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阶层分化透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人文论文,社会阶层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放眼当今时代，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现实社会环境已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进程中，结构转型、机 制转换、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基调，多元的、开放的社会结构正 在形成。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农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分 化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诸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 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 ，这些新生的社会阶层在十六大报告中已有述及并被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面对深刻的社会变迁，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继续获得 鲜活的生命力，迎来更长远的发展。从价值论的角度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是近几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实质上也 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效用和意义问题。以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 育价值的认识更多地局限在其社会价值方面，较为漠视其个体价值，“也称思想政治教 育的内在价值或人文关怀价值”[1]，即较少关注到思想政治教育对作为受教育者的社 会成员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对其个体利益的实现，以及对人们的人生实践所具有的直接 或间接的意义，因此也造成了现实中许多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不感兴趣、思想政治工作难 收实效的尴尬局面。那么，从对已经并还在迅速分化的社会各阶层进行认真的考察、剖 析中来思索、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从而开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 面，显然意味深远且意义重大。
一、人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所内蕴的一个重大价值目标
长期以来，人们在把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存有误区，犯了重社会“整体”轻成员“ 个体”，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错误。人们习惯于抽象地谈论社会、社会关系和社 会规律，单方面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始终是把 人作为社会历史的本体基础，是以人为本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 思就强调过：“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人是社 会的存在物”[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进一步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 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 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4]“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 本身。”[5]由此看来，个人与社会是有机统一的。人构成社会，存在于社会，并创造 社会；社会的发展需要最终要归结为人的发展需要，人的发展在社会的发展中既是手段 也是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的哲学，它的直接对象是现实中的人，人的 本质、人的价值、人生意义、人生理想等本质性、终极性问题正是它所密切关注的。思 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目的和专门任务，就是为了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要求 变成人们现实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行为规范，把社会目标转化为人们的奋斗目标，使 人们从“现有”水平提升到“应有”的水准，通过人们合乎社会要求的自觉行动来促进 社会的发展，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人文关怀价值)也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笔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其人文关怀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人们提供强大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帮助人们解决重大的人生课题。“人 是一种有精神存在和精神生活的生命体，而今天的人类之为文明人类，其精神生活的本 性和方式之一，就是有理性和意义需要。”[6]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经济增长与 物质丰盈的确能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但物质生活的丰裕并不等于精神生 活的进步，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人们精神生活的充实。对此，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作 过深刻的剖析。如海德格尔就曾在描绘了物性过分扩张导致人性匮乏与生存危机的图景 后指出，在把自我对象化为客体的经济活动中，人被异化为物，与物一起沦为商品，从 而丧失了自身的存在。马尔库塞也认为，现代经济、政治、科学、文艺、哲学和日常生 活已丧失了它们原有的丰富性，致使人成了“单面人”，精神危机和感觉异化日趋严重 。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也经历着如同社会大变革一般的强烈震撼 与冲击，人们以往恪守和坚持的价值、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社会不同程度地 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仰危机现象。有学者尖刻地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里寻求到一个安 定的精神家园。”[7]的确，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正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丰富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江泽民同志曾多次指出：“党的思想政治 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 域，也就是人的精神生活。”[8]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性本来就具有精神 动力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正是通过社会引导的方 式来启发人们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思考的，从而帮助人们解决思想困惑与矛盾，疏 导情绪，维护心理平衡，更好地把握人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超越“物”的束缚， 寻求到人生的终极目标和真正的精神归宿。
