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美国论文,年代初论文,过程论文,对台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战争，美国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反应。然而，令人感到奇怪是，美国对于战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不是针对朝鲜半岛的，而是针对着中国的领土——台湾。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保证美国人从朝鲜撤退，却命令第七舰队北上到台湾海峡。美国借朝鲜战争之机重新提出杜鲁门已经承认解决了的台湾地位问题，其目的究竟是什么？美国采取的这一军事行动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后果？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
6月27日，杜鲁门发表正式声明，关于台湾问题的言辞，杜鲁门的理由，即阻止对台湾的进攻，以维护该地区和平，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借口。美国在战争爆发之前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会很快发动对台湾的进攻；后来也承认，如果进攻发生，即使第七舰队进驻海峡，也无力阻止台湾的陷落。蒋介石政府败逃台湾后，美国曾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紧接着进攻台湾。但是到1950年6月中旬，美国情报部门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何时攻打台湾的问题已经有了新的估计。他们认为，1950年夏天采取行动可能已来不及，而秋天以后，台湾海峡的气候条件将不利于军事行动。这样，对台湾的进攻至少要拖到次年春天以后。
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便急急忙忙认定台湾已处在危急之中，并首先决定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掩盖它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开始转变的对华政策，同时为它参与朝鲜战争创造政治条件。而这一转变是有其历史和政治背景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促使实现这一政策转变的机会。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败局已定之后，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地反映在台湾问题上。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主张放弃蒋介石，从中国的纷乱中脱身出来，同时保留与中共新政权打交道的回旋余地。军界首脑和共和党则主张采取强硬的援蒋方针，甚至不惜使用军事力量保护台湾，以建立亚洲的反共基地。
早在1948年11月，国务院就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台湾在美国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做出估计，同时，也征询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的意见大致相同，都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李海海军上将11月24日签署的“关于台湾战略地位备忘录”认为：(1)在中国大陆易手之后，美国即失去了利用中国其他地区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因而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便更加重要，必要时可以用作战略空军行动的基地，并据以控制邻近的航道；(2)如果台湾被敌人所控制，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将被利用来控制马来亚地区到日本的航道，并进而控制琉球及菲律宾；(3)目前台湾是日本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地，如果切断这一供应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从而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麦克阿瑟还进一步分析到如果苏联利用了台湾，就会使美国在远东的整个防线被打断。①
关于台湾重要性的看法，国务院与军方是一致的，1949年1月，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该文件经杜鲁门2月3日批准，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1号文件。文件的结论是，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前最实际的办法是在我们对此不公开承担单方面义务和施加单方面压力的条件下，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离开”。文件还提议可以利用台湾的自治运动。②
杜鲁门对问题的考虑似乎更多，他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一下，在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能保证美国对台政策实行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措施。1949年2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报告。报告认为，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举动。问题在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使它无力在台湾地区投入大量部队。况且，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毕竟不如冰岛那样与美国的安全有直接关系。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建议，可以在台湾部署少量军事力量以支持政治行动，如停泊少量舰只以及建立必要的港口设施和通讯设施。③
国务院对军方的建议表示强烈反对。艾奇逊认为，既然美国并不打算在台湾大规模用兵，那么任何显示武力的做法都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明确地表示不能依靠军事手段，而只能依靠政治手段来达到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目标：
我们试图鼓励台湾的分离主义，就必然会遇到目前席卷中国大陆的潜在的收复失地的威胁。正当我们谋求利用（中国）向苏联收复其在满洲和新疆的失地这一现实问题时，我们特别要避免出现一个美国制造的收复失地的怪影。公开表示美国在台湾有利可图，从而破坏美国在中国正在形成的新地位，这样的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我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于，如果要使我们当前的政策在台湾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我们就必须把使该岛脱离大陆控制的想法谨慎地掩盖起来。
因此，艾奇逊竭力反对美国在台湾显示任何武力，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克制对台湾表现出热心”。④
