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川行省沿革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省论文,元代论文,沿革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4-0005-07
川蜀自古为华夏文明的西部渊薮。它“东南控接荆湖，西北襟连秦陇，阻山带江，密迩番蛮，素号天险，古称极边重地”[1](pp.2548-2549)。四川建省，肇始于元朝。无论宋、蒙战争，抑或元帝国的西部疆域控驭，四川行省的地位都举足轻重。本文重点就建立沿革、与行枢密院等关系、若干特征等，予以如下探讨。
《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七》载：“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元代四川行省的建立，也有宽泛和严格的诠释区别。因蒙元以陕西为后方对川蜀南宋军队近半个世纪的攻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四川与陕西往往合为秦蜀行省或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而独立和稳定地设置四川行省，又限于至元二十三年以后八十余年间。为正本清源，我们还是先从秦蜀行省谈起吧。
秦蜀行省正式设立于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八月，廉希宪为中书右丞，商挺为佥省，行省事[2](p67)，它的前身无疑是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首的陕西四川等路宣抚司。中统三年易名为陕西四川行中书省。此时的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尚属于临时处理军政的行省。
至元元年八月，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较早进入半固定行省的行列，开始有了较稳定的辖区，设置时间较长，统辖节制权限明确。至元元年起，赛典赤首次以平章政事担任陕西四川行省长官十年，元廷明确命令“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还专门颁布了“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省条格”[3]。然而，陕西四川行省官员仍带中书省宰执衔，时而分为二(如至元八年十一月一度“置四川省于成都”[4](p.139))，时而合为一，时而改置行枢密院或安西王相府。在这个意义上，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陕西四川行省稳定性较差，往往处于不时变动之中。
至元九年，忽必烈封嫡次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关中，设置王相府，其辖地和职权范围是：“教令之加，于陇于凉，于蜀于羌……其大如军旅之振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承制行之。自余商贾之征，农亩之赋，山泽之产，盐铁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用。”[5]在安西王忙哥剌受封六月后，陕西四川行省就被废罢[6](p149)。王相府取代该行省而获得“承制”治军、命官、司法、征税等广泛权力。直到至元十七年，亦即安西王忙哥剌死后第二年，陕西四川行省才重新恢复①。另，至元十六年先后出现“诏谕王相府及四川行中书省，四道宣慰司抚治播川、务川西南诸蛮夷”，以及“赐参知政事昝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县”[7]。表明至元十七年前四川行省或许短暂恢复。在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27年间，陕西四川行省竟然因安西王相府的替代而被废罢近八年，几乎接近这段时间的三分之一。
因为攻略南宋的需要，元廷自中统四年开始设置四川行枢密院，治成都。在中统元年——至元十年和至元十七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陕西四川行省与四川行枢密院是同时并存的。元廷还注意协调陕西四川行省与四川行枢密院的关系。例如，至元初赛典赤·赡思丁担任陕西四川行省平章三年之际，忽必烈降诏“赏银五千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还一度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原行省、行院官赛典赤和也速带儿共同负责[8]。有关四川行枢密院，后面将详细考察。
