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年代论文,评价论文,政策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这段时期，在人口研究的视野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时期的人口增长、人口理论争论和人口政策设计对后来中国人口的影响十分深远。在2000年初，重新回顾和探讨这个时期人口政策的形成、变化以及实际后果，对于廓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解释中国人口增长变化的原因，判断诸多历史事件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1.50～6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经济秩序越来越安定， 经过3年恢复时期的艰苦努力，工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农民分得了土地与工具，城市工人获得了稳定的工作。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为中国人的生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如果考虑到新的社会制度下死亡率将大幅度下降的因素，政策制定者本应警觉到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但是，也许是政府忙于发展经济，无暇顾及人口问题；也许是当时的经济形势欣欣向荣，20世纪以来人口与经济的紧张关系趋缓，降低了人口问题的紧迫性；也许是“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人们吃饭问题的思想认识；也许还有苏联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影响，总之，从1949～1953年，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取了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
不仅如此，从维护妇女健康的角度出发，国家卫生部门甚至发布了一个禁止人工流产的规定。1950年4月20日， 国家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66页。），只有存在以下6 种情况之一的人，才允许打胎：（1）有重症肺痨病、心脏病、肾脏病、 恶性贫血或其他能影响孕妇生命的疾病等；（2）发生流产现象， 安胎无效时；（3）为保障孕妇生命，须施行必要的治疗或手术， 须先行打胎时；（4）因骨盆狭窄，难产或剖腹产两次以上者；（5）生育过孩子之孕妇身体衰弱足以影响儿童抚育者；（6）因患神经病， 足以遗传胎儿者。不仅打胎的条件苛刻，申请打胎的手续也极为严格繁琐。规定打胎以前，必须本人丈夫同意并签字，然后，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向卫生部长申请批准。凡未经批准而打胎者，对其本人及执行者，分别予以处分。1952年，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卫生部制定了一个面向全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中规定实施绝育手术必须符合3个条件。头两条与1950年规定中的第一条、 第四条一样，然后又补充了第三条：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 个以上，其中至少有1个年逾10岁， 如再生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而对于实施人工流产的条件，则基本上引用了1950年规定。《办法》还严厉地申明：“凡违反本办法私自实施绝育手术或人工流产手术者，以非法堕胎论罪，被手术者及实施手术者均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凡符合本办法所规定之情形，但手续上未经审核即予实施手术者，医师应予以行政处分”。（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66页。）对于避孕药具的出售，《办法》规定出售者必须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呈报批准。未经批准的店铺、摊贩一律禁止出售避孕用具，而购买节育用具者必须持有医师证明交由药房按照限量出售。1953年，卫生部又以“与国家政策不符”为理由，通告海关禁止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
很显然，这些规定实际上是禁止人民群众进行绝育、人工流产和避孕。应该承认，这个政策的设计思想主要是着眼于母亲与子女的健康，不是为了鼓励人口增长。但是，这个《办法》中的那些苛刻规定，以及要用法律的力量惩罚违反者的表示，使广大健康的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
这种政策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远远不是通常估计的4亿5千万，而是6.02亿人（含台湾省），仅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 稀缺的耕地与庞大的农业人口，有限的工业设备与急增的城市人口，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和这个总人口数字，震动了政府领导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普查3 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注：周恩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载于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第133页。 ）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卫生部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疑义，对卫生部通知海关查禁避孕药具表示反对，多次指示卫生部予以改正。在邓小平批示的推动下，1954年11月卫生部发出579号通知， 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售，不加限制。”（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同年12月，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主持了节育工作座谈会，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中国不要搞母亲英雄，中国应提倡节育，中国搞节育不会闹人口恐慌，人口增加太快困难很多，家庭、社会、国家都有困难。在中央的压力下，卫生部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了过去草率反对节育的态度，提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提倡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中国现在已有6亿以上人口， 而且每年要增加人口1 200万到1 500万。当然，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在目前条件下，人口增加过速，会使国家和家庭暂时均感困难。”报告提出了“对于人工流产、绝育与一般的节育应分别处理。节育应该一律不加限制，并应适当地加以提倡，给予指导。人工流产或绝育应加以限制。溺婴则应禁止。”（注：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根据上述方针，报告就节育用具和药品的生产、供应以及节育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1955年国家要准备供应1 000 万人份的药具。对施行人工流产和结扎输卵管手术也适当放宽了限制。
