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透明度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动态博弈分析_通货膨胀率论文

声誉、透明度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动态博弈分析_通货膨胀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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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实施的有效性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领域。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理论的基本主张,即要想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取的选择就是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①制造中央银行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往往会比公众掌握更多的信息,就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制造公众预期之外的政策,如意外的通货膨胀②来获取短期额外收益而达到政策的目标。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上,都在致力于把货币政策透明度提高,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制度选择(徐亚平,2006)。那么如何解释理性预期理论与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不一致,这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借用一个简化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一声誉模型,分析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的透明性,是中央银行良好政策声誉的必要前提,而良好的声誉又能够保证公众对货币政策预期的一致性,从而提高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同时,声誉进而获得公众政治上的支持是中央银行保持政策一致性的重要激励机制。同时,本文将利用模型的一些结论,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进行分析。

二、基本模型的解释说明

随着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其中一个开创性的研究就是将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理论引入到货币政策研究中来,建立了著名的货币政策声誉模型(Barro与Gordon,1983),为这方面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

Barro和Gordon(1983)、Barro(1986)、Vickers(1986)在Kreps(Kreps,等,1982)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重复博弈模型解释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效应,构建了货币政策声誉模型。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本质上把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看成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博弈。④下面具体描述这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

对于公众来说,总是希望政府能够遵守承诺,保持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这样,就能保证预期与实际通货膨胀一致,避免因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对于政府来说,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希望通过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来获得额外收益,违背承诺,但另一方面,政府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性,取得公众政治上的支持,保持良好的政策声誉,必须信守承诺,政府必须权衡得失。

Barro等人就针对政府多重目标性引入了对政府偏好的讨论,假定可以将中央银行分为两类,一类选择合作策略,是强硬的政策执行者,相对于失业率更关心通货膨胀率,不能忍受过高的通货膨胀;而另一类正好相反,更关心的是产出和失业率,是温和的政策执行者,能够忍受一定的通货膨胀。⑤在此仅考虑公众与中央银行之间有限次重复博弈,假定中央银行的任期是有限的。

首先,在博弈开始时,自然(Nature)随机地选择一个具体类型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宣布一项就现有的经济条件下最优的货币政策,并订立政策目标。

然后,公众并不清楚自然的选择,不能确定中央银行的偏好,只有关于中央银行两种类型的概率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通货膨胀水平的预期:如果强硬政府所占的比重越高,先验的通货膨胀预期就越低。若中央银行信守承诺,那么他推行的政策就在预期之下,会引起经济衰退;若中央银行不信守承诺,他会比预期的更为扩张,刺激产出增长。

接着,在中央银行任期开始的一段时期内,不论是哪种类型的中央银行为了树立起严格遵守承诺的声誉都会选择零通货膨胀率。⑥随着中央银行信守承诺的时间越来越长,公众会不断提高对于中央银行是强硬的概率的预期,同时也不断降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这样使得中央银行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所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大。在这一阶段,温和的中央银行可以随机地选择自己的策略。

到中央银行换届前的最后一期,该届中央银行的任期即将结束,良好的声誉不会再带来下期的好处,⑦不同类型的中央银行会根据具体的经济目标,有着不同的选择。

就这个博弈本身而言,对于强硬的中央银行来说,不论公众的预期怎么变,都会选择零通货膨胀率,这就类似于货币政策以固定的通货膨胀率为目标的制度,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的通货膨胀水平而不顾产出的波动,这使得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温和的中央银行则不同,在不同的阶段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博弈的开始阶段,温和的中央银行为了树立起严格遵守承诺的声誉,会选择零通货膨胀率,因此公众的预期也为零。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和的中央银行可以选择合作策略,也可以选择不合作策略,这取决于长期预期收益和短期机会主义损失的大小的比较。如果中央银行在某一时期选择不合作策略的短期收益大于该期之后合作策略所带来的长期收益现值之和,那么他就会放弃承诺;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在该期短期收益不足以弥补损失掉的长期收益,那么他会一直模仿强硬政府,执行零通货膨胀策略直到最后一期,声誉已经不能再带来任何收益,他会一次毁掉长期建立起来的声誉,追求最大的短期利益。温和的中央银行更重视货币政策稳定产出水平的作用,类似于相机抉择的策略选择,有可能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

由此可以总结出该模型的基本结论: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中央银行有着明显的信息优势,公众没法准确判断中央银行的类型,但由于不论中央银行属于哪种类型,通货膨胀越低,那么政策目标在任何情况下就越容易实现,如果中央银行有着不好的声誉,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很高,那么政策目标就很难实现,这样所得到的政治上的支持就会减少,这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追求声誉的倾向使得不同类型的中央银行总是推行着更为强硬的货币政策。对于强硬的中央银行来说,就有着明确让公众知道自己的类型的激励,会采取特别严格的货币政策以区别于温和的中央银行;而温和的中央银行就有着在开始时执行一项强硬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模仿强硬的政策来建立相应的声誉的激励(bites the bullet)。⑧也就是说,“不对称信息产生了反通货膨胀的倾向并因此而抵消了因信誉问题而存在的通货膨胀倾向。”⑨由于声誉的存在,会迫使中央银行采取很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同时也可以利用信誉不断降低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得货币政策可以更有效地实施。这样,建立声誉的企图成为抑制通货膨胀偏好的有效机制。