第二，推动社会成员个体的社会化尤其是政治社会化进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本质 上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现实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并非意味着人一出生就是一个社 会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每个人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融入一定的社会生活中 ，还必须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即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进入特定的社会环境中， 履行一定的社会角色，学习各种社会规范，掌握各种社会知识和技能，并在社会生活中 进行再创造。社会成员个体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获得发展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起 点的。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能来看，它的最直接的价值就是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 及道德素质，主要包括人的思想政治觉悟、道德水平、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等 。然而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人并非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而是后天习 得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培育的，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之为政治社 会化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个体认识政治现象、掌握政治知识、形成政治态度和政治 信念的过程，是个体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扮演相应的政治角色和履行政治权利和义务的 前提。”[9]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往往是通过政府、社区、学校、工作单位以及大 众传媒的宣传、教育、组织来推进其政治社会化进程的，人们在这些政治环境的影响下 ，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在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发展了个体的政治心 理特性和政治能力，如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感、参政议政意识、政治思辨、管理 、决策能力等。由此看来，思想政治教育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第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锻造现代人格品质。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 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0]，我们知道，教育的真谛在于育人，而育人的核心在于塑造健全的人格品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培养全面发展的、和谐的个性的过程，就在 于教育者在关心人的每一个方面特征的完善的同时，在任何时候也不要忽略这样一种情 况，即人的所有各方面和特征的和谐，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所决定的。”[1 1]显然，在这个和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分即道德素质。这就是说，道德是人格 品质的核心和主导力量。而培养人们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 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其在培育完整的人格、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中可说具有本质意义。它通过对人的思想引导、教育启发等工作，在促进人们的思 想观念完成现代化的转变、培育健全的心智、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帮助人们 逐步摆脱传统人格品质中的那些依附、保守、被动、狭隘的成分，从而时刻保持着对生 活的积极参与意识和主动创造的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 种尊重人、理解人、肯定人的价值、开掘人的潜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人以更多 选择和创造机会的人生哲学”[12]，是“一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 人和提升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13]。
综上观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无疑是其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现 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追求目标。
二、从社会阶层分化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尽管任何社会事实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分层，但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并成为社会生活 的常态，却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市场机制的运作 而特有的现象。当前发生在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文 化的发展，其规模之大、势头之猛、形式之复杂以及对人们心态的影响之强烈，堪称世 所罕见。思想政治教育既然以人为工作和研究的对象，人文关怀是其追逐的一个重大价 值目标，那么，密切关注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人们的生存态势与发展愿 望，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显然是有利于寻思新举措，增强其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的。 从改革变迁中的社会成员个体角度来审视，社会阶层分化给思想政治教育既创造了难得 的历史契机，也带来了严峻的现实挑战。
(一)社会阶层分化所创造的历史契机
1.社会的日益“非身份化”促进了人的解放，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人生价值实现机会 和发展空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准身份制”的社会，社会成员基 本上都被划入了干部、工人、农民三个高低有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层。城乡 分割分治的二元体制、僵化的人事编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单位体制作为体制性的身 份壁垒阻碍着社会各阶层之间成员的自由流动。1978年以来社会陆续推行的各项改革举 措，如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 革、户籍制度的改革等，极大地冲击和削弱了以前的许多身份性因素在人们的社会地位 获得中的作用，社会流动由此大大加强，日益趋向“非身份化”的机制转型。摆脱固定 身份限制的各行业、各领域的社会成员，开始纷纷以契约方式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契约关系来获得自身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现在越 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有为才有位”，每个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 力，只有以才华和能力为基础，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努力发掘各种潜能，才会有 更多的人生价值实现机会和发展空间。因此，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安于现状的人少 了，勇于进取的人多了，社会的活力增多了；束缚人才的框框在一个个被取消，人们获 得了更大程度的解放与自由。有学者据此指出：“实际上，社会分层所推动的由‘身份 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的直接结果就是公民人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张扬。”[4]正所 谓：“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5]
2.在逐渐走向开放与多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日益走 向多元化、现代化。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曾指出，当代中国“意义最大、最为根本的变化 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分层的本质 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或资源占有的关系。而改革的本质也是关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变迁 。”[16]伴随着我国社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的逐步确立，社会上出现了经济利益、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原有 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发生分化与重组，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社会阶 层结构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也更富开放性。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原 有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稳定性被打破了，处于不同阶层位置上的社会成员基于各自 的利益差别，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日趋多元化、现代化。人们逐渐意识到自主、自强 、公正、民主、法治、效率等现代社会理念培育的重要性；社会流动和迁徙的正常化重 塑了人们的社会公平观与生存价值观，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对各项 改革举措的期待与评价随着人们具体的阶层地位和获益多寡而彰显出差异与分歧，理性 精神与承受挫折的心理逐渐增强。多元而现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背后折射出的实质 上是人们对自身实际利益的关注。
