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审美文化的宗教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宗教论文,意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人们借此建立起自己与整个世界的联系，这一价值体系便成为人们安身立命并确证自己存在意义的“阿基米德点”，宗教意识便是这样一个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不可或缺的“阿基米德点”。当然这种宗教意识往往有着较为宽泛的内涵，它并不仅仅指对于上帝和神灵的信奉和膜拜，同时也包括对于所有超自然力量的虔信和崇拜，它把这些超自然力量安放在与上帝、神灵同样神圣的位置上，奉为人类所应向往和追求的最高价值。在当代文化面临着精神价值体系的历史性转型时，一种畏惧落入茫茫无际的虚空之中的本能也使人们找到了新的“上帝”，形成了新的宗教意识。
一、传统宗教意识的衰微
传统宗教意识的衰微是近现代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传统宗教意识在现代的衰微有现实的原因，那就是现代的社会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铁一般的事实推翻了传统宗教的假想和臆说，消解了传统宗教的神秘性和权威性，这是今天的宗教领袖也不能不承认的。
1992年罗马教廷为蒙冤359 年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平反，正式承认当年宗教裁判所对赞同“地动学说”的伽利略的审判是错误的。这一事件又一次宣告了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的胜利，以及旧宗教在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面前不得不作出的屈服和退让。
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说，传统宗教意识在现代的式微也与当今的哲学思潮有关，那就是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群起而攻之。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倾向及其表现形态各异，但它们消解传统宗教意识的取径则一，那就是用世俗性的价值来颠覆宗教的终极价值。实用主义认为，有用就是终极真理，舍有用之外别无其他终极性的东西，对于日常生活的实际用途来说，上帝和超验世界等等只是一种比喻，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死比喻。技术主义则以技术的手段来重新界定价值，把人们历来企求的终极价值纳入技术过程，成为借助技术便可获致的东西，这就将宗教狂热变成了“技术狂热”。实证主义只问“如何”，不问“为何”，只问事实和现象，不问事实和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本质，它不仅对于那些无法实证的超验的东西存而不论，即便对于人心中那些难以精确化、定量化的主观经验，诸如神秘体验、原始冲动、宗教情绪等也不予关心。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哲学思潮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人们讲究道德，但道德只是在变成商业交易的游戏规则时才得到弘扬；人们参与政治，但政治只是在变成牟取高官厚禄的一块敲门砖时才被人热衷；人们尊重知识，但知识只有在实用时才获得青睐；人们热爱艺术，但艺术只是在供人消遣和娱乐时才受到欢迎。这样，对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关注，便取代了传统的宗教崇拜，杜威的一段话就表明了这样一种普遍倾向：“今天我们在理想的事物上变得脆弱，是因为理想和热情分开了……哲学如果能够与事物的力量配合，并且把日常生活的意义说得清楚而一致，科学与感情就会紧密相连，生活实践和想象就会密不可分。诗歌和宗教的感情就会成为生活中自然绽放的花朵。”〔1〕总之，实用主义、技术主义、 实证主义等当代思潮凝成了一股合力，加速了传统宗教意识的消解。
