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的新史料、新史实和新视野——“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学术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学术会议论文,史实论文,史料论文,生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三方共同主办的“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学术研讨会，于8月28-2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大陆、台湾、美国和日本的参会学者六十多位，并有二十四篇与宋子文生平相关的论文，在两天时间内分六场进行了专题讨论。本次会议中学者们带来了与宋子文相关的资料文献介绍，并结合新史料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新观点，展开热烈讨论。兹根据参会交流的基本内容分别介绍如下。
一、史料、史实再现和分析
史料乃历史研究之基础，本次会议上不少学者对宋子文的资料文献做了新的挖掘和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研究员在《宋子文档案中的惊天秘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德关系二事》一文中，利用胡佛藏宋子文档案及其他相关资料，揭示抗战时期中德关系的两项重要史实，即蒋介石拒绝德国“合攻印度”的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的企图，以及蒋介石派人赴欧，“运动德国军队倒戈”推翻希特勒政权。该文主要梳理了胡佛所藏1941年至1943年间齐焌①与蒋介石、宋子文的来往电报，对抗战中后期的德国内部情势多有分析，并指出德国贝克—戈台勒—哈塞尔密谋集团反对希特勒运动和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中蒋介石和宋子文所做的三项主要工作：1943年4月8日蒋介石接获宋子文“庚电”后，通过在白宫访问的宋美龄向美国转达德国密谋分子的条件，以引起美国的关注；1943年4月宋子文汇美金3万元给在瑞士的齐焌，让他“取出现钞分次秘密交给克兰②”为策划德国政变提供经费支持；1945年5月蒋介石获悉“美军在义大利俘虏法肯豪森、托马斯及沙赫特等人”的消息后，致电宋子文指示其与美国军部交涉，为诸多德籍反纳粹人士提供身份证明，协助他们获释。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陈立文教授的《从蒋介石日记与宋子文档案再出发》一文，对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由来缘起、发展历程、组织架构、藏档概况及新增档案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指出蒋介石日记与宋子文档案的重要性与特殊性。陈立文教授提出“时间长”“人事广”“心思细”“情绪深”乃蒋介石日记的四个重要特征。胡佛所藏蒋介石日记从1918年到1972年从未间断，由于蒋本人多年居于党政军负责人之位，加之其惯于在人事变化中反省自躬，所以蒋日记中几乎汇集了中国现代史上全部知名人物，可以借蒋介石的个人记录洞见54年间中国政治社会变迁与对外关系的基本脉络。同时，蒋介石日记所体现出来的个人心路历程也为传统政治人物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路径，例如蒋介石在其日记中的种种情绪化表现，尤其是对周遭人物的“痛骂痛批”，戴季陶、何应钦、李宗仁、胡汉民、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均榜上有名。反差强烈的是，蒋介石在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对家庭的关心和重视，与其外在形象甚为不符，例如他提到宋美龄时多语气委婉且情意深重，也谈到对儿子的期许及其和继母间的关系，这些细节使蒋介石的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为蒋介石研究提供更为丰富扎实的史料基础。同时陈立文教授特别指出，日记和回忆录因其浓厚的主观色彩，使用时需要特别小心，不能拿来作唯一的史料依据。
宋子文档案虽然其广度与影响程度不能和蒋介石日记相比，但其中许多重要的会议记录、来往函电稿，都对现代史上的一些疑案和问题有相当程度的解析，目前“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宋氏家族秘辛”三个研究主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高纯淑副教授在《台湾地区宋子文资料的典藏与运用：以“蒋档”为主的介绍》中着重对“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史料进行爬梳，列出可供用于宋子文研究的史料，并一一详细介绍。上述三处中以“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中涉及的宋子文档案最为丰富，随着“国史馆”近年推出的“数位典藏”计划，目前已在网上整合了“国民政府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资源委员会档案”“台湾省政府地政处档案”“蒋经国总统文物档案”“陈诚副总统文物档案”六个全宗档案之目录。若以“宋子文”为检索词，共可查到7630笔相关资料，其中“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所占比例最重，共有宋子文相关资料6764笔。上述资料中最早的是1925年7月，最晚为1952年11月2日，最集中的年份是1945年，集中在联合国成立、中美交涉、中苏谈判和战后接收等问题上。相比之下，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的宋子文档案较为分散，不过宋子文在中国国民党的资历相当完整，在该馆所藏党务会议记录中的历届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等记录，尤其是速记录中的发言，附件中的财政、外交等报告、组织专档中的“五部档”的商民部档案及“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甚至在“一般史料”中，都可以收集到宋子文的资料。另外根据《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中收录的文件可以推测，宋子文于1941年12月23日至1945年7月30日出任外交部部长，故外交部档案中应存有相关档案，但这部分史料的正在进行数位化处理，所以目前不能进行细目检索。
