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质疑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后现代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何谓现代性说起
关于什么是现代性、现代化，当代一些社会学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有过不少相同或相近的论述。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1]。美国当代的“技术批判”理论家芬伯格认为现代性显然是指“现代科学技术、各种民主政体和城市化等事物的普遍完成”[2]。美国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中指出：“现代性一词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3]
综上所述，现代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体制与文化状况的统称、简称。现代性在取代封建制度，实现社会转型时，一直处于现代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正如福柯所说它表现为“理性化、规范化和统治日益增长的过程”[4]。所以，现代性与现代化可以通用、并用。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从14、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萌芽，经过16世纪尼德兰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18世纪法国革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一些国家陆续建立起来。此后，随着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迅速拓展。到19世纪上半叶，由于有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世界市场的开拓，几乎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从而把整个世界联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以后，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把世界的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把全世界的国家分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和附属国殖民地半殖民地。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竞争日益尖锐，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20世纪以来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1918年）是帝国主义两大集团（德、意、日“同盟国”与英、法、俄“协约国”）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一场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历时4年3个月，参加国33个，卷入战争的人口15亿以上，死亡2000余万人，伤残2000余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1945年）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大战，先后有60多个国家地区、20亿以上人口卷入战争，死伤更加惨重。如苏联死亡2700万，其中红军900万；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中国死亡2500万，伤残1000多万。更要看到，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内加剧了两极分化，使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垄断寡头手中倾斜，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经济发达国家与经济落后国家的两极分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两极分化进一步发展，20％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全世界80％以上的财富。
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即现代性的建构“给许多人带来了难以计数的苦难和不幸，这些受害者包括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和工匠，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圈之外的妇女，以及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中被灭绝了的那些种族。现代性还生产了一整套规戒性制度、实践和话语，从而使它的统治和控制模式合法化”[5]。铁的事实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宣扬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虚伪性；彻底戳穿了资本主义是“理性的王国”、“人类的天堂”的神话。这就逻辑地必然地积蓄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与现代观念的否定情绪。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就是工业化过程。在工业化进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使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增长着社会物质财富，又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军备竞赛加剧、人文精神的失落等问题。这些事实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在这种现实的土壤上也滋长着人们对现代社会、现代观念的怀疑、厌倦和否定情绪。
以上这些问题，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些国家已然十分突出，并充分地显示出来。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在现代后期的西方发达国家。这时正当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陶醉于西方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中，对资本主义五体投地歌功颂德时，后现代主义以敏锐的批判意识、超越意识，以逆向性的思维分析方式，对现代性、现代化进行了来自其内部的分析批判。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超越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取向。“所有后现代理论家的观点均涉及对现代性的分析与批判”[6]。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
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现代化的质疑与批判
反理性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倾向。它是基于这一理论倾向，主要从意识形态层面切入，而不是从经济基础入手，对现代性的压迫性破坏性进行分析和批判。
主要表现有：
（一）针对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宣扬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以“微观权力”论进行质疑批判。
福柯说：“直到19世纪，我们才开始明白剥削的本质；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未能全面地理解权力的本质”[7]。福柯强调从理论上揭示统治之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注意权力运作的无所不在性。具体地说，“这种权力的运作无需借助肉体的力量，也无需借助于法律，而是借助于具有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借助于政治技术，借助于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这一点从福柯在《规戒与惩罚》中所描述的从达米安斯可怕的酷刑折磨到对犯人、学童及其他人施行道德改造这一戏剧性的历史转变中可以明显看出”[8]。
福柯强调知识与权力具有不可分割性，他认为各种权力的结构，都是在理性主义和科学框架的参照下，在现代知识的话语中，经过推论性的反复建构，从而形成的一种对人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机制，使人既听话又有用。进一步说，他的微观权力论是以反理性主义为前提，着重从意识形态层面寻找权力形成的原因，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质，并打着唯心史观的烙印。
什么是权力？福柯说：“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9]。权力是一种反映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规训与被规训的不平衡的力量关系。“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10]。权力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的过程，权力具有生产性。福柯以翔实的分析说明了权力如何像毛细血管遍布全身一样，“渗透到学校、医院、监狱及社会科学之中，同社会及个人生活所有层面交织到了一起”[11]。“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这种统治以弥散于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的规范化话语和制度的增殖为基础”[12]。福柯以微观分析的方式，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强大而隐秘的控制模式与统治机制。他沿着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开辟的道路对“各种形式的貌似有益的思想和价值（诸如人本主义、自我认同、乌托邦计划等）提出了质疑，并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它们。尼采揭示了最高等级的价值是如何具有其最低级的‘起源’的（例如道德如何起源于非道德和憎恶），以及如何所有的价值与知识都只不过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而福柯则展示了权力、真理和知识之间的联系，描述了自由——人本主义价值是如何同统治技术交织在一起并支持了统治技术。无论是对那些仅从国家或阶级角度看待权力的宏观理论家，还是对那些只知道分析制度和面对面的互动却全然忽视了权力的微观理论家来说，福柯的著作都是一个强有力的批判”[13]。