传统宗教意识的式微其标志在于当代宗教的世俗化趋势，所谓“世俗化”（secularization），其本义是指国家没收宗教团体和宗教机构的土地和财产，后引伸为把非宗教的世俗利益和行为方式置于宗教活动的中心，而将真正的宗教权威和宗教职能挤向边缘。〔2 〕当代宗教的世俗化有以下特征：第一是宗教信仰的个体化，选择何种宗教信仰和宗教观念，乃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自己的事，在宗教领域内，与在社会生活领域内一样，个体被赋予了一定的选择自由。第二是宗教理论的多元论，即打破宗教体系垄断化的局面，而采取泛宗教主义的立场，为了在“宗教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以更加宽容的态度联合各种不同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派别。第三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宗教的中心问题向世俗需要转换，旧有的上帝、神祇被撇在一边， 人伦道德和娱乐享受被赋予了新的宗教意味，宗教正在变成一个从事体育运动、举行音乐会和跳舞晚会、开展各种娱乐活动的别具一格的俱乐部，美国神学家H·考克斯就毫不讳言这一点：“宗教是见仁见智的东西， 有人看作业余爱好，有人看作审美价值，有人看作种族身份或民族特征。”〔3 〕这就大大地淡化了宗教本身的神秘色彩，使得宗教意识趋于泛化而变成伦理的和美学的了，这同时也为当代审美文化造就了特定的语境，那就是把人类对于终极价值的追求从精神的探索变成了物质的探索，从理性的行为变成了感性的行为，从形而上的现象变成了形而下的现象，并从而导致当代审美文化的宗教意识种种特有形态的生成。
二、英雄神话
神话是宗教的发源地，是宗教意识最早的表现形态，在原始神话中就已经包含有后来成熟完备的宗教主旨的萌芽。如今神话又以新的面貌出现，为当代审美文化平添了一层宗教意味。英雄神话的大行其道乃是当代审美文化一景，当今炙手可热的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以及武打片、间谍片、警匪片、枪战片、西部片、越战片，都可以归入英雄神话的范畴。尽管今天的英雄神话与原始神话在内容上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但是在形式上仍然保留了原始神话的基本特点。
当代英雄神话是一种同质性的文化形态，这就是说，不管它们在人物、情节、场景以及表现手法上有多大的差异，在其内部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结构，这就相当于不同的宗教尽管信条、教义、派系和神学体系各异，但其宗教活动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却如出一辙，这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所揭示的，即使你走遍全世界，哪怕是在地球最偏僻的角落，你都可以在那里的宗教形式中发现这种同质性。在金庸的《雪山飞狐》、成龙的《红番区》、西部片《枪手哈特》以及电影《佐罗》、《第一滴血》、《超人》之中，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模式，那就是由平民、恶人和英雄三方力量所构成的金字塔式结构，整个故事有如一场有着固定套路的“三角游戏”：（1）平民过着有秩序的宁静生活；（2）来了恶人，平民受到恶人的欺凌；（3）平民恳请英雄惩罚恶人；（4）英雄力图保持中立但受到恶人挑衅；（5）英雄忍无可忍，愤而翦除恶人；（6）平民恢复往日的正常生活；（7）英雄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整个金字塔结构由恶人的出现而形成张力，也随着恶人被英雄消灭而使张力得到缓解，恶人的消失使得英雄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于是英雄最后也退出了故事的情境，总之，故事从平民的正常生活开始，到重新恢复平民的正常生活结束，构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式进路。这场“三角游戏”还有许多固定的游戏规则：例如英雄不受到恶人挑衅便决不首先还手，英雄的中立态度总是被恶人所打破，英雄不断陷于困境却总是能绝路逢生，面对枪林弹雨却总是能刀枪不入，最后的胜利总是归于英雄，而胜利的英雄总是走上归隐之路，即使与恶人同归于尽，也是一种特殊的归隐方式。
