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计划与二战后法国政治的集权_马歇尔计划论文

元帅计划与二战后法国政治的集权_马歇尔计划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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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8—0043—06

1947年6月美国决策者决定启动马歇尔计划的一个重要政治意图,在于通过实现西欧的经济复兴,削弱包括法共在内的西欧各国共产党势力,限制苏联在该地区的潜在影响力,将西欧国家整合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轨道。这样,美国就能挫败苏联出于本国目的对欧洲工业和军事潜力可能的控制,确保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处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

一 西欧的地缘战略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中心格局,曾经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欧洲被严重弱化了,战前的欧洲四强英、法、德、意失去了主宰国际事务的地位,其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一落千丈。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了原有多极体制的瓦解,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进入了美苏对抗的两极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之一是,美国挟其在“新政”时期和战时扩张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垄断资本主义实力,一跃而成为战后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大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苏联虽然在战争中遭到了重创,但它仍以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共享军事霸权。随着欧洲几个老牌帝国的衰微,欧洲衰落了,从废墟中挣扎着站起来的欧洲突然发现自己已处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系中。战后欧洲的前途已不再取决于自己。世界政治力量的天平,一头是非欧洲的美国,另一头是半欧洲的苏联,美、苏成了欧洲的新主人。欧洲所能做的不过是努力适应新的世界形势和新的国际格局。用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的话说,“被战火摧毁了的、幻灭了的欧洲匍匐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1](p48)。

随着欧洲的衰落,美国加紧谋划一个有利于确立美国霸权地位的战后世界新秩序。苏联也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战争中获得的崇高国际地位和出于巩固其在东欧广大地区获得的既得利益的需要,开始与美国争夺以欧洲为中心、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

战后,美、苏之所以把夺取和控制欧洲,尤其是西欧作为其称霸全球的战略重点,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现实考虑:

首先,欧洲的地缘战略位置关系到两国重大的战略利益和政治利益,而位于北大西洋东岸的西欧则更具地缘战略优势。就苏联来说,言攻必下海,言守必控制中欧。而要想控制住中欧,必须首先控制德国,因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势必使整个欧洲不安。一旦德国东侵,必然会令波兰、苏联及整个东欧不安。一旦德国西犯,则使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受压,英国也难保。因此,苏联不能仅仅限于守住东欧,还必须控制住中欧,进而稳住西欧。一旦形势有变,苏联就可以进入西欧这块滩头阵地,与美国争夺大西洋。而对据有两洋天险的美国来说,要想称霸全球,就必须既占陆地,又据海洋,否则,只能固守一隅,四面受敌。西欧是美国的前沿阵地,一旦失去西欧,美国也就只能退而下海,面临困守美洲大陆、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美国必须首先遏制住苏联对欧洲的野心,坚守住西欧这块滩头阵地。

其次,从全球战略角度看,美国也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扶植西欧,以实现美国与西欧结盟、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目的。因为美国固然强大,但要遏制战后在政治上享有很高威望、军事上拥有相当实力的苏联,光靠美国一家的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与西欧结盟,才能确保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再次,战后西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在东欧已经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情况下,如果西欧经济持续恶化,必将成为各国革命的催化剂,将有利于苏联插手西欧。美国若对困顿不堪、每况愈下的西欧经济甩手不管,便有可能失去西欧,从而在对苏冷战中处于孤立的战略态势。因此,协助西欧摆脱经济困境,以增强美国对抗苏联的实力,就成为战后杜鲁门政府对欧政策的核心内容。

总之,战后,美、苏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由谁来控制欧洲。在战后两极格局下,出于称霸全球的战略意图,美国必然要在欧洲重建中发挥自己的优势,与苏联争夺西欧。而美国夺取西欧的主要手段就是凭借它雄厚的经济实力,对西欧各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力图通过这一计划,将西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而法国就是美苏争夺的焦点之一。

