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1]2001年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可持续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历史上的高等教育改革，始终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背景。将高等教育活动置于当代人类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之中，吸收潘懋元教授所倡导的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观，在深入领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制约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原则的启发性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策略，是本论文的研究视点。 本论文共分五章。前面两章，围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问题，阐述了高等教育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本质联系；后面叁章，着重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审视了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紧迫的改革课题，试图形成若干合乎规律的改革思路。 首先，笔者围绕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现代化进程与反现代化思潮的“世代纠葛”，回顾了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指出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包含着当代人类最重要的价值选择，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建立新的物质生产系统，而且需要建立新的精神生产系统。 在论文的第二章中，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表明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认识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未来，人既是发展的手段，又是发展的目的。通过分析，笔者进一步提出当前存在叁种层次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观点，并通过对这叁种层次，特别是对“社会整体层次”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分析，阐述了发展“人”的必要性。显然，要将人的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离不开教育(高等教育)活动的全面参与。 在这一章里，笔者全面剖析了高等教育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这种关系表现为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个是高等教育如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个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按照将来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理想，上述两方面是一个整体，高等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包含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过，根据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社会现实，我们还达不到那种合二为一的程度，只能分别对二者加以研究，然后尽可能地将它们联系起来思考，具体讲，就是在推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同时，满足实施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虽然，目前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社会可持续发展实践对高等教育发展构成直接的制约关系，但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从目标到过程，显然应该并且能够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及原则中获得某种启示。于是，客观上，要求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与启发两个角度，去研究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程。 从制约与启发两个层面确立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观，对认识和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现实而紧迫的课题，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归根结底，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一要求高等教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可持续发展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二要求高等教育对象的发展潜力不断得到提升（其中，高教事业的持续发展为教育对象发展潜力的持续提升创造了条件，而教育对象发展潜力的持续提升为高教事业的持续发展标明了努力方向），因此，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焦点，应集中在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和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机制这两大方面。于是，在论文的第叁、第四和第五章，笔者依据可持续发展观，分别就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以及大学素质教育的拓新等问题进行了若干探讨。 具体讲，论文第叁章考察了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演变的历史，从发展目标、发展原则和发展机制等战略构成要素出发，揭示了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的变化轨迹。通过深入分析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之不足，揭示它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业己暴露的矛盾、问题之间的关系，论文提出了必须转变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的观点，并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阐明了未来发展理念的若干转变方向。 论文第四章，从提升人才发展潜力的目标出发，围绕人才的“自由拓展度”与“适应度”，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变迁历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制约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诸方面因素。本章，笔者以专业设置方式、课程体系结构和教学管理制度为考察重点，对当前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客观地评价了相关领域的改革举措。最后，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对今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目标和改革策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由于大学素质教育对提高人才发展潜力，具有特殊意义，因此，论文第五章以之作为研究内容。笔者借助哈贝马斯对“大学理念”和“大学功能”两个概念的阐释，通过东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深入探讨了大学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论文提出了大学生应具各包含基础素质和专业素质在内的整合素质之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既对学生的整合素质提出了要求，又为整合素质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此，末来需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渗透到素质教育的实践之中，把教育对象的素质整合起来，更好地为实施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的大学素质教育实践提出了若干建议，譬如应深化对素质和素质教育内涵的理解、改革大学人才培?