当代英雄神话的同质性还表现在它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了大众潜在的集体无意识，在武侠、警匪、枪战之类作品中，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包含着某些“永恒的主题”，诸如善恶之争、英雄美女、追命夺宝、报仇雪耻、知恩图报等等，这些典型的人生经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积淀，已经成为涌动在人们心底的永恒的欲望和驱拂不去的梦，也就是荣格所说的“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它们平时受到压抑，以抽象的形式潜伏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必须借助某种“象征”得以升华，得以发泄，得以满足。当代英雄神话便是这些“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象征”，起到为那些永恒的人生欲望“圆梦”的作用，并从而让人痴迷，让人沉醉。其主要做法就是取消故事情节的特殊性而使之获得一般意义。在这些作品中，往往背景是虚设的，年代、时间、地点是淡化的，人物关系是对号入座的，人物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使用什么道具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有时把故事放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加以演绎，那也不必当真，它只不过是为了便于大众之梦获得有力的“象征”所作的一种假设而已。
当代英雄神话的同质性导致了它的仪式化特点。当代英雄神话共同的结构和永恒的主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众所周知的游戏规则，成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的娱乐活动，这就有如一场足球赛，球迷们基于对共同的游戏规则的了解而以同情和投入的态度参与现场输赢成败的经验，把赛事变成了一场富于宗教色彩的仪式。当代英雄神话亦然。首先，对于英雄神话之结构和主题的共同性的了解形成了一种群体经验，有力地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方式和观照态度，群体经验与个体经验有较大差别，社会心理学指出：一个人群的集合体“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个集体的那些单个人。集合在一个集体中的所有的人，他们的情绪和思想都是一致的，并朝着同一个方向，而他们的个人意识消失了。”〔4〕人群之中自发的交流、 呼应和援助形成的认同感和信赖感，为共同的信念、利益和行为所驱使而形成的小团体倾向，极易使人的感知方式和观照态度趋于情绪化、偏执化和极端化，这种群体经验曾是宗教仪式和宗教庆典的心理基础，如今则可以在人们对于武侠、功夫、枪战、侦探类的英雄神话的疯魔劲儿中随处感受到它的影响。其次，对于英雄神话的同质性的了解也使得人们往往直接参与对作品的冲突、悬念、 紧张、 松弛、 高潮和结局的阐释， 通过“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消弥了自己与作品之间的界限，在英雄的业绩中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阿诺德·豪泽尔说：“在今天的流行文学中，这界限突然消失得那么彻底，以致现代的读者就把他们所喜爱的小说中的英雄，不多不少地看作为是自己遭受的挫折和杂乱生活的完成，看作为所有他已经失去东西的实现。”〔5〕因此英雄神话给人带来的常常是一种白日梦的特殊经验。再次，英雄神话主要诉诸人的感性心理，人们在观赏着那些刀光剑影、烽火硝烟交织而成的火爆场面时，感官常常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神经紧张得像绷紧的弦一样，也许手心还会攥出汗来，其时一旦忘却了观赏活动必须保持的审美距离，便有可能从审美态度向感性实践行为转化，变成一种动作，变成一场真正的游戏。笔者对此深有体会，有一次在电影院看一部香港武打片，从剧中人开打到停手，周围的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就一直在随着情节不知疲倦地鼓掌、跺脚、哄笑、吆喝和吹口哨，表现出一种兴味极浓的游戏心态，使整个影院笼罩着一层类似宗教礼拜的狂热氛围。
三、偶像崇拜
“追星现象”无疑是当代审美文化中最具宗教色彩的现象之一，“追星族”追逐各种歌星、影星、笑星、丑星、球星、辩星的狂热程度决不亚于宗教徒崇奉上帝的热情，明星们闪烁的星光在“追星族”的眼中简直像上帝的灵光一般神圣。为了一睹某位影星的风采，影迷们往往不乏朝圣般的虔诚；由于某个歌手的溘然长逝，歌迷们甚至甘于为之殉身。“追星族”也许不知道梵蒂冈红衣大主教的名字，但是对于历年来荣膺奥斯卡金奖的最佳男女主角却能够做到如数家珍；“发烧友”可能说不出《圣经》“新旧约”共多少卷，但是却能一一告诉你国内音像市场上惠特妮·休斯顿的CD盘有多少种版本。