二 战后法国政治经济的脆弱性

相比较而言,美国在重塑战后法国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在苏联之上。美国对法国内政的干预肇始于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至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达到顶峰。现在我们以后见之明的优势回头来看,美国之所以要对法国政治进行干预,主要是由法国政治的特点、法国的地理位置和战后法国的经济形势所决定的。

第一,战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助长了来自外部势力的影响。这种体制大致呈六角形,四种势力组成联合政府,在政治上相互角逐。这四种势力分别是:左派——法国共产党(PCF),右派——戴高乐主义者,中左派——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中右派——激进党和独立党。在这个多元政党体制中,“没有哪一个党派能取得超过28%的选票”[2](p2)。这就意味着该政府必然是联合性质的。这种联合政府的脆弱性具体表现在:在政府内政外交问题上,只有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才能达成暂时的一致,而这种一致又会随着各派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动摇。因此,战后法国的历届政府都不稳固,更迭频繁。相互对立的党派政治野心和政党代理人的个人重要性对形成新政府举足轻重。这些党派非常容易受到来自国内外各种压力集团的影响。1947年年初,法国最大的两个政党——左派共产党和右派戴高乐主义者开始仇视这种体制。其他四个支持六角形政党体制的党派则不得不联合起来,意在维持这种“民主”制度,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存在着重大分歧。中左派社会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虽然在建立福利国家上意见大体一致,但在教权问题上意见相左。中右派,即战前的激进党和独立党人则代表着工业和现代化群体的经济利益,也代表着反对现代化的落后的农民和城市小商人阶层的利益,他们的权力欲日益膨胀。

法国的这种多元化政治因冷战、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对法国政府走马灯式更迭的关注而变得愈发复杂。由于法国在西欧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很清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国政府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稳定而温和的法国政府,最好是一个由中右翼势力组成的政府,理由很简单:左派政府太左,与美国不一心;中左政府力量不均,不稳定,难以驾驭;右右政府又太弱,容易助长民族主义势力。因此,中右政府最好。总之,这个政府必须是亲西方的,更是亲美的,它既不为共产党人所掌控,也不为戴高乐主义者所支配。而战后法国政党的多样性和内阁的频繁更迭为敏锐而狡猾的美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对法国的政治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从而将法国导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轨道。

第二,法国处于冷战的重要战场。在美国人看来,法国是西欧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处于西欧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它既经济孱弱,又面临共产主义威胁。一旦法国有失,必将在欧洲引起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美国希望马歇尔计划能成为整个西欧的“莫内计划”,为美国谋求由自己控制的新的统一的西欧奠定基础。为此,1947年4月,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专门委员会在报告中把法国列为美国要优先解决的第五序列国(前四位分别是:希腊、土耳其、伊朗和意大利、朝鲜。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列第六、第七位)。这种顺序是美国冷战专家根据苏联颠覆的可能性而排列的,足见法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该委员会在报告中还专门注明,之所以列出法国而不是英国作为优先援助对象,主要是“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的[3](P206)。1947年7月,马歇尔在哈佛演讲后不久也认为,在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前,“考虑到形势的紧迫性,必须对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国家提供临时紧急援助”[3](p323)。这一看法和态度导致了《1947年临时援助法》的出台。