同样是为着对南宋用兵，这段时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治所迁徙不定。中统年间，治所在京兆路。至元二年闰五月，移于兴元(今汉中)。三年，又南徙利州(今广元)。这两次治所迁徙，显然是为着便于川蜀前线的军需转输供给。十七年川蜀战事结束后，治所迁回京兆路[9]。沿袭中统年间四川行枢密院专官负责军饷供应的先例，陕西四川行省的职司一度偏重于供应军需。如赛典赤·赡思丁虽曾经奉命分镇四川，偕万户郑鼎佯攻嘉定，但不久遵朝廷旨意“行省事于兴元，专给粮饷”；而在前线总兵的佥省也速带儿、郑鼎又改称“军前行尚书省”[10]。至元二十三年四川独立建省以后，治所起初设在成都。至元二十五年五月，一度迁于重庆，而在成都立宣慰司。两年后，由于“成都之民，苦于供给”，四川行省“复徙治成都”[11]。
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陕西四川行中书省本身，还有两次改置行尚书省的变动[12]。一是指至元七年三月元廷依据阿合马的建议，一度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二是指至元八年九月“罢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以也速带儿行四川尚书省事于兴元，京兆等路直隶尚书省”。同年十一月，四川行省又移治成都[13]。前一次更改，只是名称改变，无实质意义。后一次改尚书省，则是牵涉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二，四川部分自为四川行尚书省，陕西直隶朝廷尚书省。这应该是中统元年建立陕西四川行省后首次较大的变更。谭其骧先生说，“四川境内独立行省始此”[14]。诚是。然而，此次更改仅维持四月余，至元九年正月，不仅重新恢复了行中书省的名称，而且“京兆复立行省”[15]。《世祖纪五》至元十年四月辛丑又载：“罢四川行省”，增立东川、西川两行枢密院[16]。表明至元九年正月大抵在四川行省之外又另立陕西行省，其后二省一并被安西王相府所替代。而至元十年二月朝廷“遣断事官麦肖勾校川陕行省钱谷”，或许是王相府接管其财赋的措施[17]。此后多数时间，安西王相府又是和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并存的，直到至元十五年四川行省复立和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废罢为止②。翌年六、七月，四川行省亦罢，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却一度复活。至元十七年十月恢复设置陕西四川行省③。另，《百官志七》有“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的说法。揆以《世祖纪八》至元十八年十二月辛亥“命西川行省给万家奴所部兵仗”和《世祖纪九》至元十九年九月壬申“命四川行省就遣亦奚不薛军前往招抚”蛮洞向世雄兄弟等史料[18]，以及迄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四川行省或西川行省招讨、统辖蛮夷等活动依然见于史书记载④，此说可以成立。《汪世显·汪惟正附传》“(至元)十七年，迁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赐玉带。以省治在长安，去蜀远，乃命惟正分省于蜀……二十二年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亦可证上述“分省四川”，是比较准确的说法，“四川行省”则是用后来的正式名称去称呼此“分省”军政实体。而至元二十二年七月汪惟正朝见忽必烈并被任命为陕西行省左丞[19]，也意味着四川由分省独立置行省已成定局。
据《元史》《世祖纪九》和《百官志七》，至元二十年三月陕西四川行省曾短暂废罢。而至元二十二年“西川行省”、“陕西行省”或“陕西四川行省”等又不断见于史书，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论，至元二十二年陕西四川行省一度恢复建置⑤。
还需要强调，至元二十三年以后虽然陕西和四川各自为行省的体制大体确定下来，但大德三年—七年间仍然再次发生二省合一的变动。这一点，《百官志七》和《题名记》都漏记了，兹略作补述。
《元史·成宗纪三》大德三年二月丁巳条载：“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置四川、福建宣慰司都元帅府及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大德七年六月己丑条又载：“罢四川宣慰司，立四川行中书省。”是证至元二十三年以后仍然有大德三年—七年间四年零四个月四川省并入陕西行省的情况⑥。