3.社会阶层分化还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为社会成员个体的政治社 会化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单位体制、公社体制 、街道体制等强有力的政治网络，将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纳入政治生活的轨道，社会 所固有的自主性权力难以在政治生活中释放能量，导致了高度集权政治模式的形成。社 会分层则打破了这种国家—社会高度重合的关系结构。在社会分层的过程中，一方面， 传统的阶级内部出现了重大分化。中国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庞大、也相当保守的人群的大 分化，使得各种顽固势力赖以生存的基础终于动摇了，客观上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 非法治因素的社会根基；传统的工人阶级也日益分化为企业家阶层、白领阶层(管理者 阶层)、普通工人阶层以及低收入下岗困难职工阶层等。另一方面，一些摆脱了国家直 接控制和作用的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壮大，如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及其从业人 员、外企职员等，他们日益成长为当代中国初步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 主体倾向于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及其与政府的矛盾，具有维护社 会政治稳定的理性自觉。随着各阶层独立意识的日益增强和潜在的利益要求的不断明朗 化，人们都期盼着能将各自阶层的意志和要求输入政治决策系统，获得更多的自主表达 意见和利益的机会。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锻造社会成员个体的独立政治人格、增强其参政 意识与能力，有利于一个更为宽松、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形成，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 的政治文明建设。
(二)社会阶层分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1.阶层分化过程中显现的不平衡性、贫富差距的拉大，促使人们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公 正问题产生质疑，社会负性心理、情绪相当多地存在于社会各领域。阶层分化的过程实 质上也是一个利益分化的过程，由于受到改革进程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当前的社会 阶层分化在不同社会领域的演进表现得极不平衡，各种力量、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更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这突出地反映在收入分配领域，当今中国的贫富差距在 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指出：“改革 初期，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为36%左右，20%最贫穷的人只 占8%左右；到20世纪80年代末，前一比例提高为42%左右，后一比例降为6%左右；又过 了十年，前一比例再提高到51.4%，后一比例则下降到4.06%。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0∶1扩大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12.66∶1。”[17]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社会的贫富差 距明显扩大的过程中，人们发现那些“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靠辛 勤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而是靠钻体制缝隙和双轨运行中的空子，靠偷税漏税、走私 贩私、侵吞国有资产等各种非法手段暴富的。尤其当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常用于奢侈品的 挥霍上，只刺激了某些不正当行业和寄生阶层出现时，当那些通过不正当途径迅速聚敛 起来的大量财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整顿和惩处时，相对剥夺感、焦 虑感、挫败感以及对社会流动机制公正性的质疑，等等，诸种负性心理、情绪在社会各 领域自然会不可避免地滋生、蔓廷起来。由此思之，加强对新的时代环境下人们的社会 心态的研究，理应成为凸显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的一个重大课题。
2.各种纷繁芜杂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同时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面临 重大考验。当前在社会阶层的深刻分化中所呈现出的日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 ，既有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开拓的、进取的等各种积极向上的观念，又有错误的 、守旧的、僵化的、拜金的、享乐的、自私的等种种消极颓废的观念。比如，有人追求 自我完善、胸怀远大理想、关爱社会与他人、乐于奉献，也有人一心致力于个人奋斗、 个性张扬、讲享乐图实惠，还有人痴迷于追逐金钱地位美色甚至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等等。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自身在改革中的损益来对各项政策举措作出褒贬的评价，尤 其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各阶层间的利益区分日益明朗，人们对社会、对自身、对未 来的评判与期待愈见审慎与理性，不再像改革初期一般急切而乐观。社会再也难以用同 一种尺度去要求和规范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各利益群体了。思想政治教育的 价值导向功能面临重大考验。虽然从社会发展总趋势来看，社会成员在思想价值观念上 的多元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不可否认，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良莠混杂、参差不齐 的各种观点、取向，有可能积淀成社会发展中的悖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3.社会分层中各阶层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彰显政治参与诉求上的差异，人们的 政治社会化程度更显参差不齐。当代中国社会深刻的阶层分化促进了社会成员个体自主 意识的复苏，公民自愿参与政治以保护个体利益的趋势也有所增强，但在实际过程中， 由于各阶层所处的不同经济社会地位而使得政治参与水平差异很大，表现为政治参与的 不均衡性。私营企业主阶层随着其自身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必然更多地关注本阶层政 治权力的扩大以及政府出台的各种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措施，同 时，由于这一阶层成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正在相应提高；在干部 队伍剥离式分化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国家公务员、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等阶层，与知识分 子阶层一起所组成的白领阶层，由于其从事的职业所覆盖的社会领域、所承载的社会责 任及其拥有的经济实力、文化层次，也决定了他们有着颇高水平的政治参与诉求，并且 能够对政府决策施加重大影响；但对于我国阶层结构中处于较低位置且人数众多的、以 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和传统农民阶层来说，教育水平的欠缺及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 ，使他们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和积极性都大受影响，故这两大阶层在当前的政治参与热情 和质量均显偏低。近年来的调查显示，许多职工认为自己政治上没有地位，不是“主人 翁”而是“主人空”；许多地区的村民自治在理论和实践上呈现出的反差也相当大。那 么，新时期如何努力拓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渠道、更好地激发公众利益表达的愿望 和政治参与的热情，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整体政治社会化程度，显然也将成为更好地发 挥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