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逻辑在管理案例研究中的应用：以AMJ年度最佳论文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归纳论文,年度最佳论文,逻辑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Colquitt和Zapata的统计，管理学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之一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1963-2007年间发表的论文中，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理论构建型论文的数量年年递增，到2007年，案例研究论文和传统实证研究论文的数量几乎接近。[1，2]AMJ的主编和编委一再强调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定性研究很重要，而AMJ也一直在寻求并支持这样的研究，该刊近年来的年度最佳论文大部分也是案例研究。
对于国内管理学界而言，毛基业等[3]认为，因为国内的管理学研究采纳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较晚，而且近年来做的较多的是演绎式研究，偏重于在中国情境下验证西方管理理论，尚缺乏理论构建方面的独特贡献，因此案例研究尤为重要。包括徐淑英教授[4]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华人管理学者也呼吁进行更多的归纳式理论构建，强调“中国管理研究领域急需理论构建型研究，并不太需要纯粹应用西方理论”，而案例研究则是徐淑英所倡导的“归纳式、理论构建型研究”的重要方式。
然而，尽管案例研究在国内外都得到了高度重视，但有关案例研究方法论的文献却较少且各种文献之间的分歧很大，国内管理学界的案例研究方法论文献更屈指可数，使得管理学研究在案例这一手段的使用上缺乏有效的指导。相比较而言，传统实证研究方法论要成熟得多。笔者猜测，这很可能是案例研究难以在国内学术界被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证研究是一个假说的检验过程，从统计角度出发，传统实证研究更强调抽样方案、样本代表性、数据真实性、数据的来源和展示，国内学者遵循这一思路，将“严谨性标准”套用到案例研究中，忽视了案例研究方法论中最为关键的“逻辑正确性标准”。[5]在具体方法论使用上，沿用传统实证研究的思路，也形成了一些明显的误区。例如，就案例研究是否应该从理论假设开始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案例研究应该从理论假设开始；也有学者认为，案例研究从理论假设开始完全不符合案例研究“理论构建”的特点，案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构建理论”，怎能硬性要求案例研究从理论假设开始?如前所述，不像传统实证方法论那样成熟，一些案例方法论的架构彼此之间差异很大，也导致研究者在实际使用时莫衷一是，以上诸种情况已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然而，无论哪种案例研究方法论，它们都应承认案例研究是一种归纳推理，案例研究在这一点上根本区别于传统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不是归纳，而是检验。[5]Yin的复制逻辑[6]和Eisenhardt的复制与扩展逻辑[7，8]是目前管理学顶级期刊中被使用最多的管理案例研究方法论。本文拟在综述这两种最常被引用的案例研究逻辑基础上展开相关讨论。
一、文献回顾
1.Yin案例研究逻辑
Yin著名的关于案例研究逻辑的“复制原则”可能受到Campbell[9]的“模式匹配方法”的启示，在此之后，Yin的“复制原则”又影响了Eisenhardt，启发Eisenhardt提出“复制扩展原则”。
Campbell[9]的案例研究方法类似于传统实证研究。该方法的操作步骤是首先提出几种可能的假设。而与传统实证研究方法不同的是，Campbell将这些类似于传统实证研究中的“假设”称之为“模式”。在此之后，Campbell所做的是将收集的数据与这些“模式”进行比较和匹配，其中更为契合的一个模式将被认为是正确地解释了被研究的对象。
显然，Campbell的案例研究方法与传统实证过于类似，而案例研究毕竟不是传统实证研究，[5]其中不存在大容量的样本数据，因此也就无法设定检验标准——即到底数据与模式契合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匹配?因此，人们只有希望不同模式之间的对比足够强烈、鲜明，以至于研究结果可以根据两种相互矛盾的模式之间的比较而得以解释。
在此基础之上，Yin提出了著名的“复制原则”。[6]Yin指出，在多案例研究中，完成了第一个案例的分析之后，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还要再挑选一些案例。与大容量的调查研究不同，这些案例是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Yin认为，挑选案例有两种方法：一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这样的案例称之为“逐项复制”；二是由于可预知的原因而产生与前一案例不同的结果，这样的案例称之为“差别复制”。假如某几个案例的结果呈现相互矛盾之处，那么就应对最初的理论假设进行修改，然后再用另外几个案例，对修改后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在复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建构合适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需要声明在哪些条件下，某一特定的现象将有可能出现，即逐项复制；或者在哪些条件下某一特定现象不可能出现，即差别复制。
