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链食品、生态农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北京郊区为例_农业论文

食品短链、生态农场与农业永续：京郊例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郊论文,例证论文,农场论文,永续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议题。可持续农业的概念最早在1992年出现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1世纪议程》文本中，而对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反思、对替代性农业模式的探索则较早。[1]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展生态农业，1994年的《中国21世纪议程》也采纳了可持续农业战略思想。但是多年来，伴随着持续的农业产量增长，我国农业的资源消耗、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等局面没有根本缓解。这表明在需求增长和资源约束双重压力下，以及由于现代农业体制的惯性力量，追求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难度较大。2015年初通过的《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提出采取“一控两减三基本”措施①，代表着我国现代农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最新努力。

      一、食品短链的缘起与特征

      对现代农业弊端的反思和批判引发了各种后现代农业思潮以及相应的后现代农业实践模式，也可以称为新型农业模式。[2]新型农业模式内涵宽泛，有多个平行的概念，如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等，其典型的类型有循环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低碳农业、朴门永续农业、自然农法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农业模式的应用范围趋于扩大。例如，农夫市集在发达国家已经存在超过30年，但是通过农夫市集带动生态型农产品销售最近几年才在发展中国家变得流行。朴门永续农业和自然农法作为后现代农业思潮和实践，都存在了多年，但也在近年来才焕发新的生机，在农场层面获得更多应用。

      有机农业是一种技术标准最为复杂、严格和明确的新型农业模式，需要独立第三方检测认证。但是近年以来，有机农业内部的改良或替代模式——参与式保障体系(PGS)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正在快速推进。所有这些不同部门发生的变化合在一起，代表着一种新型农业模式“食品短链”的兴起。[3]其中，农场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农夫市集促进了生态型农产品的直接销售，农夫市集组织的消费者考察以及参与式保障体系可以促进消费者对农场的监督和信任。

      食品短链作为食品供应链的一种类型，以“短”为其基本特征，体现其所在的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4]食品供应链的长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和食品从初级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的空间距离：二是农产品和食品在离开田间或工厂后到达最终消费者所需要的时间；三是食品从初级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所经过的储运和加工的环节以及增值程度。如在北京郊区农场收获的蔬菜，当天早上运送到农夫市集，当天即可端上餐桌；与此相反，在寿光农场收获的蔬菜，需要经历地头市场、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新发地批发市场、某个二级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才能到达北京消费者。这个过程中，后者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显然都大大长于前者。类似地，苹果经过加工、包装后成为苹果干、果汁、果冻，其所经历的中间环节和增值程度都远远大于作为鲜果的苹果产品。

      从农业产业化经营角度，农业产业链需要延长和增值，但是食品短链从另外一个视角看问题。与常规食品供应链相比，食品短链缩短了运输距离，降低了食品的经济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缩短了食品运销的时间，提高了最终消费者所消费食品的新鲜程度并降低了保存成本；缩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提高了消费者监督和参与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食品安全；减少了加工和包装，降低了消费成本并改善了食品消费的健康方式。食品短链中的高度信息对称性以及对生产过程的监督，有助于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从而发育出更加有效且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获益的销售模式。

      新型农业模式需要回答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就其自身而言，是否能够在不同维度③和不同环节都能实现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新型农业模式是否能推动常规农业向更加可持续的新型现代农业发展，它们如何体现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食品短链，同样应当回答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这里对北京郊区小型生态农场调查的结果进行概括和分析，探讨代表食品短链的中小型生态农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发展情况。

      二、北京市郊区中小型生态农场的调查分析

      2013-2014年，笔者承担的两个研究项目联合开展以“新农人”④为主体的中小型生态农场调查。由于缺乏统计学意义上的总体清单，无法开展代表性的随机抽样，只能采用“拉网式”方法，在不同场合(最主要的是各种相关会议以及市集)对所遇到的符合条件的“新农人”进行问卷调查。经过为期半年左右的调查，共获得76份调查问卷。由于很难再获得新的调查对象，这里认为样本对于研究问题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使分析对象有所聚焦，这里把分析对象集中在位于北京郊区和河北省且主要针对北京市场的41家农场。所调查的41家农场中，有33家位于北京市，多数位于昌平区、海淀区和顺义区；另外8家位于河北省保定、廊坊等地。农场规模分布于各个区间，小的不足0.67公顷，大的大于33.33公顷，整体而言多数属于中小规模。如果以6.67公顷为界，则规模较大的农场有16家，占39%。样本农场生产最多的品种是蔬菜，共有21家；除此之外生产较多的品种是家畜、家禽、蛋类、水果和粮食，其他“小品类”的品种有蜂蜜、水产品、中药材、鲜花等。

