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消费结构、流动与城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结构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 （2002）06－0023－07
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最先受益的也是农民，1978以来，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改善。但恩格尔系数仍然居高不下（彭丽荃，焦海丽，1996），虽然有学者（卢嘉瑞，1996）考察了农民消费结构的历史演变，但没有看到这种消费结构是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以及长期以来恩格尔系数变化微小的原因。当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9亿农民， 整体消费水平较低，有较大的潜力和开发余地。因此，深入分析我国目前农民消费结构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可能采取的对策，对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民的消费结构现状
1978－1997年来农村居民生活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16元增加到1617元，增长14.3倍，年递增14.1％，实际增长3.2倍（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P224）。农民消费的变化基本上和收入同步（见图1），随收入变化而上下波动。从整体上来看，农民人均生活消费年均实际增长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1997年之后非常显著（见图1）。目前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仍表现出疲软的态势，农村市场处于启而不旺、徘徊不前的局面（见图1）。
图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P224 数据整理制作。
从图1可以看出， 农民总的生活消费支出与纯收入的增加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其中食品支出的绝对量在总消费中的比重最高，从1978年的67.7％，到2000年仍然高达49.1％（见图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恩格尔系数达到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我国农村农民的生活到2000时才初始脱离温饱状态，朝小康水平迈进。图3非常明确地显示出恩格尔系数在1978－1996年之间一直在60％线上下波动，有时还有回升的迹象。只是到了1996年之后，才开始下降。事实上，根据1985年对32个非低收入国家数据回归得出的多国模型中，中等收入国家食品消费的支出弹性为0.54，即人均消费支出每增长1％，食品支出增长0.54％。而我国到1997年，城乡食品消费支出弹性分别为0.6和0.62，均高于国际水平。另外，可能受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制约，与世界其他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相比，在消费结构中，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偏高。同美、日、德、法、英5国比较，我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时，比国际平均水平40.4％偏高8.57个百分点。农民的食品结构在1986年发生了变化（庞丽华，2000）：1978年食品支出金额为78.5元，其中主食支出比重占65.31％，副食占31.39％。1986年后，副食的消费超过了主食，到1990年，副食支出的绝对金额超过了主食，分别为146.09元和135.47元，其中现金支出为人均80.29元和17.50元，前者是后者的4.7倍（《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P252）。这种变化可能与农民的跨区流动有关联，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廉，农民大批外出打工，提高了在外面消费，这种消费只能采取现金的形式。可以说明的是农民在外饮食从1991年开始，并在此之后发展迅猛（庞丽华，2000）。在农民的消费支出中，居住支出处于第二位，在总体上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只是在1989－1993年和1997－1999年这两段时期持平，分别在人均100元线上和235元线上浮动（见图2），居住支出的增长情况可能与国家对农民的产权制度的安排有关系。对于农民来说，真正拥有切实产权的东西就是他的房子以及房子里的物品。自1978－1986年，住宅支出的比重一直在增长，在1986－1990年间稳定在20％水平上，随后下降并保持平稳（见图3）。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的居住消费比重偏高， 平均在15％左右（见图3）。农村居民的衣着总体上保持下降的态势，维持在6％左右（见图3），这种情况可能归因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与农民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相关，这也是农民衣着的消费路径与城市居民不相同的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文教娱乐消费支出的绝对量一直在上升，但其相对量（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在1979－1982年突然下降3个百分点左右，随后恢复到上升的路线，到2000年，已达到11.2％（见图2和图3）。但由此而得出我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开始升级的结论，可能是不正确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基本上与居住消费同步，原因可能也相同，虽然总量增长缓慢，但增长幅度较大，从1981年的人均4.14元发展到1997年的人均85.41元。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从1981年的2.18％跃升到1983年的5.65％，之后基本上稳定在这个水平。交通和通讯以及医疗保健在农民的消费中不仅绝对量小而且所占比重也一直很小（见图2和图3），大部分时间在4％以下， 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两种产品不合适农村的消费环境，正规的医院集中在县或市级镇上，离农民相对较远。至于交通和通讯产品，在农业经营还有利可图的时候，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土地产出上，难以产生使用上的需求。