2.Eisenhardt案例研究逻辑
Eisenhardt[7，8]将案例研究逻辑推理方式分为四类：一是先选定一些类别，然后寻找组内的相似点和组间的不同点；二是将案例配对，然后列出每对案例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这一方法促使研究者寻找案例之间细微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三是按照数据来源将数据分开，当从某数据源得到的模式被来自于其它数据源的证据证实了，那么该结果就有更加坚实的事实基础；如果证据是冲突的，那么研究者可通过进一步探查冲突背后的含义来化解证据间的矛盾；四是将数据分为若干案例组，先是聚焦于某组案例，然后聚焦于剩下的。整体而言，案例研究的逻辑可概括为“复制与扩展逻辑”，其中，“复制逻辑”指每一个案例可以用来对具体命题进行独立的印证，通过相互印证，研究者可以更容易发现共存于多个案例之间的模式，并消除随机性关联；“扩展逻辑”指通过将不同案例中某一现象互补的方面呈现出来的模式融合在一起，建立更为完善和精确的理论。
二、穆勒五法作为古典归纳逻辑体系的基石与案例研究逻辑
逻辑是研究方法论的核心，而设定理论假设、数据的收集方法、数据的展示方法等具体操作都应服从一定的逻辑体系。换言之，从数据到结论的得出在逻辑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否则，其结论可靠性将无法得到保障。
如本文前述，现有案例研究方法论的主要逻辑是Campbell提出的“模式匹配”、Yin提出的“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Eisenhardt提出的“复制扩展逻辑”。事实上，案例研究既然是一个理论构建的归纳过程，它就一定要符合归纳逻辑体系，[5，10]本文将从成熟的归纳逻辑体系角度来探讨案例研究方法论问题，可能得到的结论会更严密和系统。
归纳逻辑应用于管理案例研究，其核心内容是对相同的结果案例与不同结果案例之间进行比较。在相同结果案例之间的比较，就是“逐项复制”；而在不同结果案例之间的比较，就是“差别复制”或者“扩展逻辑”，但无论是Yin还是Eisenhardt都未对比较的操作方法做出系统、严密的说明。
穆勒五法[11]是古典归纳逻辑的基石，其中的契合法、差异法与契合差异并用法就是“逐项复制”与“差别复制”的原型。契合法的规则是：如果在所研究的现象出现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场合中，只有一个情况是共同的，那么这个共同的情况就与所研究的现象之间有因果联系。如果用A、B、C、D与E分别代表不同的因素，用a、b、c、d与e分别代表不同的现象，契合法可以表示如下：
场合(1)A，B，C——a，b，c，
场合(2)A，B，D——a，b，d，
场合(3)A，C，E——a，c，e，
……所以，A与a之间有因果联系。
所谓逐项复制，其实复制的就是因素A，当A在不同的场合出现时都导致现象a，那么A与a就有因果联系。因为管理研究中得到的案例是实际存在而被我们观察到的，不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的试验。因此，各种干扰因素B、C、D、E是不得不考虑的情况，不仅如此，由于B、C、D、E的存在，它会反证因素A与现象a之间强烈的因果关系。Yin的逐项复制原则的一个缺陷是没有强调B、C、D、E等干扰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观察的场合越多，各个不相同的情况之间的差异越大，契合法就越可靠。
穆勒五法中的差异法规则是：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出现的场合与不出现的场合之间，只有一点不同，即在一个场合中有某个情况出现，而在另一个场合中这个情况不出现，那么这个情况与所研究的现象之间就有因果联系。如果仍然用A、B、C、D与E分别代表不同的因素，用a、b、c、d与e分别代表不同的现象，差异法可以表示如下：
场合(1)A，B，C——a，b，c
场合(2)B，C——b，c
所以，A与a之间有因果联系。
所谓差异复制，其实差异就体现在因素A。如果因素A不出现，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现象a也不出现，那么A与a就有因果联系。在归纳逻辑体系中，一般称现象a出现的场合为正面场合，而现象a不出现的场合为反面场合。差异法的使用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即除了在正面场合中有唯一某个因素在反面场合没有出现，其它情况完全相同，Yin的差别复制原则没有强调这一点。当然，在现实管理实践中，很难找到除一点之外其余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从逻辑上说，这时候只能增加反面场合的次数来接近逻辑严谨性的要求，这是穆勒五法中的契合差异并用法。