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刘维开副教授的论文《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中的宋子文资料》，依据存放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将历次会议记录及速记记录中反映的宋子文活动情况及发言整理出来，旨在补充宋子文生平资料，拓展宋子文研究。据其统计，1943年2月1日至1947年4月23日，宋子文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列席、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共达52次之多（该文附有宋子文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一览表）。令人颇觉蹊跷的是，在两次人事调整中，直接有常务委员任命权的蒋介石都未指定宋子文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长期仅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列席、出席和主持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这既与相关体制有出入，也与其实际担任的职务不符，更让人困惑蒋氏如此安排。
宋子文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中的活动主要为参加常务会议、代理主持常务会议、在常务会议中报告最近国际情势和为行政院提出法案进行说明或答复与会者相关询问，据统计，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中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名义提出的法案共有九条。该文亦在会议速记录中挑选整理了近五千字的宋子文发言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宋子文相当程度支持公教人员待遇调整、行政官员自身权益事务，但强烈反对庞大的军费支出及军方欲藉国家安全干涉人身自由等。对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宋子文相关活动记录的爬梳，有助于对其担任外交部长及行政院长期间的相关问题加深理解，也可以观察到宋子文的个人处事风格。
本次参会论文中除上述专文对胡佛研究院、台湾地区所藏的宋档进行介绍外，还有学者利用新发现的大陆所藏宋子文档案，对宋子文生平思想进行新的探讨，相关论文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研究馆员《宋子文与“西部开发”》和陕西咸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刘俊凤教授《宋子文与筹建西京陪都档案资料之所见》。《宋子文与“西部开发”》一文基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政要与西部开发档案、辅之以其他各种报刊资料，展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宋子文在国民政府“西部开发”的大背景下对西部开发的基本态度和多种表达。该文围绕1932年秋宋子文组织河套宁夏垦殖调查团对西部开展考察工作、同年受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之请积极支持西北工赈事业、1934年4-5月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前往甘肃并提请甘肃开发计划、1936年12月回祖籍海南并公开提出开发海南岛方案，介绍了宋子文本人草拟的有关建议、提案和联名批复有关提案的情况，论证宋子文是民国时期西部开发的积极倡导者和实施者；甚至在驻美时期，宋子文也配合中国抗战之需致力于西部开发事业。文章最后分析了宋子文西部开发之思想主要来源于其父宋耀如的理想与孙中山开发西部事业的理念，并充分肯定宋子文在不同时期深入调查、运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对西部开发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宋子文与筹建西京陪都档案资料之所见》聚焦于1934年4-5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前往西北考察游历，在内容上与前文有交叉之处。该文认为，西京陪都方案之初衷在于推动西北开发，方案成型后亦组建了专门机关——西京筹备委员会，但是受制于经费、西安市政府未成立等因素，计划仅留于纸面。鉴于此，宋子文于1934年4月在西安举行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会议，整合了中央的全国经济委员会、西京筹备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府三方力量，催生陪都建设机关，方使建设事务落入实处，并建立了与西安政要良好的联系。该文亦提出，宋子文在西北建设的言行集中在“实地考察，以为建设之依据”、“坦诚相见，与地方协力合作”、“不做空谈，在具体事务上援手”、“落实计划，为建设工作负责”四个方面，体现了他为官为人的“乐观的实做主义”之内涵。