陈德静[2]2004年在《基于科技创新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体系构成了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主体与基础。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最新成果、科技创新理论、高等教育及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理论为指导，采用实证分析等方法，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互动关系的视角，分析借鉴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本文首先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联系出发，分析研究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揭示了社会发展呼唤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呼唤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基本规律及两者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凸现了科技创新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强烈呼唤。 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本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于制度创新，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及科技工作的改革与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构建高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及运行机制，构建高等教育体系立交桥，对高等学校进行合理分层及实行分层管理分类指导，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构建高等学校内部用人与分配上的竞争与激励机制，构建高等学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构建高等学校质量保证与控制体系，构建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体系和有效的运行机制等重点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归纳形成了五点基本结论和十点政策建议。
李树陈[3]2016年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职业教育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解决公共职业教育问题、满足公共教育利益为目的。从政治学视角来分析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规律,是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及其内容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运用和拓展,能够提高政策形成的科学性,提升政策执行的实效性,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服务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局。职业教育在我国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承担着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职责和使命。在国家不断突出职业教育战略地位的顶层设计框架下,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政策环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经费不足、技术技能人才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认同等。在国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下,如何克服存在的问题,调动政府、市场、企业、行业、学校、民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利益共享,形成办好职业教育的合力和持久动力,实现职业教育公共治理现代化,成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公共政策涉及到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调整与分配。职业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牵涉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分配,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职业教育政策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密切相关,影响到我国政治稳定、经济转型、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它是助推经济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需要对有关概念进行明晰界定。对治理、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利益相关者理论、国家治理体系和职业教育政策及其体系等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为研究职业教育政策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出台的各种职业教育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其对国家整体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今后更好地处理好职业教育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共生互动有着非常好的参考和借鉴。全球治理视野下,各国更加注重公共政策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到经济发展、产业调整、人力资本投入、国家繁荣稳定等多方面。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普及职业教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所提倡的政策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尤其是促使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全球职业教育治理协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立足本国实际,紧密对接国际人才需求变化的动向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选择。纵观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历程,它们在推进本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都密切注意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尤其是非常注重发挥职业教育在整个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德国尽管在国情、文化传统等方面与中国有很大差异性,但职业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规律对中国依然有用且相通,即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好作用,转变职能,为职业教育发展创设好外部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起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增进办学活力,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全社会破除既有的各种歧视,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成才观,营造好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氛围和环境。这些都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即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构建开放的运行体系、进行跨界性研究、进行国际化合作等,这些都成为新时期立足我国实际制定正确职教政策的必要参照。目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转型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教育发展也呈现出补齐职业教育薄弱环节、解决好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多元化成才成长、顺应全民终身学习时代要求等特点。这种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公益性更加凸显,政府的主导作用将更加突出。政府需要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宏观思考,进行法律制度构建、机制体制政策层面上的战略安排,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来满足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巨大需求。与之同时,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也要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成为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新四化”布局的重要支撑、促进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国际组织、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围绕着我国职业教育实际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几个方面的进一步思考,如进一步细化顶层理性设计,包括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办学层次,更加体现职业教育公益性、促进社会公平,坚持依法治教等方面,尤其是对《职业教育法》的修订提出建议;进一步改善政府宏观管理作用,包括明晰各级政府职业教育职能分工、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成才观、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创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其中对营造全社会尊重技术技能型人才尊重的文化和氛围、弘扬和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功能,包括调动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性、拓展行业组织功能、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对如何进一步调动起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积极性提出了思考。