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的庙宇——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上海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庙宇论文,后现代论文,上海论文,无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594(2002)04-0001-06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伴随着经济的复苏，在一段较长时间的精神沉寂之后，积 聚内力又重新构建起文化的平台。经过上海批评界和创作界的共同努力，上海文学在这 块坚实的平台上显得异常活跃，一系列文学事件和热点的不断发生，给多少有点混乱和 沉闷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增添了些许亮色，上海无疑成为当下中国的文学重镇。由于 地域优势和历史传统使然，作为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上海，对西方流行思潮 的敏感促使自身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一向能够领风气之先，这样往往给中国文坛造成 不定数然而也是富有激情的冲击力。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如果对近几年来上海文学 发展的态势进行一番前瞻性的整合，可以发现在多种美学倾向的交汇中，一批六七十年 代出生的具有先锋意识的青年评论家和作家的出现，无疑成为上海文坛当下最令人瞩目 的一道风景线。他们的学术评论或创作，显然深受源自西方后工业化时代的后现代性美 学原则的影响。本文试就当下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上海文学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在当代中国，后现代理论的进入实际上是在文化氛围开始宽松的20世纪80年代初。然 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在西方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愈 演愈烈之时，中国的一大批敏感的理论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仍沉溺于无端的“现代派” 之争，根本忽视或并不了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进展及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他 们把一些典型的后现代文本以及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贝克特、塞林格等后现代大师进 行误读。倒是一些在当时更具有文学感受力的青年作家敏锐地觉察到一种不同于经典现 代主义文本的影响，在莫言、马原、残雪、王朔、余华、刘恒、刘震云、孙甘露等先锋 小说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因子。进入90年代以来，在上海文坛 出现的这样一批更年轻的批评家和作家，他们大多供职或就读于上海各大高校，亦或跟 学院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受到系统的专业化训练，学历很高，其中不乏文学博士，具 有比他们的前辈更敏锐的艺术嗅觉。他们得益于上海的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热衷 于跟踪当代流行的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原则，从萨特、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拉 康等一批后结构主义和后存在主义大师汲取理论素养，并结合上海地域的文化特点和社 会现状(不论他们自己是否认为)，以变体的形式(这一点很重要)显示了后现代语境中的 文学实绩。
何谓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这其实是个难以精确表达的概念。按照国内较早进行后 现代性研究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王宁的观点，在中国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强 调反映世界的多元价值取向，人的思维观念的非中心化和非统一性；文本叙述风格上的 个人化、通俗化，摒弃“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所指的滑动和能指的扩大带来意义 的播撒；批评风尚表现为具有德里达和福科的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色彩的批评话语等等 ，这些构成了一个带有某些西方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宽泛的文化语境。本文认为，后现代 语境中的文学所建构的，实际上是众语喧哗的充满个人独立话语空间的无神的庙宇。