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共产国际论文,国民政府论文,武汉论文,旗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597（2009）03－0069－06
1927年4月到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经历了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引发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高层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问题的争论，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对斯大林等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方针提出了批评。
季诺维也夫认为：在国民党内，左派分子虽然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但是这个左派多数不领导党”，“领导党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少数”。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后，没有自己的报纸，不能批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在这种现状下，“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是根本违背在国民党（应为共产国际——引者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列宁的提纲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主义观点”。①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是“四个阶级联合”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国民党“没有体现出‘四个阶级的联合’，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完全是由四个阶级联合政策发生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成为“自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的下层组成部分”；“若共产党没有理论上政治和组织上独立的保障”，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简直是布尔塞维克空前绝后的一种笑话”。②
上述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观点虽有一定差别，但基本一致地认为，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不是“四个阶级的联合”，资产阶级在国民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同时，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后，中国共产党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附属品。
那么，以后应该如何对待国民党呢？季诺维也夫告诫说：“如果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么这不仅会导致毫无批评地颂扬国民党、掩饰国民党中的阶级斗争、隐瞒枪杀工农和使工人的物质状况恶化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实，而且还会导致共产国际内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迷失方向。”③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注意到自己的组织，注意自己的武装和力量”，只有这样，“才不是仅仅与动摇的而可以开倒车的上层分子联合，而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真正革命分子联合”。他认为汪精卫集团靠不住，“将以十倍的努力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农”。④
关于如何将中国革命发展到更高阶段，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季诺维也夫认为：“只有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才能真正保证防止中国民族运动按照‘基马尔主义’发展。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和准备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⑤ 托洛茨基也主张立即建立工农兵苏维埃，认为如果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在最近的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则工农代表苏维埃将要从舞台上退出而代以资本主义的制度”⑥。
针对这些批评和反对意见，斯大林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北伐军迫近长江后，“农村中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以及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城市里汹涌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会委员会的成立，国民革命军向帝国主义海陆军包围着的上海的胜利推进”等，都说明当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共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斯大林还认为，1927年2月发生蒋介石要求迁都南昌之争后，联共（布）中央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也是正确的。1927年3月，联共（布）中央向中共指出：“现在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共产党不应隐瞒国民党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应当用揭穿右派的办法把群众动员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⑦ 他认为事情正是按照联共（布）中央所预见的那样发展的。可以看出，当时斯大林认为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应该如何对待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呢？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的背叛使中国南部出现了两个中心，即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而“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⑧。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斯大林认为，原先“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⑨ 针对托洛茨基“我们不愿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集团负责，哪怕是承担一点点责任”⑩ 的主张，斯大林认为，武汉的国民党是“左派国民党”，是集中中国革命分子的“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武汉的左派国民党“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11) 而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党外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武汉政府虽然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而且也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12)
对于反对派提出的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主张，斯大林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不只是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它们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机关”。如果现在要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他指责托洛茨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没有完结，不仅没有胜利，而且只处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拒绝支持武汉政府，提出两重政权的口号，现在用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给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13)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指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地反对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并认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主张“暂时不必退出国民党”而又不支持武汉政府的态度，“同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口号一样蠢”。那样做“实际上就是让右派夺去国民党的旗帜”。“国民党的旗帜”，“绝不能拱手让给”蒋介石“这个斗争的背叛者”。(14) 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广泛的、真正贯彻选举制的、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民主革命的组织”(15)。决议认为：“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必然要建立双重政权，必然要实行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必然要越过国民党这个群众组织形式和国家政权形式，直接在中国建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只有当革命进一步发展，“开始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候，才必须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而“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欠妥当的”。(16)
历史地分析这场争论，可以看出：
第一，在如何对待国民党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看不到国共合作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完全否定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策略，这是不正确的。斯大林对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以来的策略给予完全肯定，这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策略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当的地方。
第二，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认为不应对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幻想，这是正确的。斯大林对武汉国民政府的阶级构成和作用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实际上，武汉国民政府并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宋庆龄、邓演达等少数人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其他如汪精卫等，是望风使舵的投机政客，真正有话语权的是拥有军队的唐生智。因此，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并希冀它将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政权，这个策略是不正确的。
第三，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提出立即在当时的中国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如果中国共产党立即在武汉建立苏维埃，势必引起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等人的恐惧，过早地同武汉国民政府分裂。这会使革命力量在来不及喘息的情况下，又遭到严重打击。斯大林反对立即在武汉地区建立苏维埃有一定道理，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遭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重创之后又立即与武汉国民政府处于对立状态，但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防止汪精卫集团叛变、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有效的防御和斗争上，则是很大的失误。
二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表明联共（布）、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策略的失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中也不得不表示：“如果说，在一定的革命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必须支持武汉政府，那么现在，支持武汉政府的方针就会断送中国共产党，就会把党拖进机会主义的深渊。”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要“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但又要求“仍要留在国民党内”，“更密切地联系国民党基层，由基层作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的决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17)
