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抗战时期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民主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1-0072-08
人所共知，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写中国百年来受欺压历史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此，它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的催化剂。如果说，五四前后的中国民主运动是以思想启蒙为主要特点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则已不止于民主思想的研讨和宣传，而以推动实施为其直接目标了。卷入这一运动的不仅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加进来。尤其是各种强势政治力量的加入，使这一运动具有强大的发展势头，其影响猛烈而深远。
有关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具体过程，已有不少研究，本文不拟详述（注：对于战时民主运动，各抗战史著作和民主运动发展史著作中都有分量不同的叙述。徐宗勉、张亦工等著《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版）、耿云志等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版）对此均有比较全面和独到的研究。专论战时民主运动的亦有王双梅著《历史的洪流——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版）。可以说，现有著述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全局与细节都已有相当清晰的描述。）。本文意在探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及充分注意的一些问题，如作为互相对立的集权与民主的两种趋势，是如何在一场民族对抗战争中并存与发展的？兼在野党与区域执政党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民主问题，它对民主进程产生了何种影响？刺激和影响抗战后期民主运动的外部因素又如何？
一 集权与民主：两极趋势的并存与发展
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战爆发前的10年中，尽管国民政府东征西讨，但它远没有实现其统一和集权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虽然被迫离开了南方的根据地，但却在西北扎下根来。而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之间的争斗，也一直没有消停。南京政府所确实统治的地区，尽管比10年前扩大了许多，但离大一统的局面还相差很远。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全国的统一提供了独特的机遇。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各种爱国的政治力量毅然捐弃前嫌，集结到全民抗战的旗帜之下。国共合作的实现，各地方派系军队服从中央调遣，体现了民心所向。毋庸讳言，由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此时高举起了抗日的旗帜，这种统一最初只能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统一。
随着各种力量的聚合，出现了一种中央政府的集权趋势。无论我们后来对这种集权持何种态度，必须承认，此乃战争之特殊性使然。对日抵抗战争在客观上要求最高指挥当局具有比平时更高的指导权威和更快捷的指挥方式，以更有效地管理和调遣一切资源用于战争。这样，集权本身便不仅是某些团体和个人的要求，而是时势的需求，并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注：近来已有学者注意对战时集权制的研究，并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如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集权趋势：国家的权力向国民党集中，国民党内的权力向蒋介石集中。
在战前体制下，实际掌控国家机器的蒋介石无论是在党务还是在国务方面并不具有法理上的最高领袖身份，而是依赖于他所掌握的党、政、军方面的实权实际领导着国家。蒋在党政军方面的主要职务，分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样，在政府职务方面，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高居其上（尽管此时是荣誉性的虚位制），国府的其他四院院长则与蒋介石处于同等地位。在党内，国民党中常会实行委员合议制，未设个人领导职位，即不存在党的个人领袖。但在指导国务方面，其地位更为明确的应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根据国民党的训政理念，国民党指导国家机关的工作，中政会便是训政时期国民党对国民政府的最高指导机关。1935年公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政治委员会之决议直接交由国民政府执行”[1](p45)。这样，作为中政会主席的汪精卫便在理论上对行政院长蒋介石负有指导责任。
战争爆发后，由于统一指挥军政的需要，各项权力迅速向负军事指挥责任的蒋介石手里集中。1937年8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撤销以前设立的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另行成立高度集权的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国防最高会议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政会主席为副主席，其成员囊括了国民党系统内、国民政府系统内和军事系统内所有最高主管。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拥有巨大权力：“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p49)通过这一设置，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已被置于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之下，成为其副手。但条例依然规定，最高国防会议应“对政治委员会负责”。到11月，这一形式上的负责也不存在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59次会议决定，停止召开中政会，其职权交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抗战的大政方针和若干重要问题。国民党决定调整其领导体制，重新建立孙中山去世后即告中止的国民党内的领袖制度。大会通过了确立领袖制度的决议，称国民党负有救国建国的重大使命，“诚欲增强抗战之力量，必先整饬领导抗战之机构，而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乃为急不容缓之图”。因此，有必要在中央和地方都采取比此前的委员制更为集权的制度。会议决定“确立领袖制度：中央党部应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正式从法理上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决议赋予总裁以巨大权力，可以代行国民党党章过去所给予孙中山先生的职权，而中央常委会则“对总裁负其责任”。