那么，明星们是凭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人走火入魔、如痴如醉一至于此呢？明星的魔力其奥秘就在于其公众形象之中。明星的公众形象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广泛性和大众性，为人们所共知共见。明星们表演和竞技的场所大多是开放性和展示性的，而且往往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进一步加强着这种开放性和展示性，这就为明星们建立其公众形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相形之下，别人尽管所取得的成就并非不如明星，但是如果不具备这种人所共知共见的公众形象，那就难以为万众所瞩目，也就难以成为明星。要不是电影《红高梁》走红，谁知道巩俐和张艺谋？要不是电视《过把瘾》过瘾，谁又知道江珊和王志文？即使都是观众面宽广的电影和电视，由于树立角色公众形象的力度不同，二者的明星效应也颇为悬殊，在这方面电影的作用无疑要大大逊色于电视，因为唯有电视才能把直观的形象送进千家万户，送到亿万人的心坎里。人所共知共见容易造成一种群体经验，已如上述，群体经验乃是感知方式和观照方式情绪化的温床，从而成为激发人们崇拜情绪的必要条件。二是能够成为明星的人其公众形象大多富于刺激性、挑战性和传奇性，特别能够激起人们的情感震荡和意志碰撞，容易给人造成难以磨灭的心理经验。同样是演艺和竞技，最容易产生明星效应的却总是那些摇滚歌手、霹雳舞星、硬派小生、性感女郎、百米飞人、足球先生、体操王子和拳坛霸主，他们嘶哑的吼叫、扭动的腰肢、刚毅的气质、肉感的胴体以及迸发着力与美的竞争和角逐，能够让人心跳加快、血压上升，让人目迷神摇、不能自己，有如服用了一帖兴奋剂，进入一种痴迷和颠狂状态，获得一种欢腾激越、淋漓酣畅的快感。而这恰恰是其他演艺项目和运动项目所做不到的。在公众中这种由感官刺激撩拨起来的情绪和欲望带有非理性、原逻辑的特点，正是孳生崇拜倾向的酵母。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公众来说，这种公众形象与明星作为实际生活中现实的人处于既分又合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在公众的心目中，明星的公众形象是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而出现的，与实际生活中的明星本人是相互游离的，人们需要在这种形象模式上找到生活的一般意义，找到情感的寄托和梦的归依。秀兰·邓波儿的公众形象就是让年长者表达本能的怜爱之心的“洋娃娃”，山口百惠的公众形象就是让青年人寄托青春梦想的“纯情少女”，在公众的内心深处并不希望秀兰·邓波儿长大，也不欣赏山口百惠息影去做贤妻良母，公众并不愿意明星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变化使之走出这固定的公众形象的光晕，以致寄寓其上的大众之梦的遭到幻灭。因此之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某个饰演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走穴”开出天价会引起舆论大哗，为什么某个因成功塑造过正面小生而家喻户晓的青年演员偶涉劣迹会遭致公众那样强烈的反感。另一方面，公众把明星作为偶像来崇拜，又表现出占有这种公众形象、分享其灵光和神明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则是通过各种直接接触明星本人的方式得到满足的，在这里作为公众形象的明星与作为现实的人的明星又是一体的。这种与明星本人直接接触的方式被“追星族”发挥得极富于创造性，演绎得充满了宗教气氛，可以为了亲眼目睹明星的风采而不惜付出昂贵的费用，可以为了求得明星的一份签名而在寒风中守候数小时，可以因为得到明星的一个微笑而昏厥过去，甚至甘于用青春和贞操向锺爱的明星献祭。搜集明星们使用过的物品、探听明星们私生活也是接触明星的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一旦有了某种直接接触明星本人的经历，人们便似乎获得了某种实实在在的资本，似乎分有了上帝的神性和光辉，生活便顿时变得充实起来。玩味“追星族”锺爱明星的公众形象和接触明星本人的那份真诚和热情，可以体会到其中的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通过分有明星之光从人生的有限上升到人生的无限，最终达到与明星的公众形象合一，从中获得它所表征的人生的终极意义。