除对宋子文的资料文献进行梳理介绍、重构相关史实之外，还有学者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对各方史料比照阅读，体现了对史料运用之“怀疑”与“考证”的基本态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陈答才教授，分别撰文《宋子文在西安事变和解过程中的作用》和《宋子文、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独特贡献论析》，具体分析宋子文在西安事变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杨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宋子文日记和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内容，剖析了宋子文冒险飞陕救蒋期间如何协调南京国民政府、西安方面、中共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及期间如何融入他本人的政治主张与仕途打算。从整个谈判期间宋子文的言论主张来看，他对组建一个有自己参与的南京过渡政府方案早已考虑，而他成竹在胸的乐观情绪和积极许诺，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和西安方面留下积极印象，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不过事实证明，“护驾”有功的宋子文并未通过西安事变达成个人的政治愿望。该文注重分析考察各种信息流转和表述的微妙差异，由此展现宋子文所作的大量工作和种种政治考量。文中亦明确指出若干史料的谬误和曲笔之处，例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述宋子文完全站在自己一边，坚决抵制张学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张，这与蒋宋历来的政治主张分歧不符。《宋子文、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独特贡献论析》一文将西安事变中宋子文、周恩来的努力进行评述，认为宋子文在该事变中发挥了“树柱壁”的作用，周恩来则是和平解决事变事实上的“谋主”。该文认为宋子文和周恩来之所以能在西安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存在共因，即他们都出生于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之中，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都受过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教育，阅历丰富，眼界宽阔，富于谈判的能力。此外两者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合作共事为二人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人物、家族与政治进程
如何避免政治人物研究中“非神即鬼”的倾向，恢复其人性化一面，探讨其多重人格和内心世界，并借此促进对历史的了解和理解，是本次会议探讨的热点之一。结合宋子文的研究，本次会议有多位学者对宋子文的亲情世界、家族关系进行专门探讨。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朱玖琳副研究馆员在《在理想、现实与亲情之间——宋子文与宋庆龄》一文分阶段探讨了宋子文与宋庆龄之间的感情历程。该文分“广州到武汉”“四一二之后”“‘西安事变’前后”“保卫中国大同盟”“两宋晚年”五个阶段，对两宋的姐弟关系进行考察。该文指出，早年宋子文与宋庆龄虽然在工人运动等问题中存在态度差异，但相同的教育背景、成长经历和革命理想令他们从广州到武汉时期的政见立场基本相同。1927年“四一二”之后，姐弟俩的感情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产生了裂痕，宋子文最终选择支持蒋介石，走上了与宋庆龄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西安事变前后，两者在面对外敌问题上立场几乎完全一致，宋子文向“左”靠拢，宋庆龄也逐渐支持并力促同“右”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双方态度完全不同，宋子文因宋庆龄向其借款五万美金供延安使用对其责问相加，最后宋子文没有在宋庆龄提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恢复总理三大政策”的提案上签字，令姐弟俩的感情蒙上阴影。抗战时期宋子文对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鼎力支持，集中体现了姐弟俩的深情厚谊。强烈的亲情煎熬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在地理上割裂了宋家成员，但宋庆龄和宋子文之间的浓厚亲情始终没有被各自的政治道路、人生选择和现实处境而割断。同场参加讨论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郭必强研究馆员在其文章《评析1941年宋子文退出保卫中国同盟事件》中较为仔细地分析了宋子文退会的原因所在，当时作为蒋介石特使身份在美国活动的他面对强烈的党内压力，同时出于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宋子文不经事前知会便退会。但该时期两宋之间的深厚感情还是令人感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远在美国的宋子文两次致电宋美龄设法搭救被困于香港的宋庆龄；回到重庆后，刚刚从香港脱险的宋庆龄很快就写了一封长信，告知弟弟自己在香港的脱险经过，请其放心，字里行间充满感激之情和温馨的家庭气息。
如宋氏家属成员宋曹琍璇在感言中指出的，将宋庆龄和宋子文之间的感情作为研究对象，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来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是一个特殊的切入点。同时，与会学者关注到宋氏家族中其他成员的关系，尤其是俗称“四大家族”成员中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的关系，这既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也涉及到对民国政治史研究样态的新探索。
