人在美国白人的脑海中深深地留下了低劣种族的烙印。从19世纪开始，随着美国商人、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美国接触了解中国的机会增加，但对黄种人的刻板之见决定了这种了解的偏颇性。中国被描述为“道德的荒原”，人们愚昧无知，道德沦丧，卑鄙下贱。中国人的这种“不佳”形象在美国白人脑子里长期存在。美国人认为，他们负有一种使命：即以美国的“优越”文化来“教化”愚昧的中国民众，最终使中国按照美国设计好的道路发展，以赢得政治、经济、战略等现实利益。
日本是19世纪末在东方崛起的惟一国家，当日本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时，便对东亚地区虎视眈眈，试图将之变成其独占的势力范围，这实际是对在该地区享有巨大利益的美国的挑战。从1904年到1916年，美国国内大肆谈论“黄祸”，主要是针对日本而言，美国国内掀起的排日浪潮反映出美国人对这个黄种人国家崛起的担忧。
美国和英国同属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来自英国的移民是北美大陆的开拓者，他们构成了人口中的主体，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是北美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结果。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活动在国际舞台上时，英美两国并不会因为种族上同源而一定保持和谐，利益之争常常也会使两国关系紧张，有时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可是，当英国与一个非白人国家发生冲突时，种族上的同源便会使美国明确地站在英国一边。1856年，英国伙同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舆论界掀起一片支持英国的喧嚣之声。一些美国白人敦促政府介入这场“盎格鲁—撒克逊同类”发动的战争。1859年6月，英、 法公使率舰队抵天津，试图威迫清政府批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遭到满腔怒火的中国军队的抵抗，损失惨重。此时，美国海军指挥官乔赛亚·塔特纳尔高喊着“血浓于水”，率军冲上前去援助。他说，如果他袖手旁观白种人在他的眼皮底下惨遭杀害，他将受到谴责。美国政府在19世纪末支持英国人对布尔人进行战争，理由就是英美两国具有种族亲姻关系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优越性。在20世纪，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很少发生大裂痕，并且每当英国岌岌可危之时，美国总会伸出援助之手。固然，美国的这种支持或帮助首先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显然，种族上的“亲姻”和文化上的“同源”也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20世纪之前，美国对非白人国家的外交政策明显包含着种族主义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种族主义尽管在白人国家还大有市场，但将之体现在对外关系上的做法却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然而，美国白人文化中的种族优越观念并未因此而消失，其对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在世界民族中有许许多多未成年的孩子需要被托管”，其中首先是“东方的棕色民族”，尽管他希望解放日本控制下的亚洲国家，但坚持这些国家必须受到先进国家指导数十年才能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在当代美国外交中，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已不多见，但种族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优越感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非白人国家的态度和政府的外交政策。李光耀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美国媒体赞扬台湾、韩国、菲律宾或泰国实行民主并有新闻自由时，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也是明显的。这是一种用傲慢态度提出的赞扬，是拍着下级的头带着文化上的优越感给予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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