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与21世纪的研究图书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籍论文,中国论文,图书馆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设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古籍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已有五年的工作历史，作为项目的总编，笔者将根据该项目五年来的经验，对“21世纪的中国古籍与研究图书馆”这一论题作一阐述。论文将首先介绍《中国古籍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的历史和现状，详细讨论项目的发展工作过程。论文将以讨论展示项目的未来作为结束。
中国古籍不仅是中国的伟大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学、历史、哲学与科学技术宝库的一部分，鉴于中国是选纸和印刷的发明国，中国的古籍应该得到认真的研究和精心的维护，更由于它们巨大的文献价值，中国的古籍应该得到最高水平的整理和编目。本论文要讨论的就是，在全球信息存取手段产生巨大变化的今天，面对21世纪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古籍在研究图书馆收藏中的地位及其整理和编目。
任何能够得以保存到20世纪末的文物都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和尊重。而古书则是最重要的文物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所保存和体现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学，而且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在文物的维护方面，我们很容易接受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方法，有时甚至不惜抛弃已被实践证明为有效的传统手段。如，用科学方法来延长实物的寿命。不仅如此，将实物保存起来，代以复制品为学习研究之用的作法亦很常见。以书籍为例，影印及微型照相已经相当普遍。然而，在整理和编目方面，我们对新的技术手段却似乎不那么热心。
众所周知，计算机具有巨大的信息处理和综合检索能力。近年来，计算机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图书馆工作，特别是新书编目，然而，由于古书的复杂特性，其计算机编目及数据库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了。作为设于美国的中国古籍国际联合目录项目的总编，我有五年的机读编目经验。今天，我愿意就五年来的工作及其结果，与各位同行作一交流。我深信，计算机技术是21世纪中国古籍管理的最好方法，也是这一丰富资源的全球性信息存取的最有效的手段。
美国研究图书馆信息网络（简称RLIN），是美国加州研究图书馆组织（简称RLG）发展建立的一个自动化信息系统。RLIN数据库中的中国、日本、朝鲜部分（简称CJK）起始于1983年，至今已拥有东亚各语种近代出版的书籍逾一百万种。八十年代末，该组织提出一项计划，拟将中国清嘉庆以前的印本及抄稿本编制成计算机可读形式的中国古籍国际联合目录。这一计划的提出，从时机上来说极为恰当，其原因有三。首先，到本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古籍的公私收藏都已基本趋于稳定，并有各种书本形式的目录问世；第二，汉学与版本学研究方法的汇合，一方面使编目水准更趋于完善，另一方面也要求编目为学术研究，尤其是为诸如东亚书籍史等新近出现的研究领域提供更丰富多样的版本数据资料；第三，RLIN的CJK系统（即中国、日本、朝鲜数据库系统）经过多年的使用已相当成熟，足以应付中国古籍机读编目中的各种问题。
中国和日本的各图书馆藏有大量的中国古籍，大部分已具有一定的传统编目形式，其中很多亦有书籍形式的目录。欧洲和北美各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数量虽比较少，却有不少善本。但是，这些收藏的编目往往有许多欠缺与不足。多年来，极少有人把这些各有特色的收藏及其目录作为一个整体而做过全面综合的整理；更未有人尝试将中国传统的古籍编目与现代图书馆计算机管理技术相结合。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的“中国古籍国际联合目录”项目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在1988年，对中国古籍作自动化编目的只有台北“中央图书馆”一家。因此，项目的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设法将“中央图书馆”的编目磁带转录到RLIN数据库中，以便审阅其形式和内容，并将其作为项目的基础。该馆的经部目录磁带被顺利地转录到了RLIN数据库中，成为很有价值的机读参考资源。据了解，中央图书馆当时的编目，现在已经过更新和补充。所以，今后一件新的工作就是要商讨如何将该馆全部的古籍编目输入到RLIN数据库，并使之与“中国古籍国际联合目录”的现行标准相一致。