契合差异并用法的规则是：如果在所研究的现象的几个场合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情况，而在所研究的现象不出现的几个场合中，都没有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与所研究的现象之间就有因果联系。契合差异法可以表示如下：
正面场合：
场合(1)A，B，C——a，b，c
场合(2)A，D，E——a，d，e
场合(3)A，F，G——a，f，g
反面场合：
场合(4)B，M，N——b，m，n
场合(5)D，O，P——d，o，p
场合(6)F，Q，R——f，q，r
所以，A和a之间有因果联系。
综上，Yin和Eisenhardt提出的“复制和扩展逻辑”完全可以看成是古典归纳逻辑体系中契合差异法则的一个应用。
三、归纳的广度与现代归纳逻辑体系、归纳的深度与归纳推理中的演绎
归纳逻辑中一类较特殊的是完全归纳法，完全归纳法的形式是：依次考察了S类的每一个对象，发现它们都是P，所以，所有S都是P。显然，完全归纳法的适用范围很小，它只适用于那些对象数目很少的类别。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大多数归纳逻辑都涉及不完全归纳，即从个别的前提归纳出普遍性的结论，前述穆勒五法也是一种不完全归纳。
因为归纳逻辑研究人们如何从具体个案上升到一般、概括性的结论，因此它是一种放大性或扩大性推理。与实证研究大样本量的验证不同，归纳逻辑是一种或然性推理或者不确定推理。基于此，不同于大样本的实证检验，任何通过归纳得到的结论不可能是无懈可击的，这样，以归纳逻辑为基础的管理案例其严谨性就取决于归纳过程因果关系的显著性程度。
1.归纳的广度与现代归纳逻辑体系
归纳逻辑中首先存在一个被考察对象的多寡与代表性的问题，例如一个可能的归纳论证如下：燕子会飞，大雁会飞，苍鹰会飞，麻雀会飞，燕子、大雁、苍鹰、麻雀都是鸟，所以，鸟都会飞。在上述归纳中就存在被考察对象的数量与代表性不够的问题，这样导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或结论不成立，本文认为其来源于归纳的广度不够。
在归纳逻辑体系的发展中，正是“归纳推理的结论不一定是绝对可靠”这一认识导致了从古典归纳逻辑到现代归纳逻辑的过渡。以穆勒五法为代表的古典逻辑体系中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能够把归纳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概然性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它只集中精力于制定一些归纳法则，探求在某些假设之下运用这些规则如何得到确定无误的结论。在经验认识中，人们对于归纳推理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得出概然性较高的结论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得出概然性较高的结论。
现代归纳逻辑的创立者凯恩斯对于现代归纳逻辑的最大贡献是以概率论为手段，严格证明了以下结论的正确性：即记类比概括“对所有具有性质Φ的对象都具有性质f”为g(Φ，f)，如果事例的负类似越多，g(Φ，f)的概率越大。[12]联系到穆勒五法中的契合法，以上结论对于古典穆勒五法的重要补充就是，考察的场合越多，场合之间的差别越大，得到的结论越可靠。换言之，增加考察的场合以及在理论抽样中尽量选择那些其它因素差异较大的场合可以通过增加归纳的广度，[10]从而提升归纳推理的因果显著性程度。
2.归纳的深度与归纳逻辑中的演绎
实际归纳推理中可能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归纳的深度不够。自然科学中的归纳几乎都不是前述“鸟会飞”的简单情况，科学定律一般包括一个或一组初始条件，它的形式是：在A情况下，B现象一定会出现。然而，A与B可能只是在众多的条件与现象中偶然相遇，导致B现象出现的可能是C、D、E……其它因素，如果未作深入分析，就得出A必然导致B，这种谬误可以来源于归纳的深度不够。
Skyms[13]指出，有时我们在谈论原因时，其实根本不是原因，而是症候或征兆。例如，在矿井下点燃蜡烛不熄灭是有氧气的征兆，发高烧是感冒的症候，而单纯地使用古典归纳逻辑在许多复杂的情况下无法确定真正的原因。这表明，归纳逻辑往往需要和演绎逻辑一起使用，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单从穆勒五法的使用来说，它的可靠性依赖于三个因素：(1)正确地划出有关情况的范围。在所研究的现象出现以前，有很多甚至无穷多的情况出现，因此如果不能正确地从其中划出有关情况的范围，那么事实上我们无法应用归纳方法。同时，如果把根本无关的情况当做有关的情况或者把本来有关的情况当做无关的情况，那也会做出错误的结论。(2)正确地分析有关的情况，这是因为有相关联系的因素可能很多，如果对其影响机制不进行分析，也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3)在契合法的使用中，还可能存在如下情况：在观察到的几个具体场合中那些不同的情况，经过进一步分析以后，可能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因素，而这个共同的因素就是我们所研究现象的原因。[14]
以上三个因素都要求在案例研究中不能单纯使用归纳，第一个因素提示我们文献回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探索性假设的重要性，第二个因素提示我们案例分析中对相关机制的演绎推导的重要性，第三个因素提示我们从不同视角的观察以便从表面看互不相关的现象中抽取相同因素的重要性。如果在归纳推理的过程中未考虑上述三个因素，我们就可以认为，案例归纳的深度不够。[10]
