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序
此文系2007年12月13日，在中国南京举行的南京大屠杀70周年国际研讨会中所作报告，笔者作为一名律师，就自身所经历过的日本国内发生的有关南京大屠杀诉讼案的情况进行论述，并借此机会阐述对现今历史认知问题的看法。
二、南京大屠杀与“争论”的缘由
1.南京大屠杀是指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市，随后对中国军民所进行的屠杀、掠夺、强奸、放火等一系列暴行的总称。
有关遇难者人数，日本国内的学者多认为是10万至20万，中国方面正式确定的数字是30万人以上。
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依据主要来自于中国、日本、欧美等国家地区的资料文献，作为一门科目，在日本学术界中业已确立了其独立的地位。
2.1937年大屠杀发生之际，有诸多的欧美媒体纷纷报道了日军的暴行，然而这些报道都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刻意隐瞒。直至日本投降之后举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法庭)上，通过当时滞留中国的威尔逊医生、贝茨教授、马吉牧师和幸存者等人的证言，以及美国、德国国家档案馆提供的史料，才逐渐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公布于众。1971年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本多胜一出版了一本《中国之旅》，这本书在日本广为流传，使得广大的日本国民也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然而同时也受到了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种种攻击。从那时开始，南京大屠杀成为了一个“争论”的话题。不过，最终的结果是以否定派的全面败北告终，代表性的事例有：
(1)原日本陆军将校团体控制的右翼出版社“偕行社”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内容是对其所属会员的证言进行收集和整理工作。在诸多日军自己供述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面前，最终出版社除去数字的问题之外，公开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对这一罪行表示谢罪；
(2)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在审理家永教科书第三次诉讼案时，判定删除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是有组织的暴行，期间发生了大量强奸现象”一节内容的审查系违法行为；
(3)同样是家永教科书第三次诉讼案，1997年8月29日，东京最高法院最终判定南京大屠杀以及期间发生的大量强奸事件均属事实。
由此可见，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所谓的“争论”，早已经以否定派的败北而分出了胜负。
20世90年代后期开始，原本已经被宣告失败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死灰复燃，相继出版了不少否定论的书籍，但是说到底这些书籍只是把早已宣告失败的否定论重新包装一下而已。
三、笔者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辩护经历
1.至今为止，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诉讼共有7起：
(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法庭)；
(2)南京军事法庭；
(3)家永教科书第三次诉讼；
(4)731·南京大屠杀等损害索赔诉讼；
(5)李秀英名誉损害诉讼；
(6)“百人斩竞赛”事件诉讼；
(7)夏淑琴名誉损害诉讼。
其中笔者作为辩护律师，参与到的案件有家永教科书第三次诉讼(1984年起诉)、731·南京大屠杀等损害索赔诉讼(1995年起诉)、李秀英名誉损害诉讼(1999年起诉)、“百人斩竞赛”事件诉讼(2003年起诉)、夏淑琴名誉损害诉讼(2006年起诉)共5起。
2.各诉讼案的概要如下所示：
(1)家永第三次教科书诉讼的争论点与判决。家永三郎在其执笔的教科书中的脚注部分是这样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杀害了大量的中国军民”、“被日军侮辱的中国妇女不在少数”。对此，当时的日本文部省表示：“这样写的话会被误解为日军进行了有组织的屠杀”、“由军队所引起的针对妇女的暴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只提及日军的说法是不合适的”，以此为由要求修改书中的内容。
也就是说，争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日军对中国军民的屠杀是否是有组织进行的；二是当时是否存在着大量的强奸案件。审理中使用了诸多的史料、资料，并且邀请学者出庭在法庭上进行了辩论，一审被判败诉之后，高等、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文部省的审查违法。
(2)731·南京大屠杀等损害索赔诉讼。这一诉讼的原告方来自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以及无差别空袭的受害者。作为战后索赔诉讼的一环，于1995年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虽然起诉最终没有被法院支持，但是在审理中法院认定了李秀英受害的事实。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一名幸存者，李秀英当时与父亲一同在南京安全区内避难，日军闯入后想把她带走强奸之际，她奋力抵抗，被恼羞成怒的3个日本兵用刺刀刺成重伤，被送往医院后虽得以九死一生，但是怀胎在身的孩子却流产。
就在李秀英负伤住院之际，马吉牧师用摄像机拍摄下了她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一幕。此外，威尔逊的信件以及德国外交官罗森的报告书中也记录了李秀英的受害事实。
一审判决中是这样写道的：“1937年11月底开始的进攻南京直至南京沦陷后的6个星期之间，有数万至30万的中国人被杀害。……基本上可以认定‘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原告李秀英即为当时的受害者一事也是确认无疑的。”
(3)李秀英名誉损害诉讼。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松村俊夫在其《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一书中，诽谤李秀英是“假受害者”。这是李秀英自1937年12月深受南京大屠杀伤害后再次蒙受的伤害，为此，李秀英在1999年在日本提起诉讼，状告松村俊夫以及出版社。这一诉讼一直持续到2005年，东京最高法院最终认定了李秀英的胜诉。
(4)“百人斩竞赛”事件诉讼。在1937年12月13日进攻直至攻陷南京的过程中，有两个日军少尉沿途进行了所谓“百人斩竞争”的杀人比赛，这一事件在当时即被《东京日日新闻》(现改名为《每日新闻》)等报纸所报道。