尽管当时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如艾奇逊后来回忆时所说，“从1948年10月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政策——即不使用美国军队来保卫福摩萨——从来没有动摇过”。⑤但是，这只是表明美国在这段时期执行这一政策的事实，并不说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制定没有争论和摇摆。而蒋介石从大陆撤往台湾，并且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之后，美国设想的把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案看来难以实现。特别是艾奇逊秘密派往台湾考察的利文斯通·麦钱特汇报了台湾之行的印象之后，⑥国务院已了解到，只要蒋介石还能控制台湾，那么所谓台湾独立或对台湾实行托管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⑦于是，问题的焦点就转变为：为了美国的战略安全，是否应该重新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政权的问题。
美国虽然早已确定了对中国局势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在外交上则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国务院在1949年7月曾通知司徒雷登，只要国民党政权继续呆在大陆并且是中国唯一的政府，美国就继续保持同它的外交关系。⑧随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和12月8日蒋介石政权迁至台湾，国务院所提出的两个条件都不复存在了。形势逼迫美国政府必须对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问题和对台湾的政策问题明确表态。⑨据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如果没有美国军队的干预，台湾“大约将会在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⑩这就是说，美国或者是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或者是放弃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和援助。
国务院的主张很明确，那就是完全放弃台湾。国防部的意见则是通过有限的军事援助使蒋介石政权再拖一个时期，看情况发展而定。
1949年12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为反共的国民党在台湾的政府制定一项适当的“指导得当、监督严密”的军事援助计划，将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基于这一点，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立即派员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11)
同一天，国务院发出了一份秘密文件，题为“政策情报提纲：台湾”。其用意是在台湾陷入中共政权手里时——这一情况很有可能马上出现，尽量缩小其意义和不良影响。文件指出，应该利用一切宣传材料来避免如下的错误看法，即保持台湾便能拯救中国政府；美国对该岛怀有特殊兴趣或野心，或在台湾保有任何军事基地；该岛的丧失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或其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利益；美国无论如何都有责任或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文件称，台湾的失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那里的军民状况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恶化，因此，出现这种结果是合乎情理的”。(12)
这份文件充分表明了国务院的主张，即弃台湾于不顾。但是，这份文件送到麦克阿瑟的东京总部时，被放进了发布新闻的文件箱里。据顾维钧猜测，文件是麦克阿瑟有意透露出去的，目的在于激起舆论反对国务院。(13)当文件内容透露之后，在国会引起了强烈不满。诺兰、塔夫脱和亚历山大·史密斯等共和党议员，以及前总统胡佛纷纷发表激烈的批评意见。诺兰竭力主张不要承认新中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并建议派军事代表团去台访问。塔夫脱公然主张要出动海军保护台湾，并认为只需要少量的援助和极小的代价就能制止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扩张。史密斯则公然要求美国在联合国托管的形式下占领台湾，理由是目前从技术上说，台湾还是日本的一部分。而这些意见又被新中国政府指责为美国即将占领台湾。(14)这样，就使得美国政府必须在这两种方案中做出选择，并且需要公开表态。
12月29日，以艾奇逊、腊斯克、巴特沃思及麦钱特为一方的国务院与以布雷德利、柯林斯、诺斯塔德为一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台湾问题直接交锋。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备忘录辩解说，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这样，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加强其自身政权的努力施加影响，因为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抗争或解放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实行扩张。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艾奇逊强烈反对这些意见。国务院认为：(1)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控制了中国，中国被共产党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是在于武力，而是在于国民党自身的崩溃和共产党利用了中国长期孕育的土地革命。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即中国并没有抵抗共产主义的基础”。(2)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南亚国家的方法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建立内部安全局面，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第四点计划的基本精神。(3)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丧失，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与腐败的国民党沆瀣一气。而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因此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4)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苏联当做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6年到12年而不是6个月到12个月来看问题”。布雷德利没有更多的理由，只说军方是从军事角度以及对国会通过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的考虑出发的，既然军事应该服从政治，他问艾奇逊是否按政治办法去做。艾奇逊明确回答：是的，除非能提出根据说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使得非照备忘录的意见办不可。(15)
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16)