      (一)经营者以年轻和高学历者为主，持有农业户籍者不足半数

      受调查的农场经营者普遍较年轻，40岁以下的占70.7%.50岁以下的占92.7%，以30～39岁年龄段为主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大专以上的占78.0%，其中本科文化水平的占41.5%，研究生文化水平的占22.0%，不乏博士毕业生。他们当中更多的人拥有城镇户口，比例为56.1%。他们的年龄与文化程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年龄越高的文化程度越低。他们的文化程度与户口呈现显著正相关，拥有城镇户口的人的文化程度高于农村户口的人(见表1)。

      (二)多数土地来源于租赁

      在调查的农场中，50%的农场的土地完全是租赁而来的，另外24%的农场的土地完全是自有的，还有26%的农场同时拥有自有土地和租赁土地。在部分租赁土地的情况下，也是租赁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一半的情况占多数(见图一)。这就是说，生态农场大部分依靠租赁土地，也有一部分返乡青年依靠自有土地发展生态农业。土地租赁的周期绝大多数都是10年以上，占82.9%；除此以外，只有2例是无规定期限随时变更，另有5例的租期在10年以下。从这一点来看，生态农场的土地使用权是相对较稳定的。土地租金的分布比较分散，从500元以下到5000元以上的各个区间都有分布，但是总体上偏高。可以粗略判断，1000～2000元以及5000元以上分别代表普通土地和大棚的常见租金水平。

      

      图一 样本农场的土地租赁情况

      

      (三)资金投入较大，基本源于自有资金

      调查农场用于农业生产的总投入较多地分布于10万～500万元之间，占78%；10万元以下的和500万元以上的都较少(见图二)。其中，投资额在100万～500万元的有16例，占39%。投资额超过100万元的共有20例，占48.8%，其中超过1000万元的有3例。可以认为，生态农场并不是普通人的生意，是名副其实的投资项目。农场经营资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来自自有资金，占87.8%。尽管如此，实际发生过贷款的有12例，占29.3%。贷款的来源包括商业银行、资金合作社以及民间借贷等。

      

      图二 样本农场的资金投入规模

      

      图三 样本农场肥料使用情况

      (四)雇工不多，工资偏低且年龄偏大

      大部分农场的职工人数在10人以下，这样的农场共有23家，占56.1%。78%的农场雇用常年工，22%的农场只雇用临时工。在雇用常年工的32家农场中，21家农场的雇工人数在10人以下，占65.6%。农场工人大部分来自本地，即农场所在乡镇。常年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大部分在2000～3000元，所占比例为48.8%；另外有22%的农场的常年工人成本在3000～4000元。也就是说，70.7%的农场的常年工人平均月工资在2000～4000元。常年工人通常享受免费吃住待遇，但较少享受提成、交通补贴、社会保险等待遇。常年工人和临时工人的平均年龄以40～60岁为主，其中常年工人中40～50岁的较多，临时工人中50～60岁的较多。

      (五)主要采用生态型农业生产技术

      所调查的农场主要采用生态型农业生产技术。除种子外，大部分生产资料都有自制的。就种子而言，近50%的农场主要使用有机种子⑤，略多于50%的农场使用常规种子，还有4家同时使用常规种子和有机种子。

      农药使用最多的是自己开发的农药/生物农药和有认证的生物农药，对常规农药和无认证的生物农药的使用都很少。农药使用方法习得途径比较多的是看说明书和自己看书学习，也有部分农场依靠参加培训或与周边农户交流。

      同样地，样本农场主要使用生态型肥料。有30家农场使用自己的堆肥，有11家农场使用有机认证肥料，有4家农场使用未经认证的有机肥料，只有1家农场使用了常规肥料(见图三)。对于堆肥技术，绝大部分农场都使用露天堆肥(30例)，有部分农场使用了新型菌物发酵技术(11例)。