四川行省在与陕西合一建省和逐步走向独立建省的过程中，不仅有前述和陕西行省时而合一、时而分立的变动，还有与境内东、西川行枢密院、宣慰司兴替或并存等问题。后者也相当突出，不弄清这个问题，四川行省的沿革似乎仍然会若明若暗。先说东、西川行枢密院。
东、西川行枢密院是在东、西川都元帅府及统军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统四年，西川行枢密院设置于成都，设官二员。阿脱、商挺奉命行枢密院事于成都，“成都、顺庆、潼川都元帅府并听节制”。《商挺传》亦云，商挺曾赐金符，任四川行枢密院事。是年七月，成都经略司奉诏隶属西川行院[20]。这里的四川行枢密院与西川行院，应该是一回事。需要注意两个相关情节：一是西川行院设立翌年，赛典赤首次以平章政事担任陕西四川行省长官；二是据《元史》卷八十六《百官志二》枢密院条，西川行枢密院职司为“管四川军民课税交钞、打捕鹰房人匠、及各投下应管公事，节制官吏诸色人等，并军官迁授征进等事”。不只是统辖管束军队，同时还兼领课税交钞、人匠、投下和“节制官吏诸色人等”。至元元年三月“诏四川行院，命阿脱专掌军政，其刑名钱谷商挺任之”，亦可为证。足见，西川行枢密院自建立起，就是军民兼领的，尽管不久又设赛典赤为首的陕西四川行省，治于京兆。受蒙哥汗病死于钓鱼城下和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两阵营在秦陇激战的影响，当时川蜀蒙古军对南宋的作战比较被动，设置西川行院，以军民兼领方式，代表朝廷枢密院，统一负责川蜀境内军政，也是必要的。实际上，西川行院只是分置东川行院后的称呼。设立之初的名称应该为四川行枢密院。在《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三年正月“四川行枢密院谋取嘉定，请益兵”和十一月“诏四川行枢密院遣人告谕江、汉、庸、蜀等效顺”以及前揭商挺官称等记述中，一概径称四川行枢密院。此时期的行枢密院官员，除了阿脱、商挺，还有帖赤[21]。要之，在四川、陕西合为一省初期，川蜀境内即有西川行院等军政实体机构与之并存。四川行省的前身或前期形态，不仅是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陕西四川行省，似乎还应和与之并存的西川行院等有关联。
至元三年开始，西川行院不断发生合并、分立等变更。先是当年十二月，“诏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赛典赤、也速带儿等佥行省事”[22]，似乎意味着四川行枢密院与赛典赤为首的陕西四川行省合并为统辖川陕全境的行中书省⑦。治所也先后南徙兴元(今汉中)和利州(今广元)。然而，一年半后，又逐步恢复川蜀军政实体机构的设置。至元五年七月赛典赤奉诏“自利州还京兆”，且顺应元廷普遍设立统军司的体制，分别在川陕设置了东、西二川统军司和陕西统军司。西川统军司又名成都统军司，曾迁治眉州。统军司的职司也是“兼领军民钱谷”[23]，与原西川行院如出一辙。此后的五年间，东、西二川统军司分别充当重庆、成都两战区的军事统帅官署。如至元九年西川副统军刘思敬邀击并大败宋军昝万寿部于青城。至元七年十二月安抚张大悦曾将宋重庆制置朱祀孙的诱降“书榜”“并谍者送致东川统军司”；同年，元廷以金州军八百人拨隶东川统军司。至元八年八月，东川统军合剌及杨文安部“攻达州，三战三捷”。九年，东川统军司又命文安兼领刚刚攻克的龙爪城[24]。至元七年五月，陕西四川佥省也速带儿、严忠范又会同东、西川统军司率兵在嘉定、重庆、钓鱼山、马湖江等处和宋兵作战，普遍取得了胜利[25]。后者又是陕西四川行省与东、西川统军司协同的军事行动。
至元十年元廷下令废罢东、西二川统军司而代之以东、西二川行枢密院，巩昌总帅汪良臣行西川枢密院，东川统军使合剌行东川枢密院，东川副统军王仲仁同签行枢密院事[26]。东川行院置于重庆，设官一员。担任东川行院签事或同签的还有王文干、王昔剌[27]。西川行院又有也速带儿及签事昝顺、同签刘思敬。东、西川行院分立后，各自积极从事对南宋的用兵。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元廷敕令西川行枢密院也速带儿攻取嘉定府。而后又收降侧布、确州番官，奏报绍庆府施州南平及诸蛮吕告马蒙阿永等、播州安抚杨邦宪和思州安抚田景贤等归降，奉命移檄重庆宋军“俾内附”⑧。至元十三年东川行院总帅汪惟正则“略地涪州，克山寨溪洞凡二十有三所”[28]。
至元十三年到至元十六年，东、西川行枢密院又发生一系列省并分合。至元十三年四月，东川行枢密院及成都经略司一度被精简，“以其事入西川行院”。但很快依然恢复东、西川行枢密院的建置[29]。南宋朝廷降元后，东、西川行枢密院继续与在川蜀顽抗的宋军作战。至元十三年十一月，西川行院忽敦奏言“所部军士久围重庆，逃亡者众”，请求朝廷“益军一万”，给予支援，并请求降诏招还在大良平一带的逃民；至元十四年二月，西川行院不花“率众数万”安营于重庆浮屠关，“造梯冲”准备强攻，迫使宋都统赵安以城降。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安西王相李德辉则留成都，供给军食。迄至元十五年三月，西川行枢密院共招降西蜀重庆等处三府六州一军一监二十县等[30]。至元十六年六月，元廷命令不花行西川枢密院事总兵入川，平定少数未降附的南宋诸城，命令东川行枢密院调兵守钓鱼城[31]。火都赤、速哥、汪清臣等也曾任职于东、西川行枢密院及以后的四川行枢密院[32]。行枢密院首领官也不时见于记载。如畅师文“除东川行枢密院都事，尽心赞画，多所裨益”；吕