四、归纳逻辑体系视角下管理案例研究一般原则
在前述归纳逻辑体系以及对当前应用最多的Yin和Eisenhardt案例研究方法论的分析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以下管理案例研究的一般原则：
1.必要的文献回顾非常重要。Glaser和Stauss的经典扎根理论认为，阅读文献很重要，但是要在不同于研究者掌握的实质领域进行，而应当避免进行特定的文献回顾。本文认为，从归纳逻辑体系的角度来看，必要的文献回顾非常重要。文献回顾在案例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于初步划定案例影响因素的范围。因为现实管理现象受到太多以至于无穷多因素的影响，如不初步划定影响因素的范围，实际上没有办法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归纳。如果勉强就几个平凡的因素来进行分析，则不具有本文前述之归纳深度，甚至会发生方向性错误。因此，我们可以说，文献回顾非常重要，对案例研究的最终质量有着决定性影响。仅从这个方面来说，案例研究与传统实证研究没有区别。
2.案例研究不能在研究开始就提出明确的假设。因为案例研究从现象中归纳理论，而不是用现象检验理论。例如，在观察到的几个具体场合中那些不同的情况，经过进一步分析以后，可能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因素，而这个共同的因素才是我们所研究现象的原因。因此，如果在研究的起始阶段就提出明确的假设，将严重限制归纳推理的深度，极大地降低案例研究的质量，将案例研究变为一种不规范、不严谨的传统实证研究。该原则与Eisenhardt的观点相同，她认为在案例研究中，任何假设都带有试验性，任何构念都不一定会保留到最后的理论中，不管它们如何被精确地测量了。既然如此，研究者就没有必要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首先提出假设，再来验证。
3.理论抽样的策略对于案例研究质量有重要影响。包括Yin和Eisenhardt在内的几乎所有案例研究方法论都强调指出理论抽样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没有异议。本文强调的是，理论抽样的策略对于案例研究质量非常关键。因为归纳逻辑是一种或然性推理或者不确定推理，理论抽样的策略即如何精心选择不同的案例进行对比，它对于最终结论的可靠性有很大的影响。根据本文前述逻辑原则，因为在案例研究中不可能大量增加案例的数量，所以只能依靠案例之间差异性来增加归案的广度，提升结论的可信程度。
4.三角测量或证据三角形与归纳前提有关，与归纳推理过程无关。三角测量或证据三角形是目前案例研究方法论中被提及较多的内容。根据Yin对证据三角形以及Eisenhardt对三角测量的描述，三角测量或证据三角形主要在于确认某一影响因素确实存在，以避免在谬误的前提下进行归纳推理。因此这一步骤只出现在研究者对于证据有所怀疑的情况下，如果案例研究中的证据是确凿且被公认的，则没有进行三角测量的必要。实际案例中的三角测量不少，其原因主要是相关证据主要来自访谈，而访谈中的陈述有很大的主观性，需要进行进一步确证。
5.程式化的编码并非对于所有案例研究都必要。编码当然是案例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编码是不是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序，这一问题在案例研究方法论中并不十分明确。在这一点上，本文赞同Eisenhardt和Yin的观点：部分研究方法论如扎根理论之所以强调编码，其理由可能在于案例研究中的定性数据量非常庞大，面对海量的数据，只能通过多次编码才能提取明确的影响因素。换言之，如果案例研究中出现海量数据，可以通过一次编码甚至多次编码来提炼和呈现相关因素，以有利于形成归纳的概念框架。一般而言，民族志、参与式观察等传统质性研究方法中数据量较大，因此可以采用编码的方法，但从归纳逻辑的角度来看，程式化的编码并非对于所有案例研究都必要。
6.案例研究的呈现：案例数据和分析数据的区分以及证据链。在案例研究的呈现环节应注意突出整个推理的逻辑过程，案例研究不同于传统实证，其归纳推理的过程十分复杂，其中有补充证据、修改原猜测、理论抽样、三角测量等复杂过程，若研究未能厘清其中的脉络，很可能导致较低的研究质量评价。本文认为，Yin提出的建立案例数据库的观点有利于案例研究的呈现。这是因为在案例研究的归纳推理过程中，有实际获得的一手资料，还有各种猜测、推理分析以及各种假设，这些数据出现的先后顺序由于实际推理过程中的不断对比而可能出现在案例分析的每一个阶段，因此将原始资料和研究者的分析数据区分开来十分必要，这就是Yin所称的案例数据库。Yin还提出，在案例数据库中还应凸显其中的逻辑推理过程即证据链，从归纳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证据链展示了归纳推理的深度。
