怛逻斯之战和天威健儿赴碎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威论文,健儿论文,之战论文,怛逻斯论文,赴碎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发现的吐鲁番文书，有一组唐朝天宝年间交河郡客馆往来使者的记录，其内容包括住宿客人比较详细的身份信息、来去时间、方向以及随行人员等，客使中有宁远国王子、安西四镇将官、中央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诸多重要人物，是考察8世纪中叶西域政治、军事形势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不少此前未见记录的史事，需待我们加以细致的钩沉。
本文书正文无确切纪年，纸缝相接之处高低不平，文书背面有一无纪年残牒，正面有两件倒书牒文，年代均为“天宝拾载九月”，为客使文书内容所压，证明其写于牒文之后。文书上登录的客使去留时间起自七月下旬，止于十月初，故而文书上限当为天宝十载(751)七月底。
交河郡即西州，贞观十四年(640)始置，天宝元年改名交河郡，乾元元年(758)复名西州，故“新获吐鲁番文献整理小组”将本组文书定名为《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卷》。
一 天宝年间的宁远国
该组文书中多次出现“宁远国”这一名称，是在出土文献中首次发现“宁远国”的记载，从补史、证史的角度来说，弥足珍贵。现将整理小组缀合、校录本卷的相关部分录出，再加讨论。①
（一）
奉化王男一人
7 宁远国第二般首领将军呼末鲁等
[
8 四日发向西
奉化王男一人
10 第四般首领将[军]伊捺五人，八月四[
11 第五般将军首领葛勒等□[
（二）
6 第七般首领破布浑等七人，八月八日
[
7]
将军特害等八人，八月八日东到，[
（四）
奉化
3 *宁远国王男屋磨并□[ ]
日西到，至十七日发向西
5 四镇行官别将押宁远国□[
6 日光并家人乘□[
（五）
16 押宁远国第一般俱路仙
[ ]周[ ]
孤琎一人，九月
17 三日东到，至八日发向[
《新唐书》卷211下《西域传·宁远传》载：
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钹汗，元魏时谓破洛那……贞观中，王契英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治呼闷城；遏波之治渴塞城。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高宗厚慰谕。三年，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参刺史，自是岁朝贡。玄宗开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宝三载，改其国号宁远，帝以外家姓赐其王曰窦，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十三载，王忠节遣子薛裕朝，请留宿卫，习华礼，听之，授左武卫将军。其事唐最谨。②
唐时的宁远国即汉时之大宛，位于中亚锡尔河中游的费尔干纳(Ferghāna)盆地。据上引《新唐书》，开元二十七年(739)，拔汗那王参与“助平吐火仙”之战，③翌年，唐册拜其为奉化王。④天宝三载，玄宗又应其王阿悉烂达干(Arslān Tarqhan)之请，将原本音译的国名“拔汗那”改成“宁远”这一富有寓意的国名，⑤并以李唐外家的窦姓赐其王，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嫁之。⑥无论是更名赐姓，还是公主和亲，唐廷这一系列举动都说明，宁远国当时与唐朝关系确实比较密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此后在正式场合一般都称其国为“宁远国”，但在某些场合，仍依惯例称其为“拔汗那”，这一点从《资治通鉴》所记不难发现。
本文所要讨论的这一组文书，涉及这个国家时称“宁远国”而非“拔汗那”，由此可以肯定文书写于天宝三载之后，与我们断定的文书书写年代天宝十载相合。在这组文书中的第（四）片有一处提到“宁远国王男屋磨”，恰好在《册府元龟》有记：“天宝八载八月，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⑦两相对应，可以证明史籍和文书所记是同一位宁远王子。文书上“宁远”二字旁还小注有“奉化”二字。据《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从开元二十七年到天宝十载，宁远国奉化王一直是阿悉烂达干，则此处的屋磨王子应该是阿悉烂达干之子。
上引文书所记应当是与宁远国使团相关的内容，为便于讨论，先将有关信息列表如下。
仔细研究这些文书，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本组文书在登录宁远国使臣时出现“押宁远国第一般”、“宁远国第二般”、“第四般”、“第五般”、“第七般”等字样，“第七般”后下一行亦残存一“般”字，联系整行内容来看，其前所缺补以“第八”二字当不致有太大问题。第二般到第八般使臣到达交河郡的时间相对集中，都在八月上旬，到达日期虽不尽相同，但前后相差不过几天，表明他们应该属于同一使团，在天宝十载八月前后，至少分为八个般次，以分批行动的方式入朝（具体请参看上表）。⑧由于文书残缺，未能留存一条完整的宁远国使臣来去时间及方向的信息，不过，将这几条材料结合起来可以推知，数般宁远国使臣应该皆是在八九月间从“东到”、“发向西”，即出使长安毕，归国途经交河郡治所在的高昌城，逗留几日然后向西踏上归程。
与这几般宁远国使臣相比，宁远国王子屋磨的行程明显不同。首先，他的来去方向是从“西到”，又“发向西”；其次，文书在登录其身份时，在其名字前也没有出现和第二般至第八般使臣相同的那种“第×般”的方式，而是记作“宁远国王男屋磨”；再者，他抵达交河郡的时间是八月“□六日”，“六”字之前有若干缺字，或并无其他数字，即八月六日，或可补一“十”字，为八月十六日，从这一段文书在整组文书中的排列位置来看，八月十六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种种迹象表明，屋磨很可能并没有与其他宁远国使臣偕往长安。
据《册府元龟》记载，天宝十载，宁远国共三次朝贡唐廷，是朝贡次数最多的一年：“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九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匹。是月，又献马四十匹。”⑨几次朝贡共献马八十余匹。⑩文书中出现的宁远国使团自长安使还抵达交河的时间是八月，其入朝长安的时间应在此之前，也就是说从时间上看，本文书中的宁远使团不太可能属于九月及其之后的这两次。由于《册府元龟》记载过简，文书所见使团到底是属于二月的那次，还是史书所漏载的二月至九月间的一次，不得而知。
第二，这组使者并非普通的往来使者，而是一批地位较高的使臣，当中甚至包括几位宁远国王子。其中，率领第二般和第四般使臣的分别是首领将军呼末鲁和伊捺，这两处的“首领”二字旁边皆注有“奉化王男一人”，表明他们的身份也是王子，即当时的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之子。由于文书其他部分残缺，不知其他般次中是否还有其他“奉化王男”，但这批使团中至少有两个宁远国王子。在已存的几条材料中，每一般使者都是由“首领将军”、“将军”、“首领”来率领。由此看来，文书中所见的这一宁远国使团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
第三，保存下来的每一般使者人数少则五人，多则八九人，并不算多。但这八般使者应该是同一入唐的使团，只不过分散而行，如第七般和第八般同是“八月八日从东到，发向西”。以每般五人计算，整个使团至少也有四十人，相对于一般入朝唐廷的使团，规模并不算小。
第四，按照唐朝的规定，入朝使团是由唐官府派人到使者入境的地方迎接，并带领他们进入长安。从本文书得知，天宝年间西域使者往来时，是由驻扎龟兹（安西）的四镇节度使派将领（如别将）作为行官去押领的，这个行官的职责是只负责在西域地区的迎使护送任务，还是要一路陪同前往长安，不是非常清楚，但交河郡是在四镇节度的控制范围之外，则说明四镇行官在押领使团时，出行的范围不仅仅限于本节度辖区。