“授四川行枢密院都事”；王瑄为四川行枢密院经历⑨。同年，川蜀对宋战争结束，东、西川行枢密院最终废罢，改立成都、广元、重庆、顺庆四道宣慰司，以管辖川蜀全境[33]。
翌年，即至元十七年，安西王相府废罢，陕西四川行省得以重新建立。而且，至元十八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四川行省是单独设置的。另一方面，东、西川行枢密院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但至元二十一年和至元二十八年，曾两次重新设立四川行枢密院于成都路或嘉定府路[34]。这是因为当时元代行省兼理军民的体制尚未最后确立，元廷不时在江南和四川等处实行行枢密院与行省分领军民的政策。到世祖末成宗初，这种行院与行省并存的体制，一般情况下就不复存在了。由此，至元二十三年独立设置的四川行省，得以过渡到正规体制。
再说宣慰司问题。
四川行省境内的宣慰司设置，大致分为至元十五年东、西川行枢密院废罢后四道宣慰司并立，至元二十年四川南道宣慰司独存以及个别蛮夷土官宣慰司等情况。
至元十六年正月，元廷在省罢东、西川行枢密院的同时，分川蜀为四道，以成都等路为四川西道，广元等路为四川北道，重庆等路为四川南道，顺庆等路为四川东道，并立四道宣慰司。《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九月癸未的记载是“其成都、潼川、重庆、利州四处皆设宣慰司”[35]。其中，广元与利州为同地异名；潼川府在战乱中荒废，顺庆府则因元征南都元帅府和东川统军司所在，取代宋潼川府路成为东川的政治军事中心；重庆亦有取代宋夔州路及与其变异统属关系的问题。所以，成都、广元、重庆、顺庆四道宣慰司，大体是模仿变通宋代成都、潼川、夔州、利州四路建置，而升格为四道宣慰司。也速带儿、也罕的斤、刘恩曾任四川西道宣慰使；刘伯林孙刘纬先任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后升宣慰使；秃满答儿占领重庆后迁四川东道宣慰使；完颜石柱至元十六年“授四川东道宣慰使，十七年，改镇国将军，四川西道宣慰使，总管随路八都万户”。刘思敬至元十六年“改四川北道宣慰使”。杨文安入觐，擢四川南道宣慰使。李忽兰吉于至元十五年末“赐虎符，授四川北道宣慰使”，“二十年，改四川南道宣慰使”。雷祯被辟为四川西道宣慰司奏差；王舟则充四川南道宣慰司掾⑩。至元十九年十月，元廷“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命令四川行省商议精简所属官府。翌年二月，四川东、西、北三道宣慰司皆被省并，唯留设于重庆的四川南道宣慰司[36]。四道宣慰司分治川蜀的完结，诚然主要是蜀地久罹战乱而民少官多所致，但也与至元十八年后四川行省的独立设置逐步稳定有关。而后，四川行省多数时间采取行省统辖全境，四川南道宣慰司作为其属下分治机构设于重庆的体制。稍有例外的是，至元二十五年和大德二年由于行省治所迁于重庆等原因，四川南道宣慰司曾两次暂时徙置成都[37]。而在前述大德三年—七年四川省暂时并入陕西行省期间，也曾以宣慰司代治蜀地[38]。还有部分宣慰使(如也速带儿、完颜石柱、秃满答儿等)后来转任四川行省官员的。某些宣慰司撤销后，四川行省还负责派遣军官赴京师中书省交纳印信[39]。
另外，元廷还曾设叙州宣慰司等管辖马湖路、上下罗计长官司等蛮夷之地，成宗大德七年才改为叙南等处诸部蛮夷宣抚司[40]。由于征讨降附等复杂情况，《元史·地理志》中归属于湖广行省的八番罗甸宣慰司和归属于云南行省的乌撒乌蒙宣慰司等，也曾暂时隶属于四川行省[41]。
与其他行省比较，元代四川行省具有如下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设置早，前期与陕西行省的分离合并等变化频繁。
如前所述，陕西四川行省创立于中统元年，在十行省中设置最早，而且也是较早进入半固定状态的行省之一。然而，迄至元二十三年以前，四川行省与陕西行省一直处于分离合并等变化之中。无论是辖区、治所、官员设置及名称，都是如此。四川行枢密院或东、西川行枢密院(包括其前身东、西川统军司)，也常常与陕西四川行省同时存在。这种建置上的复杂情况，又是与元朝对四川宋军将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军事攻略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川蜀是蒙元进攻南宋持续时间最长和遭到抵抗最顽强地区。在至元十六年川蜀战事结束以前，元朝对四川的实际控制，始终不完整，多是控制以成都和顺庆(青居山)为重点的半个四川。又兼驻戍四川的元军，在军需粮草和奥鲁老营兵员补充等方面长期依赖陕西。这就造成迄元朝前期川、陕两地前线与后方的配合依存联系，随之而来的就是四川行省与陕西行省多数时间的合而为一，少数时间的一分为二。川蜀战事结束，特别是至元二十三年元朝在四川的统治体系基本就绪及军民屯田逐步发展以后，上述依存联系多半不复存在，四川行省的独立建置，才算稳定下来。