由这个模型得出,结论就是,当经济主体对相关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的实际运行存在着信息不完全时,公众会更多地依赖于对政府政策声誉的判断,声誉越高,即政府的通货膨胀目标越可信,公众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也随之不断降低,这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越来越有效可行。从博弈论的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上看,只有提高中央政府货币政策的透明性,才可以稳定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使得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具有一致性,进而可能达到政策的目标,最终保证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因此,这个非完全信息的博弈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货币政策的透明性与政策有效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回答了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问题。

三、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一个分析说明

上述的不完全信息声誉模型的一个前提就是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对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两个货币政策目标不同的偏好程度划分为两种类型,我国虽然不是多党制,不存在不同偏好的政党的交迭更替,但在不同的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政策偏好。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真正建立。从1984年开始,我国的货币政策确定为“稳定货币,发展经济”的双重目标,直到1993年金融体制改革之前,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所实施的都是相机抉择的调控策略,对宏观经济形势逆风向而行,虽然中央银行在政策制定上服从于双重目标制,但总的来看还是以经济增长为主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偏向经济增长目标而忽视稳定货币目标,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中央银行看作模型中温和的类型。由于处在转轨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尚待深化,私有部门还不成熟,政府仍控制着大量资源,从而必须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货币政策的实施上看,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属于不透明的。但这就导致模型中提到的政策的动态不一致的问题,使得中央银行出现信誉危机,公众会认为中央银行事先公布的货币政策是不可信的,其结果就是货币政策的效果很不理想,这十年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和经济增长出现剧烈波动。1985年国民经济全面过热,为实现GDP的13.5%的高增长,通货膨胀率高达8.8%,中央银行紧缩银根,使宏观经济逐渐走向平稳,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有所回落,但到1987年经济又出现回热趋势,在1988和1989年虽然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率,但是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1990年之后,中央银行加大了对货币数量的控制,才使得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

1995年,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中央银行1995年开始试行、1996年开始正式启用以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实现了从双重目标到确定币值稳定为单一目标、从相机抉择到遵守规则的转变,同时这也显示着中央银行转变为偏好低通货膨胀率的强硬类型。事实上,从本质上看,这相当于中央银行极大地提高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这就保证了公众对政府货币政策的预期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得以体现。从模型结论来讲,这一转变是一种改进,公众与中央银行之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央银行放弃短期利益将通货膨胀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货币政策有效运行,物价稳定。但这不仅仅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技术要求很高,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中央银行有着良好声誉的基础上,要让公众相信中央银行是强硬的,会信守承诺,从而形成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和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相对有效性也基本印证了这一点。如1995~1997年,政府实施的适度从紧的反通胀的货币政策使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1998年至今的稳健的货币政策,都较好地保证了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徐亚平,2006)。

随着我国金融机构的不断完善,个人所持有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与中央银行资产所占比重的逐步减小,货币政策效应的“内生性”也越来越强,即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主体能否采取与中央银行调控政策相一致的行动。因此,从近年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已经越来越借助于货币政策的预期功能。

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要想货币政策能更有效地实施,就应在实践中向公众树立起“强硬”中央银行的声誉,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越透明,信息披露越准确,可信度越高,那么公众面对的不确定性就越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就越低,且波动范围越小。从实践上来看,人民银行可以事先确定一个较长时期的通货膨胀率数值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与公众交流政策实施的得失,提高公众对政策的信任,尽量避免动态不一致的问题,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通过借用了一个简化的非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理论,分析公众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博弈过程,得出一些政策结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关键在于中央银行的信誉,而要想建立起中央银行良好的声誉,就必须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一直将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那么就可以不仅仅是固定在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上,而是保证通货膨胀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基础上实现对经济波动的调控,兼顾稳定物价和稳定产出波动双重目标。同时,也可以获得公众政治上的支持,巩固执政基础。

注释:

①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此处货币政策的透明性是指,货币政策目标是透明的;经济信息资料是透明的;货币政策决策是透明的。

②即未被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这能给政府带来好处,不仅能直接给政府带来铸币收入,而且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降低政府名义国债的实际价值和利息。

③由于Barro等人的模型更多地关注于中央银行如何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尤其在任期的最后的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问题,这与我国的具体实践有很大的不同。本文的模型在侧重点上更多考虑的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与长期性。

④在本文中,我们暂时先不考虑政府与中央银行的区别,因为在中国,中央银行就是一个重要的政府机构,其独立性并不强,在根本利益上是和政府一致的。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省去了具体的数学模型。

⑤这种划分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矛盾,因为在不同的时期,中央政府的经济目标是不一样的,有时可能偏重经济增长;也可能偏重低的通胀率。

⑥这里假定严格的中央银行会选择零通货膨胀率,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央银行往往会选择一个大于零但比较小的通货膨胀率来显示其偏好,这并不影响模型的结论,选择零通货膨胀率只是为了简化模型。

⑦结果就很可能是中央银行在即将换届之前,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一次用尽前面建立起来的声誉,制造高通货膨胀率,最大化当期利益。

⑧指中央银行放弃短期意外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以期望获得今后长期的利益。

⑨格哈德·伊宁:《货币政策理论——博弈论方法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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