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国家能够回答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问题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很多小国家是被排除在外的。例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把人口不足100万的所有小国都排除在外。同样，在利普哈特的《民主的模式》一书中，人口低于25万的所有小国也没有被纳入讨论范围之内。多数情况下，学者没有对此进行充分的解释。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小国并不重要。当然，小国并非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去殖民化浪潮和国际组织中小国数量的增多直接催生了一批研究小国政治的著作。但是对小国的关注潮并没有持续至今，一方面研究者对小国已经没有了新鲜感，另一方面目前小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微乎其微的。 本文试图证明小国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从方法论角度讲，案例选择的代表性和可变性原则为本文立论提供了依据。如果小国与大国在政治制度上具有相似性，那么忽视小国无疑意味着浪费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案例。如果小国的政治制度与大国不同，并且小国实现民主化的概率很高，那么对小国的忽视就导致我们无法从这些多样的、完全不同的情境中获得不同于大国经验的认知。从“最相似比较”原则的角度讲，对小国的视而不见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大国的数量更多，代表性更强。但是从增强理论解释的普遍性角度讲，我们很难找到拒绝小国的合理借口。 本文认为，所有国家在比较政治研究中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与一个国家的规模无关。为了证明研究小国政治的价值，本文选取了比较政治研究中两个最具争议性，同时也是几乎忽视了小国案例的议题——民主化和分权制。通过对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小国民主化的考察，本文发现对这两个地区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对民主转型原因和动力的理解。首先，更重要的是，对这两个地区小国的考察说明民主发展在贫困社会是可能的。其次，对小国民主实践的忽视，也让我们错失了规模和民主制度的互动对分权制这类后转型议题所具有的启示。因此，小国研究对比较政治学科的价值是巨大的。 在进入讨论前明确概念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概念问题是：何为小国，小国与大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是什么？事实上，大国与小国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自20世纪50年代起，学界关于国家规模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国家规模可以通过各种指标进行测量，包括人口、领土、经济指标、军事实力等。研究者根据这些指标争论一个国家到底是大国还是小国，或者微型国家。本文采用了大多数比较政治研究者的做法，即以人口数量为指标来测量国家规模。考虑到多数研究者在拒绝小国时使用的人口数量标准是不一样的，本文也不打算采用一个明确的人口数量标准来界定小国，而是着重考察使用不同的标准对研究发现会产生什么影响。更重要的是，无论采取什么标准，近年来全球小国家的数量都在稳步增加。如果把人口少于50万的国家剔除，那么国家的样本量就会减少近15％。如果把剔除标准提高到100万，样本量的减少就会达到20％。众所周知，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所有可被观察到的样本都需要得到分析，以防止选择性偏差。因此，无理由地拒绝如此大量的案例，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一、为何小国家被拒之门外 一项对比较政治和民主研究中代表性文献的调查显示，研究者拒绝小国的原因是多重的。除了极少的例外，研究比较政治和民主化的主流文献在解释排除小国的原因时有代表性的理由有五个。第一，小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非常小。第二，小国并不是真实的或者说完全独立的国家。第三，其他的研究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也没有考察小国。第四，没有关于小国的数据。第五，在某些情况下“最相似比较”原则更为合理。 第一个理由事实上是说小国的代表性较弱。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通常还会说小国很少被公众知晓。本文认为，如果比较政治研究的目的是从政治体制的比较中获得新的知识，那么一个政体治下的人口数量就不能成为判断这个国家是否具有研究价值的最主要标准。从学术价值的角度讲，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可以为探寻政治运作的逻辑提供富有价值的材料。研究这些被忽略的国家，有时甚至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在小国找到答案，但是小国确实能够回答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很多大问题。 第二个拒绝理由的关键在于定义国家的标准。