关 于这样一个文学语境，批评界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国内有的学者，如上海大学王 光东教授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现代化进程还尚未完成的发展 中国家，引进和借鉴源自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代的文艺思潮，未免不合时宜，也不 会有读者市场。问题是不是这样的呢?纵观文学史的发展，我们知道，每一次对于具有 前瞻性的新生事物的偏见和漠视，最终都被证明为是一种历史的短视，新的写作方式的 缺陷和不成熟不应成为我们鄙夷和打击的口实。其实，概念从有着强烈西方中心色彩的 后现代主义演化为全球意义的后现代语境，主观上不仅取决于西方学术界内部的解构和 消解中心等尝试，更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拿来主义；从客观 条件来看，按照美国学者詹姆逊的观点，跨国资金的运作、全球性的资本化以及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三个因素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文化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 即使再牢固的民族文化机制也难以阻挡。我们还应该完整而准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中 国是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上海作为全国最具现代化的发达地区，大众的生活 和文化消费水平普遍较高，而且已经有了相当一批知识层次较高、生活富裕的中产阶层 人士出现，上海的这一地区特点所导致的特殊化需求和生活趣味当不容忽视。可见上海 的后现代语境并非没有它滋生的土壤。在与现代性的共时合奏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后现 代文化语境悄然生成。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批评界对长期权力话语统治文坛进行了深刻反省和有力挣脱 ，但是仍然延续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新启蒙主义打碎了政治霸权话语而又试图建构 一种整齐划一的新价值标准，有很强的排异性，整个文坛弥漫着的仍然是集体唱和的惯 性思维，不利于文学的蓬勃健康发展。上海的新一代批评家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并显 示出抗拒的学术姿态。他们熟谙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从相对偏狭的以作家或文本为中心 的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评，并从中心话语立场撤出，坚守其播撒性、边缘性的批评 方式。教授的身份使他们不属于文联作协系统，没有组织的保护也因此不接受组织的控 制和管理，他们的批评强调真正从个体性的思考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抗拒 集体唱和对个人的声音的淹没，呼唤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此外，他们虽然都是书斋学人 ，可贵的是并没有沾染上学究气，而是在通俗化的层面上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反戈一击 ，走向市场，贴近大众，在世俗化的社会生活当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原则，具有 后现代语境的批评色彩。本文试撷取两个显著的方面对此加以综述。
立足点：对话语独尊、中心性、秩序性的消解。这是上海新一代批评家最鲜明的学术 倾向。由于长期以来政治体制的影响，文艺界习惯于在独尊话语所划定的阐释空间里呼 吸视听而近乎处在失语状态。后现代语境的文学批评所禀有的颠覆既存意识话语的潜能 ，使它可以触及到那些抑制在现存社会秩序深层的盲视，揭示出现代人难以言喻的精神 裂痕和苍白的独立思维能力。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一般有修辞的破译，语言的解拆以及对 现存逻辑、理性和秩序的反动。
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就长期以来文学界缺乏自己独特的与时代发生共振的理论体系， 因而只能借鲁迅说话的精神现象，给予了批评。在《鲁迅还能替我们活多久》一文中， 他在肯定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最富于影响力的作家、思想家的前提下，指出鲁迅的 独语就意味着众人是沉默的听讲者。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创造力的萎顿，另 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知识分子在话语权力分割体制中的弱势局面没有改变。他认为随着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70年代末以来知识界精神储备的累积，当代知识分子通过建立自己的 话语体系来思考、说话的时机已经成熟。