这组唐西州交河郡的客使文书，不仅提供了许多关于唐朝地方官府对四方往来使者接待工作的细节材料，还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宁远国与唐朝关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组文书对于了解天宝八载至十载间西域历史的脉动很有帮助。
二 天宝十载怛逻斯之战前的西域局势
1.宁远国、石国反目与怛逻斯之战爆发
上文已经分析，在这组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书中，出现了至少八般宁远国使团，使团不仅有相当规模，且使臣身份甚高，其中至少有两般是王子带团出使。尽管出土文书和传世文献的记载尚无法完全对应，但该年宁远国如此频繁地遣使朝贡，肯定是有其特别原因的。
众所周知，天宝十载发生了一场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历史上都非常著名的怛逻斯之战。(11)有关高仙芝讨伐石国(Chach)及其所引发的怛逻斯之战，有多种汉文记载，此处举比较详细的两条。《旧唐书》卷109《李嗣业传》记：
〔天宝〕十载， 〔嗣业〕又从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以跳荡加特进，兼本官。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12)
《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载四月”条后记：
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怛）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13)
关于怛逻斯之战的具体时间，诸家所记不尽相同。《资治通鉴》系于天宝十载四月至八月间，阿拉伯史料系于回历133年贾月 （即天宝十载八月）。(14)从时间上看，与本文书涉及的内容完全吻合。对于这场战争的历史影响，至今众说不一，(15)本文无意对此做出评价，仅为借助新出材料来辨明一些历史事实。
学界一般认为，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讨伐石国引发怛逻斯之战，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异议。但是，高仙芝为何要讨伐石国，学界理解不一，大多数国内学者只是按照汉文史料中的记载，认为因石国王于藩臣之礼有亏，故而高仙芝奏请讨之。(16)不过，据阿拉伯史料记载，高仙芝（阿文史料中称其为“中国山岭之主”(17)）是在天宝九载破朅师回途中，应宁远国王(Ikhshīdh of Ferghāna)之请而击石国的。(18)阿拉伯史家阿西尔(Ibn al-Ath
r)在《全史》中记道：
在回历133年（750年8月-751年7月），拔汗那王和石国国王之间反目。拔汗那王求助于唐朝皇帝，皇帝给他派遣了十万大军，围攻石国国王。石国王向唐朝皇帝乞降，他没有加罪于他本人及其左右。并·波悉林(Abu Mūslim)得知此讯后，派遣齐雅德·萨利赫 (Ziyād b.Sālih)前去，双方在怛逻斯川交战。穆斯林军队战胜了唐军，杀约五万人，俘虏了近两万人，其余的逃回了中国。这次战役发生在回历133年祖·尔·贾月（751年7月，即天宝十载八月）。(19)
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岑仲勉先生已经提到阿拉伯史料中有与怛逻斯之战相关的记载，并且指出《新唐书·石国传》所记之不足：“只谓‘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礼，请讨之。’今试推之，当日屈底波(Qutayba)之前锋，已北达石国。意石国贰于大食，仙芝为抵抗大食东侵，故有此请。观后来彼国与大食联兵，不无蛛丝马迹。《旧书·李嗣业传》或未尽得其情实也。”(20)尽管如此，国内很多学者今天在谈到怛逻斯之战时，还是依照上引汉文史料认为，高仙芝伐石国只是单纯因为石国有违藩臣之礼。(21)然而，从阿拉伯史料及新发现的吐鲁番文书来看，原因实不止于此。
据《新唐书》记载，天宝十载，石国国王被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擒至长安后，斩首阙下。(22)紧接其后，自二月开始，宁远国就频频派遣使团远赴长安。联系阿拉伯史料的记载来看，宁远国遣使应该是有酬谢唐廷为己出兵平怨之意，这一点从后来发生的怛逻斯之战中拔汗那的立场可以推知。高仙芝在获知诸胡与大食联合欲谋攻四镇后，率领蕃、汉兵数万深入胡地意欲阻击。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在其所发蕃兵中，除北方草原地区的葛逻禄部众外，西域诸胡中仅见拔汗那兵，别无他国助唐抗击大食，这不仅表明《资治通鉴》等书所载高仙芝伐石国的暴虐行径所招致的“诸胡皆怨”应该确为实情，同时也暗示我们，阿拉伯文献中所记的宁远、石国结怨以及高仙芝替宁远国讨伐石国应确有其事。在唐与大食的怛逻斯对战时，宁远国理所当然要站在唐廷一边，因为怛逻斯之战的引发，说到底是同宁远与石国不和有关。
宁远国王与石国国王之间出现矛盾，互生怨恨，但结怨起因何在、怨有多深，我们并不明了。白桂思先生推测，在750年初，宁远和石国开始彼此怀有敌意，此后不久，突骑施背叛唐朝，与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In
l Tudun Ch'üle)之子车鼻施(cab
)站在一边，反对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而骨咄(Khuttal)国王al-Hana
很可能是支持阿悉烂达干的。(23)张日铭先生则推测，两国的不和或是由于存在领土纠纷，或是因为石国反对拔汗那国王阿悉烂达干的亲唐政策，而这种政策在突骑施旧领地内损害了石国利益。(24)两位学者说的不无道理，但因史料有限，本文暂不做讨论。笔者关心的是，与背叛突骑施站在一边的石国王是否伊捺吐屯屈勒之子车鼻施，这与被高仙芝擒获的石国王到底是谁的问题相关，因此有必要细究。
现有史籍中，仅有《新唐书·高仙芝传》提到这位石国王的名字是车鼻施。(25)因此沙畹等人以为，高仙芝所讨伐之石国王就是这位车鼻施。(26)还有学者认为被擒的石国王是为《册府元龟》所记之石国王特勒（勤）。(27)
对于8世纪时石国的诸王问题，由于史籍记载不明，学界至今仍莫衷一是，众说纷纭。(28)许序雅先生指出，汉籍记载表明石国在8世纪上半叶仍实行双王制。正王号称“特勒（勤）”，于天宝元年、二年、四载遣使朝贡唐朝；副王为吐屯一系，伊捺吐屯屈勒即属该系。(29)笔者同意这一看法。据《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二十八年三月，因为助唐平息突骑施吐火仙之乱，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被唐册封为石国王，并且加特进、赐旌节。翌日，又被册为顺义王。(30)而据《唐会要》卷99《石国传》，开元二十九年有伊捺吐屯屈勒请讨大食事。(31)由此可以推测，伊捺吐屯屈勒是莫贺咄吐屯之子，在莫贺咄吐屯之后嗣立其位。我们注意到，特勒（勤）一系石国王仅出现在《册府元龟》里，(32)而《新唐书》、《唐会要》等史籍关于“石国”的记载则无一例外都是莫贺咄吐屯—伊捺吐屯屈勒一系。这似乎暗示，尽管在天宝初年至高仙芝伐石国前，石国国内是双王并立的局面，但由于副王一系是由唐册封的，所以得到唐朝的支持与认可。
《唐大诏令集》卷64《赐怀化王那俱车鼻施铁券文》载：“维天宝十二年岁次癸巳十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咨尔故石国顺义王男那俱车鼻施，夫柔远之道，必先文德。录诚之义，是加命礼。卿之先代，累宾朝化，列在蕃王。卿又能效节输忠，克复居字。捍边率下，循职修贡……今授卿特进，仍封怀化王，并赐丹书铁券，以表忠赤。”(33)册文明确指出，那俱车鼻施是已故的顺义王之子。“顺义王”原本是唐廷册给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的封号，但此处的“顺义王”并非莫贺咄吐屯，而应是其子伊捺吐屯屈勒。因为《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二》有记：“天宝元年正月丁巳，石国王遣使上表，乞授长男那居车鼻施官，诏拜大将军，赐一年俸料。”(34)这两条材料中的“那俱车鼻施”和“那居车鼻施”应为同一人，“居”、“俱”为同音异译。由史籍记载可知，伊捺吐屯屈勒于开元二十九年嗣其父之王位，天宝五载时曾献方物，(35)因此，天宝元年时为长男那居车鼻施乞授官的石国王一定是伊捺吐屯屈勒，则天宝十二载赐那俱车鼻施文中的“顺化王”舍伊捺吐屯屈勒莫属，很有可能嗣位时也继袭了唐朝册封于其父的“顺义王”称号。(36)因此，那俱车鼻施是属于莫贺咄吐屯—伊捺吐屯屈勒一系，在天宝十二载被唐册封为怀化王，原因应当是在怛逻斯之战后能够“克复居宇”，从大食手中夺回部分土地，并向唐朝“效节输忠”。