第二，战争破坏严重，户口数稀少，财赋税收数量(除盐课外)较低。
就经受的战争破坏而言，四川行省在元十行省中也是最为严重的。宋末吴昌裔说：“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元末，祖籍四川的虞集亦云“会国朝以金始亡……连兵入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42]战争破坏的直接后果就是，百姓死伤逃亡，户口数量急剧减少，经济残破，官方税源枯竭，税收下降。四川行省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如前述，至元十九年四川行省户口数仅12万户，而后也未见大的增加。此数字仅相当于南宋宁宗川陕四路259万余户[43]的1/21。而税粮、商税、酒醋课等收入也相当少，或稍多于甘肃、辽阳、岭北行省，或居十行省之末。这比起汉魏唐宋以来四川“天府之土”[44]的富庶情况，确实是较大的倒退。
第三，驻屯军队数量多，万户等军府多，军事色彩较重，后期或有世袭军将把持行省。
同样由于对南宋的长期战争，元代四川行省境内驻戍的军队不仅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及新附军名色齐全，而且数量甚多。见于《元史·兵志三·屯田》的就有保宁万户府、叙州等处万户府(亦即叙州万户府)、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亦即五路万户府)、夔路万户府、成都等处万户府、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广安等处万户府、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随路八都万户府、旧附等军万户府、炮手万户府、嘉定万户府、顺庆等处万户府等十三个万户府。如果再加上西川纽璘部探马赤军和青居山蒙古军万户，四川行省境内的诸色军队万户数可以达到15个左右。以每个万户府3000—5000兵卒计算，估计元代四川行省境内驻戍的军队人数，能够保持在45000人—75000人。尤其是与全省12万民户中的男丁数量相比较，可以接近1∶3，军与民比例严重失调。与此相应，四川行省境内的军府，也能达到万户府15个左右，另有一个治所起先置于川蜀的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而四川行省所属的三品以上路总管府及宣慰司，则仅有成都、嘉定府、庆元、顺庆等10个。在这个意义上，四川行省在十行省中军事色彩是比较浓重的。虞集说：“囊加歹者，自其祖纽璘以兵定四川而守之，世镇其土。至是命为四川、云南平章，熟边徼，擅征伐，将肆意于西陲。”“蜀世将囊加歹，进长蜀省，负气使酒，陵铄官府，人积不堪。”[45]元制，路府州县管民官等汉地式官府一律实行官吏定期迁转，但万户、千户等军官职务却沿用蒙古草原旧俗得以世袭罔替。据此，蒙古珊竹带氏太答儿、纽璘、也速带儿、八剌、囊加歹、拜延祖孙四代父子相传，兄弟袭位，掌管西川纽璘部探马赤军长达76年。太答儿、纽璘、也速带儿祖孙三人先后任都元帅，也速带儿弟八剌、长子囊加歹袭为蒙古军万户，也速带儿等担任四川蒙古军都万户(都元帅)。又兼，也速带儿历任四川行省佥省、右丞、平章，同知四川行枢密院事，囊加歹、拜延兄弟，亦官至四川行省平章和四川行省左丞[45]。足见，虞集笔下“蜀世将”“世镇其土”“进长蜀省”等措辞，相当贴切史实。就是说，在元后期泰定—文宗朝，确实出现了一段囊加歹、拜延兄弟借世袭掌管蒙古军万户及都万户军队，进而把持四川行省的情况。天历元年囊加歹反叛文宗政权，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而发生的。
注释：
①《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至元十七年六月丁丑，第224页，七月己酉，第225页；卷九十一《百官志七》，第2306页；卷一百六十三《李德辉传》云：“置行中书省，以德辉为安西行省左丞”，第3818页。此安西行省，当是陕西四川行省的别称。
②《元史》卷一百五十五《汪世显附汪良臣传》云：至元十五年“四川悉平……捷闻，世祖喜甚，召良臣入觐，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第3655页。同书卷十《世祖纪七》至元十五年九月癸未载：“省东西川行枢密院”，第204页。