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也加强了集权，决议规定“地方党部于设置委员会外，在省应采取主任委员制，在县采取书记长制，在区以下采取书记制，以补救通常委员制之缺点”，并规定“主任委员对于会议之决议，有最后决定权”，“县党部会议，以书记长为主席，对会议之决议有最后决定权”[2](p476-483)。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取代国防最高会议，“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会，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之指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由国民党总裁担任，同样拥有以命令为便宜措施的极大权力。[2](p563-564)
对于抗战初期的权力集中趋势，中国共产党持何种态度呢？十年的血战当然使它对此不能不保持着警惕。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并未强烈反对各种权力关系的适当调整和集中。1938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了检讨。该会议的总结报告列举抗战以来政治进步的一些主要表现，其第二点便主要指“军事委员会效能和威信的提高”，这可以理解为是对处于积极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适当集权提高效率的一定程度的认可。报告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国民党现在是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发展有更大的增强；因为国民党愈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就是等于抗战事业的愈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这里，中共所希望的国民党“增强”是与“改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进”是“增强”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在政治改进的基础上的加强才是中共所能接受的。
中共更为注重对集权的制约。中共强调，集权与民主是不可偏废的，希望国民党实行能容纳二者于一体的制度——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曾载于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的党章中。中共希望国民党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袖和领导机关威信绝不冲突，恰恰相反，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领袖和领导机关才更有威信更有作用”[3](p431,452,453)。
然而，在集权与民主之间，国民党与蒋介石显然更偏爱于集权。所谓物极必反，适当的集权一旦过了度，就走向了它的反面。人民首肯中央政府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抗战。但国民党和蒋介石过分利用了这一点，意图强化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国民党对于政治上的异己势力，逐渐加强压制。蒋介石对权力的高度集中显示出一种难以理解的偏好。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组织法》也随之修改，使原来虚位制的国民政府主席负实际政治责任。蒋的个人集权随之达到高峰，其所任职务上至国府主席，下至各类学校的校长，集数十种职务于一身。人们所说的“下一级的蒋介石呈文给上一级的蒋介石”的怪事已不足为奇，恐怕下级的蒋介石还得呈文给上级及上上级的好几位蒋介石[4](p222)。如此的权力集中，殊非人们所能理解，它大大超出了为有效地进行战争而集权的必要程度。
与集权趋势相对应的另一方面是，随着抗战的爆发与进行，民主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民主的潮流越来越不可遏制。这是因为，作为一场民族抵抗战争，它需要社会的全体动员和全民参与。而民众动员和参与的程度是与民主权利的行使密不可分的。诚如当时舆论所指出，中国以一弱国抵抗日本的侵略，“正需要大规模的民众动员，因此也特别需要民主政治”。主张发展民主的人们并未将集权与民主截然对立而反对集权，他们指出，“民主与集权不但相反，而且相成，因为由民主所产生的集权才特别有力”[5](p50)。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所发表的政治主张，典型地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对集权与民主相互关系的看法。他们指出：“在抗日期中，人民绝对地承认政府的权力应当强化，但同样地否认应该有官僚群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权力……人民认定抗日救国是人民的义务，但同时认定过问政治是人民的权力。”要统一人民的意志，使人民积极拥护政府，强化政府，“惟有实现民主政治，使人民有过问政治的权利，政治能保障人民，人民的代表能直接处理国事”。[6](p213-214)简单地说，这就是，人民可以同意政府集权，但政府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而获得民主是承认集权并监督集权的基础和条件。
无论执政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它既要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它就不能不在民主问题上作出适当的让步。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战时确实采取了一些比较宽松的、进步的、民主的措施，而这在战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不得不在事实上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存在。一方面，国民党与它最大的对手共产党实现了合作，另一方面，一些被拘禁的政治活动家获得了释放，中间党派也获得了活动空间。尽管国民党一直未正式声明开放党禁，但各党派实际上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机会。国民党临全大会事实上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存在。蒋介石在闭幕词中要求作为领导革命的惟一大党的国民党，“对于国内各党派和全国国民，都要以先驱前导的地位，尽到提挈共进的责任”，要至公至正地“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2](p511)。尽管这一说法充满着国民党中心论的自大，但它倒是承认了各党派的存在。
国民党临全大会通过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抗战建国纲领》。纲领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的决定与推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自卫组织，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为宪法实施做准备；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给予合法之充分保障等。[2](p484-487)这一纲领的进步性和民主性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战时民主设施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国民参政会具有一定的议政权、建议权和咨询权，虽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机关，但它的设立，却是战时民主的一件极重要的大事。它容纳了各党派的领袖人物和社会精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联络互动、公开发表政见、评论施政得失的场所。它使民意得以公开而迅速地反映，使政府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制约。作为各党派集结的一个中心，国民参政会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政治晴雨表的作用，它是抗战时期民主风潮的中心，两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发端和推动都是与国民参政会密切相关的。