按上引《赐怀化王那俱车鼻施铁券文》中提到“卿之先代，累宾朝化，列在蕃王”，“蕃王”的称呼和《册府元龟》卷964对莫贺咄吐屯的称呼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里所说的那俱车鼻施的先代，也就是指其祖莫贺咄吐屯和父伊捺吐屯屈勒，都是“累宾朝化”的蕃王。因此可以认为，高仙芝天宝九载俘获的石国王，不是当时的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勒，而应当是属于石国正王特勤一系。如果《新唐书·高仙芝传》所记为车鼻施的话，那应当属于天宝初年曾经入贡唐朝的石国王特勤的继承者，而不是白桂思所说的伊捺吐屯屈勒之子，他可能把这个车鼻施和那俱车鼻施混为一谈。
天宝初年，特勤一系和吐屯一系的石国王都向唐朝朝贡，但是，随着石国与拔汗那的反目及其他原因，特勤一系的石国王对唐朝不再守蕃臣之礼，因而促使唐将高仙芝兴师讨伐。
2.石国与突骑施
高仙芝之所以讨伐石国，一方面在于石国、宁远国不和而为宁远讨之；另一方面，据学者研究，确实是因为石国有违藩臣之礼，即石国与黄姓突骑施相互勾结，触动了唐朝在碎叶川一带西突厥故地的利益，因而引起唐朝对石国的不满。(37)
突骑施是西突厥别部之一，于8世纪中叶继西突厥崛起于天山北部及中亚草原地带。突骑施与唐、吐蕃及大食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8世纪前半叶中亚地区政治舞台上重要的一章。自7世纪末始，西突厥五咄陆中的突骑施首领乌质勒(Ocirliq/Orcilig)势力渐增，悉并西突厥之地，以碎叶川之碎叶城(Sūyāb)为其大牙，伊丽水北的弓月城为其小牙。景龙三年(709)，东突厥默啜率兵杀突骑施首领娑葛及其弟遮弩之后，“默啜兵还，娑葛下部将苏禄鸠集余众， 自立为可汗”。(38)唐朝不能平苏禄，于是以爵位羁縻之，并于开元十年以阿史那怀道女为金河公主嫁之。(39)突骑施汗国在一代雄主苏禄手中发展至顶峰。开元二十六年时，苏禄被部下莫贺达干（baga tarqan，即阙律啜／K
l-chü r）杀死。(40)此后，部将之间争权夺利，掺杂着原本已有的黄、黑二姓部众之争，使得突骑施汗国内讧不休，日趋衰落。(41)
苏禄之死，对于唐朝可谓是去掉心头大患，加之突骑施内部二姓之争导致的严重分裂，使得突骑施对唐朝的威胁大大降低，因此有学者指出，此后的突骑施已完全处于唐朝的控制之下，(42)但这并不意味着突骑施对当时西域局势已毫无影响力。《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条明确指出九大节度之北庭节度的主要职能是防制突骑施、坚昆，(43)说明苏禄之后的突骑施仍是唐朝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手，而且这一局面至少持续到天宝十载。《资治通鉴》本年正月条下记载了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俘之事，其中包括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44)《册府元龟》所记更为详细一些：
安西四镇节度、特进兼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摄御史中丞高仙芝，生擒突骑施可汗、吐蕃大首领及石国王并可敦及杰帅（朅师）来献，上御勤政楼，会群臣引见，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摄御史大夫，仍与一子五品官，余并如故，赏功也。(45)
文献记载的这些异邦酋首并不是同时被擒获，但高仙芝是将他们一并来献的。以上两条史料在列举这些酋首时，皆是将突骑施可汗放在最先，其次是吐蕃大首领，然后是石国国王及可敦，最后是朅师。《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记天宝十载正月，“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执突骑施可汗及石国王”。(46)此处虽然仅提到了突骑施和石国，未及其他两邦，但在排序上也是先突骑施而后石国。联系当时唐朝与这些外族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排序方式应该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按其在唐人眼里的重要程度而定的。突骑施可汗被置于最先，无疑表明突骑施在当时唐人眼里的重要性。
虽然不同史籍中都提到高仙芝俘获突骑施可汗，但对于此可汗之所属，以及高仙芝为何擒之却未着一字。前嶋信次先生认为，高仙芝擒获的肯定是与唐朝对立的黄姓突骑施所立的可汗。因为从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与唐共击吐火仙等黑姓突骑施来看，石国和黄姓突骑施的关系是密切的。唐朝开始时是支持黄姓的，只是后来因为莫贺达干的不合作，遂转而支持黑姓突骑施，这样一来石国和唐朝也就处于对立的立场。(47)笔者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分析开元末年到天宝年间石国和唐朝之间的关系，不能脱离开与突骑施的关系。这从以下材料也可得到证实。《旧唐书·李嗣业传》记，李嗣业曾于天宝十载跟从高仙芝“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以跳荡加特进，兼本官”。(48)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所出《唐天宝十载二月十二日制授张无价将军官告》，也记载了张无价等人参加的“四镇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等贼”之役。(49)史籍记载和出土文书完全吻合，甚至“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用词都完全相同。不过，先石国后突骑施的记载顺序与史书所载献俘顺序不同，反映的应该是高仙芝出兵讨伐平叛的先后顺序，也说明平石国、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三件事，应该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举动，可以看作是天宝九载高仙芝所采取的一次大的军事行动的几个部分。这两条材料在提到突骑施时前面皆冠以“背叛”一词，这关键的两个字已揭示出高仙芝出兵突骑施的原因。(50)除石国、突骑施，两条材料都提到了“破九国胡”。姜伯勤先生则认为“九国胡”指当时流亡的粟特人，(51)笔者同意姜先生的看法，此处的“九国胡”应该就是“九姓胡”的意思。(52)据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杜环记载，碎叶川“西接石国，约长千余里。川中有异姓部落，有异姓突厥，各有兵马数万，城堡间杂，日寻干戈，凡是农人，皆擐甲胄，专相虏掠，以为奴婢。”(53)此处异姓部落是指流寓碎叶川一带的昭武九姓胡众。(54)石国不仅与反唐的黄姓突骑施纠结在一起，而且还得到一些流散的九姓胡众的支持，形成一股不小的反唐势力，削弱了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因此，高仙芝借讨伐石国之机，对其一并打击。不过由于高仙芝在讨伐过程中的一些过激行为，最终引发次年的怛逻斯之战，唐朝与阿拉伯两大帝国间潜在的冲突终于表面化。
以上主要结合新出文书分析了怛逻斯之战前的宁远国、石国关系及与之相关的石国、突骑施和唐朝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怛逻斯之战。关于这场战争，新出文书还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下文将详细讨论。
