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与前途笔谈——文学史研究格局和编写模式的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前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1996年5月9日至12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石家庄举行第七届理事会，河北师院中文系、河北师大中文系、河北大学中文系和河北省社科院文研所联合承办了这次会议，河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来自全国的数十位著名学者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热烈研讨，有共识，有争鸣，新见迭出。本刊摘发几篇论文，以飨读者。
一
对原有的文学史研究格局与编写模式的突破，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正在取得的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研究格局，主要指文学史家审视把握文学历史的角度、视野与标准、尺度——即究竟哪些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应该或者可以入史，以及将他们分别置于怎样的历史地位、编写模式，主要指文学史书采用的编写体例、章节结构、表述方式——即如何梳理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经过分解与组织，形成一个有机的历史过程。原有的格局与模式，是在五六十年代确立起来的。它不仅为同行们所普遍接受与长期遵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以能够从一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迅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有赖于这一格局模式的营造确立。
进入新时期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的“反思”，从“重新评价”到“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更重要的是经过对于文学历史更为全面系统的考察，与文学观、文学史观的内在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更为开放更为深入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感到原有格局与模式的不足，比如内容的狭隘与多有缺漏，评价标准的唯政治化，史书结构的呆板单一等，不时还可以听到那只是汉族（即不是整个中国的）革命（即不是整个现代的）文学史的批评。本来，当年的格局模式带着学科初创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期特定的局限性；而这些，又往往成为处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后人力图有所超越之处。这样的要求与这样的突破，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也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因此也是不可避免的新的学术任务。
二
突破原有的文学史研究格局与编写模式的努力，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了。不过，最初的尝试基本上限于局部的、枝节的变动，或者只是在外在形式上作些更改，或者仅仅将同样的历史内容重新组合一下，真正显示出大的改观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
1993年6 月出版的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与同年9月出版的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可以看作是这种突破的明显标志。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受到外国文学广泛深入的影响，在以话剧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现代戏剧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影响尤为显然。以往的现代文学史对此也曾或多或少地有所提及。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两部文学史中，作者审视的对象不是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将它置于世界文学发展演变的宽广背景中考察；一些与中国现代文学（戏剧）有直接密切关系的外国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同样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专门研究的课题；并且以专章专节的篇幅，具体细致分析论证各自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戏剧）的影响，从而改变原有的文学史的研究格局与编写模式。两书的标题中都有“比较”的字样，分析论述也注意采用比较的方法，但并不是比较文学史。有关外国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介绍分析，占了不少篇幅，但也不是有关国别的文学史。那些某位外国作家或者某种外国思潮在中国的章节的实际内容，比较中外文学的异同也好，指出他们对中国的影响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戏剧）形成与逐步成长的过程。所以不管与原有的格局模式有多大的不同，它们都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学（戏剧）史。
基本定稿于1993年的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从更为全面的意义上改变了原有的格局模式。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成并列的、相互之间有较大独立性的38个专题，从而完全消解了由来已久的组织严密、层次分明的章节结构。它的最大特点，是突出作品文本的分析评价。这主要表现为：（一）关于文学创作有35题，关于文学运动、事件、论争等3题，两者形成9与1 的悬殊对比。（二）严格按文体分题，虽然对于少数作家有简略的生平介绍，若干大作家还设有专题，但同样服从于按文体立题的原则；淡化作家传记的成份，凸现文学创作的面貌及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三）着眼于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即使对于大作家，也注重他们最为杰出的方面，并非什么都入史。比如郭沫若的创作，具体分析的只是诗歌与历史剧，对数量众多的散文与小说，仅在生平介绍中提及。对于茅盾、巴金、沈从文的散文，也这样处理。如果说随着一些历史空白被填补，近年出版的文学史内容越来越多，那么，这部文学史在有所增补的同时，更多的却是对入史的作品加以严格的筛选。（四）除了介绍创作的思想内容，还细致透视作品的创作特色，把握作家的艺术风格，剖析不同流派的审美追求及其得失，帮助读者从艺术上了解并进入作品。21世纪已经临近，产生在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文学日益远离我们。《大纲》的这些特点，表现出人们的越来越严格，并且更偏重于艺术鉴赏的眼光，以及把这段文学作为文学遗产、作为文学经典（经过历史的淘汰以后）看待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华文学通史》（不久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学部分，对过去一直受到忽略的（没有写到或者只是捎带地提一下）如文学理论批评，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包括日居时期台湾在内的沦陷区文学，新兴的电影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都设置专门章节，分门别类地进行具体的述评。