中共中央在卫生部报告上的批语更是明确和坚定：“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注：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很明显，这个报告是节育政策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开创了50年代提倡节育的新环境。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家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又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注：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1956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计划生育的政策扩展到广大农村。“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注：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事实上，卫生部从1954年7 月就已令其所属的医药公司供应节育用具与药品，并组织了避孕药具的研制与生产。1956年，卫生部针对各级卫生人员对避孕工作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发出指示，强调“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政府应准备一切条件，来指导并解决群众对避孕的需要”（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要求各地各级卫生部门广泛开展避孕常识宣传与技术指导，改变过去不公开宣传的做法；各地设立避孕指导门诊，训练技术人员和宣传骨干。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宣传避孕知识的展览、书籍及讲座，掀起了一股“避孕宣传热”。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宋鸿钊、赵志一著的《避孕常识》，先后在北京和重庆再版9次，1年销售了102万册。这对避孕知识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1954～1957年上半年，很多社会学家、人民代表和医学工作者都围绕着避孕与流产的问题进行讨论，多数人赞成避孕与流产，也有人只赞成避孕，不赞成流产。当然，也有个别人旁敲侧击地写一些文章，认为中国不必提倡避孕。但是，由于中央明确支持节育的态度及一系列政策出台，直接反对避孕的声音并不高。马寅初先生在这期间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系统论述了中国人口问题，提出节育的主张。毛泽东同志也多次表示支持节育：“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中国6亿人口，增加10倍是多少？60亿， 那时候就要快接近灭亡了”（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具体提出：“人口节育，要3 年试点宣传，3年推广，4年普及推行，也是10年规划，不然人口达8 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
从整个社会环境看，节制生育工作面临一个蓬勃兴起的大好形势，这首先表现在国家领导人对人口问题和节制生育的认识统一；其次是经过热烈而有益的讨论宣传，城市中广大群众对节制生育的认识趋于一致；第三是卫生部门建立了节制生育指导系统。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给控制人口的节育蒙上了一层阴影。1957年秋天，报纸首次公开刊登批判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人“资产阶级理论观点”的文章。1958年，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并把锋芒指向马寅初先生，认为他利用人口问题宣扬反动的马尔萨斯主义。一时间，学术界黑云压城，万马齐暗。这时，批判仅集中在理论学术观点上。并未直接触及中央明确表态赞成并写入正式文件的“提倡节育”的政策。但是，理论界的倾向与政治运动的压力，迫使节育的宣传活动从1959年开始冷落了，很多地方刚刚兴起的节育活动也停止了。
批判马寅初虽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1958、1959年达到高潮，到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才告一段落，但有关节育的宣传与活动，到1959年才停止。1958年，仍然出版了《节制生育宣传手册》、《避孕常识》、《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等多种书籍。卫生部在1958年卫生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52页。）。到1959年，节育宣传文章与活动消失了。人口政策陷入一种真空状态，既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说明“提倡节育”是错误的，应加以改变，也没有任何新政策鼓励人们生育。
批判马寅初的高潮尚未结束，1959年的经济状况就向批判者们亮起了红灯。“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粮食减产200～300亿斤，农副产值比1958年下降13.6%，农民和工人生活发生严重困难。而到1960年，粮食产量更跌至2 870亿斤，比1957年的3 901亿斤减少了26.4%，低于1951年的水平。 从1957年至1960年，人口增加了1 500万，造成人均消费量大幅度减少， 粮食减少19.4%，猪肉减少69.9%，农副产品供应严重短缺，人民生活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粮食、农副产品定量供应，全国陷入饥荒之中，大批人营养不足，产生浮肿现象，有些极度衰弱，甚至死亡。劳动力体能素质大幅度下降，瘦弱多病，许多人不能正常出勤工作。为了缓解城市粮食供应压力，中央政府“关停并转”了一批“大跃进”中办起来的企业，并动员那些从农村招入城市的工人返回农村。1961～1963年共精简职工1 940万，压缩城镇人口2 600万。由于食品供应的短缺，1959～1962年，人口死亡率一直向上攀升，从1958年的11.98‰升至1959 年的14.5‰，然后又骤升到1960年的25.4‰，超过当年的出生率，导致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人口负增长，全年人口总量减少3 304万人。
