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新闻图片造假的社会诱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诱因论文,新闻图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造假一直是新闻业难以根治的痼疾。自有新闻业起，新闻造假就始终是新闻业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新闻业也正是在与新闻造假现象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艰难地坚守着真实性这一新闻伦理的底线，维系着社会大众的信任。新闻的真实与失实正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不断出现的新闻造假现象更令人们体会到新闻真实的重要性，以及坚持新闻真实性的艰巨性。尤其是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必须面对更加复杂多样的借助互联网以及数字技术完成的新闻造假现象。
近年来，新闻造假事件频发。《影响2006·CCTV图片新闻年度评选》铜奖作品《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被证实造假，并由此引发了业内一场对新闻图片造假的“清算”。随后，2005年首届“华赛”（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金奖作品《广场鸽接种禽流感疫苗》的真实性遭到质疑并最终被证明造假；“金镜头”获奖者自曝《为什么不回家》造假……
假新闻一经揭露，立即千夫所指，成为毫无争议的新闻业丑闻。值得深思的是，新闻造假事件为何屡禁不绝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近期新闻图片造假事件屡见于各种时评反映出的一种看法，即造假是个别记者在名利诱惑驱使下出现的个别现象，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个人的名利追求的确是大多数造假事件的显性因素，但新闻造假背后的社会诱因则是新闻造假的深层社会背景。
一、媒介技术主义影响
综观近年来国内揭露的新闻造假事件，PS已经成为当下新闻造假现象的关键词。
新闻造假不外乎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和有意无意地篡改事实，但不同时代新闻造假有不同的技术特征，文字新闻与图片新闻的造假手段显著不同。就后者而言，新闻摄影图片曾经主要通过摆拍与暗房技术手段造假，数字技术普及之后，PS等电脑特技则成了新闻图片的造假新手段。
数字化图像技术所具有的图像编辑、图像调整、图像描绘、文字编辑功能等，使得新闻摄影加工制作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从手段上来看，运用PS造假的资金成本和技术成本都十分低廉，而图片传播的社会效果之轰动又是文字媒介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新闻图片滥用PS技术的直接原因。在没有准确的调查数据佐证之前，无从知晓新闻图片造假的实际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新闻图片造假现象绝非个别现象。PS技术上的亲和力以及功能的日益强大，无疑对新闻摄影造假形成强大的诱惑力。
据报载，华赛摄影金奖作品“广场鸽”作者在承认造假后解释造假的经过时说，仅仅是因为看到画面左侧天空比较空，为了让照片看上去更完美，就用Photoshop软件把右侧那只鸽子复制到左边来了。在该造假者看来，“有一些新闻摄影界的同行也有把图片上的电线、烟囱、风筝抹掉，有的在天空中复制烟花等场景，我当时就认为只要不违背新闻事件的真实性，这种修饰无伤大雅”①。在Photoshop时代，新闻的真实性这一原本明晰的概念在PS唾手可得的编辑环境里骤然间变得模糊起来。
PS技术滥用所反映出的，是一种流行的媒介技术主义倾向。麦克卢汉以“媒介即信息”断言媒介技术的出现本身就将通过改变人们感觉系统的使用方式，进而改变人们的性格乃至整个社会。“媒介即信息”强调在影响人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方面，新的媒介技术可以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在这一视野中，传统的新闻真实观的动摇，的确可以看做是PS的深刻影响。
媒介技术主义出现于数字化时代之前，但风行于数字化时代来临之后，因为媒介技术愈益显示出令人惊叹的力量。媒介技术不仅能反映真实的世界，而且能建构具有更大吸引力的“超真实”（让·波德里亚语）。正是媒介的“超真实”力量，使得“拟真”代替了“再现”。
不断涌现的传播技术的革新与媒介技术主义思潮产生了强大的共鸣效应，深深地影响到大众社会心理。从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到普通大众受众，人们日益受到传播技术的控制而不能自拔。人们对媒介技术的依赖心理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日益加强，只是呈现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如果说普通社会大众对媒介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普遍现象，那么，作为传播者的专业从业人员对媒介技术的依赖则是隐藏在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一股暗流，从业人员对传播技术的依赖心理仍然是媒介技术主义后果的体现，PS技术的滥用正是这种技术依赖心理的典型表现。因此，当造假新闻图片被揭露以后，一方面，严刑峻法，咎由自取；另一方面，如何从心理上祛除技术的魔障，帮助从业人员重归符合职业伦理的规范也许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二、新闻把关的制度性缺陷