战时民主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其过程自无需在此赘述。兴起于1939-1940年间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曾一度迫使国民党宣布将于1940年秋召开国民大会，进行宪政准备。但后来国民党以战争环境等原因取消了承诺，运动归于平息。这一方面说明，尽管这次民主宪政运动的规模已经大大超过战前，但其社会参与程度还未达到足够的广泛，人们对民主的要求还没有到达非常迫切的地步。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政府此时对于整个社会还具有相当的控制力，能够以各种理由和手段将一度蓬勃的运动导向平息。
随着战争的进行，集权和民主的趋势沿着各自的轨道向前发展。1943年，当蒋介石集国民政府主席等职权于一身时，集权似乎到达了顶点。而在这时，民主的潮流也开始涌动。随着其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的惨败，人们要求改革以挽救时局的呼声更加强烈。民主宪政运动向更大的规模发展。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已非国民党所能左右。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投入到这一运动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并在后期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将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直接要求分享政权结束一党统治的阶段。
二 旧民主与新民主：中国共产党人的应变和创造
讨论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一个应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演变及其作用。作为一个奉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政党，它在思想体系上对西方民主所持的更多的是揭露和批判的态度。然而，急剧发展的形势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如何适应时势，动员更多的力量参加对日战争，以及如何获得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在民主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有时起领导作用的角色，影响了民主运动的走向。
与中间党派不同，中国共产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在野党，它是一个拥有自己领导的军队和统治区域的特殊政党。就全国而言，它是一个在野党；而在局部地区，它又是一个执政党。因此，中共的民主活动可分为两个层次来考察。一是作为在野政党，它尽力向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要求分权，要求政治民主，这种民主当然是西式民主；二是作为区域执政党，它在自己的统治区内进行有关民主的实践，这种民主不同于西式民主，带有鲜明的共产党人的特征，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从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将民主与抗战联系在一起。它一直主张，给予人民以民主和自由，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1937年8月下旬，中共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开放党禁”，“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民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3](p382)。11月初，淞沪会战败象已露，中共再次提出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以应付危局的主张，要求由临时国民大会决定国防纲领，通过民主的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机关。中共要求该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而不是少数人包办的机关”，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不是政府的咨询机关”[3](p382)。
与国民党打了多年交道的中共，对于国民党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实施民主，开放政权，其实是心存疑虑的。尽管从抗战伊始中共便要求民主，但它并未天真地期望会很快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民主是一种策略，一种生存和斗争的策略。因此，民主问题并不总是被摆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其重视程度因时而异。1939年6月，中共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应过分强调民主民生”，目前应当强调的是反投降，不能同时有几个问题强调，“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7](p129)。这表明，中共对于国民党能否真正地实施民主其实并不抱多大指望，宣传民主更多的是出于策略考虑。中共做出这一决策的背景是：1939年中期，国共之间的磨擦频繁起来，中共担心国民党在反共的基础上与日本达成妥协。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上。
1939年秋，随着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宪政运动逐渐进入高潮，中共敏锐地意识到投入这一运动的必要性，因为要求民主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并不矛盾，并能由此获得各方的同情和支持，更有力地防止内战的发生。因此，中共中央在10月2日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第一次指示，将反投降与要求民主并举，要求“各级党部应运用本届参政会的进步决议，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反汪、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及要求实行民主、实行宪政的运动”[7](p179-180)。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进宪政运动的第二次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的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借以克服目前时局的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这里，以要求实现民主来克服投降危机的设想一目了然。既然决定参加这一运动，中共便力争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针对国民党同意于次年召集国民大会以博取民意的举动，中共提出了不容其敷衍的主张，如立即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弃或彻底修改旧的国民大会选举法，战前选出的国大代表应取消改选；国民大会应是全权的民意机关；1936年的宪法草案必须彻底修改。中共也意识到这些主张不可能为国民党所全部接受，因此在不放弃进行这些宣传的同时，准备接受“必要的对抗战有利的临时折衷办法”[7](p200-201)。