三 天威健儿赴碎叶
除了宁远国使团，在这组客使文书的第（四）片上，还有一条信息值得注意，即“使押天威健儿官别将宋武达一人□[”。非常幸运的是，在同一批新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唐天宝十载七月交河郡长行坊牒为补充缺人事》文书，其中也出现与“天威健儿”相关的内容。现将整理小组校录的文字抄录如下：
1 
[
2 牒：献芝共张秀瓌同捉[
3 天威健儿赴碎叶，准 [敕
4 徭役一切并令放免，献[芝
5 馆即阙人，伏望准格 敕[
6 天宝十载七月[
7 付司[
8 （中缺）
9 □□□
10 检责仙[
同一批文书中还有一件《唐天宝十载交河郡长行坊府段明牒为许献之赴军事》，录文如下：
1 ]检
[]□
2 ]谨 牒
3 ]日 府 段 明 牒
4 ]
献之口天山县火急，勒
5 ]□赴
，迟科所由。
仙
6 ] 白
7 廿四日
8 ]□(55)
两件新出文书中的“献芝”、“献之”当为同一人，应该就是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唐天宝十三载礌石馆具七至闰十一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和《唐天宝十三载礌石馆具迎封大夫马食醋历上郡长行坊状》中提到的礌石馆捉馆官许献芝。(56)捉馆官即主馆事者，全面负责馆内各方面事务。(57)
至于文书中提到的“天威健儿”，当为“天威军健儿”之简称。(58)天威军，史籍有载。《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鄯州鄯城县”条记：
仪凤三年置。有土楼山。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59)
石堡城因地理位置甚为重要，在玄宗开元年间至肃宗至德初，曾在唐和吐蕃之间几番易手。(60)开元十七年三月，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从吐蕃手中夺下石堡城，更名振武军。(61)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62)至天宝八载六月，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再攻石堡城。以损失数万士卒的代价终将石堡城夺回，更为神武军，(63)后又更名天威军。唐在石堡城设置的“振武军”的年代，以及哥舒翰从吐蕃手中夺回后改为“神武军”的时间，史书中记载得都很清楚；但自“神武军”改为“天威军”的具体年月则不详。由于上引《新唐书·地理志》中叙述不清，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就是在天宝八载夺回石堡城之后即改，但据《资治通鉴》、 《唐会要》记载，哥舒翰夺回石堡城之后是先改名“神武军”，(64)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至于由“神武军”改名“天威军”的时间及具体原因，由于材料所限，至今尚不得而知。严耕望先生也只是推测说：“天宝八载复克之，更名神武军，盖后更名天威军。”(65)上引两件新获的吐鲁番出土天宝十载文书的发现，证实了传世文献中所记“天威军”确曾存在，其军号不仅确实用过，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
健儿是唐代的一种兵员，是具有某些特定性质的士兵。据学者研究，唐代兵役制度在玄宗以后是招募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募兵制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兵制，“健儿”是玄宗时期以至唐后期最重要的兵员，至迟在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健儿已成为诸军镇的主体兵员。(66)健儿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骁勇，作为兵役名目又含有身体健壮、武艺高强之意。(67)唐廷发天威健儿西向碎叶用意何在？可以肯定是去执行某项军事任务。天威军是替唐朝打下石堡城这种军事要塞的一支劲旅，发他们前往碎叶应该是去对付一些比较棘手的对手。到底是怎样的对手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天威健儿西行的目的地碎叶入手来考察。
提到开元、天宝年间的碎叶，(68)不能不再提及突骑施。自7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葛逻禄占有碎叶地区之前，突骑施汗国的政治中心一直是在碎叶附近，(69)甚至在开元二十七年苏禄被杀死之后，碎叶城仍是突骑施汗国的政治中心。这一点从以下史实即可推知。莫贺达干与都摩度合谋杀死苏禄后，二人之间又生矛盾，莫贺达干遂邀唐将盖嘉运与之共击都摩度。都摩度也采取对策，一方面立苏禄子吐火仙为可汗，保据碎叶城，同时让另一黑姓可汗尔微特勒（勤）据怛逻斯城，双方相与联兵以拒唐。因史籍阙载，我们尚不知此黑姓可汗尔微特勤和同属黑姓的苏禄一支之间是什么关系。从史家对其与吐火仙的不同表述来看，这个尔微特勤与苏禄似乎不是父子关系，(70)而从史书在其可汗名号前冠以“黑姓”二字来看，他应该是正统的黑姓可汗。不过，这位黑姓可汗的地位似乎远不及都摩度所拥立的苏禄之子吐火仙骨啜重要。(71)吐火仙与都摩度占据的就是碎叶这一突骑施汗国的政治中心。在吐火仙和都摩度被盖嘉运和莫贺达干击败后，碎叶很可能也随之为莫贺达干所属的黄姓突骑施据有。此后不久，莫贺达干因不满唐廷扶持阿史那氏后裔入主十姓故地，与唐公开对抗，唐支持的对象遂从黄姓突骑施转为黑姓，但碎叶城似乎一直为黄姓所据。以下这条材料应该可以支持笔者这一推断：天宝元年四月，玄宗“发兵纳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于突骑施，至俱兰城，为莫贺达干所杀”。(72)俱兰城在碎叶城西南，怛逻斯之东。(73)玄宗发兵护送阿史那昕前往主持西突厥故地事务，其目的地应是碎叶。阿史那听从东边来，却是在碎叶西南的俱兰城被杀，这表明他们走的不是“碎叶路”，其原因很可能是碎叶及其以东地区当时都在莫贺达干的势力范围内。
此后碎叶的情况，《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杜环所撰《经行记》留下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天宝七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碎叶），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74)由于杜环在天宝十载随高仙芝参加怛逻斯之战时曾亲履其地，因此学界认为其所记足可征信，并将天宝七载视为碎叶城弃落之始。(75)王正见讨伐碎叶，原因何在史籍并未明载。前嵨信次推测可能是为干预突骑施内部事务，协助黑姓征伐黄姓一方。(76)如果其推测不误，那就表明当时占据碎叶的应该是黄姓突骑施一方。至天宝十载，即王正见攻伐碎叶之后三年，杜环经行此地时看到的是一片“城壁摧毁，邑居零落”的衰败景象，学界一般据此认为，碎叶自此被人为摧毁，但从现有史料来看，碎叶城似乎并来被废弃，因为史籍明确记载，天宝七载之后，突骑施余众仍在这一地区活动。(77)综上，可以认为：从开元末年到天宝七载王正见伐碎叶时，碎叶应该都是在黄姓突骑施的控制之下。上文笔者已指出，天宝九载高仙芝伐石国之后，连带讨伐背叛的黄姓突骑施。唐朝在天宝七载和九载接连出兵重击突骑施，尽管如此，碎叶地区可能依然处于动荡状态，与唐敌对的黄姓突骑施势力可能并未被完全铲除，其残余势力很可能仍盘踞在碎叶城及其附近。唐朝对这一地区的局势依然保持高度关注，发天威健儿赶赴碎叶地区，应该就是去对付他们。(78)