最近几次影响较大的新闻图片造假行为还呈现出另一特点，即造假行为的揭发者并非这些照片所属的媒体或上级负责审查的相关专业机构，而是以“网友”身份出现的民间人士。这固然说明互联网信息传播更加公开、受众的参与性更强，但从新闻媒体一方来说，这一现象还说明新闻媒体对新闻图片真实性要么缺乏把关意识，要么缺乏把关能力，而后者对于专业性的媒体机构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媒体把关意识的缺失、把关过程的导向偏差，客观上助长了新闻图片造假现象。正是由于媒体把关的缺失，数字化技术在新闻图片领域的滥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媒体把关是一种制度性过程，这种制度性安排不仅包括对各种社会事件进行筛选使之成为新闻的外向把关过程，还包括对新闻制作过程的内向把关过程。其中，外向把关主要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身份和社会选择过程，是媒体通过对事件的导向性筛选而表明媒体自身立场的过程。而内向把关则主要是通过新闻加工技术对事实的再现过程进行专业性把关，以体现媒体的专业角色。只有当媒体将外向把关过程与内向把关过程完美结合时，媒体才能实现社会性与专业性两种角色的统一。与国内外无数新闻造假事件一样，“藏羚羊”等造假事件再次表明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导向性筛选过程的重视，远远高于对新闻生产过程的专业性把关的重视。绝大多数假新闻都是因内容十分契合某一特定时期的重大社会议程而进入媒体议程，并通过媒体传播出去的。导向性筛选其实也就是一种政策的选择过程，而新闻生产中的真实性要求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规则。媒体为迎合或屈从社会他系统的政策需求则常常以牺牲自系统的专业规则为代价。
从新闻传播的过程来看，新闻是一个系统性的组织化选择过程和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机构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把关人。从造假者所在的媒体部门，到为造假图片评奖的行业机构，他们的导向是影响微观层面的新闻制作和新闻选择标准的主要因素。
媒体通常倾向于依据自身目标，或符合自身利益的各种标准选择性地生产媒介产品。西方学者认为，“这种选择性优势可以相当专业而又符合行业标准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媒介组织真正在意的并不是专业以及工艺标准，而是哪些产品卖得最好或者收视率最高”。② 这种现象在西方媒体中十分普遍。西方媒体的商业化特征决定了发行量、收视率等商业标准必然会成为左右媒体新闻选择的主要标准。对我国媒体而言，媒体具有“事业”与“企业”二重属性，媒体的新闻选择机制更加复杂。一方面，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新闻的选择过程中，“能够符合各种已经验证的公式、低成本而又容易生产的产品或者策略，最能够获得组织决策的青睐”。③ 这种符合商业竞争需要的选择标准一次又一次地在媒介生产过程中被运用，并屡试不爽，最终便有可能形成一种商业化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媒体的“事业”属性对新闻选择的过程也产生了本质影响。在新闻选择过程中，新闻的宣传功能往往是新闻选择的重要标准。媒体属性的二重性，决定了媒体新闻生产标准的二重性，市场的、宣传的因素共同对新闻生产施加外部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新闻的专业标准则退居其次。对新闻生产外部因素的过分强调，客观上造成新闻生产的专业标准被弱化，甚至沦为实现外部利益的手段。因此，新闻造假在某种程度上一度成为可以被容忍的专业瑕疵，一切为了好看或是实现宣传意图，或是既为了好看，也为了实现宣传意图。新闻与宣传的界限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模糊。媒体在新闻的选择过程中必须面对宣传属性与商业属性的冲突与对立，而在新闻的加工生产过程中，宣传属性与商业属性却时常站在一起共同与新闻的专业标准形成对立。
新闻是一种独立的专业。这一理念自19世纪现代报纸问世以来就逐渐成为支撑新闻业生存的根本信条。而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正是人们所公认的新闻伦理道德准则，如新闻以传递信息为基本功能，新闻必须客观、真实、公正、准确，等等。这些信条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宣示了新闻之为新闻的独特规定性。没有这些规定性，新闻业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在理论上，新闻专业主义的信条是媒体内部新闻生产过程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问题是，在实践层面上，新闻的生产过程中渗透进大量的外部因素以后，这种伦理共识在各种外部利益博弈过程中却不断遭遇尴尬处境。新闻生产总是在复杂的媒体环境中进行的，媒体并不能总是依据新闻专业主义信条，因为媒体环境不仅包括新闻专业主义，还包括非新闻专业主义因素，如商业准则、政治准则等④。商业竞争的压力和政策的压力使得媒体更倾向于将宣传效益与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而将专业主义的自我丰足的追求置于末位。媒体自身的二重性以及对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高度依赖必然导致新闻专业主义的弱化甚至缺位。在这样的新闻生产环境下，造假现象频频出现就十分可以理解，不过是一些急功近利的记者编辑将媒体本就存在的工具理性在具体的新闻生产过程加以实践而已，是制度化因素对个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图片造假风波中，坊间舆论曾批评部分媒体对新闻造假追惩不力而造成造假现象泛滥。如事实如此，只能进一步说明新闻造假有制度原因。当新闻业为了外部利益放弃其专业坚守时，也就彻底放弃了自己。重申新闻专业主义，并非要求新闻业将业务标准凌驾于其他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标准之上，而是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必须加强内部的专业性把关，唯有如此，新闻业才能够始终被社会需要。