抗战后期，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国民党承诺，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讨论宪政。中共认为，国民党此举，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中共中央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将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8](p178)。到1944夏秋之交，中共中央判断，国共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独尊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此后，以成立联合政府为目标，各地民主运动便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在这之前的民主运动主要是要一部民主宪法和基本民权的话，那么此后的要求则是一个拥有实际行政权力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一个专制政权来说，对前一要求尚可敷衍拖延，甚至可以做些装饰门面的让步，而后一要求的提出则直击其要害，因为联合政府的成立将明白无误地意味着部分实际权力的交出，意味着一党专政的结束。由此，运动的主导力量也发生了变化。在前一阶段，各中间党派（包括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主导着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而自“联合政府”的主张提出后，中共便成了这一运动的主导力量，民主运动被引向更为实质性的阶段。
前已谈及，作为一个部分区域的执政党，中共也面临着在自己的统治区如何实施民主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共采取了远比国民党更为明智的政策，适时调整了自己的统治体制，并推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
在抗战爆发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共在其统治区域实行的是苏维埃制度。这一制度是激烈的武装斗争时期的产物，它带有浓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革命性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的全部权力“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9](p170)。据此，苏维埃选举法便剥夺了一切剥削者、反革命分子及其家属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苏维埃政权便成了纯粹的革命政权，除此以外的其他人群不仅被排除于参与政权的管理之外，而且被剥夺了公民权。
抗日战争的新环境对于共产党统治区的政权建设提出了要求，要求它适应民族战争而不是阶级战争的新形势。新的政权形式要能聚集一切力量用于对日战争，淡化阶级区分，它必须比苏维埃政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审时度势，中共决定放弃带有强烈阶级性的工农民主，实现普遍的公民权。新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便明确列有无阶级区别的条款，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0](p160)。《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亦明确提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11](p91)。
对于政权形式乃至政权的阶级实质的变化，中共内部也有个逐步统一思想的过程。如在1940年，对于敌后政权的阶级实质，中共内部曾有所讨论。一些人主张将其定性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但中共中央最后的决定性意见是：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在其阶级成份上，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但应当吸收进步的中产阶级分子及进步士绅加入，拒绝他们参加政权，对中共和抗日都是不利的。中央认为，“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在现时不适当，“抗日民主政权应当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即一切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当吸收其代表加入政权”[7](p268-269)。
边区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因而比苏维埃选举制更具民主性。苏维埃选举是间接的，民众选举乡代表，乡代表选举区代表，区代表选举县代表，再如此一步步选举省代表、全国苏维埃代表，层层叠叠。选民的直接权力只限于选举乡代表。而边区的选举是直接的，民众可以直接选出从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议员。各级参议会再选出同级政府。有关选举配额的规定也更为平等。如苏维埃选举时规定，农民居民30人选一代表，工人居民13人选一代表，而边区则不分阶级阶层，一律公平对待[12](p170)。
边区民主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与统一战线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要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修正限于阶级对象的民主，扩大民主的范围。正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一份文件所说：“统一战线模范政府的各种政策，应当根据各阶级的共同利害出发，凡是只对一阶级有利，对另一阶级有害的便不能作为政策决定的根据。……又如工人有更多的民主权力，地主资本家则完全剥夺其民主权利，现在则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都是平等的有权利。这就是表示各方面都是合作的、统一战线的”[13](p565)。