天宝十载唐朝在西域最大的军事行动就是怛逻斯之战，关于高仙芝大军集结前往怛逻斯的时间、地点等细节问题，正史并无太多记载，不过，时为高仙芝僚属的岑参的几首诗作，(79)如《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资料。闻一多先生研究这些诗作后认为，高仙芝可能是天宝十载四月辞长安，五月整师西征的。(80)《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诗云：“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81)表明直到五月时唐朝大军还在集结当中，尚未开赴战场。而据《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诗云：“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82)则大军至少计划六月过交河郡所属之赤亭镇。根据新出文书《唐天宝十载七月交河郡长行坊牒为补充缺人事》，唐朝发天威健儿赴碎叶的时间是在七月之前，正好与高仙芝率领唐朝军队前往怛逻斯地区阻击大食与诸胡军队大致同时。那么，这二者之间是否有所关联？从种种迹象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天宝九载高仙芝伐石国时也沉重地打击了突骑施，将其可汗献俘长安，是因为黄姓突骑施和石国这两股反唐势力纠结在一起，侵害了唐朝在当地的利益。第二年，高仙芝再发兵前往怛逻斯阻击大食及诸胡时，不能不顾及碎叶川一带残余的反唐突骑施势力。按高仙芝部将李嗣业的说法，前往怛逻斯的唐军是“深入胡地”，(83)既然是悬师远征，自然在军事补给、接受救援等方面有诸多不便。如果碎叶一带的突骑施配合援助石国的大食军队行动，从背后攻击唐军，那么对于高仙芝大军的牵制和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唐朝在发汉兵及葛逻禄、拔汗那的蕃兵前往怛逻斯的同时，也部署天威健儿专赴碎叶去对付反唐的黄姓突骑施势力，以防遭到两面夹击。
过去学界在谈到怛逻斯之战时，对于两军交战地点怛逻斯未曾过多措意。王小甫先生也仅简单地提到，战事在此发生主要是因为石国常分兵镇守怛逻斯。(84)这样解释是没错，不过有一个问题还应该指出，即怛逻斯并非一直就是石国之领地。
杜环在《经行记》中提到了怛逻斯城，说是在碎叶川西南头，“有城名怛逻斯，石国大镇，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兵败之地”。(85)据此，学界普遍认为，怛逻斯一直以来属于石国势力范围。但严格说来，这条材料只能说明天宝十载杜环经行此地时是属石国，并不一定表明其地一直都归石国管辖。据前引史料，开元二十七年时，突骑施的黑姓可汗尔微特勤是在怛逻斯。(86)怛逻斯城远在碎叶川西南头，突骑施的黑姓可汗占据此地，表明该城在开元末年时还是在突骑施的势力范围内，这可能是苏禄时代强盛的突骑施沿碎叶川向西推进的结果，与怛逻斯毗邻的石国当时尚无法插手该城事务。在盖嘉运和莫贺达千共击都摩度的那场战役中，盖嘉运没有让与怛逻斯毗邻的石国国王去攻打占据此城的尔微特勤，而是派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詧挟锐兵与拔汗那王前往攻城，至于石国王，则是在盖嘉运率领之下与史国王共攻碎叶城。此外，战后唐没有将数万散亡之众平均分给助战的三个国家，而是悉与拔汗那王，唐廷的这种种安排可能都是为了防备石国借机对怛逻斯施加影响。尽管诚如王小甫先生所言，此役使得唐朝政治势力不仅又回到了碎叶、拔汗那，而且兵锋直入怛逻斯，(87)但是唐朝势力并未能在此深植。在黑姓尔微特勤可汗被杀之后，黑、黄二姓内讧加剧，突骑施实力日渐削弱，使得与之毗邻的石国对于怛逻斯的统治成为可能，终至被其纳入势力范围，但具体是在什么时间，尚不清楚。《通典》卷185《边防序》注云：“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88)结合《经行记》的记载来看，在怛逻斯之战发生时石国确已占据此城。(89)
怛逻斯和碎叶是碎叶川一带唇齿相依的两个战略要地。在突骑施汗国后期，这两地分别成为突骑施两姓的大本营，同时也成为周边势力觊觎的对象。石国在突骑施衰落之后插手怛逻斯事务，以及亲石国的黄姓突骑施占据碎叶，对唐朝以及亲唐的黑姓突骑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怛逻斯和碎叶的形势是密切关联的，因此，我们在分析唐朝与大食的怛逻斯之战时，不能脱离碎叶地区的形势来讨论。由于受材料限制，此前学者对此关注不够，而新出吐鲁番文书为此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天威健儿赴碎叶的军事行动是配合前往怛逻斯阻敌的高仙芝大军进行的，是唐朝出兵碎叶川的整体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文提到的岑参诗中，有一首《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似乎可以支持这一说法。因诗文较长，在此仅录相关部分：
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乌，天穷超夕阳。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拂昆仑，伐鼓振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90)
此诗作于天宝十载五月。(91)诗中所写“甲兵二百万”当然是夸张用语，极言唐朝军容之胜。引文中最后一句是“天威临大荒”，“天威”一词注家或注为“天子之威严”，或者不注。不过，在我们知道唐朝政府在集结军队前往怛逻斯地区的同时还派遣一部分“天威健儿”赴碎叶地区执行军事任务之后，就不应排除“天威”有一语双关的可能，即既有天子威行之意，也代指前往碎叶地区的“天威军”。因为作为高仙芝的僚属，尽管岑参当时在武威，未能随大军西行，但他应该清楚相关的军事部署。
对于天威健儿赴碎叶对付突骑施之事，新出吐鲁番文书也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在本文所讨论的“交河郡客使文书”的第（六）片上，就有一条相关内容：“
骑施生官果毅栾贵一人，乘帖马八
[”。惜下半句残缺，不知此“押突骑施生官”至自何方，去往何处。即便如此，这也是一条颇值得注意的材料。
生，即俘虏。段成式《酉阳杂俎》卷4“喜兆”有“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数”之语。(92)《安禄山事迹》卷上亦记载说安禄山“与史思明同为捉生将”。(93)捉生，即捕俘、捉活俘虏。至于“押”字，据孙继民先生研究，有主管、统领、执掌等含义，军职中凡带有“押”字者均可泛称押官。押官一称始见于唐代，泛称的押官起于临时性差遣，押官的称谓可能最初只适用于统领作战部队的军将，以后则变成凡是执行临时性或特殊性任务的军将都可以称为押官。(94)此处的“押突骑施生官”，从字面理解，应该就是主管擒获的突骑施俘虏的军将。“帖马”，即长行坊马，因郡坊派马出使需同时下帖于诸馆，因有此称。帖马一般由长行坊派出，送一个使者由一个马子牵领。(95)帖马八匹，说明所获俘虏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由于此条材料下半部分残缺，我们仅能通过上下文判断出栾贵抵达交河的时间是在九月二十日左右。前文已经指出，天威健儿去碎叶是在七月之前，那么，九月下旬表明他应该是已经执行完军事任务，从碎叶地区归来。交河郡长行坊提供给他帖马八匹，可能是让他押送突骑施俘虏前往长安献俘。非常遗憾，由于“押天威健儿官宋武达”文书的下半部分已不存，故而无法知晓此“押天威健儿官”的来去方向。从上下文判断，他在交河客馆停留的时间应该是在八月四日至十五日之间。天威健儿赴碎叶是在七月之前，这样算来，到八月上、中旬时，天威健儿可能已经完成其使命，从西边战场返回，因此“押天威健儿官”宋武达应该是从西边抵达交河郡的。
正史史料中很少提及天宝七载以后碎叶及突骑施情况，而新出吐鲁番文书则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补充材料。借助这些材料可以推知，很可能在天宝十载正月高仙芝入朝献俘突骑施可汗、石国王之后，碎叶地区局势并未因此稳定下来，反而可能因为高仙芝此举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故而高仙芝在得知大食欲攻四镇时，欲却敌于外，又恐碎叶地区的反唐突骑施势力于后掩袭，故而派天威健儿赴碎叶以减轻自身压力。在对大食一战中，尽管唐朝征发了拔汗那和葛逻禄兵力以助阵，不料葛逻禄临阵倒戈，致使高仙芝腹背受敌，终至溃不成军，命几休矣。
四 小结
