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与人性危机：杜威人性论的反思
徐 磊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生态危机是人性危机，即人以自我为中心肆意宣泄欲望，无视自然，这是人性与兽性的混淆。尤其在启蒙以后，对人之欲望宣泄的鼓舞，致使人对破坏自然的习惯养成，产生人与自然的分裂对立，生态危机随之爆发。然而，人之本性与自然共生互动，人在自然中生存，自然也影响着人，两者并不割裂分立。如何看待人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杜威的人性论，即环境养成习惯、习惯对人性塑造的可变人性理论为其提供新的视野。
关键词：生态危机；人性危机；杜威；人性
爱德华·威尔逊强调：“本世纪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了人类及承载人类的生物圈，人类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最佳方式从过去的破坏地球转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上来？”[1]21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多发，如水资源污染、能源枯竭、沙尘暴来袭、雾霾弥漫等，迫使无数哲人苦思冥想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最终，将问题的中心指向生态环境的整体建构，即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来源于自然，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自然，如马克思所强调，自然是人生存的前提，自然为人提供生存生产的基本所需。人与自然本身即是互动互构的有机整体，两者共生共存。但是近代以后的思潮趋于人欲的宣泄，人性即成为兽性，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仅仅由于其理性可以更有效宣泄欲望；于是，人之地位无限拔高，出离自然独立，生态危机由此爆发。杜威认为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生存的内在结构中固然有稳定不变的基本所需，但是经过经验的动态发展，在环境的影响下，人性可以被改变和塑造。换言之，人性是被当时环境所塑造，是人之欲望宣泄的习惯养成。那么，从人性培养入手，改变征服自然和放纵私欲的成长环境，养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习惯，是一条合理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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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威人性论反思：环境决定习惯
杜威对人性的解构具有动态的实践意蕴。他认为，人性是由内容的不变性与形式的可变性组成。前者是指人之为人的先天本能或基本的生存需要，即精神、物质方面的满足与行动、社交、竞争等非直接性的需求；后者则是指人的行为习惯与社会风俗，即杜威所提出的道德。在杜威看来，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环境的改变及人之活动的进行而不断变化。杜威认为，倘若固定，人性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人性不变的理论是在一切可能的学说中最令人沮丧的和最悲观的一种学说”[2]。也就是说，人性的具体可变性体现在人对环境的实践中，是一个动态流变的过程。
人性的可变形式是风俗习惯，它在人之具体实践中发生作用，对其行为进行规束。杜威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分为内在与外在。内在因素以习惯为主，它抑制与规导人性的内在冲动。习惯和人本能的冲动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前进方向，其间贯穿着理智的协调和指导作用。外在因素则是指自然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变动的环境打破常规的习俗，迫使个人的习惯也随之改变。这引发了人之冲动的爆发，对旧习惯的矛盾，理智的协调作用变为对冲动的引导，走向新的习惯，使在人之实践范围内保持与环境资源的整体平衡。正如杜威所说：“一个具有与客体共同合作而形成的习惯与态度的自我，先于当下周围的客体而趋于达到一种新的平衡。”[3]35
杜威的习惯与常俗的习惯有所不同。在杜威看来，习惯不但是一种继承，还是一种社会功能，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如果说人之本能是先天的，那么习惯就是后天习得的产物，是人与环境之间不断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内在化进程。“我们需要一个语词来表达那种受先前活动影响的、在此意义上是后天获得的人类活动；这种人类活动在其自身之内，包括了某种由行动中的次要要素构成的系统化或秩序化；这种人类活动从性质上来说，是向外突出和有活力的，并且随时准备公开展现自身。”[3]27杜威的观点始终秉持人、自然和社会三者的连续性，而习惯在这里充当着连续性的维护。他认为习惯不仅包括私人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且也包括许多结果，如符号、信仰、神话等社会组织中多套复杂而固化的传承，这不仅对思想的习惯来说是真实的，而且对行动的习惯也是如此。在杜威看来，习惯不仅是对行为的潜移默化，还是对个体自我世界观的塑造。如上文所述，自我的个体本性是一种动态的结构，而不是固定的结构，它由相对稳定的专项和持久的习惯组织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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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是人性的危机，人性是由习惯所建构，而习惯是在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态势。那么，改变人之成长环境，使人养成与自然和谐的习惯是一种可行的应对生态危机的方略。
