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公众社会焦虑影响机制及缓解对策研究
凌 巍
摘 要： 文章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研究了贫富差距对我国居民社会焦虑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增长对我国公众社会焦虑水平的影响在贫富差距程度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贫富差距较高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呈现出更加显著的社会焦虑水平。伴随着贫富差距问题的进一步扩大，我国高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水平显著降低，而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水平则不断提升。
关键词： 社会焦虑;贫富差距;分层线性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巨量增长，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给公众带来经济上的安全感和许多正面的主观感受。然而，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加。当经济水平到达一定程度后，收入增长反而会与个人幸福感呈现负相关关系，导致帕累托无效。[1]Brockmann等（2009）研究发现，尽管中国的经济正高速发展，但是较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断向高收入者倾斜，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经济地位和生活幸福感正逐年下降。[2]随着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地扩大，社会充满了浮躁和焦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6年完成的一项有213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仅有0.8%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未感受到过焦虑情绪。而且，相比于2001年，有47.8%的受访者表示焦虑情绪出现的频率增大。[3]Jean Twenge在2000年的研究发现，在1952年至1993年的40余年间，美国居民的焦虑水平存在一种持续增高趋势。[4]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的新常态时期，地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发展失衡等社会问题凸显。本研究以聚焦贫富差距现象的视角，对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5）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地区区位因素对收入与我国公众焦虑水平关系的交互效应，探讨了我国居民社会焦虑情绪发生的社会结构因素。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中国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其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对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委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CGSS2015调查问卷设计相应问题调查居民的社会焦虑情绪。问卷中关于焦虑的问题是“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焦虑水平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选项范围是1—5，其中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本文使用的指标不仅有我国各省市受访者的自感焦虑水平、可能影响公众焦虑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联系的地区贫富差距水平变量，还包括受访者的性别、政治面貌、民族、户口等人口特征变量。
汉语声母和韵母对应英语的辅音和元音。这种相似对学生学习英语存在正、负迁移影响。产生负迁移影响最明显、最严重之处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似、相近却又不同。比如英语中的元音[i：]，在普通话中有近似音[i]。有人说把“衣”发长点就是英语中的[i：]，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首先不要发出yi前面的y音，其次音标[i：]比拼音[i]的发音紧张些，舌位更靠后。注意，汉语中没有近似[i]和[u]的音。再比如，在英语中一个单元音向另一个单元音过度形成双元音，而汉语复韵母中则极少出现这种情况。
由于调查问卷中的原始数据存在大量的缺失，本文采用了随机森林插补法对数据中的缺失值进行了处理[5]，最终得到有效受访者样本共计10189条。图1显示了基于CGSS2015数据给出的我国居民的整体焦虑状况，发现仅有31.3%的受访者表示从未感受过焦虑。这说明焦虑正成为当前我国当前社会公众的普遍感受。
图1 我国公众焦虑水平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图2显示了居民的焦虑水平与地区平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纵轴是焦虑的均值。可以观察到，居民的焦虑水平随着地区平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意味着地区的经济发展降低了居民的焦虑水平。