1927年8月8日，斯大林给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和加伦发去电报说：“关于苏维埃的最近指示是这样：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18) 然而，罗米纳兹等将这个指示电的“开始宣传苏维埃”理解为在中国立即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并派马也尔到湖南长沙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于是，8月12日，斯大林再次致电罗米纳兹：“我们没有建议成立苏维埃，我们只是讲宣传苏维埃的思想。我们的具体口号是与共产党人一起重建革命的国民党和在这样的国民党周围组建可靠的军队”，“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19) 8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罗米纳兹和加伦：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在目前阶段只限于在共产党报刊上宣传苏维埃，决不能迫使国民党左派支持这种宣传。(20)
根据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指示各地党组织：“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议决案指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但“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21)
历史事实证明，联共（布）、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继续举国民党旗帜，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失误：
第一，对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判断不当。联共（布）、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民族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在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已经背叛革命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已成为联共（布）、共产国际一厢情愿的事。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叛变后，各自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在其控制的地区内反对土地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党已成为反革命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显然不应该再举这面旗帜。
第二，对国民党作为各革命阶级联盟这种特殊组织形式过分重视。联共（布）、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只有通过国民党这种革命联盟的特殊组织形式，才能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由于不少国民党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是靠中共建立起来的，因此，联共（布）、共产国际希望中共依靠国民党基层组织，再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重新建立一个共产党在其中占有实际领导地位的国民党。这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在当时的中国，掌握军队的是国民党地方当局，共产党已转入地下。除少数地区外，共产党在国民党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中已起不到多大作用了。
第三，对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判断有误。联共（布）、共产国际指示中共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用意之一是为了团结国民党左派。但这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等已出走国外，留下的少数国民党左派人士虽然继续坚持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但号召力不强，同时也没有掌握多少军队，难以像大革命时期那样形成比较大的力量。因此，联共（布）、共产国际要求建立“左派国民党”的主张是脱离实际、一厢情愿的。
三
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举国民党旗帜的策略方针很快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不通。中国共产党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按照共产国际举国民党旗帜的指示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25名成员中虽有包括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柳亚子在内的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但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到职，到职的只有彭泽民、张曙时等。贺龙、郭沫若在起义军南下途中加入共产党，他们的身份已由国民党左派改变为共产党人。因此，这个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共产党人的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的名单中，还列有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人，而他们不久便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共。对于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起义军仍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等做法，参加南昌起义的基层官兵中有人表示不理解：“国民党已经整个地背叛了革命，正式全面地反共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打起青天白日旗？为什么还要用‘国民革命军’这个臭名义？为什么还要用旧有的番号？”(22) 南昌起义军在南下途中，由于举国民党旗帜，当地老百姓从表面上分辨不出这支军队和其他军队之间的区别，纷纷逃避。起义军虽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但得到群众的帮助却非常有限。刘伯承曾指出：“暴动时因要戴国民党的帽子，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的拿出来，农民未能充分起来一齐奋斗。”(23)
8月下旬，南昌起义军到瑞金后，从报纸上得知张发奎已经反共，各省的国民党当局封闭工会、农会，屠杀工农群众，国民党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应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但是，到了福建长汀后，为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前委决定仍用国民政府的名义。汕头失守后，前委再次决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这说明，经过斗争的实践，中共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在革命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进行革命，是一条死胡同。
这时，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也提出了不要再举国民党旗帜的建议。8月20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24)
由此可见，放弃国民党旗帜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比较普遍的要求。一个月后，即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南昌起义和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秋收起义打国民党旗帜的教训，认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25)
这时，共产国际内部也有人明确提出不能再举国民党的旗帜了。9月20日，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工作过的沃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面报告中说：关于重建左派国民党的问题，“是完全缺乏活力和不现实的东西。左派国民党目前不仅不存在，而且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现实条件下和在向革命更高阶段过渡的情况下，不可能重建成为一支真正革命的力量”。“现在国民党的旗帜确确实实地染满了成千上万优秀的和忠于革命事业的工农的鲜血。”鉴于此，沃林提出：“叶挺和贺龙的运动应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所建立的政权应以“苏维埃作为暴动机关和革命政权形式”。(26)
来自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意见，使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决策层开始改变指示中国共产党举国民党旗帜的方针。9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以共产国际名义给罗米纳兹发出电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和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可以得出在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27) 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就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28) 9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罗米纳兹：“有必要在广东的工业城市里建立工人、士兵和手工业者代表苏维埃。”“同左派、革命的国民党实行内部结盟的政策是不行的。”(29) 至此，联共（布）、共产国际正式改变了指示中国共产党举国民党旗帜的方针，代之以建立苏维埃、举苏维埃旗帜的方针。
注释：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17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144、88、145、92页。
③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21页。
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103、238页。
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24页。
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104页。
⑦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1、202页。
⑧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页。
⑨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4页。
⑩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238页。
(11)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4页。
(12)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7页。
(13)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1—273页。
(14)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15)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328页。
(1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331页。
(17)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337、339页。
(1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1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22页。
(20)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21页。
(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337—338页。
(22) 转引自羊角：《从武汉到南昌》，《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
(23)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南昌起义资料》，第157页。
(2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54页。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
(2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80、81、84、85页。
(2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87—88页。
(2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92、93页。
(2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97、98页。
标签：苏维埃论文; 国民党左派论文; 托洛茨基主义论文; 武汉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斯大林全集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历史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论文; 斯大林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