      被调查农场所使用的饲料绝大部分都是自制的，只有极少数使用有认证的饲料或常规饲料。各农场的种植和养殖技术的主要来源是农场负责人或经营者自己，占51.2%；少量是当地农民以及聘请的专职技术员，其他来源如政府技术员等都很少。

      (六)较少参加正规质量认证

      样本农场参加正规质量认证比例较低。只有5家农场获得国家有机食品认证，占12.2%；另外分别有1家农场获得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GAP认证。其余的34家农场无任何认证，占82.9%；没有企业获得过绿色食品、HACCP、ISO等认证(见图四，下页)。

      与此对应，受访者对正规质量认证的信任程度以一般居多，而选择非常相信和相信的人与选择不相信和完全不相信的人基本上对等。这个结果与对普通居民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一般人也认为认证食品质量可靠性一般。[5]他们认为现阶段我国有机认证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如制度设计脱离实际、认监委监管不到位、认证机构监管不到位等。从而，他们对“安全食品”定义认可最多的是“按照有机方式种植，但是未必获得认证”(见图五)。

      

      图四 样本农场质量认证情况

      

      图六 受访者对PGS作用的评价

      

      图五 受访者认可的安全食品定义

      大部分受访者都知道有机食品认证的替代认证——PGS。他们中的绝大部分(81.5%)认为PGS主要作用是增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此外，分别有4～9人次选择促进生态农产品销售、帮助小农户和小农场等进入生态农产品市场、替代第三方认证、补充第三方认证、促进社区建设和环保等(见图六)。可见，尽管从初衷来说，PGS的功能是替代正规第三方认证，但当前“新农人”基本上还是将其当作取得消费者信任的工具，而并未将其置于与第三方认证同等重要的位置。

      这与他们对PGS的作用的认知相一致，受访者对PGS能否解决信任危机问题并非非常乐观。在了解PGS的受访者中，有60.6%的人认为PGS能够甚至肯定能够解决信任危机，30%的人认为“一般”或者“不可以”，分别只有1人和3人表示“不能够”以及“不清楚”。在销售上，尽管只有5人认为促进销售是PGS的主要作用，但是有21人认为PGS能够促进销售。也正因为如此，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愿意参与PGS活动。⑥

      (七)销售与盈利总体上不容乐观

      所调查的生态农场的产品价格主要由生产成本决定，同时参考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价格，有的也考虑市场供应数量和同类产品品质。34位受访者认为成本决定价格，占全部受访者的82.9%。这些受访者中同时有7人认为价格也受竞争对手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只有6人认为价格主要受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价格影响。据观察和了解，生态农场的产品价格是农贸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2～8倍，因季节和具体产品而有所差别。但是，很可能由于生产成本较高的缘故，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自己农场产品的价格水平一般。虽然也有人认为价格便宜或者比较贵，但是他们都不认为产品价格非常贵或者非常便宜。

      所调查的生态农场的销售渠道都是非常规的。他们最主要的销售渠道是直接销售，包括市集和宅配。市集销售和宅配各有25例和23例，分别占61%和56.1%。部分农场还拥有一定比例网店销售、消费者团购、公司或股东内部供应等销售渠道。传统销售渠道，包括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零售店等，对于生态农场来说属于极少数或例外。宅配和市集同样也是生态农场销售利润最高的渠道。

      样本农场的盈利情况总体上不容乐观。较多的农场基本持平，盈利和亏损的农场均存在，但是亏损的农场要多于盈利的农场。具体而言，32.5%的农场的盈利状况基本持平，只有27.5%的农场存在不同程度的盈利，而40%的农场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见图七)。农场盈亏与经营时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亏损农场多数经营时间都比较短，前期固定投入可能是亏损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只有不到30%农场盈利表明该行业具有较高的经营风险，如何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八)较少得到政府扶持

      总体来看，政府对中小型生态农场的扶持有待改善。在41家生态农场中，有26家从来没有获得过政府扶持，占63.4%。在15家获得政府支持的农场中，有10家分别获得过1项次政府扶持，有3家分别获得过2项次政府扶持，另外各有l家分别获得过5项次和7项次政府扶持。由此可见，一方面，政府对生态农场的政策扶持总体偏少；另一方面，生态农场获得的政策扶持的分布高度不均，少数农场享用了多数政府资源，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政府扶持项目中较多的是农资补贴和农机具补贴，其他补贴也有，但都比较少，包括协调贷款、保险补贴、贴息贷款、税费减免等。