同一时期，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此处无需重复以往对这一理论内容的研究，只需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很具迫切性和实用性，它需要回答中共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前所述，中共既放弃了苏维埃体制，搁置了在现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那么，中共在现阶段如何给自己定位？再如，尽力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共产党，在自己的统治区该如何实施民主，实施什么样的民主？这些都是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一直在探讨这一问题。1938年秋，在解释中共过去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概念时，毛泽东提出了“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说法，将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揉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在这一联合体中，中共承认国民党居于主要地位[3](p621,633-634)。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国共关系的变化，毛泽东逐渐修正了这一概念，并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既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又坚持了现阶段采取统一战线形式的必要。敌后根据地的民主，既不是苏维埃式的民主，也不是旧式的民主，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新民主主义区别于三民主义的核心在于，无产阶级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不可动摇的。它所给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同于旧民主的标准。它与旧民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于这种民主，便当然不能以旧民主的标准来衡量它。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创造为边区的民主实践奠定了基调，并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体现敌后政权的民主化有两个标志，一是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参议会。敌后根据地的参议会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级参议会，它是一个拥有立法、议政、监督权的民意机关。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为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它具有如下职权：选举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政务人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议决边区法规；监督及检查边区各级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案之事项等[10](p156-157)。
纸上的东西要成为现实，还有相当的距离。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选举一事并不总是能得到各地方政府的重视。于是，边区政府便规定，凡未经选举的地区，各级政府都是临时的，只有经过老百姓选举的政府，才能叫正式政府。边区政府并强调，“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是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试图以此种强调来纠正一些人不重视民主选举的情况[12](p49)。
实行三三制是民主化的另一标志。中共中央要求，在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中，必须尽力吸收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参加，“要教育干部党员与群众学会议会斗争的方式与民主作风，善于在民主斗争的形式、政府仲裁的形式下来保护基本群众的利益与实现党的政策，而不让别人感觉仍同国民党一样的‘一党专政”[7](p543)。这样，中国共产党便在自己创造的一党领导、多党参与的形式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边区的民主建设当作一种示范，将民主的大旗高举在自己的手中，以推动全国的民主进程。中共中央在一份有关陕甘宁特区大会选举指示中指出：边区普选的民主政府，可以作为“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因此，中央很重视特区大会的选举，认为“特区的大会开幕将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的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抗战到底”[3](p392)。
中共一直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取得正式合法地位，它首先在自己的统治区做出表率，宣布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合法地位，允许其有竞选与公开活动的自由。边区政府在其工作报告中曾举如下一例，引以为民主之证：“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在延安公开出版三四种壁报，张贴通衢，警察予以保护，共产党的印刷厂，替国民党印刷传单，已是尽人皆知的。”[12](p175)当然，国民党在边区的组织和活动并不因其合法化而获得多大发展，此举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但是这种给予一切党派合法地位的宣示，体现了中共对民主基本要素的尊重，并对国民党形成明显的压力。
三 期望与失望：美国与抗战后期的民主运动
民主运动在抗战后期得以迅猛发展，其国际因素的影响当应列入考察视野。所谓国际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影响。出现这一局面，是与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空前紧密及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空前关注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抗日战争使美国成为中国最具重要性的盟友，其紧密程度非历史上任何时期中国与任何外国的关系可比。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比较关心的是在华经济利益，而对于中国内政，对于中国政府是否民主是否有效率则并不在乎。美国卷入对日战争后，它开始关注中国内政。这既是出于共同作战的考虑，希望中国能在对日战争中坚持下去，牵制住日军主力，也是出于对战后世界格局的考虑，美国期望一个逐步采行西方民主体制的中国能在战后远东配合美国发挥积极作用。
抗战前期，中国军民奋勇抵抗强敌的坚韧斗志和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开放，为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本人在美国塑造了一个近似神话的英勇和开明的形象。在美国很有影响的《时代》杂志把蒋介石夫妇选为“1937年伉俪”。但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中国，他们逐渐了解到真相。到1943年时，神话已被打破。曾对国民党政府颂扬备至的美国媒体开始登载大量的揭露其黑暗面的文章，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战、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其失望与不满充斥媒体。