在传统宗教中，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上帝同在，人生必须分有上帝的理念，并沿着上帝安排好的阶梯一步一步上升，才能最后把握这种终极意义。中世纪的神学家普洛丁告诫人们：“想得到善的人必须上升到较高的境界，转身向善，……一直上升到最后，把一切与神对立的东西都抛弃掉了，心灵就纯然独立，一个人面对一个人似的面对着神，神就是一切所依存，一切所向往，一切凭他而存在，生活和思维的，因为他就是生命、理性和存在的原因。”〔6 〕然而如今这人生的终极意义从天国下降到了地面，下降到了人群之中，当然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某一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是明星，而他们的不同凡俗之处就凝结在他们的公众形象之上，为此这些公众形象才超越了特殊而具有了普遍意义，成为一种偶像而获得人们的崇拜。理查德·罗蒂指出：“在这样一个文化中，仍然有英雄崇拜，但这不是对因与不朽者接近而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作为神祇之子的英雄的崇拜。 这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是那些知道一个（大写的）奥秘的人、已经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7 〕按说这种对于现世生活中“善于成为人的人”的崇拜特别富于人情味，充满了人间气息，它将人们寻求生活终极意义的道路铺设在人间，但是由于这种明星崇拜为情绪、欲望和冲动所左右，过多神秘主义的色彩，最终把明星变成了一种人格神，从而这种寻求人生终极意义的努力不能不是只开花、不结果的。
四、现代图腾
图腾崇拜曾是远古时代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始宗教形式，然而它并未随着远古时代的消亡而消亡，甚至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到处残留着并不时热热闹闹地敷演成一幕幕活剧。闹市区林立的巨幅广告牌和闪烁变幻的霓虹灯为现代商业社会树起了高高的图腾柱，悬挂在汽车挡风玻璃前的已故伟人肖像成了为行车者驱邪避祸的图腾符号，名牌服装上显眼的商标也不啻是镌刻在消费者身上的图腾纹样，最富于图腾的神秘意味的是所谓“吉祥号码”，无论是电话、“大哥大”，还是汽车、摩托车，只要入了“吉祥号码”一族，便像附着了图腾的无限魔力一样，马上能够让人财运亨通、前程远大，以致在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也不曾忘了为祈求“666”、“888”之类神秘数字给人带来好运气而高歌一曲。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指出，在图腾崇拜之中，崇拜者往往致力于建立起自己与图腾始祖的亲缘关系，并通过这种亲缘关系达到与图腾始祖的同体化。从潜在的动机来看，崇拜者不无这样的欲望，即通过与图腾祖先的同体化得到图腾祖先的帮助，获得图腾祖先的某些长处和优势。现代图腾崇拜又亦如此。如果说远古人们所崇奉的那些生灵总是表征着某种优长之处的话，那么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商品广告、名牌商标、伟人肖像、吉祥号码等乃是实力、信誉、威望、富有、顺利、成功的标帜，人们只要与之建立起一种亲缘般的密切关系，达到某种隐秘的感应、互渗和沟通，便能将这些现代图腾所具备的灵性和魔力吸收到自己体内，从而超越了自身有限的存在而走向无限，上升到人生的自由之境。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商品就是一种人人热衷于与之结缘的现代图腾，商品能让人获得信心和勇气，也能让人获得鲜花和掌声，人们可以从中获取人生的荣誉、名望、智慧、欢乐、幸福。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货币，是金钱，货币、金钱是消除了其他所有商品的特殊性的一般商品，它们在扭转人的命运、改变人的形象、维系人际关系和重建社会秩序方面，要比一般商品表现出成千百倍的魔力。如今金钱的这种超凡绝俗的力量也就成了在现代社会中亲缘关系最为广泛、普遍受到顶礼膜拜的现代图腾。“向钱看”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发财”成为人们口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钞票成为人际关系中最硬的通行证。“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一如今众所周知的口头禅表达了一种彻底倚重金钱的依赖心，这比起那种承认金钱万能的崇奉心其实更多了一层对金钱的敬畏。