这样，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再次被美国政府否决。与此同时，国务院对保持与国民党政权外交关系的条件也做了让步：如果美国政府接到“国民政府”迁都台北的正式通知，并且其“外交部长”叶公超不再以部长身份滞留香港。(17)随后，为了稳定国会和舆论，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公开演讲，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就杜鲁门个人来讲，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蒋介石充满热情和希望，反而对国民党抱着一种厌恶和轻视的态度。在台湾问题上，杜鲁门一直比较倾向国务院的意见，但对于军方和国会的态度，他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就在他的1月5日声明发表的前一天，杜鲁门带着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文件去征求约翰逊和布雷德利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反对发表这个声明，约翰逊的意见尤其强烈。最后，尽管在艾奇逊的说服下发表了这份声明，但杜鲁门还是听从布雷德利的意见做了两处修改：把“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掉；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样。(18)看起来，一旦情况有变，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是有基础的，而且事先埋下了伏笔。
尽管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公开声明发表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没有就台湾问题进行过任何值得一提的讨论，但是军方和国会中的反对意见依然存在，军方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逊1月12日演说后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决定将过去制定的一旦发生战争时不让台湾落入苏联手中的“紧急作战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1951年底。(19)以后，随着共和党在国会的煽动、中美关系因北京军营事件而激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麦卡锡事件的发生，国务院在对台政策问题上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攻击，艾奇逊则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
1950年4月以后，台湾形势愈加紧张。4月27日海南岛解放，5月16日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群岛，台湾当局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对台湾的命运也更加关注。国务院按原定政策准备撤离台湾。5月17日斯特朗从台北报告说：“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间发动进攻”。斯特朗建议减少美国官方人员，警告所有美国公民迅速离开台湾，转移精密仪器等。他告诉国务院，他将“在6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须转交给英国领事馆的文件准备好”，并“确定出内部和外部的撤离单位”。5月26日，国务院给斯特朗回电，同意他关于“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便为撤离计划的实施奠定基础的建议，并授权他秘密地与英国方面“进行完全必要的筹划”，以防万一。(20)与此同时，美国驻台湾总领事馆在5月24日已经劝告美国公民，除非他们在那里还有非办不可的事情，否则还是离开该岛为好。(21)
军方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4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东南亚的战略形势提出看法，其中对中国在美国的亚洲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强了，鼓吹美国采取“果断的”、“持续的”措施以“减少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并且认为，“有证据说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有所振兴并增强了效能”。(22)
在国防部里，从4月至6月，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1月5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安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建议书提出：美国的短期目标是尽量维持台湾的抵抗力量，最好超过18个月，以争取时间加强菲律宾和印尼的防务；长期目标是“永久”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为此要采取有深远意义的步骤，把一个“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邻国”联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建议立即采取的步骤有：向台湾增派高、中级军官，立即用“援华法案”的余款为台湾购置舰只和军火，美国海外作战舰艇公开访问台湾，国务院应发表声明，解释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并增加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实现长期目标的措施包括：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组织军事调查团调查台湾的防务需要，设法让蒋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后继者并给以充分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日本、菲律宾或者加上南越与这个“台湾民主政府”缔结安全条约，训练反共游击队并派入中国大陆等等。(23)
国防部长约翰逊显然是坚持这些意见的。5月25日，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灵。据布雷德利回忆，其内容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2月29日决定采取不援助中国国民党防守台湾的进一步行动。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变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国防部感到有责任请求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供进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来，海南岛和上海附近沿海的岛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中国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在过去的数天中，朝鲜形势变得十分严重。虽然台湾并非是美军的一个重要基地，但一旦它被敌对国家占领，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地位。该岛上有许多现成的机场，从那里起飞的敌机完全可以接近我们的基地和交通线，这样就使这些机场加倍地发挥作用。例如，我们现有的战斗机的航程仅能够在冲绳和菲律宾之间活动。如果为避开来自台湾的干扰，必须要绕一个圈子，而这一迂回行动是不可行的或极其危险的。国防部12月曾建议命令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一个调查组，以掌握关于如何才能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我再次建议您采取这一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此也表示赞同。(24)