在探究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起因时，不能忽视美国舆论的这一刺激作用。考虑到美国为国民政府所倚重，美国舆论在若干人士眼中所具有的权威性，它对批评时政者的鼓舞作用便更不能忽视。对于这一点，美国驻华外交官们曾一再提及。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Gauss)在一份报告中就曾指出，尽管中国过去也不断有对国民党政策的批评，但“美国媒体对中国状况的批评也许为对国民党的压制政策的更为频繁的公开批评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14](p458)。美国人所说的“最初的推动力”大概有些言过其实，但作为助推力之一应是可以成立的。
国民党当局对美国舆论的这种批评当然感到很恼火，曾一再向美国发出抱怨。外交次长吴国桢便曾向高思抱怨外国舆论对中国检查制度的批评。吴国桢说，其他国家的检查制度，尤其是苏俄，比中国更为严格，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外国舆论在这方面“老是挑剔中国”。高思解释说，中国的情况与苏联不同。苏联的状况美国早已尽知，人们已经不相信他们。但中国不同。他所看到的美国媒体的批评，潜藏着的是对中国的友谊、善意与信心，它反映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真实态度。如果中国希望美国人民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友谊和支持，就不应害怕让美国人民了解事情的真相[4](p437)。
美国不只是在舆论上发出了批评，还在与国民党官员的接触中表示出担忧，发出了要求其进行政治改革的信息。1943年9月，美国驻华代办艾切森(George Atcheson)在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谈话中表示，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国显著发展着的法西斯倾向以及民主政治的削弱，都使美国感到担心。吴铁城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国共之间的问题。而对法西斯倾向问题，只是笼统地声称，一些措施在战时是必要的，但中国绝不会成为法西斯[15](p344)。根据其政治理念和经验，美国人向国民党政府开出了实施民主以挽救危机的药方。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三点建议，其中包括“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和“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同等地位，以解纠纷”[16](p152)。
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后，以建立西方民主制为目标的中间党派，自然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美国。昆明的一些民主人士曾通过美国驻昆明总领事威廉·兰登(W.Landon)向美国政府发出请求帮助的呼吁。他们指出，中国在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下前途暗淡。他们要求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扩大政治基础”。否则，美国所提供的物质援助只能是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他们要求重组国民参政会和各级地方民意机关，保护思想、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17](p673);[14](p469)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Wallace)访华，这给那些期望获得美国支持的人带来了新的希望。6月15日，民盟要员梁漱溟请美国驻桂林领事馆转交一份致华莱士副总统的信。信中指出，中国目前的困境是国民党独裁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央政府对消灭中共和各省的力量比对抗日更为关注。该信提议：1.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2.由各政党和团体的代表会议取代现在的立法机关，行使监督政府运作的权力。该信指出，尽管这些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美国作为中国的盟友，它有权期望获得中国的协调行动。中国的强大和统一也是全体盟国的利益所在[14](p458-459)。（注：目前尚未在现存梁漱溟文件中发现此一信件的中文本。）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看到美国过多地卷入中国内政，不愿意看到华莱士成为民主反对派人士的救星。华莱士到达中国后，蒋介石在6月21日的欢迎宴会上特地谈及民主问题，他声称中国正在努力地改进自己，“但是以中国人口如此的众多，幅员如此的广阔，传统习惯如此的久长，而要使中国彻底现代化，其所包含的困难又是如此的复杂，我们要达此目标，当然需要很多的时间，而不是咄嗟可就的”。蒋表示，中国正在努力建立民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民主不是一蹴可及的。民主不是一种口头禅，民主更不仅是纸上的条文；民主是一种制度、一种思想和生活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主张在实施宪政以前，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18](p864)。这样的欢迎词，无疑是要告诉美国人，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不要跟我们谈复杂而远不可及的民主问题。
在华莱士访问昆明时，西南联大的7个学生组织贴出英文大字报欢迎华莱士来访。该文批评国民党政府限制民主运动，使用秘密警察。该文还称赞华莱士是民主的支持者，表示欢迎外国对中国缺点的批评，并指出中国不仅需要西方的技术，而且需要西方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复旦大学的学生则向美国驻重庆的使馆官员递交了一封致华莱士副总统的信和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要求美国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14](p470-473)。
华莱士访华的一个成果是，迫使蒋介石同意了他此前一直反对的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这为中共与美国的官方接触打开了一扇门，美国得以实地观察中共所领导的敌后区域的真实情况，中共也获得了直接向美国施加影响的机会。中共很快确立了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方针。中共中央在一份极其重要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这不仅在抗战中有此需要，即在战后也有此可能，就国家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8](p315)此时，中共对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颇怀期望。
中共领导人在与观察组成员的接触中一再呼吁美国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助一臂之力。毛泽东在与兼任观察组成员的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John S.Service)谈话时询问，美国政府是否关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重要的？毛泽东提出，应该召集一个容纳一切团体的临时国民大会，政府须直接对国民大会负责。他希望“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美国的这种努力“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民主，只有国民党反对它”，“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试验，或者教育，或者‘监视’”[19](p254-259)。