微观权力论对现代性的质疑与批判告诉我们，在资产阶级不断宣扬的提倡自由、发扬民主、保障人权的背后实际实施的是对人的统治的不断增长和加强。正如福柯所说的现代性是“一个理性化、‘规范化’和统治日益增长的过程”[14]。
（二）针对现代化过程中核灾难和环境灾难对人类的严重威胁，后现代认同工具理性概念，并进一步用这个概念质疑批判现代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
在19世纪中叶，刚刚实现了从封建时代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之后，马克思先用“异化劳动”概念，后用“剩余价值”范畴，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不同于封建时代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20世纪中叶左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转向了对发达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所出现的新情况作了考察，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分析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文化对群众进行全面统治时，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工具理性”，即“技术理性”。他们认为，理性曾经把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解放的工具，而在现代工业发达的情况下，却走向了反面，成了统治人的力量，具体说，靠理性获得的科学知识本来是观念形态的理论性的东西，与技术结合后在实践中才外化为物质的东西、物质的力量。这种物化的东西本应为人类服务，为人类造福，对人类起有益的肯定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资本的驱动掌控下，却成了反对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即在理性外化、物化的基础上，进而异化为统治人的工具了，即理性从解放人的力量转化为统治人的理性工具，即“工具理性”了。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化就是理性的物化，并进而异化为统治的力量的过程。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概念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社会病态现象进行了揭露批判。他们“强调的是现代理性对自然的殖民统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社会和心理存在的压制，而福柯强调的却是现代理性通过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等方式对个人的统治”[15]。
后现代主义虽然没有首先明确提出“工具理性”概念，但对“工具理性”概念的内涵是认同的，并运用这一思想进一步质疑批判现代性。《后现代理论》的作者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说：利奥塔对效能（performativity）的批判，近似于法兰克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近似于马尔库塞对功效原则的批判，可以说利奥塔有着“对功能理性的批判”。利奥塔的效能概念怎会有着工具理性概念的涵义呢？利奥塔在否定现代科学用哲学为自身提供合法性时，提出哲学这种大叙事不能给科学提供合法性，只有科学与技术相结合转化成物质生产力靠自身的效能来获得合法性。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迫技术改善性能并且获得收益的要求首先来自发财的欲望，而不是求知的欲望。技术与利润的有机‘结合’先于技术与科学的结合”[16]。所以，在科学与技术结合使科学物化的过程中，必然有资本的驱动与掌控，而在资本的驱动与掌控下，科学就会在物化的基础上进而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工具。可见利奥塔所讲的关于科学知识的效能的概念中蕴含着“物化”与“异化”两层意思，体现着“工具理性”的内涵。
利奥塔就是用这一思想来进一步质疑批判现代性的。在《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中，利奥塔说，当代技术科学，“它完成了现代性事业：人使自己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但同时当代技术科学又深刻地颠覆了这一事业”[17]。“政治阶层的话语仍在使用解放的辞令。但它似乎无法治愈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给予‘现代’理想的创伤。问题不在于缺乏进步”，相反，正是科技的发展“制造了全面战争、极权主义、富有的北方和贫困的南方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18]。此外，还有通常所说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军备竞赛的加剧、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总之，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不断膨胀的情况下，造成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毁灭确有明显的技术上的可能性。
应当说，后现代主义这种对理性的否定，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在19世纪，社会化大生产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理性主义精神，人们对理性和科学充满了信心。但是，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启蒙理性向世人描绘的那幅关于未来的“真、善、美”与“自由、平等、正义、博爱”的美好图景非但没有出现，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数千万生灵惨遭杀戮，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又接踵而来，现代科学技术的滥用和误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对资本主义启蒙理性许诺的理想嗤之以鼻，后现代主义者对此加以反思从而提出了放逐理想、否定理性绝不是空穴来风。
（三）后现代以求异思维、非中心化思想，质疑批判现代性。
现代性观念是重视中心、维系结构，强调统一的，后现代则反其道而行之，以逆向思维分析方法极力推崇边缘、平俗、解构，如后现代的重要思想家德里达用解构主义策略，拆解结构、消除中心，否定同一性、可通约性，主张求异、寻求反例，宣扬非中心化思想。后现代主义倡导启动的非中心化思潮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它广泛地存在于语言学、文学、精神分析学等诸多领域。它的积极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直接质疑批判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政治上的极权主义、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等等。
另一方面，它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与利益。比如，前面引用过的，在《后现代理论》中提到的：“现代性的建构…给许多人带来了难以计算的苦难和不幸，这些受害者包括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和工匠，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圈之外的妇女，以及在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中被灭绝了的那些种族。”这突出地反映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情。
三、后现代质疑批判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有益启示
（一）后现代质疑现代性，提示我们搞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西方化。
后现代质疑现代性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削压迫、贫困失业、两极分化、侵略掠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为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自身所决定的。我们搞现代化，就要竭力避免出现这些现象，不能重蹈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覆辙。
怎样做到这点呢？必须重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作用。众所周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中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是，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纯粹的生产力，生产力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并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之下运行的。生产的目的不是由生产力规定的，而是取决于生产关系，产品的分配也不是由生产力规定的，也取决于生产关系。
由于直接规定并表征社会形态性质的是居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居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运行的现代化。与此不同，我们搞的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运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即用先进的科技成果来武装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各个部门，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