人性危机是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即人对自然僭越，无视自然的规律而满足自我的欲望，大力开发破坏自然环境。在启蒙以后，这种态势代际相传，逐成习俗，内化为每代人自身发展所必须的习惯。正如霍布斯认为对自然可以进行物质化的解构，任何自然物都是机械的物质所组成，人可以直观地对其进行解构，这引领了直观唯物主义发展观的风潮。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即人拥有理想，可以窥探自然的知识。自然被人认知以后，就可能被大胆地进行开发征服。人对自然征服的态势就此展开，导致而后的自然科学飞速发展，激励了人们对自然征服利用的热情。笛卡尔通过对“我思”主体性的确立，把“我在”定义为等待开发的固定之物，强调主体“我在”的能动性，同时暗示人们对死物的自然进行开发。笛卡尔开启了人们对“实践哲学”的追捧，即如何认识自然、解构自然，做自然的主人。现代数学家拉普拉斯甚至认为，只要给他足够的数据，它就能按照数据彻底解构自然，推演未来的一切。他代表现代哲学对数理化的看重，体现人之欲望冲动的爆发，征服自然变成了一种习惯。这种肆意宣泄欲望的习惯是不合理的，它仅仅彰显人之野性，遮蔽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关系。
环境的改变迫使习惯随之改变，即新旧习惯的更替。新旧交替是习惯得以保证人之行为及其本性顺然的重要原因，因此减少人之发展阻碍，需理性对待新习惯。要使人之行为活动顺应时代而行，从改善环境入手，环境的改变会连带习惯的改变，人性亦变，为此杜威强调生活即教育，环境促习惯。杜威认为，人类必须适应和重构环境，环境与人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环境改变，人也随着改变。这为如何解决生态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同时，自然又是人自我本质的确定。马克思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力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5]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在与自然互动的活动中，将自身本质、生命活动对象性给自然界，人化自然，把人自身的特性、本质延展到自然中。而自然在与人的交互活动中拥有了人的特性和本质，即自然成为拥有人之生命和本质的对象性的人。换言之，人对自然如何，自然便反馈给人如何。具体说来，人类自身的本质是在改造自然界的对象活动中不断自我生成，而生成的本质是通过现实的自然表现出来。正如萨特的名言所揭示：“存在先于本质。”人之本质蕴含在自然界的发展当中，而这种发展是人与自然共同的发展。现今，自然已近崩溃边缘，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都不断昭示着现代人征服自然的人性观不能表现真正人的本质，是其本身出了问题。自然的反馈是人本质的确证，自然界不断变化，人之本质也不断在自然中得到规定，所以自然的生态破坏及其危机的实质就是人性本质上出现了危机。生态危机的发生就是自然对人之行为的反馈，这说明人对自然的对象化活动趋于不合理，破坏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自然对人友善，而人却对自然不善。自然对人的反抗，究其本质是人性欲望的过度宣泄对自然大力开发和破坏所致，故生态危机就是人性危机。
二、生态危机与人性危机：习惯的不合理
然而，自然并非简单的资源库，它充满神性，或者说充满对人性的关怀，是人之生命保存的前提。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任何生物的生存与切身环境息息相关，各种生物在生存过程中根据环境所反馈的信息进行物质转换，即从自然中取得必需的生存资料来供养自身，同时又不断排出废泄物归还自然，并从中促进自然的进化发展。以这种交互关系为准绳，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就是生态系统。人作为高级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生存，同其他生物及其自然环境共同进化，即无论是人或是其他生物都在自然的怀抱中成长。罗尔斯顿对此总结：“有机体只护卫它们自己的身体或同类，但生态系统却在编织着一个更宏伟的生命故事；有机体只关心自己的延续，生态系统却增加物种种类，并使新物种和老物种和睦相处。”[4]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以大宇宙的母性形象出现在古人面前，它关怀世人，充满生命；人在自然的照料中生存繁衍，人们对自然充满崇拜。马克思也认为，自然是任何生物生存的基本条件，人首先是作为自然人才能进行生产劳动，没有自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无法进行，包括自身的生存与繁衍。正如杜威所说：“没有这种环境，尽管有最好的主观意向和善良的内在倾向，文明也会再度堕落为野蛮。”[3]16自然孕育着人类，它内含照顾和关怀生命的目的，与人为善。
