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初文坛的中西文学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文坛论文,中西论文,试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早在清末就已出现。“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断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思想启蒙的工作被维新派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配合这一运动，维新思想家竭力提倡译介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文学作品开始大批输入。异质文化的引进，必然与传统文化产生碰撞。中西文学的比较便随之出现。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制虽被推翻，但国弱民穷的局面并未得到改变，加之封建复辟的阴影时时出现，遂使进步的知识分子群体感到仍有继续介绍西方先进文化之必要。域外文化的引进工作，仍然受到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文学交流的规模也甚为可观。因此，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仍是民初文坛的热门话题。
与清末相比，民初文坛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涉及的范围无明显的差异。评论家们所热衷的话题，不外乎还是中西文学的社会功用、审美价值、表现形式、艺术风格以及文体分类等等。但在论述过程中，侧重点有所不同，观点也有一些变化。下面，我们拟从几个方面入手，描述一下这个时期中西文学比较的大致情况。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决定了近代中国人不大可能也不情愿去从事纯学术的研究工作。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也注重于“经世致用”，学问文章往往被士大夫们视为经国大业的工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民国初年的评论家们自然对文学的社会功用格外重视。在不少涉及中西文学比较的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比较阐发中西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如成之（吕思勉）在《小说丛话》一文中，将小说分为“杂文学的小说”和“纯文学的小说”，并对两种小说进行界定。他说，所谓“杂文学的小说”，即是指“除美的方面外，又有特殊之目的”；所谓“纯文学的小说”，“其宗旨以供人娱乐为目的”。他认为中国旧时之小说，大抵属于后者。那么前者是哪些呢？他没有明说，但从文章逻辑可以推知，显然指的是翻译小说。正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近年来，前者“要求之声大变”，社会普遍认为贵于后者。他还指出，有的西洋作品（如冒险小说）“中国向来无之，……今既出现于译界，可藉以鼓励国民勇往之性质，而引起其世界之观念”。〔1〕吴虞也高度评价西方小说的社会功用：“欧美小说，最近以来，渐离虚构，而趋实写。万变之人事，当代之文明，小说家皆一一沉思默索，取各种之材料，钩心斗角，作为文章，发挥而指示之，以潜移世人之思想，纳诸进化之途，易俗移风，此小说之功用，所以为伟也。”对中国小说，吴氏给予了猛烈批评，说它们“多宗袭唐人，辣权慕势，奖盗海淫，学术浅薄，思想陋劣，社会智识，弥弗周遍”。〔2〕成之和吴虞的观点，很接近早年梁启超的思想，尤其是吴虞尖锐而愤激的言论，简直与梁氏视中国传统小说皆诲淫诲盗的意见如出一辙。〔3〕
另有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西方小说在我国产生的社会作用不大，管达如就断言，译本小说在矫正我国社会恶习方面的功力，不及自著小说。原因是“译本小说，所叙述之事实，陈说之利害，吾辈既少体会，读之亦必漠然。校之我国人所著，则其功用必不可同日而语矣”。他的结论是：今日译本小说，“无论为若何之名著，吾终谓其功力不及国人自著者。”〔4〕管氏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鉴于此种观点在近代中国颇有市场，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多说几句。外国小说描写的虽是异域生活，但其反映的问题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人类社会的生活本来就有许多共通的东西，国度和民族的不同，并不能割断各民族之间心理和精神上的联系。各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也总是相通的，因为人类有着共同的生命形式（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等）和共同的体验形式（如欢乐与忧伤、爱恋与憎恨、希望与绝望、聚合与分离等）。这些共同点，使不同的文学得以相互理解和注释。在某些时候，异质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大大超过本体文化。这种现象，在清末中国并非鲜见。由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封闭，封建文化的僵化保守，民族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已缺少活力。在此情况下，外国思想文化的输入，无疑有助于打破文化上的沉寂局面，开拓人们的视野，启迪人们的智慧，帮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危急处境和现实痛苦。事实上，清末民初在中国社会引起较大反响的，往往都是西方的思想学说，文学方面同样如此。《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作品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有哪一部近代小说能与之相比？即使到了民国初年，西方小说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力，仍然是本国文学无法抗衡的。