1.2 仪器与试剂 BACT/ALERT 3D全自动细菌培养仪及配套血培养瓶（BioMerieux，法国），VITEK 2 COMPACT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BioMerieux，法国），药敏纸片（Oxoid，英国），5%哥伦比亚羊血琼脂培养基和M-H培养基（迪景，广州）。
图2 公众焦虑水平与居民平均收入的相关趋势
表2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贫富与否和焦虑水平之间无显著相关，即低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焦虑水平无显著差异。模型2和模型3中的交互项均显著小于0，意味着在贫富差距现象较严重的地区，收入水平与个体焦虑感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越是贫富悬殊的地区，低收入群体越是呈现出更高的焦虑水平。
在进一步分析了贫富差距是如何影响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水平时，本文将年收入数据的15%分位数（40000元）与85%分位数（3000元）作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阈值，重新建立了分层线性模型。根据表3中的模型结果可以发现，收入的高度不平等会大幅度减弱高收入群体的焦虑水平，交叉项系数为-1.906且显著；而贫富差距现象虽然也减弱低收入群体的焦虑水平，但是交叉项系数-0.173并不显著。
图3 公众焦虑水平与地区贫富差距水平的相关趋势
（数据来源：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表1依次包含了3个模型的结果。其中，模型1仅包含收入水平的分层线性模型；模型2包含收入水平、贫富差距以及二者的交叉项的分层线性模型；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相关的控制变量。
三、实证分析
1.模型结果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严重不平衡，导致样本数据存在个体与地区的显著分层嵌套现象，已有研究多采用常规最小二乘估计，在关注居民个体效应时往往会忽视地区效应。本研究采用了分层线性回归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该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多层嵌套类型的数据，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个体因素和地区贫富差距对公众社会焦虑的交互影响效应。[6]本文计算了我国各省的基尼系数，并作为衡量地区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为了加强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可能会影响个体情感的控制变量。
然而，公众的社会焦虑水平也与地区的贫富差距状况密切相关。本研究依据CGSS2015调查数据中居民的年收入计算得到我国各地区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绘制了居民焦虑水平与地区贫富差距程度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以观察到，公众焦虑水平随地区贫富差距程度的增大呈上升趋势。在经济发展较平衡的社会结构中，居民自感焦虑的发生概率较低；而随着贫富差距程度的增加，公众的焦虑水平也会随之提升。
表1 公众社会焦虑的分层模型估计结果
表2 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分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电磁流量计替代远程脉冲水表的条件比较苛刻（不修改絮凝剂制备系统的程序的前提下）：需有现成的电磁流量计和可控的PLC控制系统，2个条件缺一不可。同时国产电磁流量计相对国产脉冲水表的价格要贵，并且如果电磁流量计没有现货，则电磁流量计和水表的采购周期一样，时间上并无优势，同时，电磁流量计的脉冲信号需要经过其他PLC系统处理后才能接入絮凝剂制备系统中，或需要生产厂家来现场修改絮凝剂制备系统的PLC程序。该方式的优势在于：（1）电磁流量计不存在卡顿问题，运行稳定；（2）水表出现问题后，维修时间比较短暂，无需采购设备时间。
为了验证上述分析的合理性，本研究进一步进行了分层模型的敏感性分析，将高收入群体样本置换到贫富差距程度较小的地区，将低收入群体样本置换到贫富差距程度较小的地区。接着，重复了前面的分析过程，选取收入水平、贫富差距程度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焦虑水平重新构建分层线性模型。表4中的模型2与模型3的结果显示，收入的系数为负数且非常显著。再次表明，收入的提高确实降低了焦虑水平。可以发现，收入水平与基尼系数的交叉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与之前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模型的敏感性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建立分层线性模型的合理性。
图4 收入增长与公众焦虑水平的相关性趋势
注：横坐标表示对数年收入由低至高，纵坐标表示焦虑水平由少至多。
我们通常用一个连通的无向图G=(V;E)表示互联网络的拓扑结构,图G的顶点代表网络中的组件,图G的连线代表网络中组件之间的通信联系[1].星图是一个广泛研究的网络结构,而排列图是星图的一类分支,但它的阶却比星图更具有灵活性.排列图是点可迁图也是边可迁图,而且当n≥3,k=n-1时，它同构于星图;当n≥2,k=1时,它同构于完全图.