当下如果存在一个文化转型的话，那就是向着 个体文化的转型。面对这一转型，他认为知识分子只有彻底放弃对“姿态”、“面具” 的依赖，还原自己本真面目，才能建构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在《孔子、庄子 以及“知识分子”》一文中，他继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话语独尊的滥觞上溯到孔子，指 出中国知识分子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成全了一个圣人孔子——中国最大的独语者而消灭了 自己，其负面影响在于独语者的话语专制往往成为世俗权力专制的思想基础。他进而在 《精英主义的废墟》和《大众文化时代》等论文中，期待这个时代的文化进入个体本位 文化的范畴。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在其《在新的“名教”和“文字游戏”中穿行》一文 中，则对道德理想主义和“众数”这样一些试图建立新的中心秩序的代名词提出了警示 。他认为道德理想主义不是人文精神讨论自然的延伸，而是人文精神讨论在一班乡愿以 及欺世盗名者的语言狂欢中可悲的搁浅。道德理想主义只想树立一个绝对价值，对“树 立”本身的重视远远超过树立的价值内容。如果有谁稍稍怀疑他们所树立的绝对价值标 准，便遭到他们的恶毒攻击。他们其实想取得对话语的霸权。至于“众数”也往往成为 话语霸权的口实。郜元宝认为我们今天的语言不仅太过类型化，跟我们的生存状态相脱 离，而且至今还没有找到转化和创造一种传统的适当入口。他要倡导的是一种在基本文 化层面由个体承担并且最贴近个体存在状态的语言实践。而张新颖则在其新近出版的《 火焰的心脏》一书的自序中，直接喊出了“说出我要说的话”，作为自己的批评观。在 这样的似乎有些情绪化的表述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一种拒绝的态度和立场：对批评中心 性和既存秩序性的拒绝，而期待批评的多元共生。他认为当下批评的不自由除了来自批 评所置身的这个日益糟糕的环境的力量之外，还来自于它自身发展出来的一些陈规。因 此他非常强调对批评的原创性的要求，认为批评家与作家一样，同样是基于自己的生存 体验面对时代发言。华东师大的杨扬在评述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时也认为，价值观念的 多元化和主题的非中心化应该成为、也正在成为我们今天的批评理念。
在上海批评家的理智与情感的双重解构之下，话语独断论和权威中心论丧失了存在的 地基，无疑对于打破话语的禁锢和消解思想的僵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姿态：坚持批评的播撒性、个人性、边缘化。上海新批评家们共同致力于把哲学思想 和审美观念从形而上学的独断中解放出来，试图形成一种开放宽容的“后”文化语境。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里，文化哲学不再是知识精英和少数人的掌中宝而日益贴近大众，成 为渗透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的思维方式。而真理也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成为人的 理解和自我的践行相结合的产物。这样，个人的思想触角以及审美体验可以通过精神对 话和意义解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应该指出，如果说西方后现代主义由于过分 强调个人化和相对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道德真理丧失基础，价值判断失去依据，在多 元开放的名教下消解了人的内在精神尺度，这是应该加以警惕和摒弃的。那么，由于中 国国情的迥异以及注意到在引进中的扬弃，上海新批评家们所面临的是致力于瓦解传统 话语的独断性，使后现代性美学充满新解释学的对话精神，鼓励探索、创新，促使每一 颗大脑不断发现人的生存空间和自身的意义，并坚信在多种多样的对于历史、现实以及 我们自身的阐释中，有一种阐释最接近审美的本质。这种坚信的动力促使批评家们不再 追求先验、确定和同一，而是凸现个人在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所感悟出的独特性。为 了寻求这种独特的感悟，批评家们将视野发散到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 学等领域而走向文化批评，建立自己的批评观。影响较大的有华东师大的吴炫，他探讨 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基本理论体系，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否定主 义批评观。葛红兵也提出文学批评的相对主义理论。