在这组客使文书中，除了上面着重讨论的宁远国使团和押天威健儿官及押突骑施生官外，还出现了很多四镇军将及中央政府官员，如内侍大夫骆玄表并判官、内侍王下判官、押军资甲仗官、内诗大夫王献朝等。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断定他们都与怛逻斯之战或天威军的军事行动有关，但综合相关信息推断，他们在交河郡的出现很可能和天宝十载唐朝军队的这两大重要战事有关。
首先，从行进方向来看，根据现有的文书保存信息，这些人员的行进方向基本上都是从“西到”、“发向东”，如文书第（五）13-14行的内侍索某等四人“九月一日西到，至［发向］东。”文书第（六）17-18行的押军资甲仗官、内侍大夫王献朝并将官行官等四人，“九月廿九日从西到，至十月一日发向东。”其次，从这些人员的身份来看，除普通军将之外，还有与战事活动紧密关联的押军资甲仗官，因此这些人员在这一特殊时期出现在交河郡，应该是与怛逻斯之战和天威健儿赴碎叶行动有关，特别是诸多与皇帝亲近的内廷人员的出现，不难看出唐中央政府对于万里之外西域局势的密切关注；再者，从时间上看，怛逻斯之战发生时间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而这些中央政府官员抵达交河的时间基本是在九月至十月间，都是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种种迹象表明，西边的战事已经结束，相关人员也都陆续经由交河东归。这一问题虽然非常重要，但限于篇幅，无法在此展开讨论。
吐鲁番新发现的交河郡客使文书，对于理解天宝八载至十载整个西域地区的历史脉动关系重大。以文书中宁远国使团为起点，结合押天威健儿官和押突骑施生官的片言只字所传达的重要信息，通过对宁远国，石国关系及与之相关的石国、突骑施和唐朝的关系的逐步考察，得以重新审视这一时期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对怛逻斯之战的前因后果有更多的了解。怛逻斯之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但因为材料限制已很难推进，而新出吐鲁番文书为此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材料，从而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天宝年间西域历史的认识。
注释：
①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待刊。
②《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0页。
③“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之事详见《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乙亥”条：“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38页）
④许序雅先生指出，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一事与受唐“册拜奉化王”一事并非如《新唐书》所记，发生在同一年（开元二十七年），后者应在开元二十八年。见氏著：《＜新唐书·宁远传＞疏证》，《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第26页。
⑤《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记：“（开元）二十九年，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千（干）上表请改国名，敕改为宁远国。”（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724页）误。但具体是在几月改名，尚不清楚。《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天宝三年闰二月尚记为“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遣大首领并来贺正并献方物。”（第11411页）又，《宋本册府元龟》卷979《外臣部·和亲二》记天宝三载十二月，封宗女为和义公主，“降宁远国奉化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908页）由此可知，拔汗那改名宁远国当在天宝三载闰二月至十二月间。《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记天宝三载十月“丁未，改史国为来威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8页）《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册封》记天宝三载七月，“赐曹国王号为怀德王，米国王为恭顺王，康国王为钦化王。” （第11349页）由此也可看出，这一时期唐与中亚诸胡国间关系之密切。
⑥《宋本册府元龟》卷979，第3908页；制文见《唐大诏令集》卷42，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 206页；《全唐文》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3页。有学者指出，这是唐朝与中亚诸胡唯一一次和亲。参见许序雅：《〈新唐书·宁远传〉疏证》，第26页。
⑦《宋本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第3853页。
⑧《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记：天宝十二载四月，“三葛禄遣使来朝，凡一百三十人，分为四队，相继而入，各授官赏，恣其请求，皆令满望。”（第11413页）由此可见，异邦使团在来朝时分成几批觐见可能是比较普遍的情况。
⑨《宋本册府元龟》卷971，第3853页。
⑩费尔干纳盆地自古以来就产良马，中国人称作“汗血宝马”，其国使团所献马匹，或许就是这种宝马。
(11)关于怛逻斯之战，相关论文和著作很多，此处仅列出几种：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3rd ed.,London:Luzac & Co Ltd.,1968,pp.195-196;H.A.R.Gibb,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New York,1923,p.96；白寿彝：《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1936年，此据作者《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103页；前嵨信次：《タテス戦考》，《史学》第31卷第1-4号、第32卷第1号，昭和33年11月、34年，收入作者《文化の東西交流 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2年，第129-200頁；D.M.Dunlop,"A New Source of Information on the Battle of Talas or Atlakh,"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36,1964,pp.326-330;Ch.I.Beckwith（白桂思），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Turks,Arabs,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139-140;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7-179页；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第56-65页。
(12)《旧唐书》卷109，第3298页。
(13)《资治通鉴》卷216，第6907-6908页。
(14)见下引文。中国史书认为是在751年7-8月间，美国学者白桂思认为可能发生在7月27-29日。见氏著：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p.139,n.190.