综上所述,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思考,以期能够对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张立军[4]2012年在《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少数民族教育体制，民族高等教育体制也是随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民族高等教育体制是我国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研究涉及民族学、教育学、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新世纪伊始，面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变革局势，研究与完善我国的民族高等教育体制，对于科学引导民族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按需培养民族人才、践行高等教育公平、巩固国家民族团结、构建多元一体的和谐社会以及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等，皆凸显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和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某种教育思想往往要通过制度化的形态——教育体制，才能长期地、实际有效地作用于教育实践。本研究打破以往单一体制的研究视角，将“高等教育体制的多维发展”与“新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历史变迁”相结合，从而凸显“民族高等教育体制多维变迁”的研究新意。以史为鉴，史海钩沉，改革创新，自然彰显其非凡的研究意蕴。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民族高等教育体制的变迁进行较为系统的“多维立体研究”：从民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就业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多维研究视角，对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体制的历史变迁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阐释与探究。全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导论部分。阐释了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等前提性的问题，界定了研究的相关概念。其中，研究现状的综述较为翔实，从“民族”到“民族教育”、从“教育体制”到“高等教育体制”、从“民族教育体制”到“民族高等教育体制”，逐步地深入到研究主题。第一章从民族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因”和“直接动因”两个方面，分析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的历史动因，明确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揭示了民族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及政治经济发展与民族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二章翔实阐释了自1949年至2009年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演变，梳理了民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60年来的发展历程，并且对民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性、原因及动力趋向等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论述。第叁章梳理了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详细分析了民族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影响因素、历史归因、改革目标与内容，阐明了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特色。第四章总结了民族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发展沿革的叁个历史阶段，探讨了民族高等教育经费特殊扶持政策及创建民族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的相关问题。第五章归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高等教育招生就业体制四个阶段的演变历程，分析论述了我国民族高等教育招生就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与探析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的新路径。第六章宏观梳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大历史时期的民族院校内部管理体制变迁历程，同时微观回顾了60年来民族院校内部领导体制的发展脉络，并结合N民族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与探索之案例研究，探讨民族院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创新模式。第七章是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体制的历史思变，盘点成就，积累经验，聚焦问题，筹划策略。对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体制进行较为深入的历史反思和理论反思，同时合理借鉴国外高等教育体制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经验，探究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高等教育新体制。最后是结语部分，在对民族高等教育体制进行梳理、分析、研究与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总结民族高等教育体制的变迁规律。同时结合中国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民族高等教育的理论诉求，探究我国民族高等教育体制的发展趋向。
杜安国[5]2010年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劳动和技能型、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实现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靠保证,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选择,既是长远大计又是当务之急。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越需要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任务更加迫切,这些都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使职业教育的社会需求更为强烈,从而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基于这样的形势与认识,本文专门就高等职业教育财政问题进行了研究,旨在从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出发,审视构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的思路与框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的研究意义与本文的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的文献综述,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描述,及本文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研究,包括世界范围内高等职业教育和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两方面内容。第叁部分为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包括高等职业教育经济功能的理论基础综述和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具体分析。第四部分是高等职业教育产品属性研究及其成本分担理论的综述。包括对高等职业教育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成本概念界定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分析。第五部分是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的国别研究,对美、德、澳、英、日五个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财政进行分析比较。第六部分为中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财政政策比较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体制存在问题的分析。第七部分为基于中国国情的高等职业教育财政体制构建的研究,首先综述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体制的变革,并在第五部分的基础上总结国外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阐述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体制的构建思路和构建框架,最后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第八部分为本文的研究总结与展望。
庞丽[6]2008年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价值取向》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已占有高等教育规模的半壁江山,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高等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强劲的政策支持,近年来,政府出台了更多的具体政策来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这引起了研究者对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关注。本文以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选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的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文本,深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并结合社会背景阐述隐藏在政策演变背后的价值取向,总结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变迁,并剖析其应有的价值追求。从文本梳理来看,不同时期出台的高等职业教育政策都是为了保证当时的高等职业教育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浓重的时代背景烙印。从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及其社会背景出发,我们可把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起步探索时期(1978年—1991年);法制化建设时期(1992年—1998年);大力发展时期(1999年—2003年);持续发展和特色化建设时期(2004年—至今)。不同的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演变阶段呈现的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本文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背景出发,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出台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分析。