中国1958～1961年的三年困难毫不留情地冲散了1959年前对人口问题盲目乐观的情绪，把人口增长过快问题再次提到政策制定者面前。1962年11月，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周恩来总理即在全国安置城市精简职工工作会议上重新提出了节育问题：“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18周岁的男女不管结婚未结婚，都可以讲给他们听……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很明显，承担中国实际经济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在实践中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人口的沉重压力。紧接着，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正式文件《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文件明确宣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注：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页。 ）鉴于前几年松散的甚至是几乎销声匿迹的节育和计划生育工作，文件强调“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之一，定期地进行讨论和检查。”（注：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页。）由于这是最高层次的文件， 而且还是专门针对计划生育工作所作的指示，这个文件对以后人口控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政府在实际上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动员令，也是经过50年代人口理论的争鸣、批判和三年自然灾害实践检验后，中央首次以文件方式对计划生育问题的表态。毫无疑问，这份文件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里程碑。虽然这份文件通篇没有提到人口与积累、人口与粮食的关系等问题，但在实质内容上，或者说在最主要的结论上，与马寅初等学者的主张是一致的，即在中国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
由于在全国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并且还有很多具体规定和措施，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便首先在城市，而后在农村，逐步地、稳健地开展起来了。
从1962年到1966年，计划生育工作在四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第一，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任主任，卫生部增设了计划生育处，各省、市，甚至一些较大的县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配有专职人员，如河北省、山东省、吉林省、四川省、北京市、上海市等。专门机构的设立，活跃和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1964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经验交流会，1965年，在节制生育开展较好的山东省文登县又召开了经验交流会。同年，国家计生委在天津市召开了计划生育座谈会，介绍天津市的经验。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第二，开展节育技术指导。由于节育是一项新的工作，节育技术在很多地区十分薄弱。为此，在卫生部的督促下，各省、市、县在医疗卫生和妇幼保健单位开设了避孕指导门诊，组织了大批巡回下乡的节育手术队伍，解决农村节育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关于节育技术的培训在全国各地医疗机构也大规模开展起来。海关免收避孕器具和药品的关税，卫生部放宽了人工流产和绝育的限制，规定“任何男女一方要求手术（指结扎），经医师检查，无手术禁忌症者，亦可施行手术。”而对于人工流产，规定“妇女要求施行人工流产，凡无手术禁忌症，医疗单位应尽量争取早做，一般以三个月以内施行为宜。”（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65页。）在节育技术经费方面，国务院1964年下发了《关于计划生育经费开支问题的规定》，规定用于节育技术指导的经费由计划生育事业费开支，城乡居民进行手术结扎、流产等各项费用实行减免，国家行政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的费用从公费医疗中报销。第三，加强了避孕宣传，改善了避孕药具供应。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请医学专家编写出版了有关避孕的通俗读物，图文并茂，深受欢迎。各地报纸、杂志也重新开始大力宣传避孕和组织药具的生产，另一方面又大幅度地下调了避孕药具的价格，市场上避孕药、避孕套、避孕针、避孕环等供应充足，为节育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第四，提出了生育计划、生育胎次政策和生育规定的一些“初步方案”。在60年代的开创时期，所谓“计划生育”工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计划的生育状态，而是一种带有自愿性质的提倡节育工作。事实上，中央一开始对生育计划是持谨慎态度的，这从1960年中央《关于计划生育的工作的指示》文件中可以看出来。文件认为在生育问题上，应该“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并且强调，“严防乱提口号、订指标、搞竞赛等错误做法。”（注：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页。 ）但随着提倡节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生育的“计划”倾向越来越突出了。如周恩来同志提出在20世纪内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以下的目标， 各省市也相应制定人口出生率、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及具体规划。如河北省1963年制定了《计划生育十年规划》，要求1975年出生率降到13‰，自然增长率降到7‰；上海市提出争取1967年前使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5‰， 农村下降到20‰，为此要有20%～25%的育龄夫妇做绝育手术，20%左右的育龄妇女上环等。
在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上海市更明确规定了“少、稀、晚”的三条原则和具体要求，即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控制在2～3个，每胎间隔4～5年，初产妇女年龄在26岁以上等。这是后来70年代“晚、稀、少”口号的萌芽和由来。其他各省对晚婚的年龄也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些指标、政策和规定虽然都是初步的，有些甚至是模糊的，但毕竟开始从单纯提出自愿节育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生育”阶段。