其次，评论家们比较分析了中西小说的审美价值。多数人仍认为西方作品优于本国文学。孙毓修在《二万镑之奇赌》一文中写道：“吾国小说亦多矣，综其流别，不外三例：女子怀春，吉士诱之，是为诲淫之书；牛鬼蛇神，善恶果报，是为迷信之书；忠义堂上，替天行道，是为诲盗之书。……吾国文人极其理想，不过尔尔，此进化之所以不闻也。第十八世纪之间，正欧西科学萌芽之代，而为科学之先导者，乃在区区之理想小说，其意境之奇辟，寄托之高深，实有卢牟六回、驰骋古今之概。……其文甚趣，其功更伟。”〔5〕管达如也认为，中国小说与西方相比，确有不及他人之处，最大的问题“即在不合实际。无他何事，读其纸上所述，一若著者曾经身历，情景逼真者然，然按之实际，则无一能合者。此由吾国社会，缺于核实之思想，凡事皆不重实验致之也。西洋则不然。彼其国之科学，已极发达，又其国民崇尚实际，凡事皆重实验，故决无容著述家向壁虚造之余地”。在此基础上，论者进而提山：“著小说者，于社会上之一事一物，皆不能不留心观察，其关涉各种科学处，亦不能作外行语焉。夫小说者，社会之反映也。若凡事皆可向壁虚造，则与社会实际之情形，全不相合，失其本旨矣。敬告我国小说家，于此点不可不再三注意也。”〔6〕评论家们的观点虽不无偏激之处，但有一点他们是看准了的，即中国旧小说中普遍存在着虚妄怪诞成分，以及脱离现实生活之倾向。旧小说作家往往喜欢编造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故事来取悦于读者。此种艺术趣昧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因为国人大都把小说当作饭后茶余的消遣物品。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反映生活、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自然比中国旧小说高明得多。正是由于西方小说的审美价值更胜一筹，因而才受到了近代中国人的广泛欢迎。
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小说的审美价值高于西方。成之运用西方小说理论，根据叙事的繁复和简单将小说分为两类：一为单独小说（Romance），一为复杂小说（Novel）。他解释说：前者以描写一人一事为主，凡西洋小说和中国短篇小说，多为此，如《茶花女》、《鲁滨逊漂流记》等；后者的主人公可有许多，如《红楼梦》。“复杂小说，感人之深，百倍于单独小说。”“欧美小说，较之中国小说，多为单独的，此其所以不如中国小说受人欢迎也。”他还将小说分为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两种，说西洋小说多属前者，中国小说多属后者。〔7〕这种划分正好与管达如等人的观点相迥异。成之认为，欧美小说多为单独小说，这无疑是片面之论。他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因为当时译介到中国的西方作品大部头较少，即使是长篇小说，因删节较多，也成了薄薄的小册子。此外，西方近代小说重人物塑造，不要故事叙述；中国小说则重叙事而不重刻划人物，遂使成之等人产生西方小说叙事较为简单的印象。实际上，以叙事的详略来评判小说的优劣，是传统的批评标准，用它来衡量近代小说，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家们在评价西方小说不及中国小说时，常常联系到文化传统和国民心理进行阐释。管达如指出，西方小说“趣味不如自著者之浓深也”，其理由是：“外国人所以为乐者，未必我国人亦以为乐”；“自著之小说，本为吾国社会之产物，且多以投合社会之心理而作者。外国小说则不然，故不免有格不相人之处。”〔8〕成之在谈到译述小说与自著小说孰优孰劣时，也提出类似的看法：“小说者，美的制作也。美之观念，因民俗而有殊。异国人所感其美者，未必我国人亦感其美也。以言乎感人，译本小说之力，白不若著者之伟大。”〔9〕但他们同时又指出，尽管西方小说反映的并非全是我国民熟悉或感兴趣的人和事，然而从开阔视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角度出发，仍有必要引进域外文学。成之说得好：“文学贵取精用宏，吸收异己者之所长，盖足以增加其固有之美，则译本小说，亦不可偏废也。”〔10〕管达如则说：“译本小说之善，在能以他国文学之所长，补我国文学之所短。盖各国民之理想，互有不同；斯其文学，亦互有不同。既有同异，即有短长。此无从讳，亦无庸讳也。”〔11〕