以上分析均表明，经济发展对于公众焦虑水平的抑制作用受到地区贫富差距程度的显著影响。相对于收入水平较为平衡的地区，贫富差异较大地区中高收入阶层的焦虑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抑制，但也同时伴随着低收入阶层更强的社会焦虑感。
2.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交叉项对于公众焦虑水平的影响，本研究将我国划分为Gini≤0.4,0.4＜Gini≤0.55以及Gini＞0.55三类地区。图4绘制出三类地区中焦虑程度与收入水平所呈现的相关性趋势。可以观察到，在基尼系数大于0.55的地区，收入水平与焦虑水平呈现出较强的负向相关性；而在基尼系数为0.40以下的地区，收入水平与焦虑水平的负向相关性相对较弱。同样说明，收入与焦虑水平的负相关性随着地区贫富差距现象的增强而扩大。相对于基尼系数在0.40以下地区，居住于贫富差距现象较为严重地区的高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程度会更低。同时，该地区的低收入群体也会存在更高的社会焦虑水平。
人口特征变量中，个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党员政治身份的获取、广泛的社会交往可以显著抑制个体焦虑水平，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则会加剧个体的焦虑。同时可以观察到，男性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女性，这也许是由于男性群体目前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的观念导致的。
表3 分层线性模型敏感性分析结果
四、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收入增长对公众社会焦虑水平的影响在贫富差距程度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公众的焦虑水平不仅与收入水平相关，同时收入对焦虑的改善效应受到了地区贫富差距程度的显著影响。
为什么贫富差距程度会影响收入增长对于公众社会焦虑的调节作用呢？通常人们把不平等当成是社会分化。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地区，社会等级也较严重，即贫富差距反映了社会的等级程度。这种社会不平等现象导致了经济水平对于公众焦虑情绪影响梯度的出现。一个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越严重，该地区经济水平对于居民焦虑情绪的影响梯度也就越陡峭，即高收入群体的焦虑水平得到更大幅度的抑制，而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情绪则表现得更为凸显。
由于焦虑情绪通常反映在居民对当前物质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不满，因此我们常常简单地将提高地区整体收入水平或控制地区贫富差距作为改善人们生活水平、调节居民焦虑情绪的核心手段，而忽略了综合利用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提升收入对于居民焦虑情绪的“调节梯度”。如果只单纯强调地区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各阶层居民的原始财富积累差异所带来的不公平问题，很容易走向“高收入者更富有，低收入者更贫穷”的死胡同。即使大幅度降低高收入群体的焦虑感，但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感会表现得更加强烈，从而导致地区阶级严重分化，对社会稳定造成隐患。此外，降低社会贫富差距可以确保居民平等地享受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但一味地降低社会不平等，也会抑制收入对居民焦虑的改善。因此，如果只强调地区间发展平衡，过于追求社会平均主义，反而会压抑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会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因此，必须认识到不同地区间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承认这种差别，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推动全国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高度的贫富差距是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感受到更多社会焦虑情绪的关键结构性因素。在贫富差距现象较为突出的地区，收入水平会极大地影响公众的社会焦虑水平。因此，加速我国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居民的整体收入是当务之急。同时，也应大力推广那些减少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程度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比如，阶梯式的税收制度、贫困社会保障制度等。由于在贫富差距较小的地区，收入增长对于居民焦虑感的改善作用较为微弱，因此除了保持地区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尊重效率的基础上强调公平。任何公平都离不开效率孤立地实现，只有有了效率，才能使我国各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实现普遍的公平，进而从根本上改善公众的社会焦虑情绪。
（1）防止铸造缺陷的产生 到铸造厂家调查发现，裂纹的位置部分在冒口处。由于冒口冷却速度慢，冒口和补贴比例小，补缩不足，产生缩松。通过调整冒口和补贴比例可减少铸造缩松缺陷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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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Brockmann,J Delhey,C Welzel,H Yuan.The China Puzzle：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9,10(4)：387-405.
[3]林金芳.缓解社会焦虑应有制度化渠道[N].中国青年报,2006-12-05.
[4]JM Twenge.The age of anxiety?Birth cohort change in anxiety and neuroticism,1952-1993[J].Journal of Personality&Social Psychology.2000,79(6)：1007-1021.
[5]DJ Stekhoven,P Bühlmann.MissForest-nonparametric missing value imputation formixed-type data[J].Bioinformatics,2012,28(1)：112-118.
[6]张雷,雷雳,郭伯良.多层线性模型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2-16.
DOI： 10.16653/j.cnki.32-1034/f.2019.019.016
[基金项目： 贵州师范学院2018年度校级自然科学课题研究成果“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西南地区居民社会焦虑及缓解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8YB010)]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标签：社会焦虑论文; 贫富差距论文; 分层线性模型论文; 贵州师范学院数学与大数据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