第三,法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法国爆发政治危机前夕及危机期间,美国人不断收到有关法国糟糕经济前景的报告。1947年4月8日,美国驻法大使馆商务参赞伊凡·怀特就曾警告华盛顿,法国总的经济与财政形势一直处于失调状态,威胁到了莫内计划,因而导致法国重要社团对法国政治经济不稳定状况十分担忧。据怀特估计,法国1947~1948年度的收支赤字可能在13亿美元。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在出访欧洲后提交的《5月备忘录》中也不无忧虑地估计,在美国最初提供的50亿美元援助中,分给法国的17.5亿只能维持法国最低的生活水平。“如果生活水平再降下去,(法国)就有发生革命之虞。”[3](p230) 5月16日,怀特对法国的经济形势再次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并呼吁华盛顿为法国重建找到新的解决途径。他认为,法国潜在的赤字实际上被大大低估了。法国存在着严重的食品短缺,而食品短缺冲击的主要是城市的工薪阶层,这对法国的政治稳定十分不利。怀特警告说,莫内计划并不能达到削弱共产党对工人阶级掌控的目标,而“一个既不受共产主义、又不受极右势力控制的法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则至关重要”[4]。马歇尔计划刚一宣布,美国就有人认为,单就法国危机的程度而言,这已经相当迟缓了。在1947年7月西欧16国巴黎会议召开前夕,美国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曾致电华盛顿,称为了保证法国政治稳定,法国必须得到临时紧急援助。他引用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话说,如果美国再不采取行动,“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也将丢失”[3](p311)。马歇尔在给道格拉斯的复电中同意贝文的看法,称:“我们和贝文的看法一致,都很关注法国的形势,并认为法国的稳定十分重要。”[3](p323) 1947年7月,美国之所以选择巴黎作为16国会议的会址,目的也是支持拉马迪埃政府。在美国高层看来,这些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要想让法国朝着自己希望的目标前进,美国就必须加大对法国的援助,这样才能在法国建立一个符合美国意志的、温和的亲美政权。

第四,战后初期,法国强大的共产党势力令美国人日益感到不安。战后初期,法国的经济困难引发了法国政局的动荡,催化了失望和绝望,法国人的自信心已荡然无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日俱增,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947年春天,法国的罢工浪潮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呼声日益高涨。忍饥挨冻的人们甚至到了只要能让他们吃饱不受冻,接受什么制度都行的地步,一如《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样,“个人是那样无助,人的尊严因到处颠沛流离而尽失,必须向好处发展的感受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很难不做出让步而走向共产主义专制”[5]。与此同时,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得到锻炼而成长起来的法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威信日益提高,并在政府和工会中有相当大的势力。例如,在战后初期的法国大选中,法共获选票28.5%,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共产党还实际控制着工会的关键位置。1945~1947年,包括法、意、比在内的8个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均参加了本国联合政府,而且在内阁中占据了重要职位。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不仅引起了西欧各国统治阶级的恐慌,而且也让自诩为资本主义制度守护者的美国资产阶级坐卧不安。1947年1月28日,美国驻法大使杰斐逊·卡弗里电告马歇尔,称法国外长皮杜尔十分担心共产党人国防部长比尤。2月27日, 艾奇逊在白宫秘密会议上惊呼:“在法国,有四五名部长,其中一名是国防部长。共产党控制着最大的工会,并在政府各部、工厂、军队中安插大量人员。法国选民将近1/3投共产党的票。在法国经济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俄国人随时都可能下手。”[6](p140) 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弗朗西斯·沃尔特斯更是危言耸听地说:“用不了几个月,共产主义就会席卷整个西欧。”[7](p1830)

三 美国重塑法国的手段

尽管美国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就有意拉拢法国,但法美关系在战后时代的真正转折点始于1947年。在这一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台,苏联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也相应成立。这些事件标志着冷战的开始,也促使长期不和的法美关系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尽管杜鲁门主义在当时关注的焦点是希腊和土耳其,但它同样清楚地表明,美国要在全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由于法国处于冷战的主要战场,自然加强了美国重塑美法关系的紧迫感。而战后法国强大的共产党势力始终又是美国的心腹大患,因此,一旦巴黎和华盛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必然意味着法国共产党被逐出政府。