③《元史》卷十《世祖纪七》至元十六年六月癸巳，第213页，七月戊申日“罢西川行省”，第214页；卷十一《世祖纪七》至元十七年十月壬午载：“诏立陕西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以不花为右丞，李德辉、汪惟正并左丞”，第226～227页。
④《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至元十九年十月庚戌还云：“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行省议减之”，第247页。
⑤《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至元二十二年二月丙午云：“以荆湖行省所隶八番罗甸隶西川行省”，第274页，七月壬午载，“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左丞汪惟正入见”，第278页；卷一百五十五《汪世显·汪惟正附传》则说，至元二十二年汪惟正“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第3657页。谭其骧：《元陕西四川行省沿革考》，《禹贡》3卷6号，1935年。
⑥萧
：《勤斋集》卷二《元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赵公墓志铭》载：元贞初担任四川省平章政事的赵弼，即因为“大德三年省革”，而改任“平章政事议陕西行中书省事”。大德五年五月初五，赵弼“薨于安西顺义里私第之正寝”。第1206册，第398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安西(路)是至元十六年到皇庆元年京兆路的官方称谓，说明赵弼在大德三年到大德五年已因四川省并入陕西行省引起的职务变动而在京兆路录事司顺义里置买“私第”长期居住。后者又是大德三年四川省并入陕西行省的有说服力的一个佐证。
⑦在前述四川行枢密院改行中书省一月左右，即有“陕西行省以开州得而复失，请益兵”和“诏陕西行省招谕宋人”，见于正史(《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至元四年正月甲午，二月丁亥，第113页，第114页)。至元五年十二月又有“诏谕四川行省沿边屯戍军士逃役者处死”(《世祖纪三》至元五年十二月戊寅，第120页)。是证此处的陕西行省或四川行省仍然是陕西四川行省的别称，当时在使用上并不十分严格。
⑧《元史》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三月丙申，第165页，十二月己亥，第171页；卷九《世祖纪六》至元十三年九月丁未，第185页；卷一百五十二《刘斌·刘思敬附传》，第3605页。另，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壬午载：“敕西川行枢密院也速带儿取嘉定府”。卷一百二十九《也速答儿传》则云：“至元十一年，入见世祖，以属行枢密院火都赤使习兵事。从围嘉定，以三千人至三龟、九顶山，相地形势，败宋安抚昝万寿兵，斩首五百级，以功赐虎符，授六翼达鲁花赤”，第3145页。据此，至元十一年也速带儿仅仅是西川行枢密院所属将领之一，而不是行院官员。另，卷六《世祖纪三》至元三年十二月辛酉：“诏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赛典赤、也速带儿等佥行省事”，第112～113页。若此处的也速带儿与前揭是同一人，则《也速答儿传》记述有误，因为至元三年已佥行省事的也速带儿，至元十一年担任西川行枢密院官员完全正常。今暂从本纪。
⑨《元史》卷一百七十《畅师文传》，第3995页；卷一百六十七《吕传》，第3930页；(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元故翰林侍读学士吕文穆公神道碑铭》，第94页，中华书局，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1997年；《勤斋集》卷二《故中顺大夫山南道廉访副使王公墓志铭》，第1206册，第402页。
⑩《元史》卷一百二十九《纽璘·也速答儿附传》，第3146页；卷一百三十三《也罕的斤传》，第3226页；卷一百四十九《刘伯林·刘元振附传》，第3519页，《耶律秃花·秃满答儿附传》，第3533页；卷一百五十二《刘斌·刘思敬附传》，第3605页；卷一百六十一《杨大渊·杨文安附传》，第3785页；卷一百六十二《李忽兰吉传》，第3794页；卷一百六十五《完颜石柱传》，第3887页；卷一百六十六《刘恩传》，第3896页；卷九十九《兵志二·镇戍》，第2539页；(元)同恕：《榘庵集》卷七《临潼县尉雷君墓志铭》，《承直郎成都路判官王君墓志铭》，第724页，第720页，第1206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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