杨扬是个长于思辩和分析的理论家。通过与80年代文学的比较，他对90年代以来的文 学有独到而深入的思考。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当下中国的文学关系也发生 了重大变化。80年代的以作家——作品为主的文学关系，已被90年代以来的以作家—— 读者为主的文学关系所取代，作家的创作不得不面临广大读者市场的选择。这种文学关 系的转变，导致当下中国文学的生产方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效率和写作速度成为一种 必要的制约力；写作空间向媒体、影视、网络等全方位开放；编辑出版策划(即必要的 商业包装)成为改变文学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后文化语境里，80年代的那种与中心 话语相联系的“思想、再思想，深刻、再深刻”的伪美学信条，被新生代小说家的“感 觉、再感觉，体验、再体验”所代替。复旦大学的王宏图则津津乐道于沪上的七彩霓虹 和作为欲望迷宫的酒吧所共同打造的上海文学的现代都市背景。在其《深谷中的霓虹》 一书中，他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以降滋生在上海的都市文学进行了一番富于感 性化的点击，在都市和乡村、物欲和精神、感性和理性、现代和传统的一系列相互比照 中寻找上海文学的经验和特质。与老一代批评家不同，沪上新批评家非常关注处在秩序 边缘的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的写作状况，乐于从充满青春物语和智力反叛的文字 中寻找文学的变数。此外，将视野从书斋投向文化生活，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的知识，对 现代报刊、影视、时尚、明星、网络、消费、社会热点加以关照和批判，也是上海这代 批评家的特点。
沪上如许众多的崭露头角的青年批评家，他们的批评视角、批评视野和批评理念各具 特色自成一家，却能互不打压而共生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形成众声喧哗的无名状态 ，这在上海乃至共和国批评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期望在这种蓬勃生机的学术背景下， 批评家不局限于个人独白而是走向话语沟通系统的整合，使后文化语境之中的解构和喧 哗构成我们这个民族人文价值重建的序幕。
三
近几年来，上海创作界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处在一个杂语狂欢的时代，整个文坛呈现出 一种忙乱、冲动、面目含混的少见的活跃。六七十年代之际出生的青年作家在这样一个 令人眩晕的文学变化场中汲取能量不断充实自己，改变着自己的叙述方式和艺术策略， 在狂欢的人群里奏出了自己独特的语音。这是一个价值观念趋于多元、文化消费趋于多 元、文学本身也趋于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后文化语境的无神的时代，青年作家与上 辈作家相比由于具有不同的成长经历、文化滋养以及没有特殊历史的受制，在适应的维 度中显得更为轻松自如和生机勃发。上海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一向就是出场文学新人的 地方，也是一个宽容、开放、多种美学并存的地方。20世纪初以来，写性爱小说的张资 平、叶灵凤，唯美的邵洵美、滕固、章克标、林徽音，新感觉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 存，现代派的戴望舒、路易士，还有章衣萍、刘大杰、赵景琛、予且、徐訏、无名氏 、张爱玲和苏青等，得欧风西雨的沐浴，无不是早早成名。虽鱼龙混杂，并存不悖，显 示了海上文化独有的气度。那么当下的上海文坛，同样是青年作家的不辍笔耕似乎是在 传承的时间隧道里对昔日海上浮华的一次呼应。张生、海力洪、丁丽英、卫慧、棉棉、 葛红兵、王宏图、赵波、潘向黎、须兰、杨青青、西飏、夏商、孔明珠、史学东、羊 羽、南妮等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陆续出场，使上海文坛热闹非凡，异彩纷呈 。这是一个喧闹、泄密、偷窥、放纵、自语、反讽、消解、剪贴、拼凑、游戏语言的文 学上海，也是一个有心路历程、智力颠覆、青春物语和寓言嘲讽的文学上海。后现代语 境中的上海文学，似乎放弃了寻求一种仅为个体信念和理智所确认的对世界的再现的企 图，而乐于在语言符号中自由嬉戏，但并没有在根本上取消语言的一切意义，相反，在 不少青年作家的作品里，我们透过表层的似乎是漫不经心或情感零度的叙述，发现的却 是试图张扬汉语言的真实魅力和独特意境，重构华文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现出对人的生 存的真切关怀。
对于如何正确评价当下青年作家的作品，其中牵涉到对文学的理解。这也是文学史上 一个喋喋不休的话题。夸大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扼杀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一样，都是 在实际操作中对文学作为审美的艺术品的戕害。以往过分注重文学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 的文学观念，使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名著”叫人不忍卒读。当下文学已经从社会的中 心位置明智地撤退，回到它本来应有的位置，只有这样，文学才有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而不失其本体存在的意义。对于文学所反映的内容，有人以为只有揭示人的生存的困 境和生命的苦难才是好的作品，那么是否就必须排斥快感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写作呢?应 该看到，对苦难和困境的揭示，根本上还是为了消除苦难和困境而达到享受人生。那种 认为快乐和欲望是一种肤浅而对它鄙夷的看法，其实是对人的身体以及人性的一种漠视 。文学的意义应有多种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的青年作家以各自对生命和 时空的不同理解，用文学的形式承载出多种对当下生存状态的阐发。本文试从以下几个 比较显著的方面对此加以讨论：