7.单案例研究中的归纳逻辑。从归纳逻辑的角度来看，单案例研究的归纳广度肯定是不够的。在Eisenhardt看来，单案例研究并非真正的“单个”案例，Eisenhardt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性，一部分单案例研究由于采用了不同时段的数据以及案例内不同场合的比较，因而确实体现出多案例研究的特点，也扩大了归纳的广度。但本文认为孤立的单案例研究也确实存在，按照Yin的观点，单案例研究的一个用法是对一个广为接受的理论进行批驳。从归纳推理中逆向契合法使用的角度来看，使用一个案例对原有结论的必要条件进行否证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仅使用一个案例要推测出充分条件，正如本文所指出的，这时归纳的广度远远不够，整个研究就显得不太严谨。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从单案例推测充分条件尽管非常不严谨，在极端情况下，还是有可能给予科学研究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很多科学发现来源于一个偶然的案例，因此一概否认单案例研究是不正确的。总的来说，单案例研究在实际使用时，既然不能采用多案例加大归纳的广度，则应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增大归纳的深度，否则单案例研究的整体质量将会很低。
五、AMJ年度最佳论文分析
通常认为，AMJ年度最佳论文代表了国际管理学术界研究论文的最高水平，AMJ2005-2009年共产生六篇年度最佳论文，上述六篇论文中案例研究占到五篇，本文的分析对象就是上述五篇案例研究型论文。五篇论文的作者和题目分别是：Ferlie等的“创新传播的障碍：专业人士的中介角色”[15](以下简称F2005)；Gilbert等的“分解组织惰性的结构：资源守旧与程序老套”[16](以下简称G2005)；Greenwood等的“在成熟型行业的制度企业家：以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为例”[17](以下简称G2006)；Plowman等的“见微知著论变革”(以下简称P2007)；[18]Graebner的“卖方当心：创业型公司收购中的信任不对称”(以下简称G2009)。[19]在对以上样本论文的分析中参考了秦昕等的译文。[20]以下内容中仅对样本论文中有关案例方法论使用的文献进行标注。
对样本论文进行分析时，采用逐原则分析的方法，就本文所提出的管理案例研究的七个原则和样本论文进行比对，以佐证本文所提各项原则是否被顶级论文所采纳以及被采纳的程度。
1.文献回顾
Ferlie等的“创新传播的障碍：专业人士的中介角色”一文设定研究的问题是“基于证据的创新是否在卫生保健组织中很容易传播?如果不是，为什么?”该论文使用相当的篇幅进行了文献回顾，作者指出：“在设计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吸收了多方面的想法和研究流派”，包括：专业化组织中的变革实施，使用了Weick(1979)，McNulty和Ferlie 2002)，Pettigrew，Ferlie(1992)，Denis，Langley和Cazale(1996)，Pettigrew(1992)等文献；传播的后线性模型，使用了Rogers(1995)，Van de Ven(1999)等文献；稳健证据的充分性，使用了Lomas(1993)，Willams和Gibson(1990)，Callon，Paredo(1992)；Latour(1987)等文献。
Gilbert等的“分解组织惰性的结构：资源守旧与程序老套”，其中研究问题直接与文献相关，作者在开篇即指出，“在面临非连续性技术变革的威胁时，在位企业无力克服组织惰性，这是一个被反复研究的学术课题”。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大量文献回顾，且相关案例研究中相关构念如权力收缩、试验减少、聚焦于现有资源等直接来自于相关文献：Staw，Sandelands和Dutton(1981)；Hermann(1963)；Ross和Staw(1993)；Dutton(1992)；Hartman和Nelson(1996)；Mittal和Ross(1998)等。
Greenwood等的“在成熟型行业的制度企业家：以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为例”，其中的研究思路是试图对已有的制度变革理论进行反证，作者指出“按照已有的理论观点，组织中的核心精英人员由于处在组织网络中心地位，更容易将自己嵌入到组织显存的行动逻辑中，而对组织可能的潜在变化，他们的反应更迟缓。但我们提出的见解与此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这种网络的位置反而使人们对变革的意识更清晰与明确。”为了对已有观点进行反证，作者援引了大量文献：Davis，Diekman和Tinsley(1994)；Fox-Wolfgramm，Boal和Hunt(1998)；Garud，Jain和Kumaraswamy(2002)；Kraatz和Moore(2002)；Lounsbury(2002)；Ruef和Scott(1998)；Scott和Pollack(1998)；Dimaggio(1998)；Clemens和Cook(1998)；Seo和Greed(2002)；Sewell(1992)；Boxenbaum和Battilana(2004)；Holm(1995)；Davis(1991)；Galaskiewicz和Wassserman(1989)；Greve(1998)等百余篇文献。