同一时期，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也一再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强调，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是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他们指出，美国现在有能力促使中国进行必要的内政改革，产生一个更为自由的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一个由更具代表性的政府领导的自由的中国，将是远东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与现正处于反动政权的高压措施控制下的中国比较起来，这个中国将更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国民党内不满蒋独裁统治的人士也呼吁美国对蒋施加压力。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国民党内人士指出，蒋介石现在正依靠美国，美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对蒋施加压力，否则，战争结束后便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前景：蒋会稳固它的权力，中国会有20年或30年的时期处于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14](p475-477)。
此时，美国驻华外交官对中国的实际状况已有相当的了解。谢伟思在报告中便明确指出，“民主改革是中国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关键所在”。谢伟思认为，美国可以并且应当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美国应当“向国民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我们对民主的善意和严肃的关注”，只要美国谨慎地施加这影响，是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因为“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已很强烈”。[20](p274-278,282-283)得出这种结论的不仅是谢伟思这样的比较激进的外交官，还包括美国驻华最高外交官。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中国局势正迅速走向死胡同……要想控制住局势只有采取激进措施，在中国建立一个代表所有党派和各方人士的统一战线。这些党派和人士应当和蒋介石分担制定并实施重新开展抵抗、恢复军民抵抗精神的计划的责任”。[14](p125)
华盛顿通过各种渠道获知了中国的真实情况，它显然接受了驻华外交官们的建议。1944年9月9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致电高思，要求他向蒋介石转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如下看法：“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人民在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领导下，开发和利用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以继续进行战争并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14](p568)9月15日，即在中共代表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当天，高思拜访了蒋介石。高思指出，各国在发生危机之时，组织全民政府乃常用之法。他建议建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应该“有权有责”，以使各主要党派都能参与目前的危机解决并分担责任。对此，蒋介石只是含混地表示，他将“考虑采取步骤”[14](p573S-574)。
美国对中国民主问题的关注，无疑对第二次宪政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鼓励作用。然而，美国的支持又是有限度的，它以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为原则。美国政府并没有接受中国民主人士和美国驻华外交官们所主张的将美援与民主改革挂钩的积极干预政策。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即美国固然期望中国成为一个西方代议制的民主国家，但是，如果这一目的无法实现，如果国民党政府顽强抵制这一改革，它是不会冒失去中国的风险而强求中国实施民主的。维持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这是美国政府已经预设的底线。因此，人们曾经怀有的对美国的期望，将注定要转为极大的失望。
赫尔利的使华便是一个开始。对中国情况所知甚少的赫尔利兴致冲冲地去了延安，拿回了一个他认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比较理想的方案。这一方案要求“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有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所有的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等。[8](p393-394)这一国共双方都作让步的将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同时实现的方案是比较符合美国的治国原则的。然而，出乎赫尔利的预料，蒋介石坚决拒绝了这一方案。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赫尔利并没有向蒋施加压力迫其让步。相反，他很快倒向蒋介石。因为，美国政府给他的使命很明确，那就是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美国政府看来，维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显然比中国的民主化更为重要。
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虽未导致民主政体的建立，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借助运动的强大声势，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得以深入社会，深入人心。它使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民党“一党专政”逐渐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它对国民党独裁的揭露和对民主观念的宣传，对于促成大后方人民的政治觉醒乃至其后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数年后，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实与此有着难以分离的关系。中国民众的目光，已为高举起新民主旗号的共产党所吸引，人们期盼着在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中能够实现向往已久的期待。
【收稿日期】 200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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