      尽管如此，这些农场经营者仍然期待扶持政策，其中，最期待的政策包括农机具补贴、农资补贴、租地补贴等，而对减免税费、信息咨询、生产营销培训等方面的期待不高。

      

      图七 样本农场盈利情况

      市集对生态农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部分被调查农场在市集的销售比例(按销售额)在60%以内。其中，有15家农场(占41.5%)的市集销售比例在20%以下，市集销售比例在20%～40%和40%～60%的农场分别有8个(各占19.5%)。有少量农场在市集没有销售，同时也有少量农场的市集销售比例在80%以上。数据显示，41家农场中，除了2家未在市集销售以及2家数据缺失，已有37家在市集进行过销售。受访者对于进入市集的意愿很高，表示“非常愿意”和“愿意”的受访者的比例分别达到53.7%和39.0%，仅有7.7%的受访者的意愿一般，没有受访者表示“不愿意”。

      现阶段，北京市内已陆续产生多个组织主体不同、行为和交易内容有别的农夫市集，比较活跃的包括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舌尖上的市集、京西生态农夫市集、北京社区农夫市集、从农场到邻居农夫市集等。其中，从农场到邻居市集位于北二环内，京西生态农夫市集位于西四环内，其他三个市集都位于市区东部，都是高端消费人群密集场所。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是现阶段北京同类市集中规模最大的，成立于2010年9月，由一位国际艺术家发起，后转由国内志愿者接手，希望鼓励城乡、产销沟通，探讨食品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出路⑦。2012年以来，有机农夫市集发展速度加快。到2014年，市集拥有9名固定员工，建立了4个固定市集场地、若干流动市集场地和1个社区中心“集室”，开办了240余场市集活动，拥有近40个经营商户，每场市集平均销售金额达10万元～15万元。商户中有20多个是所谓的“农友”，即中小型生态农场，另外10余个是加工作坊、NGO、企业等。除此以外，该市集还有近100个处于“等候”状态的商户申请者。从近期情况看，由于场地限制，现有商户不退出，等候的申请者很难进入市集。从2012年起，市集向经营商户收取“赶集金”，对不同的类型按照不同标准收取，总体上不高于销售收入的5%。从很少有商户主动退出来看，赶集金是商户们所能够接受的。

      所调查的41家农场中有14家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商户，占样本的1/3。其中，有10家农场位于北京郊区，4家农场位于河北省；1家农场以合作社形式经营，12家农场以独立农场形式经营，另外1家为普通家庭农户。这14家农场中有9家主要生产蔬菜，有的兼营少量养殖业、食品加工等。其中有11家未进行任何形式的产品质量认证，另外3家则持有有机食品认证。这些农场通过市集渠道销售的比例都低于80%，在各区间内相对均匀地分布。

      总体上看，市集的销售份额低于宅配，但是这些农场仍然十分看重市集对销售的贡献。对它们来说，市集的宣传功能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发掘潜在顾客，产品销售只是排在第三位。不过，与此同时，其中65%的受访者也认为市集对销售的作用是明显或者非常明显的。可见，对于绝大部分生态农场来说，假定其技术条件和产品质量有保障，销售是至关重要的。以更高成本生产出来的生态农产品，尤其是鲜活产品，一旦不能马上售出，就只能以同类常规产品的价格处理掉⑧。从这一点来看，对多数生态农场来说，通过市集进行宣传和促销比销售的作用更加重要。

      四、结论与思考

      农业可持续发展应当惠及全体居民，面向高端消费群体的短链型生态农场也应将其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从而，对这些生态农场的考察应当着眼于两个层面，即它们自身的发展以及更大范围内生态农业的发展。这里首先探讨短链型生态农场的发展趋势，然后依托生态农场的发展特点，思考农业可持续发展视野内的几个相关问题。