在社会经济战略发展背景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主要呈现出开发人力资源,服务社会经济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出台主要是为了促使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化和管理体制完善化,体现出制度建设,自我完善的价值取向;在高校扩招背景下,体现出满足社会大众需求的价值取向,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在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理念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体现出特色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凸现以人为本的就业导向政策,加强教学质量,进行高等职业教育特色化建设。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价值取向考虑的因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涉及的因素主要有国家、社会、学校及个人等,其价值取向随着社会大背景的变化而发生变迁,研究表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变迁主要从注重社会需求到个人需求、从注重外延发展到内涵建设和从注重规模扩张到质量保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观有着不同的取向,并且不单纯只呈现出一个价值取向,而是体现出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等多方面价值取向,表现出阶段性、连续性,并随着社会日益多元,高等职业教育政策逐渐追求“多元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和谐政策、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促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
陈永福[7]2016年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也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思想,更是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战略指引。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通过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升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高等教育质量,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强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野和框架下审视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按照“一个功能定位、叁个动力系统”的有机整体,探索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应对举措。论文考察、分析、对比了部分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发展道路；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探索、选择并坚持一条符合本国国情、体现本国特色、适应本国需要的中国特色道路；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并总结了经验和启示。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战略指引,深入探析其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辩证关系,研究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具体内容、目标体系和基本原则。论证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功能定位,分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从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服务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突破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旨强化高质效社会服务、以提高传承引领能力为导向服务文化软实力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中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途径。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是加快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直接动力,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新目标、新要求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立足“叁校一地”改革方案,从精准定位、突出治理、厘清职权、把握全面、突出特色、民生为重、接轨国际等方面提出较为系统的应对举措。论述了全面依法治国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供法治支撑,研究了全面依法治国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对现实状况进行了剖析,从树立法治思维、加快章程建设、推进依法治教、创新培养机制、建设法治文化、融入社会发展等六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组织保障,分析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挑战,从党建政绩与立德树人相结合、理想信念与大学精神相结合、高标准和专业化相结合、创新形式与提升内涵相结合、严明纪律与服务师生相结合、制度建设与警示教育相结合等六个方面,探讨了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途径。总结了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实践中应系统、协调、全面推进。
郑雪松[8]2011年在《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解决民族问题意义重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一些政策法规保障高校加大民族预科、少数民族骨干人才的培养。发展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项伟大举措,是适应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需要,对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增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及有关政策法规的保障下,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取得了巨大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预科生源被城市富裕阶层所垄断,预科毕业生回乡率日趋减少,预科生的学业进步也受到质疑,因而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正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尚待探索研究。本研究遵循文化再生产、最近发展区等理论范式,采用主位与客位研究、定性与定量研究、横向和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历史和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在运用观察、访谈和发放问卷等田野调查法对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的现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采用教育学、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政策学的有关理论,探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个案的社会意义,并结合共性与差异性的视域将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置于市场经济和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最后结合个案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对策进行探究。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研究的背景、选题的意义和研究目的,综述了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并进行述评,阐述了本研究采用的理论范式、研究取向、具体方法、研究范围和研究过程。最后,对教育、民族高等教育、预科、预科教育、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等相关概念进行再认识。第二章：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历史和发展及发展的政策与体制保障进行了梳理,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和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的发展历程。第叁章：运用观察、访谈和发放问卷等田野调查法对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的课堂、教学管理、学生和学院社会生态环境现状等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进行考察和研究。第四章：在结合历时性研究法对问卷进行总结分析和呈现与展示文化负荷者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态度与观点的基础上,采用文化人类学的客位研究方法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成就、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阐释。为了能有效地解决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存在的问题,采用共时比较研究法对国内其它民族预科教育和国外预科教育进行比较研究。第五章：在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历史和发展进行梳理和对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现状进行考察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文化再生产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成就归因理论等理论范式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在教育公平的目标下从事着少数民族精英群体的文化再生产、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学业进步、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定位取向等置于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环境中进行思考,认识到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所而临的机遇与挑战。第六章：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强调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必要性,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仅是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宏观层面和学校层面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对策进行探究。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在从事着少数民族精英群体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关注,揭示教育公平目标下的少数民族弱势群体面对优惠政策的无奈；在于引起党和国家重视少数民族预科生定向就业的保障问题,以确保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在促进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方面的作用；在于引起预科教育工作者和相关领导部门科学定位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谋求其健康发展。同时,本研究将人类学的观察法引入到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研究,并尝试从文化再生产理论视角来解释教育公平目标下少数民族精英群体的文化再生产。