战后,美国重塑法国的手段主要是借援助进行的。由于法国是美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因而法国也是仅次于英国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第二大受援国。从1945年到1954年,“美国对法国的援助每年都在10亿美元左右”[2](p2)。在战后法国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美国的这一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也必然会对法国的政治生活和内外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 该法除了对西欧国家取得援助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外,美国还忘不了加上反共的条件,要求受援国在政治上排挤或压制共产党势力,并以此作为取得援助的前提条件。如该法规定:“受援国应继续致力于培育和支持自由民主制度。美国的总援助计划必须是基于欧洲国家确保共产党不进行暗中破坏或对援助使用不当。如果我们对此不满意,必须保证我们有可能立即中止援助。”[2](p218,221) 正因为法国在战后有求于美国,因此,“经济援助可能会随时中止”就成了美国干预法国内政的一个杀手锏。

除了威胁“随时中止援助”作为影响法国政治的手段外,美国还试图通过直接操纵法国民意来影响法国内政。尽管有许多内幕至今还鲜为人知,但有证据表明,美国在这一方面是有动作的。至少在战后最初几年,美国对法国非共产党工会的大力支持就有案可查。在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美国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分裂局面一直不满意,尤其是对共产党在法国总工会的强大势力感到不安,因而美国“产联”和“劳联”等工会组织一直在不间断地对法国非共产党工会领导人进行引诱和拉拢。除了支持非共产党工会外,美国还在法国发动了强大的反共宣传攻势,最著名的如:引起轰动的“克拉夫琴科案”,对“自由巴黎”(Paix et Liberte)反共和平运动的资助,以及由中央情报局“心理战委员会”在法国进行的一系列秘密行动等。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华盛顿在法国的影响的确存在,而且相当大,但它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更准确地说,美国对战后法国政治的影响是导致法国政治向右转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之所以说美国对法国内政的干预是有限的,原因是在1947年的多事之秋,软弱的拉马迪埃政府面临的巨大压力主要来自法国内部。就法国的国内政治而言,一方面,拉马迪埃政府要应对强大的共产党人的挑战;另一方面,它要面对因经济困顿造成的人民普遍不满。就算反动的拉马迪埃政府没有来自美国的外来压力,该政府也有将共产党从联合政府中逐出的愿望和充足的理由。

1947年春天,法国国内的反共情绪之浓即使不在华盛顿之上,也至少是毫不逊色的。法国亲美势力一直谋求在一俟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就迅速将共产党逐出内阁。拉马迪埃组建第四共和国第一届政府时,有4位共产党人进入了政府, 其中一位当了副总理,另一位做了国防部长。面对这种局面,美国国务院智囊约瑟夫·琼斯不无忧虑地说:“显然,法国面临着被内部有组织的、武装的共产党少数分子征服的直接危险。”[6](p96)“如果莫斯科不改变对‘法共’的指示,这个政府就不会支撑太久。”[3](p689) 拉马迪埃政府成立后不久,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向华盛顿报告说,法国内阁主要成员罗伯特·舒曼、泰特让、莫里斯·舒曼和米舍莱就想将共产党赶出政府,而“不管后果是什么”[2](p67)。卡弗里在报告中还指出,法国中右派政客已开始联手,试图抑制法共在内政部、国防部和工业生产部等重要政府部门的渗透。当时的法国内政部部长德普勒也一直在向巴黎警察局局长吕泽施加压力,而吕泽则一直“在打共产党牌”。勒韦尔将军则取代了拉特,因为拉特与共产党有“眉来眼去”之嫌。“弗朗索瓦·密特朗也一直将尽快把共产党人从国防部老兵局赶出去作为目标”。[1](p67) 法国外长皮杜尔也告诉卡弗里,因为共产党部长的步步紧逼,“他们正成为对我们所理解的西方文明的一大威胁”[6]。在1947年3月的国民大会上,法国共产党部长们与其他党派的部长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意见相左。这件事导致了法国政治势力双方的最终摊牌。既然共产党人无法阻止战争,继续留在政府内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离开政府只是个时间问题。