6月9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25)与此同时，刚刚出任国务院顾问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变对台政策的问题。作为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肯定给艾奇逊带来了不少麻烦。5月18日，杜勒斯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认为，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中国，而中国又与苏联结盟，世界上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行为仍表现出允许那些未确定地区，即美洲和北大西洋条约国以外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的倾向，那么，在类似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美国就将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我们信心和决心的全新与强硬的立场。杜勒斯认为，在台湾采取这一立场是最有利的，他说：“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作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26)
杜勒斯在国务院里也找到了他的支持者，就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腊斯克赞同杜勒斯的意见，经过商议，先后在5月30日和6月9日向艾奇逊提出二份建议书，基本上重复了杜勒斯的意见。建议书甚至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如告诉蒋介石，台湾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不准备助其守住台湾，然后动员蒋退出政治活动，同意让联合国对台湾实行托管，并由联合国派小组对台湾情况调查后向联大提出报告。在此基础上实现台湾军事中立化和“自决”原则；为保证军事中立化，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水域，宣称防止台湾海峡双方发生军事行动；照会英、苏及联合国，说明中国人之间在台湾即将发生的冲突将涉及国际和平问题，应由联合国及对日和约有关国家共同解决。杜勒斯还决定在访问日本期间将这些建议通知蒋介石。(27)
这样，艾奇逊的主张不仅在外部受到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而且在国务院内部也由于杜勒斯和腊斯克联手而受到排斥。与此同时，艾奇逊还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后，国务院的实行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看来，艾奇逊出于摆脱这一困境的政治原因，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就在这时，以反共著称的麦克阿瑟又对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台湾政策将了一军，提出了“保台意见书”。6月14日麦克阿瑟起草了这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绝密备忘录。6月24日，麦克阿瑟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回忆说，这份文件使用“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的比喻，强调并重申了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对美国远东战线造成的威胁。麦克阿瑟极力主张美国应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被共产主义政权所统治。他无法提出为防止台湾失陷而应采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具体措施，但强烈要求政府应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1949年12月23日和1950年5月4日向台湾派一个调查组的建议。布雷德利认为，“在援台问题上，这一文件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论据更为有力”。于是，约翰逊和布雷德利一致决定，这份文件应呈交总统，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出建议，美国应改变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并要根据调查组的建议，向国民党提供援助。(28)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已经倾向于改变对台政策，甚至也有了可供选择的具体建议。
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带着麦克阿瑟的备忘录返回华盛顿时，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召开第一次布莱尔大厦会议。于是，在会议晚餐前的讨论中，约翰逊和布雷德利首先发言，不谈朝鲜战局，却大谈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布雷德利当场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布雷德利甚至提出，军方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这一事实的注意力。在过去的数周中，中共在台湾对面集结了约20万军队。如果共产党果真要从远东把仗打下去，我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保卫台湾。在朝鲜我们可以依赖韩国军队，或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台湾几乎是赤手空拳，是唾手可得的熟果”。(29)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艾奇逊提出了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的建议，而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以军方的台湾战略地位已变得十分重要的论点为前提，以杜勒斯—腊斯克的建议为具体方案。
这样看问题，对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首先改变了对台政策，从而在实质上介入了中国内战这一现象，就不会感到意外和奇怪了。
二