(15)参看前注关于怛逻斯之战的相关论著。
(16)《唐会要》卷99《石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02页；《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石国传》所记相同，唯文字略异（第6246页）。
(17)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85页。
(18)Gibb,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p.96; 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p 195.
(19)转引自 Dunlop,"A New Source of Information on the Battle of Talas or Atlakh," pp.326-327; 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p.138.Dunlop还指出，Ikhshīdh是拔汗那地区传统的君主称号（Dunlop上引文，p.327）。参看刘戈《全史选释》（上）所译此段引文，载《中亚研究》 1988年第1、2期。
(20)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00页。
(21)刘迎胜先生认为，高仙芝讨伐石国是受吐火罗挑拨（见其《丝路文化·草原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然未引相关史料，故不知其所据何出。
(22)《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石国传》：“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第 6246页）《唐会要》卷99文字略异。
(23)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pp.137-138.
(24)张日铭：《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姚继德、沙德珍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7-68页。关于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他认为，两国都与突骑施北部边境接壤，石国王欲借突骑施部落纷争之机，对怛逻斯河以西施加影响，从而在政治上与拔汗那在该地区竞争（第45页）。据前引《资治通鉴》记载，开元二十七年，拔汗那、石国和史国一起参与唐朝、莫贺达干对黑姓突骑施的战斗，然战后唐朝将数万散亡之众悉与拔汗那王，是否因此而引起石国、宁远两方结怨，为日后进一步冲突埋下了伏笔。因史料缺乏，尚不明了。
(25)《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九载，（仙芝）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第4578页）
(26)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2页；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pp.137-138；杜环：《经行记笺注》，张一纯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页。吉田丰(Y.Yoshida)讨论过“车鼻施”这个词，认为它可能是粟特语
api
（意为将军）的音译，此名也常见于西突厥的官人姓名当中，所以也可能是来自突厥语的av
（也是将军之意），参见Y.Yoshida,“Some Reflections about the Origin of 
amūk，”森安孝夫編：《中央ァジァ出土文物論叢》，京都：朋友書店，2004年，第130-132頁。乾陵的六十一蕃人石像中，有“碎叶州刺史安车鼻施”的题名，见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2页。
(27)张日铭：《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第68页。
(28)因相关材料较多，此处不予一一列出。
(29)许序雅：《〈新唐书·石国传〉疏证》，《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第22-24页。
(30)《册府元龟》卷964，第11346页；又见《唐大诏令集》卷129，第695页；《全唐文》卷39，第423页；《新唐书》卷215，第6068页。许序雅先生认为称其为“蕃王”是因为“莫贺咄吐屯，从名字上看是突厥人。因此，《唐会要》把他称为‘蕃王’”（《〈新唐书·石国传〉疏证》，第23页）。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解释。
(31)《唐会要》卷99，第2102页。按《册府元龟》卷966《外臣部·继袭一》“石国”条记“（开元）九年，其王曰伊吐屯屈勒”（第11365页），“九年”前当漏“廿”字，“伊”字下缺“捺”字。一些学者以开元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即位为石国王立论，延伸出一些推测之辞，今不取，有关问题当另文讨论。
(32)从《册府元龟》对石王特勤的记载来看，前皆冠之“石国王”，而且特勤一系石王，较之吐屯一系石王，和其他昭武九姓国家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一些。是否表明，特勤一系在石国内部是更为正统的一支。
(33)《唐大诏令集》卷64，第353页；又见于《全唐文》卷39，第426页；《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封册三》只记其事，未录其文（第11350页）。关于那俱车鼻施被册为怀化王的时间，其他史书所记不同，《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石国传》记为“天宝初”（第6246页），《册府元龟》卷966《外臣部·继袭一》则记为“天宝五载”（第11365页）。皆误。正因如此，有些学者弃而不用此条材料，而将相关史事直接系于天宝十二载之下（沙畹：《西突厥史料》，第334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85页）。前嵨信次则承认此条材料的真实性，并认为那俱车鼻施是莫贺咄吐屯之子 （《タテス戦考》，第178頁）。
(34)《宋本册府元龟》卷975，第3880页；《宋本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则记为“天宝元年五月”（第4041页）。
(35)《宋本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记天宝五载三月，石国王遣使来朝并献马15匹，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遣使献方物。（第3852页）
(36)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记到：740年册封石国王为顺义王，742年又册封其为怀化王（第271页），显误。白桂思认为车鼻施是伊捺吐屯屈勒之子。参见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pp.137-138.
(37)前嵨信次：《タテス戦考》，第182-185頁。
(38)《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第5191页。
(39)《资治通鉴》卷212，第6754页；《通典》卷199，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62-5463页。
(40)王小甫先生认为《旧唐书》等史书所记“北庭都护盖嘉运以轻骑袭破突骑施于碎叶城，杀苏禄”之说均不可信。（《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75页）莫贺达干是处木昆部之阙律啜。（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61页）阿拉伯史料说苏禄和阙律啜二人因为下棋而引发肢体冲突，阙律啜心里不忿，遂纠集其众夜袭苏禄，将其杀死。转引自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p.118.