在中外文类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周作人的成绩是较为突出的。周作人早年接受了英国安特路朗的学说，用比较文学之方法，对童话的本质，童话与生活之关系以及童话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都作出了较为深入的阐释。1913年8月，他在《童话研究》一文中，比较分析中外童话之渊源与异同，并论述自然童话（即民间童话）与人为童话（即创作童话）的因缘关系和不同特点。1914年2月，周作人又发表了《艺文杂话》，文中引录了鲁迅所译德国诗人赫纳（今译海涅）的两首诗，并将它与英国儿歌进行比较，认为后者“与赫纳诗意相近，而简朴胜之”。周氏在文章中还写道：“中国自古有意谣，中不乏佳作，唯附会先兆者为多，或本系他种诗歌而阑入者。日本中根淑著《歌谣字数考》曰，所谓童谣者，盖本有心人所作，流行于世，而童子习而歌之者尔，论甚平当。”〔12〕周作人的童话研究，无论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中外作家作品及其艺术风格的比较方面，不少作家、评论家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如苏曼殊认为：“拜轮犹中土李白，天才也；莎士比尔（今译莎士比亚）犹中土杜甫，仙才也；室梨（今译雪莱）犹中土李贺，鬼才也。”〔13〕苏曼殊特别推崇拜伦，把拜伦视为异国知己，终生对拜伦怀着崇敬的感情。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一些诗文里，他就多次引用过拜伦的诗句，并翻译了一本《拜轮诗选》，于1909年在日本出版。他在诵读拜伦的名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之后，曾赞日：“雄浑奇伟，今古诗人，无其匹矣！“〔14〕又如孙毓修称司各特为西方之司马迁，并说古希腊著名寓言作家伊索的创作，与屈原颇有相似之处。〔15〕当然，苏曼殊等人对中外作家作品的比较评析，还十分笼统，但他们毕竟抓住了中外作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共同特征，其观点不无启发意义。
在运用西方文艺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和介绍现代欧洲文艺思潮方面，成绩最大者当推王国维和陈独秀。王国维早在1904年所著的《红楼梦评论》中，就系统地运用欧洲资产阶级的哲学、美学观点，来评析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在民国初年的一些论著中，他仍运用西方的文艺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从而对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方法论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王氏的理论研究因涉及面宽，内容丰富，需专文评述，此处不再多说。至于陈独秀，大家都知道他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起者之一。他在民国初年就积极介绍外国现代文艺思潮，尤其赞赏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1915年11月，他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就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主要文艺思潮，希望能引起国内文坛的注意。同年12月，他又在《青年杂志》1卷4号的通讯里，明确表示出对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与此同时，他还就统一语言，“采用国语”等问题发表了一些可贵的意见。王、陈等人虽然侧重于理论阐发和思潮介绍，但因其主要目的都在输入新知、更新观念，所以他们在介绍西方理论时，必然时时要将其与传统文学相对比。不同的是，王国维的研究属纯学术范畴，理论深度无人能与之匹敌；而陈独秀的立足点则多放在社会政治方面，文学变革不过是其思想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初文坛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综合研究方法仍居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民初文坛的中西文学比较与清末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专题研究的论著几乎看不到，评论家也没有从事比较研究的自觉意识。他们不过是在一般文论或序跋、缘起等篇什中，偶尔涉及中西文学比较。因此，这些比较言论大都缺乏理论深度和系统性，多属一些随感式的印象批评，有相当多的地方是肤浅、牵强的比附，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些具有中西文学比较内容的文章里，往往既有作家作品、艺术方法、美学风格方面的比较，又有超越文学范畴的跨学科比较，涉及到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使一些比较文学研究扩展为比较文化的研究。
综合研究方法的盛行，原因有二：一是学者们对纯文学理论的研究大多不感兴趣，他们谈文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改良社会，因而时常跨越文学界限，去讨论其他学科的一些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同开启民智有关即可；二是当时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还没有引入我国，学者们从事比较研究，常常是不自觉而为之，并没有清醒的学科研究意识，也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素养，故很难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这种大文化的综合研究，表现在具体操作方式上，便是平行研究方法的普遍运用。尽管当时输入中国的西方文学已相当广泛地影响到了中国作家的创作，但还不见有人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此种一开始即采用平行研究方法的情况，与各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初期阶段多致力于影响研究的通例是完全不同的。