Plowman等的“见微知著论变革”同样也是对“根本性变革或者是偶发的，或者是有意为之”的传统观点的一种反证。作者指出，“近年来，研究人员在描述组织变革时，要么将它说成是间断式的或连续性的变革，要么说成是渐进收敛式的或激进突变式的变革，激进的组织变革常常被标为一种路径扭曲，因为它使得组织脱离了原有的发展方向，传统上认为它是在组织长期处于均衡状态后，突然地、戏剧性地爆发的”，而学者们对“组织微小变化不断升级导致大变革的原因和途径的了解”则很少。为了对原有观点进行反证，作者使用了较多的文献：Greenwood和Hinings(1996)；Weick和Quinn，(1999)；Gersick(1991)；Romanelli和Tushman(1994)；Maruyama(1963)；Ford(1994)；Stacey(1995)；Mckelvey(2001)；Anderson(1999)；Lichtenstein(2000)等。不仅如此，作者使用了复杂性理论对“组织微小变化不断升级导致大变革的原因和途径”进行了观察，同样使用较大篇幅介绍了复杂性理论的相关文献：Maguire和Mckelvey(1999)；Lorenz(1963)；Holland(1995)；Kauffman(1995)；Gilliers(2000)；Lichtenstein(2000)；Nicolis和Prigogine(1989)；Prigogine和Stengers(1984)等。
Graebner的“卖方当心：创业型公司收购中的信任不对称”探讨的主题是创业型企业收购中信任的作用，作者指出，“组织间信任是吸引组织和管理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长期联盟环境下的信任，尤其是买方与供应商之间的长期信任，而兼并与收购情境下的组织间的信任一直没有得到多少关注，但兼并与收购同样是重要的一种组织间交易”。因为作者研究的领域较新，因此文献回顾相对于前几篇论文较少，但作者同样进行了相关文献的回顾，以提示该项研究的有关线索：Buono，Bowditch和Lewis(1985)；Haspeslagh和Jemison(1991)等。
2.理论假设
五篇最佳论文无一在研究开始就提出明确的假设。其中F2005甚至连最初的研究方向都发生了改变，作者指出，“我们计划的最初焦点是，基于证据的创新是否在卫生保健组织中很容易传播”，然而随着研究的进行，作者发现“证据的强弱和创新是否是核心不能解释不同的变革结果”，在研究的最后，作者得出了“重要的知识边界和社会或身份边界阻碍了传播”的结论。与之相比，G2005的探索性相对较弱，通过归纳分析，作者得到了有关威胁感知与组织惰性的五个命题，该论文的研究方向一直没有变化，然而即便如此，理论假设也不是在研究最初就提出来的。从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这一篇论文是五篇案例研究中最接近于传统实证研究的一篇。
G2006、P2007和G2009都具有很强的探索性。G2006中探索的问题是“为什么组织中的核心精英人员处于组织网络的中心地位还能促成变革”，这是一个无法提出假设再来验证的研究，这一类问题只能通过多案例的归纳才能得到结论。P2007的问题是“组织微小变化不断升级导致大变革的原因和途径”，G2009的领域是“兼并与收购情境下的组织间的信任”，而该领域一直都没有被关注，相应地，上述论文都不可能有最初的理论假设。按照Eisenhardt的说法，它们都属于纯粹的理论构建型研究。
3.理论抽样
F2005强调了Yin的“复制逻辑”以及Eisenhardt的“复制扩展逻辑”在理论抽样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多案例研究应该是基于重复的设计，其中每个案例都应该有各自的目的，每一个案例的选择都要看它是否能够得出基于可预测原因的相同结果或者基于可预测原因的相反结果”。不仅如此，从本文所述归纳逻辑的视角来看，为了加大案例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增强归纳推理的广度，作者精心设计了三组相对的影响因素，分别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多个利益相关者、强科学证据/弱科学证据、急症/初级预防，三组相对的影响因素构成了八个案例的归纳对比，具有较强的归纳广度。
G2005同样强调了Yin的“复制逻辑”，作者选择了八个案例，每一个案例“都用于证明或否证一组观察结论”。与F2005略有差别的是，作者偏重基于结果的差异法使用，作者在理论抽样时特意选择了四个创新型企业与四个僵化企业作对比研究。根据文献分析和演绎推理，作者抽取了“负面聚焦”、“损失强调”、“缺乏控制感”三组影响因素，提升了整个研究的归纳深度和广度。
G2006没有采用理论抽样，作者直接指出“本研究设计的类型属于自然调查”，是因为作者认为，“像Big Five”公司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从其规模、收益、客户和声望各方面来说，都可以算是精英的中心，因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从这一角度来说，尽管G2006的样本是五家企业，但本质上更类似于一个单案例研究，其中的案例就是作为行业精英的“Big Five”公司。从研究过程而言，G2006没有进行“Big Five”之间的比较，而更多地将其视为同质，强化“Big Five”的共同特质。P2007也是一个单案例研究，不存在理论抽样问题。
G2009没有强调Yin的“复制逻辑”或者Eisenhardt的“复制扩展逻辑”，也就是说，作者没有有意地将可能的猜测以及不同的结果作为理论抽样的依据，但尽管如此，作者仍然试图将影响因素的差异最大化。G2009的研究样本包括12家创业公司，上述样本在一些关键战略层面存在差异：成本结构、客户类型以及销售和渠道策略。从理论抽样的角度来看，G2009是最接近于传统实证研究的一篇论文。
4.三角测量或证据三角形
F2005没有使用三角测量或证据三角形，尽管大量数据来自于访谈，然而访谈的内容非常明确，不存在歧义。G2005强调了三角测量的使用，作者指出“本研究努力使用多种信息来源，并对档案及公开文件进行交叉检查，依次进行三角互证并避免访谈中的回溯偏差”。笔者认为，这是由于访谈内容具有较大主观性造成的，不同于F2005，本研究要求高管人员对公司的发展进行评价，而这一评价很难做到客观，因此研究需要进行三角测量。