同时，习惯对人之实践活动的影响具有持久性、组织性和方向性。习惯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生作用，保证人之活动流畅进行，对已有思维进行约束和限制。在没有改变外在环境的情况下，冲动被习惯所规束，即人的本能欲望无法随意宣泄。“习惯的本性是坚定自信的、持续的和自我永存的。”[3]37在杜威看来，习惯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和关乎人性成长的重要因素，是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才使人之活动有了惯性。习惯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环境对人的内化，而形成人之习惯的环境是一种稳定的风俗。风俗是一种拥有持久性、组织性和方向性的集体习惯，它保证人之日常实践有规律地进行。“风俗的持续存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体在先前风俗所规定的条件作用下形成了他们的个人习惯。”[3]37
生态，即生之态势，指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共生共存，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在整体中充满生机。而生态危机的发生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即整体分裂，人与自然各自独立，人作为主体出离自然，并以自我的价值考量自然。其结果是人之欲望冲动无所限制地肆意挥洒，自然成为人疯狂宣泄欲望的物质开发对象，沦为一种向人而存的物质资源库。如启蒙以后“理性人”的确立，为庆祝走出宗教信仰的掣肘，证明人的伟大，在自然中毫无顾忌地开发破坏。近现代工业社会，追求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商品消费的物欲幸福，对自然进行物质化分割化地开发，无视其生命摇篮的本质，大力攫取资源。
钻孔弹模计分柔性与钢性两种，考虑到本案例测试的对象为高压水工隧洞围岩，此次采用钢性钻孔弹模计。岩体钢性钻孔弹模计测试是利用钻孔弹模计内置的若干径向施压小千斤顶，在孔壁施加一条带状径向压力，根据压力与变形对应关系来计算岩体的弹性或变形模量。
采用沉管法成孔，成孔顺序由外向里间隔1孔进行，应注意避免因震动挤压造成相邻孔缩孔或坍塌，桩管上用红油漆画醒目的横线，保证达到设计要求深度。桩孔重心点的偏差不超过桩距设计值的5%，桩孔垂直度偏差应小于1.5%。桩孔直径允许偏差不超过设计值-20mm。桩长允许偏差+0.5m，施工现场对成孔孔径、孔深及桩位偏差做好详细记录。
三、改变成长环境：培养合理习惯
当然，并非所有的习惯都对人的发展有益。当环境改变，而旧有习惯不愿意改变，甚至维护旧式习惯统治的情况下，就会对人之行为活动乃至思维方式产生阻碍。“因为使一种习惯成为坏的，就是被旧有的成规所束缚。”[3]41习惯是环境对人本性的塑造，它拥有可塑性，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这是一个不断消解矛盾的过程。任何习惯都是从不适应时代的僵化习惯，到与现实接轨的新习惯的动态形成过程。而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性就是与人之活动实践相互联系的切身环境。杜威认为，当环境中产生新的进步因素时，原本被习惯牢牢压制、约束住的那些本能冲动、欲望被释放出来，促使人做出一些与原本已经稳定的行为所不同的行为，打破旧有的习惯，在理智对未来行为方案的选择下，建立新的习惯。
对自然肆意开发僭越的人性是启蒙以后的成长环境所造就，如培根强调的“自然是为人准备”，康德说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舍勒认为，对自然的认识不需要太多价值、审美因素，只需要将其看作工具实用的对象来开发。要改变生态危机的趋势，必须改变人性的传统养成，即征服自然的人性习惯，在思想和行动上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性，这需要从成长环境入手。杜威的人性论提出，人首先是生活实践中的人，任何习惯的养成都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没有孤立和永恒的人性。人对自我欲望的无所节制，就是对启蒙以来环境影响的反馈。启蒙对人性的高扬，把人之理性地位提高到与上帝等同的地位，甚至认为人就是世俗世界的上帝。在地球上，人无所不能，没有了中世纪上帝的束缚，人养成征服自然的习惯。在杜威看来，习惯即社会环境中多种复杂而固化的权威范式对人自我人格形式的影响，其中不仅包括个人的行为方式，还包括许多社会组织的结构文化，如符号、神话、信仰、理念等。人的自我发展就是在社会所形成的过程中通过习惯形成，间接在社会的实践中养成一种习惯。人征服自然的定势在中世纪以后解放人的环境风潮中变成习惯，成为常态，甚至形成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在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的局限，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并未造成巨大影响。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欲望的膨胀，人对自然的攫取程度已经开始超越自然本身所能承受的限度。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报告中提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越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要求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6]要改变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势，必须改变个人的生存习惯，这就要求从对个人成长影响因素的环境入手。正如杜威所说：“问题将不在于人性是否能改变，而是在于它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怎样被改变。”[7]