事实上，大多数小国符合判断国家的主流标准，这些小国都拥有一定的领土、人口，并且其主权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如果说这些小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缺乏独立性，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很多发展中国家或者像希腊这样的失败国家呢？因此，经济与政治的独立性并不能成为拒绝小国的合理依据。 第三个和第四个拒绝理由事实上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在某种意义上第四个理由是第三个理由导致的结果。假设早期的研究者没有把小国纳入到样本库，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小国研究数据的空白。目前研究者手中也确实没有这些小国的数据，这正说明了早期的研究和数据库建设都忽略了小国，未来只能通过增加对小国的研究才能改变这种格局。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接受过去因缺乏数据拒绝小国这个理由，现在的情况也已大不一样，研究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大量国际组织获得小国数据。因此，缺乏数据这个理由至少在当前是站不住脚的。 第五个拒绝理由是最具合理性的，也是最难驳斥的。本文无意否定“最相似比较”原则的价值，但是认为增加对小国的分析能够增强案例选择的多样性。就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而言，与其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大国，不如将精力配置一些给小国，这样取得的收益更大。在民主化研究中，由于缺乏对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小国的考察，我们对民主转型的原因和动力的理解在很多时候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扭曲的。同时，由于这些小国提供了小规模政府运作的经验素材，所以在分权制与规模的讨论中也能够提供极具价值的启示。 为了证明小国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具有价值，本文选取了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两个经典大问题——民主化和分权制——作为论证的线索和基础，并试图证明建立在大国经验事实基础上的民主化和分权制讨论实际上是比较狭隘的，小国的经验能够丰富或者挑战既有的研究结论。 二、小国家的民主化经验及其理论贡献 现代化导致民主化是民主化理论的重要观点。然而，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小国时，这个观点却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意味着，把小国家纳入研究范围会削弱那些认为现代化导致民主化的文献的适用性。例如，亨廷顿观察了拉丁美洲、南欧与东欧、亚洲和非洲的30多个国家从1974年到1990年间实现民主转型的经验，这使全球民主国家的比例从25％增加到45％。因此，亨廷顿把这一波民主化称为“第三波”。然而，亨廷顿在研究中把人口不足100万的国家都排除掉了。如果他把1974年到1990年所有实现民主化的国家都算进来，那么第三波的民主化国家数量应该是56而非36个。显然，如果他关注这些小国，那么他的“第三波”观点将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更重要的是，亨廷顿对小国的忽视为后来研究全球民主发展的研究者树立了“典范”。 进入新千年后，“第三波”民主化的很多国家停滞在民主与威权之间的灰色地带，很多被预言将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并没有发生转型。对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第三波回潮”即将来临。然而，如果我们把亨廷顿忽略的20个民主国家算进来，所谓的回潮就显得有点危言耸听了。即使回潮存在的话，也主要集中在部分国家，小国的民主化则表现得更具持久性。如果把所有国家都考虑在内，第三波民主化的持续周期就会变得比我们习惯的认知要长得多。而要印证这个判断，小国就必须被纳入到分析中来。 在已有的民主化研究文献中，很难找到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小国的身影，但恰恰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实现了的民主发展目标。正如豪尔赫·多明格斯(Jorge Domínguez)所言，除了加勒比地区，在第三世界中再也找不到自由民主政体如此之多，存在如此之久的区域。①本杰明·赖利(Benjamin Reilly)也明确指出，太平洋地区的岛国是实现民主持续性的典范。②非洲也遭遇了同样的境遇。非洲被习惯地理解为缺乏民主政体、民主发展最不成功的地区。但是这个结论也没有考虑到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有时还包括毛里求斯等国家。要知道，这些国家占到了非洲民主国家的三分之一。 西欧小国民主化的格局则完全相反。在这个区域，最不民主的国家是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梵蒂冈三个小国。前两者的君主比欧洲其他君主政体国家的君主拥有更广泛的权力，后者则是神权政体。显而易见，欧洲小国的民主化进程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小国相比可以说相形见绌。