董立均[9]2015年在《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及其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首先是生物科学和环境地理学萌生的概念,它是指在自然界相对特定的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所构成的统一整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生态学的基本学科框架,并衍生至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甚至成为了人们全局性、普遍性、联系性地认识、阐释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以生态的概念与基本原理认识教育,也就形成了“教育生态”的概念,它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教育与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等通过物质、信息循环和能量交换构成的教育生态单位。基于此,可以说,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即是留学生教育这一实践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各个事件及其与系统外部所发生信息交流、能量交换等构成的生态系统及其所呈现的样态。历史地看,来华留学生教育是全球化进程中教育交流的客观产物,其历史缘起是中国主动纳入世界体系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努力。近代以来,留学现象实际上是多种异质文明、政治体制学习以及经济发展道路想象等多种综合因素作用所形成的规模效应,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政治与经济所交织的世界文明交流的缩影。从1950年至今,来华留学生教育展示了从其作为“政治外交”到“文化交流”、“国际理解”等的强大价值魅力,而在当前中国战略性崛起中也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性选择与改革背景中凸显了出来,不仅成为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途径,也构成了中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的重要手段,这是辨认将近70年里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历史生成与价值变迁的客观镜像。在当代,来华留学生教育在规模、质量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忽略的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也出现了诸如结构失衡、功能缺位和质量失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甚至可能对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乃至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产生一系列的风险。根据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树立“生态思维”与强化“生态治理”正是破解来华留学生教育问题的两个基本路径。前者是要从教育发展观上明确来华留学生教育变革的价值观念,后者则要求以“生态治理”来实现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优化。具体包括:(1)以“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协同进化”、“教育节律”等生态学基本规律为依据,坚持整体性、开放性、多样性等原则;(2)强化来华留学生的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大力优化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的内外部环境;(3)提高资源整合,形成政府、社会和学校等多个主体协同治理、多方联动的机制;(4)强化质量监控,建立风险化解、生态预警与结构优化的保障系统。
王锋[10]2014年在《教育生态视域下江苏高教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高等教育生态的视角，运用高等教育生态学基本理论，对江苏高等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优化江苏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第一章介绍了研究的总体情况。主要包括研究内容、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重点论述了高等教育要面对周围环境变化引起的挑战，必须不断改革创新，提高自身活力，更好地与周围环境协调发展。第二章总结了高等教育生态学的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生态学是教育生态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主要内容包括高等教育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生态功能，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行为生态，生态系统演化，生态发展的检测与评估等。高等教育生态学的基本理论，是研究江苏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第叁章考察了江苏高等教育生态的定位和发展历史。江苏省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文化大革命”十年为转折点，把江苏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初步发展阶段、曲折发展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通过回顾1949年至2013年江苏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从历史的角度总结蕴藏其中的教育生态规律，为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历史经验方面的指导。第四章分析了江苏高等教育生态的问题和发展目标。根据国家和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从教育生态学视角，分析江苏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明确今后高等教育生态发展的基本思路，解读从2010年至2020年高等教育生态发展的总体目标。第五章至第九章，以实现江苏高等教育发展总体目标为导向，提出了江苏高等教育生态发展的五项战略措施。一是增强江苏高等教育生态的自身活力。高等教育自身活力是实现江苏从“教育大省”发展为“教育强省”的内在动力。为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转变教育主管部门职能，简政放权，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建立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的生态体制。不断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加强高校文化建设，加大高等教育投入，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的中心地位，重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改善江苏高等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外部生态环境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从教育生态主体和周围环境的角度，分析了江苏高等教育和自然环境、人口资源、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情况，提出了改善江苏高等教育外部生态环境的措施。叁是调整江苏高等教育生态的总体布局。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原因，江苏各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区域的角度，分析了江苏高等教育生态总体分布特点，分别对苏南地区、苏中地区、苏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作了比较，就调整江苏高等教育生态布局提出了对策。四是优化江苏高等教育生态的层次结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高职教育、成人教育、国际教育等不同教育层次，分析了江苏高等教育生态层次结构的特点，着重探讨了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统计的方法和作用，提出了优化江苏高等教育生态层次结构的措施。五是实现江苏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江苏高等教育生态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从“高校资源计划”的视角，提出控制教育生态承载规模的措施，保持适度发展；从知识产生、加工、传播、应用的视角，提出完善知识传播体系的措施；从重视教师主体地位的视角，提出延长教师学术生命周期的措施。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背景下，对江苏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第十章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本研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结论，以及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和主要不足。江苏高等教育正处于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阶段。利用高等教育生态学基本理论提出的发展战略，对于促进江苏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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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价值取向[D]. 庞丽.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7].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研究[D]. 陈永福.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8].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研究[D]. 郑雪松.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9]. 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及其优化研究[D]. 董立均.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10]. 教育生态视域下江苏高教发展研究[D]. 王锋. 南京林业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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