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反过来对朝鲜战争的复杂化和扩大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直接结果是把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本来是杜鲁门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从而使朝鲜战争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艾奇逊在建议使用第七舰队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美国不应与蒋介石保持密切的联系，台湾的地位问题可由联合国来确定。(30)国务院随后又发给其外交和领事官员一份秘密传阅的电报，解释关于第七舰队北上的决定，“只是为了保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采取的一项紧急防卫措施，我们对有关中国政府的政治问题不存在什么偏见”。(31)艾奇逊的本意可能是想维持朝鲜战争前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曾经设想过的一个方针：首先抛弃蒋介石，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实现台湾自治或独立，使其纳入美国的战略防御范围。但是，美国出动海军阻止对台湾的进攻，其实际结果是保护了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巩固和加强了国民党对台湾地区的统治。
早在1948年11月，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就与美国秘密接触，表示愿意在美国的支持下，说服蒋介石不来台湾，从而可以实现台湾的自治。(32)在12月2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代理国务卿洛维特也提到“台湾中国人”找到了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要在台湾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商讨正在进行中。洛维特说，“台湾的价值并不在于蒋介石在10年后重返（大陆），而在于把未来寄托于跟日本合并成一个不受中共影响的政府。鉴于当前的困难情况，此事应当秘密进行”。(33)
尽管1949年1月蒋介石撤掉了魏道明，改派其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并把巨额黄金、外汇和大批军火运至台湾，但美国仍未放弃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2月3日形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2号文件指出，“美国应设法发展和支持一个当地的非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政权，它至少可以向这些岛屿提供一个多少有点正直的政府”。美国还应“在一切地方运用影响以劝阻大陆人涌入”，并“跟台湾本地领袖人物保持谨慎的联系”，以便在将来“利用台湾自治运动”。(34)
随后，国务院便派驻南京领事利文斯通·麦特钱秘密去台湾活动。艾奇逊指示他应广泛接触台湾各阶层人士，并向陈诚表明，如果能做到限制大陆国民党人士去台，吸收台湾人参政，“美国可以答应给予经济援助”。但麦特钱到台湾后发现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不能依靠，“而台湾一些主张独立的团体目前又各自为政，政治上无知，组织上一塌糊涂”，也不能依靠。(35)
后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又相继提出了由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的归属或立即实行对台湾的国际托管的方案，以此达到分离台湾，把蒋介石和共产党都弃于台湾之外的目的。(3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分离台湾的难度增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人开始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到处宣传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在技术上还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美国做为占领国就有权对它承担某种保护义务。(37)麦克阿瑟在12月的一次秘密谈话中也声称，在法律上台湾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国民党的政府不过是为同盟国代管台湾。他还说，雅尔塔协议以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以至于没有义务“把台湾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相反，应把它建成一个独立的自治国家。(38)正是这种台湾地位未定的理论，成为杜鲁门6月27日声明中干涉中国内政的法律借口。
然而，蒋介石坚决地并且一贯地排除任何把台湾同中国大陆分离的可能性。国民党凭借着几十万军队和大量黄金、外汇，从军事上和经济上牢牢掌握着对台湾的控制权。以致司徒雷登叹道：“委员长不点头，台湾不可能有任何变化”。(39)不过，国民党政权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都认识到，“美国正在设法把台湾问题暂时冻结起来，从而排除对台湾的地位问题作出任何决定的可能性，这是有利于国民政府的”。“如果我们坚持台湾毫无疑义是中国领土的说法，美国力图防止台湾落入敌人之手的主张就会站不住脚。美国的说法是，台湾的地位还没有明确，或者说是尚未定案（这是杜勒斯的原话），因为如果把台湾看作是被盟军占领的日本领土，则美国对这个岛屿的安全问题，就可以有发言权，就负有责任。”应该说，他们的理解是十分准确的。顾维钧和蒋廷黻还遵从杜勒斯的意见，一再给台湾去电，劝请台北“勿再激烈反对并攻击美国的主张”。(40)
蒋介石深谋远虑，既要维护中国的领土不被分离出去，以便有朝一日恢复其世界大国领袖的地位，又要死死拉住美国，利用美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关注，争取尽可能多的军援，以巩固在台湾的统治，伺机反攻大陆。因此，1949年11月1日，由“外交部长”叶公超给蒋廷黻发了一份专电，传达了蒋介石和“行政院”的指示。该指示一方面明确指出：“为了维护我国的政治地位，我们仍应坚持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某种灵活性，“眼前我们可以支持美国的建议，即请求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维持台湾现状，并禁止任何方面使用武力。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项权宜之计，予以接受”。(41)
蒋介石采取的灵活态度和权宜之计，加强了美国军方介入台湾问题的建议的地位，以及实现这种建议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加强了台湾取得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的地位和可能性。实际上，蒋介石与美国军方的接触与合作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军方就开始和蒋介石谈判派国民党军队开赴南韩的问题。据顾维钧回忆，1970年冬原国民党将领何世礼曾同他谈起此事。朝鲜战争前夕，麦克阿瑟派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柯克海军上将去台湾，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前往南韩。蒋介石认为时机到来，可以借此向美国多要一些服装、武器和给养。但柯克将军拒不答应，谈判纠缠于许多细节问题，迟迟未果。据何世礼说，蒋介石从内心是急于想派军队去朝鲜，这不仅是要藉此抬高国民党军队的身价，也是为了讨好美国，以求得更广泛的援助和支持。正是因为如此，朝鲜战争刚刚爆发，蒋介石便立即提出派军队赴南韩作战。在这一要求被美国政府拒绝后，蒋介石又派顾维钧和何世礼再三去向麦克阿瑟请战。无奈麦克阿瑟已无权作主。不久，蒋介石又提出派1.5万名志愿军去南韩参战，并完全归麦克阿瑟指挥。这一建议仍被麦克阿瑟以加强台湾本身的防务为理由加以婉言拒绝。(42)