个人写作与微观叙事。个人写作不仅指写作的过程是个人的，更重要的是其写作的立 场也是个人的，它以私人感受和个体经验为叙事基础，而个体经验也不再仅仅意味身体 力行，它还包括虚构的能力。张生近两年的几篇重要的短篇小说，大都用第一人称作为 叙事角度，这似乎是个人写作的一个惯用手法。《外滩》中，“我”跟两个老同学在外 滩与狂欢的人群一道迎接新千年的钟声，一场莫名其妙的恶作剧使其中的男同学被“我 ”误伤致死，一切都充满偶然性和无序性。《淞沪路的雨夜》讲述“我”在去看望住院 的朋友吴文涛的归途中，雨阻淞沪路，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邂逅。《不一般的角色》 写的却是“我”目睹的一场争夺“作家田田”角色的纠葛，最终田明与小蔡双双身亡。 《在秋天》则是由犯人李长海的申诉、警察老王的回忆、犯人尹永庆的坦白以及警察小 马的调查四部分拼贴而成。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故事从日常生活经验 出发而智性地展开。海力洪则干脆写起了《小破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酒吧里的荒诞 不经的遭遇，继续他的新寓言体小说。当然除了“小破事”外，还有关于10年后两个旧 情人的《重逢》，这两篇小说在煞有其事的诡谲叙事中得到意义分裂式的播撒和操纵语 言的欣慰。丁丽英的收集在小说集《孔雀羽的鱼漂》里的几个重要的短篇，比如《约会 》、《绝对隐私》、《孔雀羽的鱼漂》、《圣诞节不是我的节日》、《气功报告》和《 到滨江大道的草坪坐一坐》，以及她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时钟里的女人》，都是从叙 写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反映当下人的生存状况，使用简单的情节和语言以传达微妙的情绪 。西飏的《灿烂季节》跟他的《青衣花旦》和《床前明月光》一样，在江南婉约的语 言里散发出古典时代的温情主义的气息，不过这回故事不是发生在沪上而改在大洋彼岸 的美国。潘向黎的《轻触微温》和《他乡夜雨》，虽然分别发生在上海和“他乡”日本 东京，但在揭示小人物的情感经历的温顺委婉的叙述中，透露的皆是对现代都市中人的 生存的思考和无奈的叹息。王宏图的《黄金周》则通过老处男亚琛的情感受挫，从而对 都市纯情进行了一次无情的嘲讽和颠覆。卫慧和棉棉的作品大多以半自传体小说的形式 ，记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青春的奢华和痛楚，也不乏身体的快感主义和物质的享乐主义 (这正是当下备受争议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葛红兵的思想自传体文本《我的N种生活 》，作者直面人生，不乏真诚自剖和深刻思考，试图在这个无神的时代呼唤真神的出席 ，文笔空灵潇洒，可以说是近两年来上海文坛的重大收获。随着90年代以来的写作环境 的宽松和文学的本体化，可以看出个人写作已经几乎取代以往常见的共名状态中的集体 性话语，成为当下海上最具特点的写作姿态。写作的个人性决定了微观性的叙事角度， 过去的以政治历史感为背景，以群体、抽象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宏大叙事在新一代小说 家笔下几近绝迹。正是由于写作从个人对生命的体验出发，在不动声色的具象描述之中 往往就隐藏着情感的真实。
语言实验和智性拼盘。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由于中心的消解，过去一直作为工具 和手段的语言一跃而成为主体。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迦达默尔说，“ 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拉康说，“真理来自言语而不是来自现实”。意义就这 样由一个能指滑入另一个能指的永无止境的倒退。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上海，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年轻的小说家们并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语言，最终还是将它看作媒介而不 是本体，并不从根本上取消语言的一切意义。但是他们对语言的迷恋，乐于在语言中自 由嬉戏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他们的文本中，很少谈及世界、真理、历史、社会、人 物、情节而津津乐道于语言、符号、语境、本文、结构、生成、转换、消解，拒绝意识 的深度而施展平面的魔力，抛弃任何升华净化崇高之类的虚幻色彩，逃避意识形态话语 的束缚向大众靠近，却又力图保持语言的先锋性。