三、传播者的受众想象
2008年初掀起的对造假新闻图片的清算，让社会，尤其是让媒体认识到受众的力量。数字化是一柄双刃剑，既给造假带来了技术上的便利，也将新闻造假置于透明的传播环境中，使其无所遁形。
数字化颠覆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概念。新闻传播中的受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新闻传播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和最终完成者。在这样的受众环境中，媒体的新闻生产过程实际上延伸到了受众的接受过程，新闻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种未完成的图式，意义的真正完成有待于受众的参与性解读。此时的受众已经完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他们的参与使得意义的阐释充满了主体性特征，包括新闻在内的媒介产品的意义得以被深度揭示和延伸。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受众不断对新闻生产者进行监督，提出质疑。因此，受众参与性的增强必然会对新闻造假现象产生制约作用，受众的参与性在互联网时代从技术上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由是观之，新型受众的监督有可能成为扼制新闻造假的有力因素之一。
反观那些新闻图片的造假者，显然对互联网时代受众的上述变化漠然视之。在传统的大众传播中，传受双方相互隔离，受众很大程度存在于传者的想象之中。传播者所想象的受众图像依然是被动的、消极的，甚至是无知的。造假者所忌惮的只是作为新闻把关人的媒体内部的层层关隘，而从来不是受众的质疑。其实，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受众对媒体内容有着一定的规范性要求。在道德层面上，受众对媒体的客观性、公正性等品质十分敏感，甚至“对于媒介不偏不倚和可靠度的强调，会凌驾媒介对于自身表达自由的宣称之上”。⑤ 只是这种规范性要求却没有始终成为传播者的座右铭。在操纵性的传播关系中，传播者相信，受众是被生产出来的，是操控的对象。因此，受众对媒介内容的评估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无疑大打折扣。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声音也缺少适当的表达通道，尽管有批判性的公众态度的存在，却不能及时在传播过程中得到表达。因此，对新闻造假的揭露便只能依赖于媒体的自律，这也正是一直以来舆论为新闻造假现象开出的药方。
当然，客观地看，传统受众本身的某些心理倾向也是有利于新闻造假者的。这主要体现在受众对媒介的评估往往并未经过深层内化，而是流于表面。对腾讯网转载的新华网文章《央视2006年度十大新闻图片造假记者被解聘》一文的151条热门评论⑥ 的内容分析显示，对造假事件和造假者持反对立场的评论占所有评论的38.4％，而对造假事件以及造假者持同情立场的评论占所有评论的45％，对造假者持同情立场的网民之多超出预期。这部分网民的观点是：造假固然是错误的，但其严重性不足以使作者遭到被解聘的处罚，处罚过重。网民的这种心理倾向表明了受众对新闻真实性态度的复杂性，即一方面对新闻的真实性有较高的道德层次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将真实性缺陷仅看作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业务问题，对真实性原则的认知未能超越媒体自身所设定的专业主义准则。新闻图片造假以及其他造假现象当然是不能归咎于受众的宽容心理，但受众媒介素养的加强，无疑能提高受众对各种新闻造假现象的辨别力和监督能力。
四、小结
正如一般的新闻生产过程所揭示的那样，新闻造假并非完全是造假者的个体行为，对造假原因的探究如仅仅局限于对个体行为的谴责是不够的。媒介技术主义、新闻把关过程的制度性缺陷，以及传播者的受众想象，对于新闻造假均在不同程度上产生着影响。可以说新闻造假行为牵涉到媒介环境的方方面面，对形形色色的新闻造假现象的治理除了对造假个案严厉惩罚外，对整体的媒介环境进行治理，建设良性的媒介生态才是治本之道。
注释：
① 《华赛摄影金奖作品“广场鸽”作者承认造假》，http://www.sina.com.cn，2008年4月7日，人民网一人民日报
②③⑤ 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247、34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第19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 http://comment.3.qq.com/axel/comment.htm?site=news&id=786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