它把产生于20世纪上半期的各个方面的文学现象都作为对象，极大地扩展了现代文学史的内容，从而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来那种汉族革命文学史的格局模式。这种变化，自然与它作为前后贯串三千多年、复盖民族大家庭众多成员的文学成果的《中华文学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要求文学史家必须从中华文学的一体性，从其前后左右的广泛联系中重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编写内容；为了承前（上接古代近代文学），或者为了启后（下连当代文学），都不能使三千多年来多民族文学头绪纷繁的发展轨迹，在现代阶段出现空白。但内在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的深刻变化——如果说“五四”以后的有些文学现象因为不是完全“新”的，或者不够“现代化”，而难以进入具有明确界定的“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那么只要是产生于20世纪这个时期里的文学，自然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利成为20世纪文学史的考察对象与编写内容。尽管经过研究，文学史家在将它们写入史书时，作出或褒或贬的价值判断，给予各不相同的历史地位。所以，这种新的研究格局与编写格式的形式，首先是文学史观发生变化的产物。
三
作为文学研究的三大形态之一的文学史，其研究格局与模式本来都是天地宽广、多种多样的。只要是把文学现象作为历史的存在与历史的过程，对之作系统的考察与具体的述评的，都可包括在内。从广义上说，我国古代史籍中的《艺文志》、《儒林列传》、《文苑列传》等，都属于文学史书之列。有的学者还认为古人编辑的一些大型作品选集，也可以看作是又一种类型的文学史书。它们分散开来，诚然只是一些零碎的文学现象的记载，汇编在一起，的确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一些文学历史的面貌与进程。如今常见的，即经过文学史家的综合梳理，把千头万绪的文学活动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严密的章节结构与夹叙夹议的文字编写而成的文学史，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在我国不过一百年的时间。这种类型的文学史，自然有前人无法比拟的长处，也无疑是学术史上的巨大飞跃。但如果因此把这“定于一尊”，视为唯一科学的，或者完善到无法再发展了，又会以僵化的格局模式，束缚学术的发展。可喜的是，近年来对于文学史研究格局与编写模式的突破，同样表现在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学史书的积极探索上。
比如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已出的第一辑12册，以44篇评传介绍46位作家，另附他们的代表作品119篇。 编写凡例说明“本丛书既为作家生平搜觅保存史料、予以评价；又附录作家的代表作，以飨读者”；目的在于“尽可能做到体现近现代通俗文学整体风貌”。对于“其他主要作家的评传及代表作”，还将陆续收入以后各辑。这是他们计划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前期成果；其实，它本身就是一部类似传统的“列传”体例的、以作家为主体、为单元的文学史。只要将一篇篇评传，按照传主的生平与文学活动时间的先后排列，或者根据他们创作的文体、题材组合，同样可以营造统一的章节结构，成为一部完整正规的文学史著作。这实际上是以纪传体为特征的新的文学史研究格局与编写模式。它着重从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过程、艺术志趣等方面，说明其作品，能够提供其它文学史不一定具有的详尽史料与独特视角。
又比如正在紧张编写中的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12卷，不久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从20世纪的百年岁月中，选择12个年份，作为历史的聚焦点，勾勒“百年中国文学发生发展及嬗变的过程”。其中现代文学部分有《1919：中国的青春》、《1928：红色的风云》、《1942：走向民间》、《1948：天地玄黄》4卷， 他们的编写原则是：“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以一个具体的年代为主，……注意那些很具体的材料，那些历史的细节”，强调“以一桩桩历史事件的回顾，平铺直入”文学历史。他们对所选定的特定年份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作全方位、多层次的扫描，以此作为时代背景与内在依据，审视与说明文学的演变。史家的角度与视野，史书的叙述方式与体例结构，在这里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异。由于尚未看到书稿，一时还无法作出明确的概括归类。但就其以年份为分卷单元，看重历史细节与具体史实，采用平铺直叙手法等特点来看，处处着眼于时代与文学的联系，尤其那些即时性的、直接的关系，在精神实质上，与传统的编年体史书颇有相似之处。
再比如杨义、中井政喜、张中良编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台北业强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简体字版），是“一部以图出史，以史统图的特殊形式的文学史”。 它以书刊的封面与内文、报纸的刊头、题图、插画、作家肖像、照片、书信、手稿、印章、作品的广告、剧场的海报、邮票、明信片、藏书票等组成的六百余幅图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配合一百余则文学说明，留下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跋涉前进的足迹。与此相似的，还有冰心、董乃斌、钱理群合编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中国和平出版社、祥云（美国）出版公司1995年12月出版）。这是“一部想用图片和文字相配合的方式，在整个中华文化的背景下铺演中国文学的历史”。全书有图600 幅，文字20万字。其中现代文学部分，图81幅，文字说明近1.5万字。 在30年代出版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图片“插”在文字叙述中作为例证与陪衬，文字占主要位置。而在上述两书中，则以图片为主体，文字的任务主要在于说明图片，从而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在后一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连所占的篇幅，也是图片多于文字。不防暂且把这称为图志体文学史。图片能够提供文字难以表达的信息，或者摄下精彩的历史镜头，或者保留具象的文学史料，不是填补文字记载留下的空白，就是更充分地显示历史的生动多彩。所以，这类图志体史书，即使有时难以反映文学历史的完整内容，仍然会从不同的侧面，再现并揭示文字记录没有甚至无法涉及的文学历史的内容，因而自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即使仅从以上所举的8个例子中， 也不难看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格局与编写模式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说它们都如何完美，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全面超过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有的还仅仅是初步的尝试。但毕竟打破了长期形成的那种狭隘、呆板、雷同的学术局面，使人们能够更多更好地认识这段文学历史丰富复杂的内容。而这些多有侧重的探索，作为新的起点，打开不少新的思路，提出众多新的课题，展现出更为宽广的学术前景——我们也将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走向深入、走向成熟，走向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