其二，文学本体研究的深入。毫无疑问，整个清末民初的中外文学比较，主要都是指向“唤起国民，拯救中国”这一目标的。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使各种学术研究都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改变社会现实的愿望，比较文学研究同样也不例外。作为以救亡图存为其根本目的的中西文化比较思潮的一部分，近代的中西文学比较一开始就不同于欧洲的纯文学比较。尤其是在清末维新运动高涨时期，几乎所有的中西文学比较都偏重于考察和分析文学的社会功用。评论家们感兴趣的乃是文学的外部研究，如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与政治斗争的关系等。只有王国维的研究具有纯学术色彩。到了民国初年，文学的内部研究开始受到较多的注意。这固然与维新思潮的衰退、国民政治热情的低落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比较正向纵深发展。有的理论家已不再满足于文学的政治功利的阐发，开始重视对中西文学各自的艺术特质进行分析比较，如成之、管达如等人的文章都显示出这种变化。当然，外部研究仍占主要地位，但内部研究的比重在逐渐加大。这一趋向，到“五四”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三，注重小说，兼及其他。民初的中西文学比较，同清末一样，多以小说为讨论对象。这是因为自清末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大为提高，小说很快占据了文学殿堂的中心位置。大量翻译小说的涌入和创作小说的产生，使小说的影响遍及城乡。在小说已成为读者最喜爱的文学读物的现实情况下，评论界的注意力当然也就转移到了小说身上。再说，清末民初译介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小说，要进行中西文学比较，自然无法避开小说。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内容，似乎比清末更为广泛。如周作人对中外童话的系统研究，陈独秀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介绍，都是清末未曾见过的新内容。
民初文坛的中西文学比较，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新的开拓，但就总体水平和社会影响来看，都远不及清末。清末，中西文化比较思潮正盛，比较文学也随之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像梁启超、林纾、王国维、鲁迅、王钟麒、徐念慈等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产生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译序》、《孝女耐儿传·译序》、《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摩罗诗力说》、《小说林缘起》、《余之小说观》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比较文学论文。民初文坛，既找不到颇负盛名的比较文学学者（王国难于1912年完成《宋元戏曲史》的撰写之后，基本上停止了比较文学研究），也很少见到影响较大的研究论著。成之、管达如等人的文章，就要算是民初理论批评界的力作了。至于陈独秀的文章，也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民初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所以赶不上清末，最主要的原因是，民初正好处在清末和“五四”两次启蒙思潮的低谷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并没有改变国家的面貌。相反，由于袁世凯篡权、二次革命失败、军阀混战，整个社会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第一个启蒙思潮已经衰落，第二个启蒙高潮尚未到来，知识分子和一般国民均感苦闷，人们谈论国事的热情大为减退，学术界亦刮起复辟之风，这一切都决定了民初的文化氛围不同于清末，中西文化的讨论远不如清末热烈。同时，还应看到，民初文坛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清末得风气之先的梁启超、鲁迅等人，此期都脱离文坛，或从政，或致力于教育，无暇顾及文学。林纾前期译著多有序跋，民国后也懒得动笔。其他人或去世，或疏离文学。新的一代理论家、批评家又尚未产生。种种原因，遂使民初文坛出现了一段理论的贫血时期。直到“五四”文学革命降临，这种沉寂的局面才被完全打破。
注释：
〔1〕〔7〕〔9〕〔10〕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3—8期，1914年。
〔2〕吴虞：《松冈小史·序），见1915年成都昌福公司版。
〔3〕参见拙文《清末学人比较中西小说纵横谈》，《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1期。
〔4〕〔6〕〔8〕〔11〕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 ，1912年。
〔5〕〔15〕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1916年。
〔12〕周作人：《艺文杂话》，载《中华小说界》1卷2期，1914年。
〔13〕〔14〕苏曼殊：《断鸿零雁记》第七章，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