环境是人性形成的前提，造就了成长所需要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动态变化的延绵，对人性的造就是不断形成的过程。杜威从黑格尔处受到启发，看到经验是拥有历史性的连接点，每段历史都不是孤立的，人自我本性的造就是在历史中承前启后，在前人的习惯习俗中吸取营养，然后形成现在的自我。在杜威看来，人之习惯之下的经验是一个包含人在内的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人与环境不断地交互，彼此证成，即环境影响人之成长，人也在改变周遭环境。以自我欲望的满足为重心的习惯是人本主义思潮，或者说，“理性人”确立之后所造就的。人之地位、理性能力的无限拔高，意味着人出离自然，自我塑造。这种对人习惯的形成和偏导向单方面发展的成长经验是不合理的，其结果便是人被一叶障目，只见自身不见森林，最终致使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爆发。人与自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如杜威所强调的，没有孤立之人，人的实践活动改变了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塑造了人类行为，即社会环境基于人类生活的生物性在引导人的发展。人们所获取的成长经验是人与环境共生互动的经验，任何经验都是在人与自然或社会的互相作用中形成。倘若独立一方，经验的有机构成就会不复存在，两者便会对立分裂，造成生存态势的危机。杜威认为，习惯形成人的经验，造就人的本性。这种经验是整体的有机经验，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人之本性也在这境遇中走向和谐。同时，杜威的经验也是扬弃过去不合理因素并促进自我前进的产物，可以让我们在反思与自然矛盾问题中动态吸收以往经验，在环境的影响下养成合理的习惯。正如杜威所认为，尽管习惯无法直观把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通过明智地选择与权衡我们所关注的事物，以及影响欲望满足的事物，而间接改变习惯”[8]。
再者，在环境对习惯养成的作用中，理智确定了新习惯的方向，即人与自然关系顺然与否，人之所思起着相应的指引作用。旧习惯在一般情况下稳定不变，而当周围环境变化时，阻碍了人之行为的正常进行，使人之主体和行为本身之间产生失衡状态，原本被旧习惯所规束的人之本能冲动被释放，并盲目牵引着行为前进。此时，理智开始活动，根据想象力和所得经验进行协调、整理和处理冲突矛盾，并且做出暂时性目的，为进一步的行动提供指引，推动行为方式的演进。在杜威看来，本能的冲动是盲目的，只是人生而所具有一种官能。而欲求不同，当我们所欲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种欲望的目的会带来什么结果，这比本能多一个理智的维度。新习惯的冲动爆发后，在理智目的性的指引下，才能走出旧习惯的限制，产生有利于人或是人和自然的新的生存方式。生态危机的人性欲望化是对破坏和汲取自然的习惯的盲目崇拜，是理智的狭隘化、片面化的认知。人与自然是不可独立而存的一体两面，理智的思虑却只看到人高高独立在世界之外。要重新走出人性危机和生态危机，必须以正确的理智为指引，建立新的习惯。杜威认为，理智绝非高高在上的东西，相反，是在经验世界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根据实践境遇的经验对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以促进实践进程的持续性。正确的理智在具体的人与自然的交互经验中才能实践所得，理智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可以把握人与自然的正确共存道路，是一种实践的真正善性。
对人实践之善的培养，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需要教育的承载。杜威认为，教育是对人行为最好的培养，它是环境所需对人行为与思想的最好规束。人类是社会的动物，自我的形成在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自然的因素也随之体现。小孩子生来就有机地和环境一体，但是要成为走出自然的社会人，还需要不断学习。如詹姆斯·坎贝尔所认为，通过教育“人们懂得把他们自身视为共同体的参与者，使他们‘从行为与感觉的狭隘天地’里走出来去重视共同的善”[9]。环境对人的影响集中在习惯的养成，教育所做的就是对这种习惯的灌输，或者说保证社会和自然环境对人内在化的顺利进行。杜威将教育对人性成长的塑造总结为：“习惯有两种形式：一是习以为常的形式，就是有机体的活动和环境取得全面的、持久的平衡；另一种形式是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活动，借以应付新情况的能力。前一种习惯提供生长的背景；后一种习惯构成继续不断的生长。主动的习惯包含思维、发明和使自己的能力应用于新的目的首创精神。这种主动的习惯和以阻碍生长为标志的墨守成规相反，因为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不断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10]可见，杜威的教育就是在环境的反馈下，促进个体习惯的不断成长，而对生态生活的追逐，是教育可以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习惯养成的环境理念的先导。