但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一方面可由农民收入增加产生了需求来解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业形势恶化，使得农民外出流动打工更频繁（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0），从而导致费用，尤其是交通费用的上升。农村居民交通通讯支出比重2000年虽然只提高到5.5％，但农民对交通通讯消费的收入弹性近年来不断上升，1997年达到1.7，即农民收入每增长1％，农民用于交通通讯的支出将增长1.7％，1999年为5.93，2000年收入弹性系数猛增到18.21。（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年数据计算，P224）。收入弹性系数的迅速扩大说明了农民在收入基本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对交通和通讯产品的需求量很大（事实上，2000年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仅为1.9％）， 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有在大量农民离土离乡时才能出现。这同时也证明了农产品交易条件恶化（宋洪远，2000），难以继续作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图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P224 数据整理制作。
图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P224 数据整理制作。
图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P224 数据整理制作。
综合上面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中国的农民到2000年时才满足了温饱，向小康迈进。我们的假说是：农民消费结构改变的主因可能并不是由于收入的增加，而是农产品交易条件恶化，农民大量向城市流动的结果；在当前收入段上，农民消费结构不能有效调整的原因在于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这种调整不是一种有效的主动的调整，而是一种被动的调整。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将只是暂时的。
二、消费结构与农民流动：经验验证
下面本文将对上面的假说进行验证：分别选择劳动转移度和工资性收入作为我国农民流动的替代变量，其中选择工资性收入主要是考虑到它不同于家庭经营收入，其产生是因为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的结果。本文没有将每一年我国城市数量的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因为这些城市并没有真正实现农村人口的转移和集聚乡镇工业的作用（朱守银，2000）。同时我们将家庭总收入的增长率也作为解释变量，以便进行比较。被解释变量的选择，采用农民的消费结构，即农民在食物、住房、衣着、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等在总消费中的比重。这里我们只选取其中最能衡量农民消费结构变化的一项：交通和通讯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重点是比较家庭总收入的增长率和农民的流动（劳动转移度）与农民消费结构的相关性来验证前一部分的结尾提出的假说。建立模型如下。
这里E代表农民交通和通讯在消费中的比重，T代表劳动力转移度，W代表农民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R代表总收入的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报告。数据跨度从1990年到2000年。（见表1）利用上面的数据和模型， 我们回归出农民流动、工资性收入比重以及总收入增长率与农民消费结构（交通和通讯产品在总消费中的比重）的关系：
E＝－5.953841＋0.175902T＋32.55417W＋0.012391R
se＝（0.071028）（4.263155）（0.01077）
t＝（2.476498）（7.636169）（1.149755）
p＝（0.0424）（0.0001）（0.2880） r[2]＝0.968242
E＝β[,0]＋β[,1]T＋β[,2]W＋β[,3]R
表1 农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收入增长率与劳动力转移度（％）
年份 食物 衣着 住房 家设 医疗 工资收 交通通 文教娱 收入增 劳动力
比重 比重 比重 比重 比重 入比重 讯比重 乐比重 长率转移度
1990 58.7 7.77 17.3 5.28 3.25
0.201.44 5.36
14.092.9
1991 57.6 8.23 16.5 5.69 3.59
0.211.66 5.873.243
1992 57.5 7.96 15.9 5.56 3.66
0.231.85 6.64
10.643.1
1993 587.18 13.8 5.8
3.53
0.212.26 7.58
17.556.9
1994 58.8 6.91 13.9 5.45 3.15
0.212.36 7.38
32.485.5
1995 58.6 6.85 13.9 5.22 3.24
0.222.57 7.81
29.215.4
1996 56.3 7.23 13.9 2.35 3.70.232.99 8.42
22.073.8
1997 556.76 14.4 5.28 3.86
0.243.33 9.168.515.8
1998 53.4 6.16 155.15 4.28
0.263.81 10 3.435.5
1999 52.5 5.83 14.7 5.21 4.43
0.284.35 10.67
2.235.9
2000 49.4 5.74 15.4 4.51 5.24
0.315.57 11.17
1.947.8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P224，P243。劳动力转移度来自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从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转移度每上升1 个百分点，农民在交通和通讯上的支出将相应增加0.18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劳动力转移的另一个指标）在总收入中如果上升1个百分点， 对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支出也相应上升32.5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农民的“副业”收入对农民的需求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应该人为地设置各种障碍，阻止农民进城获得“第二职业”；农民的总收入的增长对农民在交通和通讯方面的需求影响很小，每上升1个百分点，对交通和通讯的需求只上升0.012个百分点，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与我们的预想和最初的假说是相一致的，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相当好，达到96％。总的来说，根据模型得出的相关系数更能证明我们前面提出的假说，即农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更多的源于大量的农民的流动（劳动力的转移度），而不是收入的上升。当然，农民通过流动获取了新的收入来源，而这部分收入的增加对农民的需求显然是有影响的。但它只能是第二位的因素，而不是根本的原因。事实上，农民的总收入增长率从1997－2000年是连续下降的（见表1的右边第二例），2000年的收入增长率只有1.94％，相反，农民这一年对交通和通讯产品的需求弹性从1999年的5.93猛跳到18.21。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它说明农民的农田收入只能作为维持生存的基本的收入来源，是一种“保命田”；影响农民需求的收入来源在不确定的其他领域。我们不排除劳动力的转移中存在着炫耀性消费，在农村有示范效应，但它的根源仍然存在于农民的流动中，是被迫的，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可能更多地与工作的性质有关，也可能与交通和通讯产品的价格下降有关，但这不是本文所研究的范围。