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吕芳上教授在《日记、档案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和史迪威(1940-1944)》一文中，着力分析了史迪威事件中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研究史迪威事件应该放在一个宽广的历史视域中，珍珠港事变后，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始终对中国的四强国地位心怀不安，而史迪威的到来不单单是军事上的合作，其特殊身份更是搀杂了国家利益纠葛。令人遗憾的是，史迪威虽为“中国通”，但是他对亚洲经验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并无深刻理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大环境中已经孕育着中美双方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同时，历史研究不应该忽视人物的个性因素，以蒋介石、宋子文和史迪威三者关系而言，蒋介石的暴戾、专横、不断克己的性格与宋子文的高傲、顽固和乾刚独断存在冲突因子，而史迪威的军人品性和尖酸刻薄的个性，加重了三者之间的相处不易，是整个史迪威事件波澜迭起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蒋介石苦于“人才欠缺”和“财力不足”两大难题，对宋子文始终抱有“憎之”“赖之”的基本态度；而他和宋子文之间先是拜把兄弟，后是郎舅之亲，令蒋宋关系在公谊之外又多了一份私情，更难逃过外界的监督和舆论。在史迪威事件中，蒋宋关系因为宋氏姐妹的涉入更加复杂化和戏剧性，而蒋介石和宋子文在这种复杂的格局下如何避免“公私两败”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教授在《抗战时期宋子文与孔祥熙关系之述评》中以宋子文为主体，将孔宋关系大体分为1937年至1940年6月、1940年6月至1943年9月和1943年9月至1944年三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阶段即为抗战爆发到宋子文代表蒋介石赴美期间，该时期宋子文仅为国务委员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而孔祥熙除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三大实衔外，还是中政会和国防最高会议成员，两者可谓地位悬殊。这一时期孔宋因为在维持法币汇价问题上存在分歧而矛盾加剧，孔祥熙对宋子文的攻击让宋恼火，加之财政前途的无法预料，宋子文不愿前往重庆与其共事。第二阶段即为宋子文在美从事外交活动时期，该时期宋子文的身份让其与蒋介石和孔祥熙的联系错综复杂，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个人代表驻美，当然要对蒋介石直接负责；但其所从事寻求美援工作又属于孔祥熙负责的领域。这一时期的宋子文和孔祥熙就中美平准基金和租借物资问题多有接触，但实质上宋子文该时期的活动只对蒋介石负责。以该时期的三边关系而言，蒋介石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一方面与宋子文保持密切的单线联系，绝对掌控军援接洽，但是在财经方面却让孔知晓，甚至让孔有较多较大的发言权，这种处理方式加剧了三者关系的复杂程度。第三阶段即宋子文离开美国回国一直到其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取得了权力角逐的胜利之后，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出现了多年未见和睦关系，体现出由无法化解纠葛的政坛“对手”，向原本几乎名存实亡的戚属之谊回归，至少结束了政治意义上的宋孔之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以《剪不断、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为题，充分运用相关人物的日记资料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宋子文、蒋介石与孔祥熙、宋子文与孔祥熙关系进行了细致爬梳。该文认为蒋宋关系自始至终就处于磕磕碰碰的状态，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对宋子文多是批评之词。直到抗战胜利前夕，随着孔祥熙因声名已坏而去，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才一度亲密。与蒋宋关系相比，该文认为蒋孔关系则一直顺风顺水，这与孔祥熙的自身性格及其“生意经”的处世为人方式不无关系。孔祥熙对蒋的尽心尽力，尤其是在财政拨款上的有求必应使其官运亨通，蒋介石虽然对孔祥熙也有不满之处，但他对孔宋二人的态度区别明显。蒋对宋是严词厉色，不稍缓和；对孔则用语温和，不无自责，即便1942年1月的反孔学潮中蒋介石对孔祥熙仍维护备至。直到孔祥熙在国民党内外的形象持续下跌，又因抗战后期一亿美金公债发行销售不利，更加上孔祥熙在央行贪污案曝光后极力推诿责任和巧言强辩，让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态度急转直下，认为“此人无可理喻”，“贪劣不可救药”，最终让孔祥熙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至于孔宋关系，两者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宋子文赴美之后因想借机复出，而孔祥熙时时防范，双方矛盾激化；直到抗战后期宋子文的地位上升，而孔祥熙逐渐失势，两人关系的交集度才下降，相互攻讦亦大幅减少。在三者关系架构中，蒋始终作为领袖位居其上，宋和孔在其下“各为中心，互相排拒”，虽然“勾心斗角”，却都“以蒋先生为法宝”。