尽管美国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不愿让蒋介石的军队卷入朝鲜战争，但是既然美国政府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美蒋关系也就朝着这一改变了的方向迅速发展下去。
其二，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使得本来有希望进一步发展的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彻底中断。
第七舰队北上的消息使毛泽东深深地陷入沉思。6月27日杜鲁门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第二天便在中央政府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指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显然，美国政府出尔反尔的作法激怒了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郑重声明：“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持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43)
美国政府派军舰游弋于台湾海峡，直接的后果是阻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为蒋介石集团承担了防御义务。尽管从20年代以来，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的经历，但实则两党之间积怨甚深，水火不容。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只是利用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宣传工作，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偏差和缺乏经验，致使蒋介石篡夺国民党领导权后，背叛人民，绞杀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结下血海深仇。第二次合作，是迫于日本帝国主义大兵入境，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也由于国际形势变化，美苏等国际势力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暂时中止剿共灭共的目标。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便再次举起屠刀，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经过四年火与血的较量，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而国民党则败逃台湾一隅。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完成全国解放和统一大业只差这最后一击了，而对于国民党来说，则对“兵败国破”之辱耿耿于怀，时刻不忘反攻大陆。美国政府在这种时刻再次插手国共之间，袒护国民党，自然引起中国新政府的极大愤慨。同时，美国政府关于台湾尚属日本领土，其地位还有待商议的说法，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样，本来尚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的中美关系，就熄灭了最后一线希望之光。
另一方面，美国派军舰进驻台湾海峡，的确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受阻。然而，新中国不得不放弃攻打台湾的方针计划，其客观上的结果是中国大量的军队得以从东南沿海抽调至东北。也就是说，这种状况的结果，为大规模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创造了一种客观条件。后来的情况发展也正是如此。如果没有美国干预台湾问题，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举行渡海战役的同时，很少有可能再在东北边陲集结大军，入朝作战。因此，第七舰队阻止了中国军队进攻台湾，却使得麦克阿瑟面对几十万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这是美国政府决策时始料不及的。
国务院的一贯观点是放弃蒋介石以及对台湾的援助，但在朝鲜问题上则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如反对过早从朝鲜半岛撤军，一再提出增加对韩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等。相反，美国军方比较重视台湾问题，主张增强军援以保住台湾，但对韩国则抱着冷淡态度，所作应急计划都是一旦发生战争即从朝鲜半岛撤退。国务院与国会反对派和军方曾经有过一次妥协，即在1950年初国会为提供军事援助拨款问题进行讨论时，国务院为给韩国争取拨款，不得不同意把台湾列入援助对象。(44)
实际上艾奇逊未必指望第七舰队能够真正发挥建议中所说的那种军事作用。美国第七舰队当时有1艘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12艘驱逐舰及辅助舰只，其时军事责任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地区。其中以日本佐世保为基地进入台湾海峡的只有2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和1艘运输舰。同时，这些舰只还要担负朝鲜战争中的作战任务。以这样的军事力量完全负责台湾地区的安全，显然是不够的。艾奇逊在1951年5月参议院关于远东军事形势的听证会上也承认：由于舰队承担着在朝鲜作战的任务，因此无力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台湾。但是，部署一支微小的军事力量具有象征意义。诚如美国外交史学家福斯特·弗·杜勒斯所说：“在台湾周围划定的这条防御线对于使那些长期鼓吹这种防御屏障的共和党人缄默不语，是必不可少的。”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这项决定是“争取两党支持干预朝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45)
因此可以认为，美国决策层在酝酿和制订对台政策的过程中，即美国务院、美国军方、两党，他们之间的种种分歧，都不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分歧，而是通过何种手段、何种方式不让中共得到台湾，而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这就是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
注释：
①②③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华盛顿特区，1974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9，The Far East：China.GPO Washington DC，1974.)版，第261-263页；第273-274页；第284-286页。
④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294-296页。
⑤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据1969年英文版译）版，第225页。
⑥ 关于麦钱特之行，参见《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第300-341页。
⑦ 1949年11月2日，艾奇逊与杜勒斯共同制定了一份有关远东政策的决定，讲到台湾问题时，否定了美国以武力或通过托管方式取得对台湾控制的方案。见《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第161页。
⑧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远东：中国》，华盛顿特区，1978年，第696页。