项目的第二阶段，即所谓的“实验期”，产生了一个由古籍研究专家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以起草编目规则；并由专门的古籍编目人员及RLIN的CJK编目人员作试行编目。1989年2月，第一次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召开。出席会议的图书馆长和学者中有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同一时期，5名古籍编目人员（4名来自北大图书馆，1名来自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被邀请来美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同行合作，为项目做编目实验。在五个月的时间内，著录了两馆部分藏书共400种。在这一实验的基础上，项目得以确定普林斯顿大学为中心编辑室的办公地点，并为项目的经费筹集提交一份合理可行的计划书。
1991年9月，在两年的经费得到落实以后，“中国古籍国际联合目录”项目正式投入工作。从一开始，项目就面临严峻的挑战，例如：如何制定编目所必须遵循的规则。虽然在实验期，已有一草拟的规则，但是新的中心编辑室必须在著录大量各类书籍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错误，完善编目规则。1993年春，第二次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会议以后，“中国古籍机读编目规则”被提交到美国图书馆协会编目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组成了由西文善本专家和东亚编目人员参加的特别工作组，对项目提交的编目规则进行了审阅。特别工作组的大部分建议后来都被采纳，并于1993到1994年间被付诸实践。1995年4月，国际顾问委员会再次在普林斯顿召开会议，重新对编目规则作逐条审查。经过对中英文本的再一次文字修改，“中国古籍机读编目规则”将于1996年下半年以中英文对照本出版。顾问委员会的反复审议使我们对已经输入数据库的记录作了大量的更新和修改，保证了编目结果的有效性。
出于实际需要，编目规则对项目的编目时代年限作了规定，即“1796年（清乾隆）以前产生于中国的、装订成册的印本及抄稿本”。在朝鲜、日本等地刻印的中文书，以及在中国刻印的非中文书不属项目编目范围。当然，今后如有必要，编目规则将允许年限上的延伸或地区上的扩展。
传统的中国古籍自有其特点，而机读编目也有其特殊的要求，如何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而又无损于双方各自的完整性，这始终是编目规则制定人员最关注的问题。在西文书相对中文书、普通目录相对机读目录的比较中，本规则对以下几个问题作了探讨：一、规则认为卷数不能与书名分开；二、由于中国古籍没有西方式的书名页，卷端自然成为书名、著者的主要著录来源。但是，规则也同时申明，著录来源也可以以全书内容为依据；三、在对版本不明确的书作鉴定时，采用了更细致的版本鉴别方法；四、为著者、书名、主题提供的检索点远远超过了普通目录，并为各种机构名称、个人姓名及其不同功用，甚至包括书的收藏者、刻工等人名都提供了检索手段。
机读目录改善了检索手段，为学者们使用古书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对这一点，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应该知道，机读目录不仅仅是登录书名和著者姓名，更重要的是，它在其中建立了种种联系，不同于将卡片目录转译成自动化目录，“中国古籍国际联合目录”项目的工作是原始编目，或将数据库现存书种重新编目。这就要求编目人员做大量的研究考订工作。遇有已经专家编目的书籍，项目工作人员仍须查考数据以使其与现行的统一标准相一致，并补充著者生平以及版本方面的数据。
“中国古籍国际联合目录”项目的正式工作时间开始于1991年9月，到1996年4月暂告一段落。这期间，项目共为7495种中国古籍编目，并输入研究图书馆信息网络的数据库。共有18个图书馆参加了项目的工作，13个来自北美，5个来自中国。以下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已全部编目并输入数据库：哥伦比亚大学、佛里尔·萨克勒美术馆、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阿尔伯他大学、夏威夷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共九个单位。另外，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多伦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辽宁省图书馆、复旦大学、湖北省图书馆，仍是项目的积极参与单位。
1996年秋，“中国古籍国际联合目录”项目将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届时，美国国会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以及德国慕尼黑贝叶利斯克图书馆都将参加新阶段的工作。在新的阶段中，我们希望能达到平均每月编目三百种的记录。这将大大加快中国古籍目录在RLIN数据库中的增长速度。
目前，RLIN数据库中北美与中国所藏的古籍著录比例是二比一。但是，这一状况很快就会起变化，因为北美的藏书将在今后几年内著录完毕。
我一向认为，“中国古籍国际联合目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三点要素：一、项目必须坚持最高的学术水准；二、具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三、具有广泛积极的国际合作。虽然研究图书馆信息网络数据库中的中国古籍资源还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我们有信心说，它的未来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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