这个时期的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是以一种平和与渐进的方式开展的，但工作成效显著，特别是在城市，更为明显。1960年以前，城市人口出生率多数年份高于农村，如1953～1958年，城市人口出生率平均每年为39‰，农村为32‰，而到1965年，城市出生率降到26‰，县（农村）出生率为39‰。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1964年为4.49，1965年为3.7，1966年为3.1，1967年为2.9，4年下降了1.5左右。
这个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做得多，说得少”。在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开展节育技术指导，加强避孕宣传和药具供应，制定计划生育规划和具体政策方面进展很快，但对为什么要搞计划生育、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增长，除了照搬中央文件的几条简单解释外，基本上是避而不谈、少谈或不深谈。虽然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事实已经无情地驳倒了批判者的“人手论”，但人口理论界一直保持着沉默，批判者没有承认其错误，被批判者也没有站出来用事实去反驳批判者。由于50年代批判者不仅无一认错，而且未受到任何驳斥，所以人口理论界弥漫着“人手论”的空气。实践与理论开始脱节，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和思想与当时的计划生育实践相互矛盾。这时的理论不仅不能指导实践，反而成为实践的绊脚石。
2.50年代人口政策评价
即使在今天，回过头去评价这段时期人口政策的功过是非，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可能与下列两因素有关：第一，50～60年代恰是两次中国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人们对那个时期是否存在人口政策深表怀疑；第二，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似乎暗示中国在50～60年代一直鼓励人口生育。
2.1 人口政策与人口增长
从本文第一部分的历史追述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事实，1949～1953年上半年，中国没有制定明确的人口政策，那个关于人工流产的规定，尽管是一个卫生保健规定，但具有鼓励人口增长倾向。从1953年下半年至1958年，中国的人口政策中提倡节育的倾向是明确的。1959～1961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暂时中止了节育活动的宣传和推广，但1962年很快又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恢复提倡节育和计划生育政策。1966年再度因政治斗争而中断政策的执行。1970年政治形势好转后，又迅速恢复并逐渐强化了计划生育工作。纵观历史，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在五六十年代（1953年以后）并不是没有人口政策，更不是执行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恰恰相反，提倡节育和计划生育，始终成为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不是人口理论）的主调。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文化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束后仅几个月，中国政府就冲破传统观念，制定明确政策，公开号召人民采用现代技术节育，这不仅需要远见卓识，更需要胆略与气魄。且不说当时很多农民不理解节育，城市很多工人、市民不理解抑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就是在受过现代教育的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中，也有相当部分的人不赞成运用现代技术实施节育。1957年卫生部决定进一步放宽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限制条件，重新规定：凡夫妇有节育要求，向医师申请的，医师检查无手术禁忌症，即可进行手术。这本来是抑制人口增长的一项有力措施，而且手术实施对象都是自愿主动要求手术者。但是，中华医学会第九次常务理事会却做出决议，反对卫生部关于放宽人工流产的决定。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在科学院生物学部大会上发言，责问卫生部：“假若卫生部认为人工流产这一措施是正确的，那么请卫生部领导人向医生讲清人工流产的好处究竟在哪里？”（注：《健康报》，1957年5月28日。 ）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系主任张孝骞更为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卫生部在做出个放宽人工流产限制的决定以前，不多征求医学界的意见”（注：《健康报》，1957年5月28日。）。 解放军医科院研究员胡经甫也认为：“这个决定是卫生部领导人不尊重和不信任科学家意见的表现”（注：《健康报》，1957年5月28日。）。
这些强烈的反对意见说明，50年代与80年代的历史环境不同，那时宣传、推广节育技术（包括人工流产和绝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阻力相当大。因此，只能通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争取群众理解，并在自愿的基础上，推广节育措施。人们不能用80年代的标准去衡量50年代的节育工作，进而责难政策制定者不抓计划生育，鼓励人口增长。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的增长是事实，但不能据此武断地认为中国没有任何抑制人口的政策、没有采纳过社会学家的意见、没抓过节育与计划生育。从历史发展角度说，正是因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城市与农村宣传、推广节育观念，提倡自愿计划生育，才为70年代开展大规模的、带有指令性色彩的计划生育工作准备了舆论条件，打下了群众基础和技术基础。
2.2 “错批1人与误增3亿”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增长如此迅猛，其原因是“许多社会学家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作为“新马尔萨斯主义”遭到严厉的批判，有的社会学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错批了1个人，误增了3个亿”。这种观点后来被浓缩为“错批1人，误增3亿”，成为很多文献上对50～6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及后果的概括。