然而，两少尉的遗属以“百人斩竞赛”是毫无根据的报道为由，将《每日新闻》报社、在著书《中国之旅》中记述了“百人斩竞赛”的记者本多胜一以及出版了《中国之旅》一书的《朝日新闻社》告上法庭。这一案件从2003年持续至2006年，历经三审，最终判定原告方败诉。
这一诉讼中，两少尉的遗属实则被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所利用。在二审的判决中这样写道：通过诸多的报纸资料、日本老兵的回忆录、两少尉的遗书、从军记者就两少尉的演讲记录、两少尉所在部队记录可以得知，“‘百人斩竞争’的报道在当时来看完全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两少尉在攻往南京途中所进行这一‘竞争’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
(5)夏淑琴名誉损害诉讼。夏淑琴的受害案件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其一家9口被日军杀害7口，自己也受伤身负三刀，同时，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另一家4口人也被杀害。对于这一事实，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代表者之一东中野修道在其《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把夏淑琴看做虚假的受害者来对待。
对此，夏淑琴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向南京市的法院提起诉讼，后又向日本的法院提起诉讼，东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均判处了东中野修道的败诉。(注：2009年，东京最高法院经过三审判决，最终判定夏淑琴胜诉)有关夏淑琴的受害情况，马吉牧师拍摄的胶卷以及解说词、马吉牧师的日记、拉贝日记都有所记载，这些旁证与夏淑琴本人的证言也是一致的。
四、从诉讼案看否定派的特征
正确认识过去发生的历史，需要对各种资料史料进行收集、排查、对照，并最终做出合理的判断。
日本方面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文献有：日军相关资料文献，参加南京战役的部队“战斗详报”，日军士兵的日记、感想、回忆录、照片，以及当时的报纸杂志的报道、士兵的证言等等。
中国方面的资料主要有中国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相关资料，受害者的供述资料、受害者的证言等等。
此外还有作为第三方的欧美人士留下的资料，例如田伯烈的《战争意味什么：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报告，美国大使馆的报告，德国大使馆的报告，马吉、威尔逊、贝茨等人的证言，以及国际安全区委员们的信件、日记、报告等资料。
基于这些资料的分析判断，才是能够让研究成果接近事实真相的方式。然而否定派却依旧不承认日本犯下的错误，继续凭借主观结论否定南京大屠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扭曲对资料文献的解释，无视对他们不利的资料，更有甚者篡改资料内容。
例如李秀英名誉损害诉讼中，马吉拍摄的李秀英入院时的影像与主治医师威尔逊先生的信件、拉贝日记中的记叙，以及李秀英本人的证言与伤疤都保持一致，笠原十九司在《南京难民区的百日》中写道：“影像资料、威尔逊与马吉所写的文字资料、幸存者的证言资料这三者都保持一致，拥有如此多角度证据的案例是不多见的。”
当然，各种资料都存在的情况下，之间多少会出现一些细微的差错，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判断资料哪些需要取舍是很简单的常识，但是否定派的松村俊夫却不顾各种资料在主线上的一致，而是以细微之处有差错为由全盘否定事实，企图证明李秀英与受害者是两个人。
东中野修道也采取了同样的伎俩，他把马吉胶卷中的注释文故意翻错，试图以此证明夏淑琴是假证人。这两个案件中否定派所使用的手法都很幼稚，违反了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常识。
法庭在李秀英名誉损害诉讼判决中写道：“被告方没有充分的对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和检证”，“被告方在所写书籍中，通过不同资料之间表面上的不同点、变化点，推理或者说推测出了结论。而对于大多数仔细研究、检证过不同资料的读者而言，很容易就能发现得出被告方这一结论的推理或者说推测的行为是不合情理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与否定派的官司中，对证据的研究、解释是否合理，是一个最为焦点性的问题。如今日本否定派横行霸道的原因，正是由于政治上美化日本，学术上欠理智的社会风气所致。
五、共享历史真相与弘扬合理的精神
近来，日本与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之间都出现了在历史问题上的对立。诚然，要求各国国民对同一个历史问题持有同样的认知态度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不过，即便彼此间对历史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对历史事实取得一致的认定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从史料中再现过去的历史，只要能够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合理的判断，即便评价上会存在一些不同，但是共享历史的真相并非不可能。
战后赔偿诉讼中受害者一方所寻求的，正是促使日本能够正确面对历史事实，并进行反省谢罪赔偿，纵观历史，德国已经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日本，有一种说辞是将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与政治立场的争论相结合，但是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早在日本、中国、欧美等国资料的相互引证中被证实，与政治没有任何的关联。
解决现今的否定派横行问题的关键在于，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广大日本国民需要在面对使得自己羞于面对的事实时，是否能够保持正常的判断能力。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与近邻建立信赖关系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无论日本和亚洲的未来如何，日本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谢罪问题。日本必须与亚洲一同前进，为此必须要建立相互的信赖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笔者认为日本国民必须基于理性的前提下对历史事实进行判断，这样才能够与受害国共享历史事实，与东亚各国建立信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