      (一)生态农场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对农业转型发展的意义

      1.短链型生态农场的可持续性

      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态等维度，可以具体化为环境保护、营养和健康、食品质量安全、盈利性和利益公平分配等方面。从调查情况看，北京市郊区中小型生态农场在上述多数维度基本上能够实现可持续性，尤其是与常规食品供应链相比，在环境保护、营养和健康、食品质量安全、利益公平分配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生态农场基本上都采用环境友好技术，很少或者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这既有利于环境保护，也有利于营养、健康以及食品安全。生态农场的产品销售主要采取宅配和市集销售模式，从田间到餐桌的时间较短，空间距离缩小，降低了“食物里程”，提高了食物的新鲜程度。该销售模式还减少了中间环节，剩余均归农场，所以在社会意义上是可接受的。在文化层面，作为短链象征的市集直销和消费者互动机制使得社会重新认识饮食问题的重要性、现阶段食品体系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对替代性食品生产和消费的信心，所以代表着进步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方向。

      不过，生态农场的经济可持续性仍然存疑。代表短链的生态农场在盈利性上并非那么稳定和可观，尽管价格不低，但是规模不经济以及营销能力不足，亏损多于盈利，较多的农场只是维持盈亏平衡。这种状况可能对吸引更多“新农人”和资本进入中小型生态农业难以形成足够的正向激励。受访者对于选择从事生态农业的理由，选择最多的前三项分别是“为自己或朋友提供安全食品”、“实现个人理想抱负”以及“看好生态农业市场”。通过访谈可以得知，有不少人向往与都市白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当前能够承受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型生态农场有多大发展空间，难以给予乐观的估计。

      生态农场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群体，其可信赖性仍然存在问题。就像“新农人”以及普通居民对正规食品质量认证不够信任一样，社会对生态农场的产品也不够信任，这来自调查过程中从“新农人”那里得到的反馈。尽管很多中小型生态农场富有责任意识和值得信赖，但是也有不少农场的做法名不副实。更重要的是，由于普遍缺乏认证，普通消费者真假难辨，干脆不进入该市场，从而形成“旧货市场”效应，限制了短链型生态农场的发展。

      2.中小型生态农场对农业转型的推动意义

      现阶段，采取直销形式的中小型生态农场的市场角色注定是曲高和寡和小众的，其成本、价格以及销售方式都是重要的限制因素。从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显得特别重要，即自身“小而美”的中小型生态农场的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常规农业以及食品体系的转型产生推进和促进作用。

      第一，对地方性食品体系而言，作为食品短链以及地方性食品体系一部分的中小型生态农场，打破了传统食品体系的一个缺口，为消费者提供新的选择机会，为繁杂的食品体系增添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性的食品模式。食品短链契合了一部分高端消费人群的需求，也令一部分人看到了商机或实现梦想的机会，并在新媒体、城镇化、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趋势等宏观背景下发展起来。从为现有食品体系提供更加丰富的替代性食品模式的意义看，食品短链的出现和发展本身意味着食品体系的改进。与此同时，也要客观看待这种价值，不能将其过度夸大。直销的农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仍然看不到可行的实现路径，农贸市场、菜市场、超市仍然是绝对的主流。生产成本和配送成本决定的相对高昂的价格以及定量预定和定期配送方式都限制了对中小型生态农场的有效需求。因此，就食品体系而言，食品短链的引领性价值更甚于扩张性价值。

      第二，生态农场技术模式的借鉴意义在于农业经营者。中小型生态农场的技术路径和经营模式基本上与常规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背道而驰，主要体现在：不重视正规认证，主要通过“口碑”取得信任；主要用自制的生物肥料替代化学肥料；利用天敌、轮作套种、沼气等传统农耕智慧；重视农产品直销而不是大规模批发流通等。虽然生态农场的自身规模不算很小，但是与常规农业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无法与大市场抗衡。不过，从中小型生态农场实践中提炼出的基本经验可以供常规农业学习借鉴，尤其是改良土壤和培肥地力、套种轮种和正确使用沼气技术等。这些技术手段的知识都存在，常规农业所缺的是正确采用这些知识的人。所以，小型生态农业拥有更加胜任的经营者，常规农业则面临谁来经营的根本性困境。常规农业的根本性出路恐怕还在于解决经营者问题。