G2006进行了三角互证，与G2005类似，G2006的访谈涉及高管人员对公司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需要进行三角测量。作者指出：“我们接触了未发表的在田野调查水平上才能收集到的原始背景文件，这些更私密的文件，有效地帮助我们对公开的言论进行验证与确认，它们帮助我们证实大事年表，提供访谈中不能获得的细节，提供争论与讨论的文本记录”。
P2007没有采用三角测量，事实上对于这样一个主题的研究也没有可能采用三角测量，因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人们对于缓慢变革的态度这样一个主观性较强的课题。但在收集数据时，P2007强调指出“在进行研究设计时，我们谨记在实地调研情境下研究者的出现能使‘别人表现一种与平时不同的社会行为’，并使自己的观察和推理发生偏差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非常谨慎以避免此类偏差。”
G2009使用了三角测量，与前述G2005、G2006类似，G2009研究主题与高管人员对商业行为的评价有关，因此需要求证其客观性。作者指出，“在收集数据时，我访谈了各个公司的多个高层人士，采用多个受访人提供的信息以便减轻研究对象偏误，……为了进一步确保样本包括了最重要的人，我还采用了滚雪球抽样法，所有的访谈都进行了录音和抄录，当遇到需要澄清的问题时，我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进行后续的提问”。“我通过使用多个数据来源来避免潜在研究对象偏误，我不仅将被访者的回答与其他被访者进行比较，而且还在适当情况下将其与档案数据进行比较”。
5.编码的使用
五篇最佳论文未采用一致的程序化编码策略，它们在编码策略的选择上各有侧重，但每一个案例研究都全部或部分采纳了Eisenhardt建议，即大量使用概括的表格和其它视觉辅助手段来总结案例数据。F2005指出数据处理的两个策略，一是Eisenhardt提出的“通过跨案例的总结表削减原始数据”；二是Langley提出的“从对立的、异常的或示范的案例中生产‘富余’的原始数据，然后将结论与数据很好地结合起来”，F2005将两种策略结合起来使用。G2005使用了交叉编码检查，作者指出，“一名对原始编码和研究目的毫无所知的第二读者，对本研究为每一调研对象在所有时间段内的编码进行交叉检查，这名第二读者的编码与本研究原始编码无一例抵触。”
G2006的编码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按照Miles等21]的建议，先将所有数据放在一个简要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表格中，并按照来源对数据进行编码，建立大事年表，按照大事年表对每个最初行动者数据进行排列；第二阶段，按照Berg[22]的建议，对已有的资料账户进行“显化分析”，首先确认在Big Five公司中监管者或者专家们习惯使用的普遍的词汇，当将这些惯用词汇和叙述的合理性判断完成后，再次根据最初收集的数据和资料对这些语汇和叙述进行仔细回顾，提出本研究的理论猜测；第三阶段，试图应用其它数据，尤其是非访谈数据来证实猜测的合理性；第四阶段，参考SEC提供的业绩表来进一步检验提出的构念。
P2007采纳了Miles和Huberman[21]以及Dutton和Dukerich[23]的建议，其编码步骤是：步骤一，使用联系人汇总表，记录每次采访的主题和问题，其中一位研究员完成联系人汇总表，另一位研究员根据记录进行交叉检验，确认识别所有的主要议题；步骤二，根据访谈内容由最初的编码者和交叉检查者识别出这些主题词，然后将每一个识别出来的主题词进行编码，将这些主题词整理成若干大类，每一类都代表着意义相关联的概念；步骤三，构建时间线；步骤四，通过详细的分析性文字将所记录数据“编制”在一起；步骤五，逐句查阅谈话记录，提取与步骤三中所形成概念相关的所有话语，将提取出来的引语编码在相应的情境和行动类别中；步骤六，用图形方式表示被编码的访谈资料；步骤七，使用三方数据进行效度检查。
G2009的编码策略较为模糊，作者指出编码和数据分析过程采用的是一条迭代的而不是线性的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步骤：第一步，撰写案例研究记录，包括对被访者的引述以及按照时间轴绘制每次收购的关键事实表格；第二步，使用不同的测量信任的量表将上述资料进行概念化；第三步，整合前两个阶段的结果。从编码策略来说，G2009直接使用了文献中的量表，与传统实证研究最为接近。
6.案例数据和分析数据的区分以及证据链
G2005强调指出，“本研究遵循了严格的案例研究规范，超过90％的访谈被记录成文，并输入案例研究数据库”。“在2000年至2001年为期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记录了在线企业、报纸部门和企业高级管理者之间举行的会议，参加了在线企业的规划会，观察了报纸和网站的故事创造过程，监测了报纸和在线产品的销售访问，并列席了规划会议，并将上述24项实地活动录入案例研究数据库。”G2006认为“我们所采用的步骤与建立‘可靠的’数据库的推荐标准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除上述两篇论文之外，其它论文未明确指出案例数据与分析收据的区分以及案例数据库的建立问题。