马寅初先生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言他人想言而不敢言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口问题，呼吁实行计划生育。这些主张完全正确，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辉，是中国人口理论的宝贵财富。1958年掀起批判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浪潮是对真理的践踏。但是，人们是否因此可以把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归咎于对马寅初先生的批判，却值得商榷。
其一，1953年人口普查后，中央已明确表示支持节育，随后开展大量节育宣传与推广工作。即使在批判马寅初达到高潮的1958年。卫生部还专门发文件，通知各地加强节育宣传与技术指导工作。1959～1962年，节育工作陷于停顿状态，确实与批判马寅初有关。但那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人口生育工作的松散并未加快人口增长。1962年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卫生部就发出通知要求加强节育工作。这些事实说明，对马寅初先生的批判，并没有实际地影响当时的人口政策。
其二，中国人口第一次增长高峰发生在1952～1957年，在马寅初遭无辜批判之前。事实上，马寅初遭到批判后的几年，中国人口不是过快增长，而是出现了负增长。中国人口第二次增长高峰为1962～1967年，而这时中央已明确表态支持节育，许多节育活动、措施与马寅初先生的建议基本相同。这期间人口增长已与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浪潮无关。因此，把中国人口过快增长说成是“错批1人”的结果， 在时间顺序上是讲不通的。
其三，对人口增长直接施加影响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人口理论。人口理论虽然可以做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和指导方针，但它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政策才能作用于人口增长。1958年，学术理论界批判马寅初先生，提出了很多完全错误的观点，但只局限在理论界范围。当时的人口政策并没有因批判马寅初先生而改变，更没有依照批判者的意见，制定鼓励“社会主义人口增长”的政策。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在五六十年代多生多育的行为，主要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与理论界是否批判马寅初先生无直接关系。坦率地说，50年代初，广大农民既看不到报纸，也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接收广播电视，他们只是按照几千年文化传统沉淀形成的观念去生活和生育。人口理论界的是是非非离他们太远了。人口政策是连接人口理论与实际人口行为的环节，如果不考察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的发展演变史，仅凭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跃过中间环节，断言理论界错批1人，导致全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多生育，从而误增3亿人口，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
其四，“如果在5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那样注意控制人口增长，那么中国人口就不会增加3亿人”。这种论断，是“误增3亿”的基本根据。但是，如果真的像70年代那样在50年代大抓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就能少增3亿吗？7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有那样大的成效， 除了政策原因外，社会经济条件是决定性因素。50年代与70年代社会经济条件有很大不同，延续了几千的传统生育观还从未受到任何触动，即使像70年代那样在50年代大抓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绝不可能像70年代那样在短时期内迅速下降。中国人口可能会少增加一些， 但绝不可能少增3亿。不讲客观的历史条件，不讲社会因素的制约作用，只简单地类比70年代的出生率与50年代出生率，然后得出“误增3亿”的定量结论， 是没有说服力的。
最后，如果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错批1人，误增3亿”的提法就更站不住脚了。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10月，1959年达到高潮，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是6.59亿（1958年数据）。对马寅初及他的《新人口论》公开平反是1979年6月，中国人口为9.69亿（1979年年中数据）。从对马寅初进行批判到为他平反，历时22年，中国人口增长了3.1亿。由于人口增长本身的惯性，即使1958年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能立刻神话般地低于更替水平，全国人口总数也毫无疑问地要继续增长几十年，绝对不可能在22年间变成静止人口。把22年间增加的所有人口都定性为“误增”，显然是不了解人口增长规律、不了解人口统计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用“错批1人，误增3亿”概括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口政策及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对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做一总结的话，我们可以说，除了1950～1953年、1959～1961年外，中国人口政策的主调始终是提倡节育，抑制人口过快增长。虽然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节育运动未能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得到明显的抑制效果，但为后来国家指令性的大规模计划生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3.50年代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
这里所讲的原因，系指由于出生与死亡变化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任何变动，包括组合性的变动，如：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或纯死亡率下降，单纯出生率上升都会引起自然增长率的变动。那么，1949年以来自然增长率如此居高的主要原因何在呢？
图1所绘制的1949～1995年出生率、 死亡率变化曲线似乎不能给人以明示。它呈现出过多的小波动，因而掩盖了内在趋势。我们需要对这两条曲线进行整理。