⑨ 还在11月15日临时代办罗伯特·斯特朗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就提出：“尽管在大陆应使大使馆继续存在并保持接触，但另一个政府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国务院需要就与海岛政府的关系问题作出新的决定”。见《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593-594页。
⑩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第393页。
(11)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第460-461页。
(12)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7-22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第460页。
(13)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501页。
(14) 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与朝鲜战争》，纽约，1965年(John W.Spanier，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 d the Korean War.New York.1965.)版，第56-58页；《艾奇逊回忆录》第226-227页。
(15)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第463-467页。
(16) 总统秘书档案，第20盒。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据1986年英文版译）版，第111-112页。
(17)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719页。12月26日，斯特朗到台湾拜会了叶公超。
(18) 见《美台关系四十年》，第44-45页，也有人认为：“在目前”这几个字是杜鲁门本人加进去的。见华庆昭前引书，第184页。
(19) 多罗西·博格、沃尔多·海因里奇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纽约，1980年(Dorothy Borg，Waldo Heinriches ed.,Uncertain Years: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1947-50.New York,1980.)版，第85-86页。
(20) 《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6卷，远东和太平洋》，华盛顿特区，1976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6,The Far East and Pacific.GPO Washington DC,1976.)版，第340-345页。
(21) 彼德·卡尔沃科雷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据1953年英文版译）版，第454页。
(22)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59，793.00/5-350。转引自爱德华·马丁前引书，第45页。
(23)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330.CD6-4-6.转引自爱德华·马丁前引书，第45-46页。
(24)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据1983年英文版译）版，第690页。
(25) 《不确定的年代》，第89页。
(26) 《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1卷，国家安全事务，对外经济政策》，华盛顿特区，1977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1,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 onomic Policy.GPO Washington DC,1977.)版，第314-316页。
(27) 《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6卷》，第348-351页。
(28) 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687页。在此之前，麦克阿瑟还与去东京的杜勒斯讨论了他的备忘录，并提出亲自去台湾进行这项调查。麦克阿瑟的备忘录见《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6卷》，第366-367页。
(29) 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691页。
(30) 《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7卷，朝鲜》，华盛顿特区，1976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Korea.GPO Washington DC.1976,)版，第158页。
(31) 《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6卷》，第367-368页。
(32) 《美台关系四十年》，第28页。
(33) 总统秘书档案，第220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卷。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161-162页。
(34) 总统秘书档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第37/2号。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166页。
(35)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第289、303页。
(36) 详见《不确定的年代》，第27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第357页。
(37) 威廉·斯德克：《走向对抗：1947-1950年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查佩尔希尔，1981年(William Whitney Stueck Jr.,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1981.)，第139页。
(38) 总统秘书档案，第177盒。转引自《美台关系四十年》，第59页。
(39)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第300页。
(40)(41)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48-149页；151-152页。
(42)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80-81、94页。
(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23页。
(44) 参见彼得·卡尔沃科雷前引书，第608-609页。
(45) 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9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据1982年英文版译），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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