这是一个文学符号写满纸张的语言谱 系，在这个语言谱系中似乎有两个端点，在张生、海力洪、丁丽英、卫慧、棉棉等人为 代表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张生小说的语言(包括海力洪、丁丽英的语言)，在80年代成长 起来的批评家看来，似乎是“瘫痪的语言，无根的语言，没有故乡的语言”(王鸿生语) 。但这正是把后现代语境的文学语言跟他者区别开来。在瘫痪的笨拙中显出机智，在无 根的飘忽中显出播撒，在没有故乡的阅读中，恰恰被唤起的是怀恋和寻找故乡。在煞有 其事和不厌其烦以及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当中，语言的智性光芒所带来的 阅读的快感也由此产生。卫慧(包括棉棉)的语言，就像是一种极茂密的人生枝叶和人性 花朵，“执拗地、放肆地、疯狂地，经常是有失文雅、充满挑战性地直往上窜，蓬蓬勃 勃无处不在”(郜元宝语)，给人一种青春的酣畅淋漓感和视觉的冲击，这是一种足以使 老弱病残头晕目眩的冲击。在这个语言谱系中，小说家们可以尽情享受由汉语的生成、 转换和颠覆所带来的陌生化和狂欢感，并给予阅读者以会心的暗示。那么在结构小说的 文本方面，沪上许多年轻的小说家在迷恋于语言实验中走上了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在 语言的花园中进行智力的拼盘，时间平行甚至错位，“真实”解体，因果颠倒。表面上 秩序井然的世界，一旦进入却往来交错无所适从而又难以自拔，一切都在旋转中存在。 这方面以张生、海力洪等人的小说最为典型。《淞沪路的雨夜》中关于飞机楼、三维画 、红茶馆里的茉莉姑娘的相互脱节却似乎又有某种关联的智性拼贴，让人清晰地感受到 另种写作方式的跳动有力的脉搏。
海上浮华与消费人生。上海小说家的笔下，天然有一种与这座城市相关联的海上气息 。这种气息滥觞于19世纪的中叶，成熟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蔓延在精致典雅的楼宇 间和大大小小的弄堂内。当你流连于外滩欣赏浦江两岸时，你会不禁感到这是一座漂浮 在海上的城市，它的气息来自一种浮华，它构成上海文学的内在气质，作为不同于任何 一座国内其他城市的海上文化传统，无可避免地影响了今天年轻的小说家们。在卫慧的 笔下，我们可以聆听神采飞扬的上海宝贝们在黑夜的温柔里发出蝴蝶的尖叫。对物质的 消费、对欲望的顶礼膜拜、对轻松自如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对城市的迷恋、对人性的张 扬，通过这些小说的文本，作为女性的卫慧实现了为心中柔软、秘密的爱情而写作的愿 望，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文学视野。但这与海派文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除了更 加的叛逆和大胆外，卫慧实际上并没有超出她的海派前人的路子。棉棉则在沪上的酒吧 间啦啦啦地叫喊着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叙述着她的那些细腻而敏锐的被夸张了的当下 感受，这是一个关于“残酷的青春”的故事。比之卫慧的颠覆性，棉棉的要把恐惧和垃 圾变成糖的想法未免稍显由于不自信所带来的忸怩不安。与当下流行的自恋性的消费青 春的成长小说不同，丁丽英的《约会》和夏商的《刹那记》在对沪上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的描写中恢复了成长的沉重。蓝帕尔在男女游戏中失去了一条腿，直接跨越成长的喧哗 而感到人生的冷峻，不得不理性地思考生活的选择。而《约会》中21岁的女孩也全然没 有卫慧们笔下的神采飞扬，第一次的约会却是不得不照料一个烂醉而失态的30多岁的男 人，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获得的是女人成长的责任。出于对这座城市的迷恋，在年轻的 小说家们的笔下，过多的出现关于这座城市的容颜和精神气质的刻画，虽然不乏冷漠或 嘲讽乃至轻佻的笔调。衡山路的酒吧、精致典雅的淮海路、外滩的万国建筑以及徐家汇 和五角场，都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经常出没的地方。在这里生命和物质一起消费，换来 的是痛楚和迷惘，也有飞翔在黑色夜幕下的短促的快感。在通俗化的层面上，小说在无 序和偶然中展开，运用的多是调侃和反讽的手法，意义被颠覆和播撒，在后文化语境中 文学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型。
四
这是一个动感的城市，这是一个颠覆经典的时代。大师们的缓慢迂回的小说叙述模式 和意味深长的范本，似乎被加快节奏的当下生活中的人们无暇顾及。以传媒业为代表的 大众文化铺天盖地，左右着大众的审美趣味，领导着时尚和潮流。文学的市场化促使小 说家们不得不在坚守中寻求生存。拒绝深度追求平面，远离高雅趋向通俗，一方面年轻 的小说家们为文学的生存创造了契机；另一方面，沪上近几年的小说大多就像报纸和电 视剧一样，时期一过就被读者抛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也许在信息飞速膨胀的今天， 经典永远成为过去的神话，我们无须感古伤今。然而，在这个多元化的无神的时代里， 如何寻找到最接近我们审美本质的阐释，应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2-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