当然,对于法共出局,美国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一如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所说,杜鲁门主义使法国清洗共产党的热情备受鼓舞。他坚信,在杜鲁门国会山演讲之后,“拉马迪埃加强了踢开法共这个绊脚石的决心”[9]。 除了杜鲁门主义的鼓励作用外,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或暗中支持,拉马迪埃排共、反共的胆子也不会那么大,步伐也不会那么快。而法国国内的反共势力在反共问题上也一直希望得到美国的明确表态和支持。例如,法国社会党人安德列·菲利普曾对卡弗里说过,在社会党人采取行动“把法共踢出内阁”之前,法国的经济形势必须得到扭转。政府要员泰特让也说:“没有美国的援助保证,就无法赶走共产党。而有了美国的保证,我们就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共产党人。”[2](p68~69)

1947年5月5日,美联社曾报道说,卡弗里已许诺:如果拉马迪埃将共产党人赶出政府,法国就可以得到大量美国的援助。这一消息在当时引起了美国高层的严重不安。马歇尔国务卿迅速致电卡弗里询问这件事的真伪。他得到的回答是,这一新闻报道纯属子虚乌有。卡弗里辩解的理由是,这一消息实在不合时宜,因为它很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刺激法国本来就已存在的对美国干预法国内政和“金元帝国主义”指责的升级,从而导致现政权的倒台。卡弗里甚至倒打一耙,怀疑“提供这一消息来源的是法国共产党,因为‘法共’正愁找不到攻击社会党人国民议会的炮弹,因而可能炮制出这一消息”[10]。对于卡弗里的诡辩,法国学者菲利普·迪尔在其回忆卡弗里的著作中对其谎言进行了揭露,他称:“卡弗里的确在记事本上写有这样的字眼——‘我已告诉拉马迪埃,其政府中不能有共产党人,否则免谈’。” [ 1](p12) 不管卡弗里怎样百般抵赖,有一个事实他是赖不掉的:1948年10月,他的确以坚定的语气告诉法国官员:“如果你们再让共产党人进入政府,(美国的)援助即行中止。”[11](p661)

当然,法共出局的另一原因也不能忽视,而且是导致拉马迪埃摊牌的导火线,这就是1947年5月1日的法国雷诺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共产党势力很大的法国总工会(CGT)的暗中支持,很快蔓延到法国其他地区。5月2日, 法共公开宣布支持罢工,反对拉马迪埃政府。此举招致的损失是惨重的,拉马迪埃最终摊了牌,宣布解散共产党。同时,拉马迪埃还向美国求援,他告诉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要想维持现政权,他需要美国保证向法国提供小麦和煤炭援助。如果没有这些援助,法国工人阶级就会再次投入共产党人的怀抱,戴高乐分子也会卷土重来,法共和戴高乐都可能取他而代之。

总之,由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法国高悬诱饵,在马歇尔哈佛演讲之后,和英国一样,法国对马歇尔的倡议做出了积极回应。即使对传统上关系尚好的苏联,法国也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坚定”[3](p302)。 为了与英美协调立场并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法国外长皮杜尔在巴黎三外长会议上与英国一唱一和,义无反顾地拒绝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善意警告,即“美国的计划不可避免地会使华盛顿干预欧洲各国内政”[3](p306),心甘情愿地追随美英。这样,在犹豫了一年半之后,在美国的暗中操纵和马歇尔计划的鼓舞下,拉马迪埃和皮杜尔顶住了法共和戴高乐主义者的巨大压力,建立了由中间力量组成的中右翼温和内阁,法国也因此而坚定地倒向美国。法国的选择受到了华盛顿的赞扬和丰厚的经济回报,美国人也为重新争取到法国这一盟国而乐不可支。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人最初之所以同意与美国结盟,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会在德国问题上得到更大的好处,这也是美国在争取法国时一再做出的承诺。然而,法国人很快发现,马歇尔计划到头来意味着诱导法国接受它一直希望避免的德国政策。也就是说,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法国的德国政策不得不并入美国的德国政策轨道。尽管法国为追随美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和政治代价,但必须承认,马歇尔计划毕竟帮助法德最终实现了和解,法国也从此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

收稿日期:200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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