为了更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本文将深入考察目前有关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中最主流的理论假说，不同的是本文将把小国尤其是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小国在民主化方面的经验纳入到分析中。更直接地说，本文将详细讨论被认为是促进民主最重要的因素，即高水平的经济发展。 在有关民主转型动力的讨论中，得到最广泛接受的动力因素是经济发展，有时又被称为财富或者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发展推动民主的假设由李普塞特(S.M.Lipset)在《政治人》中首先提出，其核心观点是物质条件的提高和底层人群生活条件的改善将会提高人们对民主政体的支持度，同时减少人们的反叛倾向。普沃斯基(Przeworski)最先对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因果关系提出质疑。他发现人均生产总值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民主治理，而是收入的提高减少了民主政体退回独裁统治的可能性。对此，很多学者提出了批评。 很多变量与经济发展是有关联的，这些变量都被认为对民主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很多研究中被放在同一个变量集当中。其中代表性的变量是工业化、教育和社会平等。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工业化和教育的结合能够创造出一个公民更加自信和更具政治意识的社会。从而，公民文化将成长起来，且不易受到政客言论和民粹主义的影响。经济发展也被认为将锻造出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政治上具有批判性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将成为对抗独裁统治的中坚力量。社会平等则被认为能够通过财富再分配增加公民对民主的情感依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都被认为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例外，因为它虽然实现了民主化，但是却很贫穷。随后，博茨瓦纳、加纳、纳米比亚和南非等国家也加入到这类例外国家名录中。在光谱的另一边，诸如海湾国家和东南亚的新加坡、文莱等虽然很富有，却未能实现民主化。与上述知名度较高的例外国家不同，仅仅只有极少数人关注到太平洋地区贫困但实现了民主化的众多岛国。 在经济发展推动民主这个理论假设中，工业化和教育是两个核心自变量。然而，由于国家规模很小，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工业化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很低。一方面，人口较少，自然资源有限，位置偏僻，地理和文化上的碎片化，抗外部经济冲突上的脆弱性，飓风和地震的频发，严重依赖进口和脆弱的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存在，使这些岛国基本上不可能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即使不考虑工业化因素，规模经济方面的高通信和能源成本、不规则交通路线、公共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失调和国内资本缺乏等不利条件也仍然会束缚这些岛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地看，过去种植园模式赋予这些岛国的优势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因为诸如香蕉和甘蔗等商品在当今全球市场的需求量已经下降。此外，一些岛国虽然在旅游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这个产业极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对于这些岛国来说，实现经济多元化仍然是主要的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开始用MIRAB(Migration，Remittances，Aid and Bureaucracy，移民、汇款、援助和官僚体系)经济指代这些太平洋岛国的经济状况，因为这些岛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都严重依赖于外部援助。 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高水平的教育在现代化论者的观点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从历史上看，多数太平洋岛国都没有大学，这意味着多数岛民需要出国寻求高等教育，而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一般都选择留在国外，导致大量人才流失，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岛国的经济发展能力。人才流失问题对政府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为政府在很多重要职位上无法找到满意的人选。例如，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评估，部分太平洋岛国在记录解决治理问题的援助物品问题上都存在能力问题。有鉴于此，大量的援助资金被用来培训选民，以帮助他们熟悉民主程序。目前，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发展困境已经重新引起了国际组织的注意。