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人与孔宋二人共事多年，对他们的优缺点了如指掌，却在实际操作中律人严于律己，持于威严未能与其下属推心置腹的沟通交流，更无法适时在孔宋身上“扬其长”，“避其短”，其驾驭失当对这一时期的政治进程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郑会欣教授在《从宋子文赴美期间电报看战时重庆官场异动》一文中，重点梳理了胡佛研究院所藏宋子文驻美时期与国内亲信的来往电报，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关注到宋子文鲜为人知的人际关系及其蒋、宋、孔之间的恩恩怨怨。该文提出，宋子文驻美时期对国内官场的动向十分关注，与他频繁通信往来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钱昌照、贝祖诒、宋汉章、刘景山、霍亚民、古达程、戴笠、甘介侯、李石曾、李惟果等官场人员，第二类是宋子良、宋子安等家族成员。相比之下，第一类人员组成更加复杂，涉及的面向也更为广阔，例如宋子文赴美之初，对孔祥熙及渝各方对借款事宜的意见极为关注，常由钱昌照向其反映孔祥熙、陈光甫、张公权等人的言论，并对宋子文是否回国等事宜提出建议。应当说，宋子文对蒋介石如何看待自己始终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他也通过多种途径关注蒋介石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亦有不少人向宋子文汇报蒋介石对某些重要问题的意见；此外，作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对中国银行业务也十分关心，经常由贝祖诒向其汇报情况，讨论各方业务尤其是外汇事宜，以防备孔祥熙等人对中国银行的觊觎之心，诸如此类的例证还不少。通过这些零碎的电文分析，我们既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宋子文的基本人际脉络，也看到他与其竞争对手孔祥熙关系的起伏，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微妙。可以通过宋子文的电报看到他周边的人如何为其出谋划策，也可以看到宋子文在具体事务上的心态如何。该文还以电报为基础对这一时期宋子文的家族关系做了分析，例如宋子文基于蒋介石对宋子良在西南运输处工作的不满，指示宋子良以退为进，主动向孔祥熙提出辞职报告；还有宋子文对夫人政治的不满等等。
三、个案及专题研究
本次会议上另有部分专题论文，就宋子文的生平事迹进行讨论，涉及到外交、海关、求援、家族企业等多个方面，主要时间段仍集中在抗战时期。
以外交为探讨主题的论文共四篇，其中胡佛研究院林孝庭研究员（Wartime Sino-U.S.Relations Revisited:American Aid,Personal and Power Politics,1938-1944）一文，分两个部分重新回顾了抗战期间的中美关系。首先是宋子文在美国的求援活动，指出宋子文赴美初期如何利用中美双方各自内部的差异来寻找契机，利用各种纷争实现国民政府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左右了美国援华的大局；第二部分则以史迪威事件为中心，分析人事关系在战时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作用。在考虑到蒋介石、宋子文和史迪威三人性格冲突的同时，该文亦将该事件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史迪威在中国的沉浮并非由其本人决定，而是和与之相关的中国政要密切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蒋介石和宋子文仅将史作为自身进退的一枚棋子。蒋介石重用史迪威，即想通过史迪威获取大量美国援助，不过事与愿违，缅甸战场失利后蒋介石有意将史迪威撤回；正当宋子文在美国替蒋介石打点好一切，史迪威即将撤回时，蒋介石又不得不根据新形势——即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突起之势，考虑留用史迪威，以他来平衡与蒙巴顿将军的关系，同时蒋介石还将史迪威作为防范宋子文权力膨胀的一个重要力量，上述考量深刻展现了个人因素和国内政治状况如何影响到对外关系。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宋时娟馆员的论文《宋子文与旧金山会议》，查阅了宋子文档案中旧金山会议上的四国、五国外长会议记录、当时的报刊资料、时人辑录的旧金山会议实录和2001年台湾“国史馆”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等资料，分别介绍了该会的筹备情况、召开情况，并陈述了宋子文在此次会议中的具体工作。在大会第一阶段（1945年4月至5月），宋子文的主要活动有代表中国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致辞、出席四国外长会议和指导委员会等，商讨决定大会组织工作有关事宜、当选为大会四位主席之一，主持两次全会；组织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第二阶段（1945年5月至6月）的主要工作为参加四国外长会议，审议顿巴敦橡树建议案的修正案，审查宪章条文和用语，最后形成四国联合修正案。结合宋子文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实际工作，该文提出以往研究中把宋子文说成是中国代表团的“挂名团长”或者代表团中的第二号人物，是有待商榷的。
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部吉田丰子的论文《国民政府对雅尔塔“密约”之应对与蒙古问题》，主要依据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和相关俄文材料，阐述了中、美、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的交涉。该文指出，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即借英美之名对中方进行试探，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方案，国民政府对俄方的这一做法有所认识并予以应对，这导致中苏关系在雅尔塔会谈前夕就已经恶化。中苏实际交涉中最大之争议点是战后外蒙古之国际地位问题，由于美苏大国政治之影响，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缔结以及之后之中苏关系上处于被动地位，但是并没有单方面地向苏方妥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蒋介石政府的外交自主性。