总之，环境影响人之习惯的经验形成。合理的成长环境，能够刺激人们反思自我，在社会委托教育中找寻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善。亚里士多德曾总结：“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因此把‘习惯’一词的拼写方法略加改动，就有了‘伦理’这个名词……所以，人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也非反乎本性生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成。”[11]传统的环境造就人之习惯的不合理，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处于不和谐当中。如古希腊“大宇宙”和“小宇宙”的关系，人处于自然环境的威严之下，习惯于委曲求全。中世纪宗教世界中，上帝的权威迫使人成为上帝的奴仆，其环境是人自身欲望的压制，人性的扭曲。近代以来，在“理性人”风潮涌动的环境之下，人的地位无限提高，最终养成征服自然的习惯，导致生态危机。可以说，人性如何决定了自然如何，而人性本身的形成却是在环境的影响下进行。对此，习惯的作用不言而喻。正如杜威所认为，人本能的冲动和习惯之间的张力左右着人的活动。作为环境的人性代言，习惯不是简单的重复动作，而是作为塑造人性的产物与自然相互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人之本性是在习惯支配下养成。因此，欲改变生态危机的趋势，构建生态人性塑造的环境，培养合理习惯变得尤为重要。
河北省泊头市、永清县、大城县、永年县、石津灌区等地通过抗旱物资储备、旱情监测、蓄水、加强宣传等措施抗旱保春灌。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威尔逊．生命的未来[M]．陈家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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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威．杜威全集：第14卷[M]．罗跃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55．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8．
[6] 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M]．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6．
[7] 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6．
[8] 杜威．杜威全集：第14卷[M]．罗跃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6．
[9] 俞吾金．杜威、实用主义与现代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
[10]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61-62．
[1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7-28．
（责任编辑：李 虎）
Ecological Crisis and Crisis of Human Nature: Reflect on Dewey’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XU l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Abstract：Ecological crisis is a crisis of human nature, that is, people express their desires freely and ignore nature, which is the confusion between human nature and animal nature. Especially after the enlightenment, the inspiration of the catharsis of human desires leads to the habit of destroying nature, which is divided against nature,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erupts. However, human nature evolves and interacts with nature. Human beings live in nature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human beings. These two aspects are not separated. Dewey’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at is, the theory of variable human nature is formed by environment and hab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Key words：ecological crisis；crisis of human nature；Dewey；human nature
作者简介：徐磊（1988—），男，浙江宁波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生态哲学。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9）01-0091-06
标签：生态危机论文; 人性危机论文; 杜威论文; 人性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