三、城市化的选择与问题
上面所验证的假说是根据1990～2000年的数据得出来的，它或许只能说明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农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原因，当然，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农民从农产品的销售中得不到更多的收入，他们不得不外出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如果我们退一步假说；当农民找不到更高的收入来源，或者说当农业之外的收入来源也只能提供与农业内同样的报酬时，农民的消费结构还会升级吗？这很难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土地将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更多的农民将加入流动的行列，直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消失。这期间将伴随着难以计量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回流。因此，如何将农民有效地转移出去，变被动消费结构为主动消费结构，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目前情况来说，城市化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应该是相一致的。我国在1952年获得的工业化“启动资本”，来源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大型制造业转移（温铁军，2001）。随后工业化发展的重心也是放在重工业上，这使得就业结构产生了偏差，导致资本趋向增密和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国家为了保证继续推进重工业化所必须的资本积累，从50年代起，连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在户口迁移制度（1958）、粮油供应制度（1953，1955）、劳动用工制度（1952，1957）和社会保障制度（1951，1953）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人为地割裂开来，形成了城市与农村对立的二元结构，我国城市化进程因此而停滞下来，在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农业GNP的下降， 农业部门中农民比重并没有发生等结构的改变，就业结构偏差由1952年的负0.3变成1978年的负0.54 （见表2）。改革开放后，国家取消了农业非农经营人口5％的限制，80年代中期又降低了建制镇的标准，确立了“以乡建镇”的模式，我国的建制镇数量大幅度增加，1999年达到19184个，21年间增长7.83倍， 年均增加810个。但由于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地方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 通过垄断土地要素“非农化”的权力，直接抬高了乡镇企业和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城市化大量占用了土地资源，使“人地关系”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无法转移出去，使自给性消费变成市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朱守银，徐雪，2000；温铁军，2001）。如果无法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农民的流动将可能永远是季节性的，农民的消费需求也将永远处于波动之中，相应的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可能是暂时的，那么一个稳定的产业结构的良性转化也是不可能的。
表2 1952～1978年中GNP部门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
1952-1978年中国GNP与就业的结构变化
GNP部门结构(%) 就业者部门结构(%)就业结构偏差
a b c A B C a/A-1b/B-1c/C-1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服务业
1952
57.7 19.5
22.8
83.5
7.49.1
-0.3 1.64 1.51
1957
46.8 28.3
24.9
81.2
9.09.8
-0.42 2.14 1.54
1962
48.1 32.8
19.1
82.1
8.09.9
-0.41 3.1 0.93
1965
46.2 36.4
17.4
81.6
8.4
10.0
-0.43 3.3 0.74
1972
37.8 44.1
18.1
78.9 11.99.2
-0.51 2.71 0.97
1975
37.8
4616.2
77.2 13.59.3
-0.51 2.41 0.74
1978
32.8 49.4
17.8
70.7 17.6
11.7
-0.54 1.81 0.52
资料来源：引自何道峰等著：《就业、增长、现代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P16。
四、总结
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改变并不是由于农民收入的增加，而是由农民大量的流动所引起的，这种消费结构的改变是被动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只是暂时的。改变这种局面的方式是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使农民能有效地从农村转移出去，通过发展第三产业，转换收入的增长源；同时改善“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状态。在城市化的历史中，一度曾出现缺乏城市化支持“低度城市化”和缺乏工业化和规模人口支持的“过度城市化”（朱守银，2000）。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体制的弊端。如何改革这种体制，使农村居民市民化，对于启动农民这个庞大的市场，使农民的消费结构合理升级，真正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