例如，联合国已经建立了小岛屿与发展中国家(SIDS)网络。 总而言之，上述岛国的劣势被认为扼杀了其经济发展前景，并且阻碍了民主的正常转型。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太平洋地区的岛国已经举行了大约200场选举，且多数以妥协和调解为特征的民选政府得以延续至今。例如，根据既有的民主理论，瑙鲁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动荡后应当走向民主崩溃，但是民主制度得以保留下来。相反，因为国土和资源禀赋而最具发展潜力的斐济和所罗门群岛在维系民主制度上却麻烦不断。正如彼得·拉莫尔(Peter Larmour)指出，现代化发展不但没有为太平洋岛国的民主发展提供支持，反而破坏了发展的基础。③ 上述情况在非洲岛国，尤其是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家也可以观察到。两国都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国家到多党制民主国家的转型，并且自此走上了民选政府的道路。两国的人均GDP水平接近非洲整体水平，其中佛得角是4000美元，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是2000美元。在历史上，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几内亚和莫桑比克曾是葡萄牙在非洲的五块殖民地，但是这两个岛国在民主化方面比其他三个大陆国家表现得要好很多。三个大陆国家在转型后出现了内战、压迫性政权和政治动乱。相反，佛得角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则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平稳过渡到多党制民主国家，并且维系至今。 从全球看，如果我们把人口门槛定在100万，那么全球人均GDP低于一万美元的民主国家数量是11个。但是如果把人口门槛去掉，那么全球人均GDP低于一万美元的民主国家数量就会增加到23个。这意味着在低收入民主国家群体中，小国家的数量超过了一半。正因为如此，这些小国家的民主化经验对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构成了挑战，从而明显削弱了经济发展作为民主化充分条件的适用性。进而，贫困社会实现民主化是可能的，但这个结论只有在把小国加入到分析样本框的前提下才成立。因此，关于小国民主化经验的研究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本文的观察仅仅是揭开了冰山一角而已。 三、小国家的分权制经验及其理论贡献 在过去的十年中，很多大国出现了一种以分权制和权力下放为特征、让政府的服务载体转变为更小的次国家治理单元的改革潮流。这种改革潮流的指导思想是“小的才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认为只有在小的治理单元中，政府才能靠近人民，进而更好地服务人民。为了证明小国对比较政治学具有价值，本文首先思考那些讨论大国分权制文献的争论是如何形成和巩固的。本文主要参考了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斯韦特兰娜·萨莉克(Svetlana Tsalik)的《规模与民主：分权制的条件》一文。虽然这篇文献有点过时，但是却清晰地呈现了小国政治运行和分权制的实践过程。 在讨论前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分权制的文献很多，且难以调和到一个统一框架中，同时包含了诸如权力下放和多层治理等概念。本文无意也无法对这些文献做出全面性的评述，而是聚焦于争论形成的原因。第二，本文主张集中制作为一种理想制度，并不是要推翻戴蒙德和萨莉克的观点。本文认为，一种实证主义取向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对小国民主实践考察的基础上。对此，本文将证明小国的民主实践与现有的解释是存在明显差别的。第三，在戴蒙德和萨莉克之后，很多针对小国的研究文献也相继发表。虽然本文引用了很多新文献，但是有关小规模对民主的优势与劣势问题早就在那些未被引用的文献中进行了大量讨论。 戴蒙德和萨莉克认为，小规模对于民主政治是美好的。正如其他持此类观点的研究者一样，他们的研究起点也始于达尔(Dahl)和图弗特(Tufte)的开创性研究。他们认为国家规模与民主巩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他们说：“如果像联邦制和分权制这类制度能够在小国得到应用，那么大国也有可能通过模仿那些小国所固有的对民主有利的条件而获益。”④这意味着戴蒙德和萨莉克并没有完全忽略小国，虽然他们没有讨论民主在小国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却把国家规模与民主巩固的相关性作为其论点的关键。这是他们与其他研究者的不同之处。 戴蒙德和萨莉克列出了五个有利于民主实践的条件，包括公民发展、问责与回应性、代表性、权力制衡和有条件的同意。本文将逐一考察这些条件，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本文也吸收了现有关于小国政治实践的文献。再次说明，本文并不是要推翻那些支持分权制的文献，而是要证明对小国的关注是如何丰富现有解释的。 小规模的第一个优势是公民发展。戴蒙德和萨莉克认为小规模对民主的第一个有利条件，是小规模能够让更多的公民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过程，对妇女和少数群体来说更是如此。这种更直接的参与被认为能够增加公民对政策问题和决策达成的认知，进而提高公民对那些不太受欢迎决策的支持度。这种民主社会化能够防止大国的公民因远离权力中心而降低对民主政体的信任度。