      (二)生态农场相关问题引申

      1.生态农场：利益还是价值或梦想的逐鹿场？

      中小型生态农场虽然是一部分城乡有识之士回归田园的一种途径，但是总体上来说，它们都是有风险的投资项目。经营需要赚钱，亏本太多或太久就会退出，生态农场给家庭、朋友圈或社会带来的正外部效应最终可能仍然要服从于投资规律。所以，生态农场虽然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但从经营和财务可持续性看，不能将其神圣化；特别是在现有市场格局和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支付意愿和能力约束下，市场风险同样很大，特定阶段还要接受无利润或亏损的现实。

      2.食品短链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短链致力于解决营养、口味和安全，其方法主要是采用传统生态农业方法，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从调查结果看，很多生态农场都能够做得很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意识，有的比经过正规认证的有机农业企业(农场)做得还要好。但是小型生态农场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其核心问题在于缺乏统一、透明、有公信力的品质认证，基本上依靠自我宣传和消费者互动，发展状况良莠不齐，消费者真假难辨。生态农场的经营者基本上不看好正规认证，其规模通常也不适宜正规认证，因此PGS是较为可行的一条解决路径。但是，PGS的成功要以农场真正采取生态或有机耕作方式、符合有机农业标准为前提。如果农场采取投机行为，那么PGS是无法成功的。

      3.谁来养活中国人？——农业劳动力问题

      著名的“布朗问题”——“谁来养活中国人”，讲的是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问题。[6]在国内范围看，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农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更新和持续问题，这是另一种“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因此现阶段我国特别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构建。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失严重、务农劳动力和人才缺乏的情况下，如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成为热点话题。“新农人”群体的出现似乎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7]但是分析表明，中小型生态农场不同于家庭农场，其经营者以年轻人为主，但是劳动者仍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工资待遇不高，不少人并不理解或接受生态农业技术，工人短缺现象也经常发生。所以即使在生态农场，劳动者意义上的“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也未完全解决。

      4.如何促进大范围生态农业发展？

      中小型生态农场在技术和经营上的成功似乎为大范围的生态农业的发展以及现代农业在总体上朝向高效和生态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榜样，特别是其生态生产方式的示范效应。一些“新农人”对生态农业优质不高产、成本过高等说法并不认同，一些好的生态农场的确能够做到优质、高产、高效。课题组实地考察过的一些农场都采用了精细的生态农业技术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可以说，作为储备的知识，可行的技术、经验都存在，只是有没有足够的人才去发现这些知识并将其正确地在农场的层面上应用和落实。所以，在农场或经营单位层面来说，关键在于人力资本，即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者和劳动者是否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意识、信念、技术、经验等。对生态农业的投资可以将现有人才聚集起来，但是要将广大的农民培养成具备生态农业素质的人才，将是漫长的过程。政府对生态农场或生态农业的支持必不可少，财政扶持固然重要，但对这种有利于保持农业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的精神鼓励和社会环境氛围的营造同样很重要。[8]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食品短链、生态农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姜长云研究员对本文写作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①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地膜、秸秆、畜禽粪便基本资源化利用。

      ②PGS由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发起，其官方定义是：一种为所在地提供质量保证的体系，该体系在所有相关方都积极参与的前提下对生产者实施认证，并以此建立起一种彼此信任、互相沟通和认知交流的基础关系。

      ③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可以概括为经济、社会、技术和管理四个维度。参见张晓山、杜志雄、檀学文：《可持续食品供应链：来自中国的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④现阶段理论上对“新农人”尚无统一概念。杜志雄(2014)认为，“生态生产方式是新农人的基因和灵魂。新农人泛指那些农业全产业链上从事农业生产、产品营销或为生产与营销提供支持和服务的自然人和企业。与一般的传统农民和企业不同，他们具有的共同基因是基于‘生态自觉’基础上的注重生态友好和资源节约性技术的创新和运用。”

      ⑤指专门为从事有机栽培的农场或客户生产的、完全不采用化学处理(NCT)的农作物种子。

      ⑥据了解，我国目前有若干个民间自发性的PGS项目正在试验中，其中有一个项目位于北京郊区，有4～5家农场参与了该项目。

      ⑦相关材料根据对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负责人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成。

      ⑧这可以部分地解释生态农场亏损面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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