第一，鉴于1958年出生率、死亡率的大波动反映了偶然因素（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将这段期间的数据删掉，并假定1958年出生率与死亡率均匀变化到1966年水平，即用直线把1957年的出生率死亡率与1966年出生率死亡率连接起来。
第二，《中国统计年鉴》上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是从1949年给出的，这使我们很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判断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率、死亡率变化的趋势。国民党政府1936年公布的中国人口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28‰，陈达在《现代中国人口》中也认为3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为38.3‰，死亡率为27.1‰。据此，我们将图1中的年代向前延伸到1940年，并分别用38‰和28‰作为40年代出生率、死亡率的平均水平。经过整理，绘制出了1940～1995年间出生率、死亡率的曲线（见图2）。
图1 1950～1995年中国出生率、死亡率
图2 修正后的中国出生率、死亡率曲线
图3 欧洲人口转变示意图
图2的含义极为明确， 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上，直到70年代才开始下降。死亡率从50年代初就已领先于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两条曲线的时间差造成了自然增长率的迅速提高，而当出生率在死亡率下降20年后开始下降时，自然增长率才逐步下降，接近到40年代10‰的水平。
令人惊讶的是，如果把图2与欧洲人口转变的标准示意图（见图3）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两者竟是如此的相像。这种相像也可以引申出这种解释，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率的迅速提高既非中国之独有，也非某人之罪过，这是一个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每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必须经过的历史阶段。
不管怎样，图2 至少令人明白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率的上升主要是死亡率下降的结果，而不是出生率上升的结果。这是一个貌似简单而实际非常重要的结论。50年代中国人口的剧增，不是因为生多了，而是因为死少了。
回过头来看一下新中国成立后死亡水平的变化，更有助于理解上述结论。1949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一般估计为30～35岁。1980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68岁， 整整提高了1倍。婴儿死亡率由100‰左右降到36‰， 死亡率的急剧下降无疑增加了人口数量。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总数的迅增是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迅速提高所带来的结果。
图4 1930～199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趋势
多年来，一些人口学者用两次生育高峰解释中国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认为50～60年代两次生育高峰使人口增长过快过多。的确50～6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过多、过快，但是，人口过多过快增长的原因却不是、或者说基本上不是“生育高峰”造成的。笔者在此只就“生育高峰”发几点议论。
第一，“生育”一词在人口学上常常与生育率、生育水平等专用词汇相连。生育率等指标受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较小，因此，一般常用生育率，如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分年龄生育率等指标表示妇女的纯粹生育水平。显然，用生育高峰这个词描述中国人口增长浪潮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人口增长浪潮主要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引起的，基本上与生育水平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增长高峰”来代替“生育高峰”可能更为贴切。
第二，不管是用“两次生育高峰”还是用“两次出生高峰”，本意是描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集中而猛烈增长的两段时间。但是，如果观察的起点不是1949年，而是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人们会发现，1949～1957年所谓“生育高峰”根本不成其为峰。因为中国30～40年代出生率一直高居在38‰左右，而1949～1957年出生率还没有超过38‰的情况。只有两面都是低谷，才能形成高峰，中国30～40年代出生率一直高于1949～1957年出生率，这种状况，如何能称之为“第一次生育高峰”呢？1960～1961年出生率的陡降及以后的回升，加上70年代出生率的再次下降，形成的所谓“第二次生育高峰”，虽然可以称之为“生育高峰”，但实际上，这个峰两旁的低谷，即1959～1961年与1970年以后的低出生率，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从出生率变化的大的历史跨度看，与其说这是个高峰，不如说这是出生率曲线高原的一次偶然凹陷（见图4），它与“形成新的一次高峰”的含义是有差别的。
第三，可能正是因为经常使用“生育高峰”的概念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增长变化，所以才造成一些人对中国人口增长原因的误解，认为生育高峰使人口增加过快过多。“生育”选词本来就欠精恰，而“高峰”的描述又不合事实，两者相加，以谬导谬。而5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却被人们忽略了。
显然，笔者研究所获得的结论与以往一些研究结论不同，在这里，笔者再明确概括一下：（1）中国50～60 年代人口政策（注：不是人口理论）并没有鼓励人口增长，恰恰相反，它的主调是抑制人口增长。（2）50年代中国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 而不是生育率的上升。认为中国50年代人口增长是由生育高峰造成的观点论据不足。（3）50 年代人口理论的争论与大批判并没有实际地改变当时的人口政策，也没有提高当时的生育率水平，人口理论界的是是非非几乎没有对人口的实际行为发生影响。
第四，中国50年代生育率维持在与1949年以前同样高的水平上，没有随着死亡率同步下降，是符合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的。各国皆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对中国50年代的生育率没有立即随死亡率下降的现象及当时的政策制定者进行指责是缺乏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