他们认为，如果让普通民众理解和参与到这些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他们就更易于接受那些可能会损害他们直接利益的公共政策，进而催化出诸如宽容、信任、互惠与合作等公民文化。⑤ 小规模的第二个优势是问责和回应性。小规模带来的问责和回应性优势，表现为在小规模民主中，地方民主政府能够通过让政策制定者更积极地回应公民的需求而提高合法性。对此，戴蒙德和萨莉克指出：“伴随着选区的增加，民众和代议者之间的交流链条开始变长和科层化，民众让代议者表达自己观点和利益的机会会变得更少。”⑥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合理的，但人口规模并不是影响政治家代表性的唯一因素。很多小国是岛国或群岛国家。在这种条件下，民众和议员的交流都成为问题，更不用说让议员经常到选区中去了。例如，在基里巴斯，华盛顿岛民众的议员要去拜访该岛，会受制于航行计划的限制，因为到该岛的船两年才有一艘。虽然近些年无线电交流在华盛顿岛和首都之间建立起来了，但交流顶多是偶尔的，因为线路经常长时间中断。华盛顿岛虽然是个极端案例，但它所面临的问题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国中却很普遍。另一个因素是，由于不同岛国之间的航班是非常稀少的，当议员要出国的时候，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也使得议员很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选区民众的需求问题。此外，由于多数小国比较贫穷，小国的议会常常处于经费不足的困境中，议员基本上没有被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交通经费，这也限制了他们经常去拜访他们的选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议员很少去拜访选区，所以才有了戴蒙德和萨莉克在文章中提出的“领导人不来看我们”的抱怨。但是，这些不利条件在大国并非不存在。因此，小国承受的批评往往比大国要激烈得多。小国政治实践对那些支持更多分权制人士的启示是：政体的规模绝不是影响代表性的唯一因素。 表面上看，小国的社会距离比较短，因此透明度自然比大国高很多，政府的责任性更强，因此可以认为小规模对民主是好事。但恰恰相反，在小国，被自由理想所推崇的问责制度基本上无法维持，因为个人被号召扮演多重角色，问责演化为对裙带关系和腐败的无休止批评。在极端案例中，小国由于规模小而容易被一些人主导，有很多案例显示民粹主义领袖通过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将小国变成自己的“封地”。此外，权力下放被认为能够为公民申诉提供更精准的方式，但是这种观点低估了小国政治的个人化问题，尤其是在只有几百个选民的微型国家中。以非洲微型小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为例，这个国家的政治行为主要是建立在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上，而不是主导大型社会的间接、科层关系和正式契约。⑦在这种环境下，家族忠诚会胜过政策优先权和议员能力，成为左右政治的主导性逻辑。 小规模的第三个优势条件是代表性。随着大国政治生活的日益专业化，谋生而非价值追求成了多数政治家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因此政治家更多关注赞助者的利益而非选民的需求。通过辩称建立“业余政治”是可能的，分权制以及对公民参与的强调被认为是减少大国政治家日益专业化的有效途径。当然，在现实中可以找到一些符合上述观点的案例，一些小国的政治确实能够保持一种“业余”性质。但是，政治的业余化并不必然蕴含着更强的代表性。如前文所述，即使不把政治当成谋生工具，小国的政治家也主要由精英构成。此外，业余政治带来的经费短缺也减少了参与渠道的数量。不过，“业余政治”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小国的政治家还远远没有实现大国政治家那样的专业化。例如，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援助项目花费了大量经费，让这些地区国家的政治和政治家通过议会训练项目和政党援助变得更专业化。他们这样做的依据，是更专业化的政治家更不喜欢破坏作为善治基础的人治，而这个依据是直接来源于大国经验的。 小规模的第四个优势，是能够为避免独裁统治提供结构性堡垒。对小规模和民主进行粗略的考察，可能会得出上述结论。但是深究起来，可以发现这个假设还是存在问题的。首先，在斐济、格林纳达、塞舌尔和苏里南这样的小国，独裁统治已经死灰复燃。其次，尽管简化版本的民主能够在小国生根，但规模小可能会制约多元性。这种制约既可以通过社会和文化压制等非正式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正式机制实现。例如，大国的报纸和其他媒体被认为是督促政府负责的关键工具，但在小国，出版机构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很难保持真正的独立性。结果，新闻机构经常是政府所有，进而被统治精英操纵和占用。正如布鲁斯·贝克(Bruce Baker)在分析塞舌尔时说，“政府仍然控制了国家广播公司和唯一的日报——《民族报》，并且没有接受其他力量涉足此领域的意愿”。⑧ 小规模的第五个优势，是有条件的同意。戴蒙德和萨莉克认为，分权制结构能够增加落选者接受选举结果的意愿，因为权力已经被分散到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去了。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中则缺乏说服力。首先，一些小国根本就没有政党，即使在有政党的国家，个人和地方在选举中也比政策主张重要。在这种环境下，不稳定而非牢固的控制成了小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瑙鲁的总统更换了9次。