现代图腾崇拜同其他的宗教仪式一样，来源于人们对于冥冥之中的神灵的依赖心，一般说来，人们在处理有把握的事情时并不求助于神灵，也就不会诉诸图腾崇拜之类宗教仪式，但在人们感到前程未卜、困难重重之时，这种依赖心就开始萌发滋长，并进一步演化成形形色色的宗教仪式。如今商海涛起云飞、变幻莫测，在市场上所展开的角逐和厮杀其白热化程度决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人们在盈、亏、成、败的浪尖和波谷之间大起大落，经历过几多艰辛，咀嚼着几多苦涩，神灵的影子钻进了人们的心里。于是人们将某一事物奉若神明，深信一旦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以至达到同体化，便能将其魔力转移到自己体内，并从而生出无限自信、无限勇气、无限力量，现代图腾崇拜便由此而生。
总的说来，图腾崇拜有几条原则：其一，客体作为图腾，它的宗教力量所对应的是人的情感和情绪；其二，图腾的魔力并非由这个事物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和心灵而产生，而是人们的情感和情绪向外投射到这一事物之上而形成，是人们的主观情感和情绪的外射使客体变成了神圣的东西；其三，由于主观情感和情绪的渲染作用，被认定为图腾的事物，它的某些性质和特点被夸大和拔高了，或者简直就是被假想出来的。这就如E·杜尔克姆所说，在图腾崇拜中， “一个客体所具有的神圣性质并不包含在那个客体的内在属性之中：神圣性质是从外面加给它的。宗教事物的世界不是经验自然界的一个特殊方面；它是附加于其上的……。”〔8〕因此之故， 所以也就不是某一事物注定能够成为受人崇奉的图腾，而另一事物就一定不能成为这种图腾，一切要看人们的需要，同时也要看当时的精神气候。只要人们需要，也受到精神气候的催生，任何东西都可以神神道道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图腾。商品经济在现代社会拥有霸主地位这已成定局，这不仅表现在它有力地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而且表现在它将其运作的逻辑渗透到当今的时代精神之中，它将一切都变成了商品，道德、权力、良心、友谊、操守、肉体、学历、户口都可以变卖，到了再没有什么可卖之时，便出卖“虚无”，造成了“假冒伪劣”现象的猖獗。在这种精神气候下，受到种种利益需要的驱动，上述现代图腾崇拜的形成就不是偶然的了。
五、把握无限
超越自我、超越个体，仰望永恒、把握无限，这是人类不灭的理想、永在的追求，这种为人类所仰慕的无限和永恒便构成了人生的终极价值，而宗教就是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所提供的一套阐释系统。卡西尔指出：“个体性意味着有限的存在——而只要我们不打破这种有限存在的藩篱，我们就不可能把握无限。宗教思想的进展必须解决的正是这个困难和这个谜。”〔9〕在当代审美文化的宗教意识之中， 这套阐释系统演化为英雄神话、明星崇拜和现代图腾等世俗化的模式，并生发出种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中包含着寻求无限和永恒的努力，然而由于它所提供的阐释主要对应着人们的情绪、欲望、冲动和感性心理，所以对于人生之终极价值的追寻势必是扭曲的、浅陋的、悖谬的。要使这一切得到有力的改观，关键并不在于让人放弃对于无限和永恒的憧憬，而在于让人走出由情绪、欲望和冲动所鼓荡起来的神秘氛围。当代审美文化需要更多一点理性、更多一点精神，人生的终极价值才有可能撩起神秘的面纱，最终向人们敞开。
注释：
〔1〕杜威：《哲学的重建》，波士顿1957年版，第164页。
〔2〕P·伯杰：《宗教的社会现实》，英文版，第108页。
〔3〕H·考克斯：《世俗城市》，纽约1969年版，第3页。
〔4〕古斯塔夫·列·邦：《人群：对民众心理之研究》， 见艾·威尔逊等：《论观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5〕阿诺德·豪泽尔：《艺术史的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
〔6〕普洛丁：《九卷书》第1部，第6卷。
〔7〕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页。
〔8〕E·杜尔克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见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思·汤普森编：《宗教与意识形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9〕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 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