案例研究中归纳推理的深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证据链来展示的，通过不同来源的证据间的比对以及演绎分析，得出某一因素对于结果的必要性或者充分性的程度，是证据链的主要架构。F2005在形成最初的猜测时，分析了助产士、产科医生以及母亲在对待分娩问题上的强烈的固有观点和既得利益，文章分别援引了产科医生的评论、助产士的评论并对此进行了分析，文章较好地展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链，并在此后的分析中剖析了不同专业利益群体之间观点分歧的来源。与F2005相比，G2005的证据链则相对薄弱，作者在论证威胁感知导致程序老套的三种表现时，每一种表现仅列举了一组相似的证据，未构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
G2006的证据链最具说服力，与F2005不同，G2006研究者最初的四个猜测：不良的业绩、边界交接、边界隔离与资源不对称并非是平行的猜测，而是互为因果的：首先，作者指出，Big Five公司在经济利益上的诉求是最终的激励动力，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因而很难被否定；紧接着，作者指出，过于关注业绩将引起对现状的不满，但把Big Five公司的行为简单归因为“单纯地强调金钱”，恐怕也将引入不完整的、误导性的叙述逻辑，作者进一步将调查引向咨询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在此之后，作者进一步审查了Big Five公司的外部环境以及自身的资源状况。从整个分析过程而言，所有资料汇聚成了一个逻辑严谨的证据链。
从证据的搜集以及论证的角度出发，P2007是最接近于传统实证研究的论文。P2007选择的视角是用复杂性理论解释变革的成因，作者首先指出了复杂性理论框架的四个构念：初始环境、远离均衡状态、偏差放大、细分和规格。在此后的论证中，作者一直围绕这四个构念搜集证据，缺乏证据之间互相印证、互为因果的逻辑联系。G2009的证据链说服力较强，例如作者在解释合伙形式时，列举了三种可能的观点：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解释、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解释、基于企业资源论与企业知识论的解释，然后作者基于对资料的分析，论证了第三种解释的合理性，所有资料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证据链。
7.单案例研究
Yin认为，单案例研究的第一种用法是对一个广为接受的理论进行批驳；第二种用法是对独一无二的案例进行分析；第三种用法是研究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案例，了解某一典型性案例出现的环境和条件；第四种用法是研究启示性案例，观察和分析先前无法进行的科学现象；第五种用法是研究纵向案例，对于两个或多个不同时点上的同一案例进行研究。在六篇最佳论文中，P2007是一个典型的单案例研究。G2006中的案例虽然是五家公司，但作者并没有比较五家公司的差异，在所有的篇幅中是将五家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因此G2006本质上是一个单案例研究。
从研究形态而言，P2007是一个标准的纵向研究。此外，它还符合Yin所提出的第一种用法，即对广为接受的理论：“根本变革是一种间断式的变革”进行批驳；它也基本符合Yin所提出的第三种用法，即使用复杂性理论视角研究变革，观察微小的变革如何累积的环境和条件；同时，P2007也是一个启示性的案例——“微小的变革累积而成根本性变革”在此前未被注意。G2006也是一个纵向研究，其研究主题也是变革。此外，它还符合Yin所提出的第一种用法，即对广为接受的理论：“组织中核心精英人员对变革的反应更迟缓”进行批驳。G2006中其它单案例研究的特征不太明显。
六、结语
1.案例研究与传统实证研究的根本性差别在于案例研究是构建理论，而实证研究是检验理论。从这一根本点出发，案例研究强调理论构建的过程。即使走马观花地浏览AMJ的五篇最佳论文也可以发现，五篇论文研究就是不断地将模糊的猜测变成明确的理论假设过程，它们无一在研究的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假设，此即本文提出的案例研究的第二原则。
2.上述理论建构的过程从Yin的观点来看，都是在摸索中回答“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其中的摸索过程从方法来说是一个理论抽样的过程，从逻辑上来说是一个归纳逻辑的使用过程，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第三原则和第六原则。
3.归纳逻辑推理的过程需要演绎，演绎能够增强归纳推理的深度，因而文献回顾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案例研究与传统实证研究没有区别。一个好的案例研究在逻辑上应该是圆满的，或者说应该具有相当的归纳深度，因此，五篇最佳论文无一不进行了充分的文献回顾。
4.为了提升案例研究的质量，需要增强归纳推理的广度，要求在案例研究中尽可能增加考虑的条件因素以及选择那些差异化最大的因素。在这一点上，AMJ的五篇论文有质量上的差异。
5.编码、三角验证等不是案例研究的必备程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要求使用三角验证，这时候上述程序就十分重要，例如G2006和G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