在2003年，总统更是更换了5次。在缺乏政党制度的背景下，政治家的立场经常飘忽不定。总统更换率高并不是只在瑙鲁存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其次，很难找到界定小规模政体的合理标准。例如，人口只有2万的岛国帕劳拥有戴蒙德和萨莉克所主张的联邦模式，其全国代表大会拥有一个议员数量为25人的两院制议会。此外，每个州都拥有自己的立法机构、州长、副州长、政府机构和酋长委员会等。戴蒙德和萨莉克主张为了获得分权制的好处可以牺牲部分效率，但是显然在帕劳他们需要反思自己的观点。帕劳是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更普遍化的依据是所有集权政府，无论人口规模大还是小，对指责他们不关注地方诉求的批评仍然是持开放态度的。 戴蒙德和萨莉克并没有忽视分权制和联邦制的内生性问题。他们比较充分地讨论了分权制的一些缺陷，包括拉票等本文已经提到的问题。然而，他们的讨论主要是建立在大国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忽视了小国的经验。如果在研究中深入考察本文所提及的小国，他们就可能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结论。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推翻戴蒙德和萨莉克的结论和捍卫集权制度，而是要证明关于小国的研究是如何对相关问题提供重要补充的。现有关于小国政治实践的研究文献对分权制争论的重要启示，是小规模的价值顶多是优劣各半。因此，虽然分权制可能会改善大国政治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创造小规模的治理单元同样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小规模本身就带有的问题。 四、结论：为什么小国家可以回答大问题 本文的目的是呼吁比较政治研究者对忽视小国研究的行为做出更多的反思，并且意识到这种忽视对他们所研究的主题造成的消极影响。至少，本文希望这个判断会促使研究者把规模作为挑选案例的标准之一，即使他们最终选择“最相似比较”原则来选择案例。此外，本文认为，在研究中，如果要省去对小国的考察，研究者必须解释并证明他们的排除标准，即为什么低于某一标准的案例可以被省略。但本文还是希望以后的文献可以为小国留出一些空间和位置。本文通过对民主化和分权制两个主题的考察，展示了对太平洋和加勒比这两个民主化最成功地区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我们对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原因和动力的理解。并且，由于忽视了民主在小国的实践经验，关于分权制议题的争论丢失了很多极具启发性的经验案例。 最后，本文认为，对小国的忽视也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大损失。目前全球国家的平均规模都在逐渐缩小，要求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关于规模所具有的政治影响的研究将会越来越重要。在这些背景下，对于比较政治研究者而言，小国经验将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希望本文已经清楚论证了小国重要性的原因。 *原文题为"Why Small States Offer Important Answers to Large Questions"，发表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5年第48卷第4期，第527～549页。 注释： ①Jorge I.Domínguez,The Caribbean Question,in Jorge I.Domínguez,Robert A.Pastor & R.Delisle Worrell(eds.),Democracy in the Caribbean:Political,Economic,and Social Perspective,Baltimore,MD: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2. ②Benjamin Reilly,Social Choice in the South Seas:Electoral Innovation and the Borda Count in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3,2002,p.355. ③Peter Larmour,Democracy withou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Mrica,in Adrian Leftwich(ed.),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MA:Polity Press,1996,pp.230-247. ④Larry Diamond & Svetlana Tsalik,Size and Democracy:The Case for Decentralization,in Larry Diamond(ed.),Developing Democracy:Towards Consolidation,Baltimore,MD: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120. ⑤Ibid.,p.124. ⑥Ibid.,p.129. ⑦Gerhard Seibert,Comrades,Clients,and Cousins:Coloni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tization,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