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成为社会公共的财产，属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所有，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和生产的主人。它使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它使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废止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统治和压迫的关系。它使产品归劳动者所有，并按照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进行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否定了资本主义的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
可见，从根本上来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是可以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覆辙的。
而当前我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眼下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依据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在生产关系方面建立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
公有制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的。在初级阶段，发展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还比较低，不能脱离生产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还需要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等作为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决不是要求废除、削弱公有制，搞私有化，而是要随着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巩固并发展公有制，逐步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使劳动群众从旧的社会分工下逐步解放出来，逐步克服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
（二）后现代用“工具理性”质疑现代性，提示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注意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压迫人的力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异化是在科学物化为物质力量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发生的，防止异化需要找到造成异化的因素、条件，在实践中有针对性的消除这些因素、条件。
我们知识，自然科学作为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在它还处于知识状态的时候，它只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精神力量，是间接的潜在的生产力，不是直接现实的生产力。它怎样物化为现实生产力呢？有两条途径四个方面：
第一条，是通过技术发明的途径，沿着以下两个方面实现的：其一，通过自然科学知识物化为生产工具、生产设施的实现。任何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工具，都是利用自然科学原理发明创造出来的。其二，是通过自然科学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改变与提高劳动对象的质量实现的。因为资源能够成为劳动对象，不仅要靠科学来发现，而且要靠科学来应用于生产。
第二条，是通过学习与教育的途径，也是沿着两个方面实现的：一方面，自然科学转化为劳动技能和工艺操作方法，提高生产。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可以转化为劳动者、生产管理者对生产的组织管理能力，提高生产力。
上述两条途径四个方面，就是科学物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具体通道。当代，由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科学和技术之间相互渗透，紧密结合，自然科学对物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日益增强，日益显著，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
在科学物化的过程中，也就是在科学与技术结合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蕴含着转化的两种倾向：一种是转化为对人们有益的肯定的力量，另一种是异化为统治人压制人的否定力量。
比如，以原子核物理为主要科学基础的核技术，是20世纪对社会发展有极大影响的技术之一。其中，核能源技术，如利用原子核裂变产生的能量发电的核电站，和平利用原子能等，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益处，为人类造福。而核武器技术，用以制造核武器，尤其是战略性核武器，其威力远远超出了在战场上的大规模杀伤力，对全类生存都构成了威胁。
又如，以爱因斯坦的受激辐射理论为科学基础的激光技术，是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各种激光器（产生激光的装置）的相继诞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技术。这项激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许多民用领域，对于生产发展、社会发展、人类的健康起着积极的肯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这项技术在军事上应用，却可以成为对人进行杀伤、毁灭的异己的力量。
再如，克隆技术是尖端的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和医学、医药等等领域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如果滥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就会造成社会生活伦理失序，历史断裂，人类智力退化，历史文化难以积累和发展。
那么，科学技术是怎样异化为有害人类的工具理性呢？
科学技术本身是无意识、无目的，它决不能有意识地自觉地去帮助谁、扶持谁，或打击谁、残害谁。只是在它们的研究、运用中，受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驱动才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不同的社会作用与实践后果。所以防止科学技术异化的关键，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研究、运用科学技术的人。其中主要是科学家和当权者，如果他们真正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立场，超越个人立场世界观的狭窄眼界，出于公心和应有的道德责任感，就不会在阶级、集团或个人的私利驱动下，滥用科学技术，也不会在错误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导引下误用科学技术，从而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反对人、压迫人的“工具理性”。
（三）后现代用非中心化思想对现代性的分析批判，启示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们必须拒斥近代以来盛行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即把自然作为一个对立面来征服、统治的自然专制主义，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经济系统是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活动统一体。生态系统是生物群落（包括人在内）及其生存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经济系统的存在、发展依赖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要受经济系统的干预与影响，两者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其中，经济系统是能动的、主导的方面，生态系统是受动的从属的方面。
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是“增长型”的，而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是“稳定型”的，所以，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矛盾统一体中，不断增长的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供给的局限性，就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同时还存在着受这一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的若干次要矛盾：资源的供给与生产消耗的矛盾，生产、生活废弃物的排放与自然环境吸收自净能力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矛盾，等等。
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中，人既有自然属性，是生态系统的成员，参与生态系统的自然再生产；人又有社会性，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能够通过经济活动干预、影响生态系统，使生态系统增加了人工再生产的成分。正是这种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使人们能够对于这一矛盾系统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即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做到使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干预程度和方式适当，既使生态系统的资源能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利用，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又不超过生态系统所允许的限度，以保持生态系统持久的自然生产力，使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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