(41)据《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附突骑施传》，突骑施部众内部自谓娑葛后者为“黄姓”，苏禄部为“黑姓”（第6068页）。
(42)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79页。
(43)《资治通鉴》卷215，第6848页。
(44)《资治通鉴》卷216，第6904页。
(45)《宋本册府元龟》卷131《帝王部·延赏二》，第118页；并参看《册府元龟》卷434《将帅部·献捷一》，第5158页。
(46)《新唐书》卷5，第148页。
(47)前嵨信次：《タテス戦考》，第183-184頁；钱伯泉先生认为被擒突骑施可汗是移拨。参见其《从〈张无价告身〉论高仙芝征讨石国和突骑施》，《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第55页。
(48)《旧唐书》卷109，第3298页。
(4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92页。孙继民先生指出，高仙芝正月入朝后，紧接着便开始为四镇从征有功将士进宫加勋。参见氏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50)张日铭说《唐会要》仅提到了高仙芝出兵石国的原因，未提到出兵突骑施的原因。（《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第61页）史书中虽未明确指出，但还是间接提到。
(51)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29页。孙继民先生认为朅师亦属九国胡。（《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第295页注22)笔者不同意其说。
(52)《宋本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记：“（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使上表，请同心击黑衣。”（第3866页）“诸胡九国”之前的东曹和安国都是属于昭武九姓胡国，也表明“九国胡”就是通常所说的九姓胡。
(53)《经行记笺注》，第39-41页。
(54)《经行记笺注》，第40页。笺注者张一纯先生认为此处的“异姓突厥”大概是指葛逻禄诸族。笔者以为，从下文的“各有兵马数万，城堡闲杂，日寻干戈，凡是农人皆擐甲胄，专相虏掠，以为奴婢”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姓突厥”更有可能是指黑、黄二姓突骑施。
(55)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5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458、461页。
(57)参见孙晓林：《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4-255页。
(58)《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记：“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第 6937页）《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所记文字略异，且系于“甲申”日。 （第230页）《册府元龟》卷269《宗室部·将兵》则记作：“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叛，册（荣王）琬为元帅，以河西节度高仙芝为副元帅，统诸军以东征，内出钱帛，于京师召募十万众，号曰‘天武健儿’，旬日而集，屯军灞上。”（第3192页）由此看来，天武健儿即为天武军健儿，天威健儿当为天威军健儿之简称。
(59)《新唐书》卷40，第1041页。
(60)据学者考证，石堡城的位置在今青海省湟源县，参见王子贞：《关于唐石堡城地理位置的辨析———与李振翼、马明达二同志商榷》，《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124-128页。
(61)《资治通鉴》卷213，第6784页。
(62)《资治通鉴》卷214，第6846页。
(63)《资治通鉴》卷216，第6896页。《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系于天宝七载（第5234页），当误。
(64)《唐会要》卷78：“振武军，置在鄯州鄯城县西界吐蕃铁仞城，亦名石堡城。开元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信安王帏拔之，置。四月，改为振武军。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盖嘉运不能守，遂陷吐蕃。天宝八载六月，哥舒翰又拔之，闰六月三日，改为神武军，”（第1688页）
(65)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529页。
(66)参见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第68、78、89页。
(67)参见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关于健儿，另请参见张国刚：《唐代健儿制度考》，《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55-67页。
(68)关于碎叶城今地之比定，参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 《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此据作者《西域史地丛考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
(69)参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第8页。不过，张先生将葛逻禄占有碎叶地区的时间系于766年左右，华涛先生已经辨析巴托尔德等人将葛逻禄“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的时间定为766年不对，系比丘林妄加之误。见其《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页。
(70)新、旧《唐书》之《突厥传附突骑施传》及《资治通鉴》在初次提及吐火仙时，皆加有限定语“苏禄之子”，以示其身份。如若尔微特勤亦为苏禄之子，史书作者也会明示的。不过，薛宗正先生还是认定尔微特勤是为苏禄之长子，吐火仙为其别子，然不明其所据何出。见其《车鼻施的崛起》，《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150页。
(71)比如，二者的据地不同：碎叶这一突骑施人一贯的政治中心为吐火仙与都摩度所据，而尔微特勤不过是在更西一些的怛逻斯；二人的处置结果亦完全不同：吐火仙被盖嘉运俘至长安、献于玄宗，而尔微特勤则是被就地斩决；此外，新、旧《唐书》的《玄宗本纪》记载此事时，仅提及吐火仙，并未提尔微特勤，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可能和苏禄对于唐廷曾经的影响力有关，在他死后，嗣立其位者是吐火仙。见《宋本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十一》，第821页。
(72)《资治通鉴》卷215，第6854页。
(73)《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罗斯城。”（第1149-1150页）岑仲勉先生对俱兰城地理位置的辨析，见其《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97-98页；《通鉴隋唐记比事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22-223页。
(74)《经行记笺注》，第37页；《通典》卷193引杜环《经行记》，第5275页。学者一般对这条史料的年代无异议，薛宗正先生则认为“七年”必为“十年”之讹。见氏著：《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94页。
(75)参见周伟洲：《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1页。
(76)前嵨信次：《タテス戦考》，第181-182頁。
(77)《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附葛逻禄传》记，至德后，葛逻禄“与回鹘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第6143页）而《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附突骑施传》则记： “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第6069页）虽然这两段记载中提到的葛逻禄徙居碎叶川的时间不同，但还是可以判定，至少在至德之前，在碎叶川一带活动的主要仍是突骑施。
(78)华涛先生指出，高仙芝在击大食时未发突骑施兵马，说明了突骑施实力的弱小和分散（《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8页）。看来不完全如此，换个角度看，唐朝未征发突骑施的原因，更可能是因为突骑施当时局势的复杂动荡，反唐势力仍未完全消除，为防不测，因而没有征发其兵马人众，而只征发了拔汗那和葛逻禄兵马。
(79)岑参时任高仙芝幕僚事参见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3年，第 21-22页；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附录《岑参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557-558页。
(80)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第24页。
(81)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第121页；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210页；廖立：《岑嘉州诗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86页。
(82)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第122页；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第214页；廖立：《岑嘉州诗笺注》，第369页。
(83)《旧唐书》卷109《李嗣业传》，第3298页。
(84)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90页注79。
(85)《经行记笺注》，第41-43页；《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碎叶传》下所记略有不同，说碎叶川“西属怛逻斯，石常分兵镇之”。（第6246页）
(86)《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附突骑施传》记突骑施在乌质勒时代时“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第6066页）可见其当时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碎叶川及其以东，其势力西扩至怛逻斯一带，应该是在苏禄统治时期。
(87)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76页。
(88)《通典》卷185，第4981页。
(89)《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在述及怛逻斯之战时是这样描述的：“（仙芝）举兵围怛逻斯，黑衣救至，仙芝大衄，军士相失。”（第3583页）此处年代误作“天宝七载”。《新唐书》卷153《段秀实传》文字略异（第4847页）。此处的“围”字亦可表明怛逻斯当时是在石国之手。
(90)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第118页；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第202页；廖立：《岑嘉州诗笺注》，第23页。
(91)闻一多先生考证，此诗与《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皆作于天宝十载四、五月间（《岑嘉州系年考证》，第23页）；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第119页；廖立：《岑嘉州诗笺注》，第25页。
(92)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页。
(93)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曾贻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3页。
(94)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第160-161页。
(95)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5页。
标签：高仙芝论文; 新唐书论文; 宁远论文; 天威论文; 历史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突骑施论文; 唐会要论文; 册府元龟论文; 奉化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唐朝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突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