该文强调，基于对东北问题、新疆问题、蒙古问题以及共产党问题等中苏之间的悬案事项的综合性考虑，国民政府将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交换条件，要求苏联不支持共产党、保证中国对东北以及新疆之领土主权之完整，这一方案并非出于偶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系毕业生冯永健(Elliot S Feng)提交的论文（The Sino-Soviet Negotiations Trading Sovereignty for Survival），亦以宋子文档案中的中苏会谈案卷为基础史料，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中方在会谈中的真实处境和利益考量。该文指出，中苏会谈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蒋介石与斯大林之间的正式建立联系的尝试，不失为探讨双方行为逻辑及签订协定原因的一个视角。事实证明，国民政府通过中苏会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自身目的，不过随着美苏国际冷战局势的到来，国民政府为维护自身主权和政治稳定所做的努力，在大局变动中未能取得满意效果。作为向研讨会提交的正式论文，其作者冯永健的身份——宋子文的重外孙是会议的一大亮点。这次会议，宋氏后代亲属冯英祥、冯永健和宋曹琍璇都作了发言，这对宋子文研究无疑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宋子文战时在美争取援助的探讨，本次参会论文中有两篇论文专题探讨。台北“国史馆”协修吴淑凤在《1940年宋子文赴美使命》一文中，借助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所保存的1940年6月宋子文赴美后至该年年底所发出的电文，披露宋子文在此期间的主要作为有：一、物资运输路线的商洽：法国降德后，同意日本停止越南运输入华，在苏联拒绝援华物资假道海参崴后，宋子文藉由美国之力，让英国于10月重新开放滇缅公路；二、争取借款：宋子文利用美国大选后罗斯福三度担任总统、与日本承认汪伪政权时机，提高美国对华援助，争取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三、飞机援华：善用美国对日本即将进攻新加坡的心理压力，争得轰炸机十二架，新式驱逐机五十架，以及美国飞机师来华协助抗战。上述活动展现了宋子文的外交手腕及见识，同时得益于宋子文与美国部分政要和各国驻美使馆人员相善，故能得到一手情报，除为蒋介石分析世界情势外，还积极提供建议让国民政府行动与其奔走能相互应和，争得美国对华更多援助。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王丽在《宋子文赴美初期的求援活动——从钨砂借款到中美平准基金》一文中，探讨了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特使在赴美初期如何运用广泛深入的“上层路线”“私人渠道”和“公共宣传”，织就对美外交关系网络，并通过钨砂借款中树立其自身的个人信用。该文以胡佛所藏宋子文档案中宋子文与其主要助手罗杰斯的往来电报为基础，细化了1940年底至1941年初中美平准基金的谈判的经过，并指出宋子文在中美平准基金谈判中利用私人关系网，加以对国际形势的灵活把握，为中美财经借款性质与合作模式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暴露其个人风格产生的一些对华不利因素，尤其是未能与美国财政部善交，成为后来中美财政关系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过程中，中方内部的矛盾以宋子文与孔祥熙在外汇政策上的分歧为主，同时蒋宋因为人事问题亦有纠葛，这些摩擦降低了宋子文在美国的活动能量，同时也使该时期的对美交涉更具可探讨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耘研究馆员在《蒋介石用宋子文替代郭泰祺出任外交部长原因初探》一文中探讨了1941年年底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之经纬。她主要分析了以下三个原因，即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郭泰祺个人行为的不检点和宋子文的出色表现。该文认为，蒋介石为了消除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消极影响，批准王世杰的建议任用郭泰祺为外交部长，但同样因为忌讳郭泰祺的“汪派”身份最后考虑让郭去职。郭泰祺之所以只在外交部长任上做了半年，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自认为是因功升迁，以为蒋介石是慕其名，用其才，自视甚高，有点得意忘形，竟然用65万元公款购买了一所公馆，并与一名叫做窦学谦的女子私行不检。上述行为被《大公报》曝光之后，郭的地位自然不保。如果说上述两点原因决定了郭泰祺不得不下台，那么其继任者选定宋子文，是由宋子文在赴美期间的重要成就决定的，蒋介石在任命宋为外交部长也有在孔宋之间实现平衡的考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杨智友副研究馆员在《宋子文与近代中国海关》一文中，从五个角度考察了宋子文在中国近代海关的历史地位，具体而言是收回海关关税自主权、进口税征金的实行、海关的改革、关税行政的改革和维护海关制度完整五个方面。该文试图改变以往海关史研究中仅偏重于洋员、将视野局限于在海关具体任职官员的状况，对宋子文这位中方分量最重的“海关人物”略作探讨，并借其个人足迹梳理中国近代海关的重大事件。
韩国高丽大学历史系金志焕教授在《宋子文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重点探讨了宋子文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立和经营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该公司对物价的稳定政策和对日本技术人员之留用问题。该文指出，宋子文试图通过中纺公司来控制棉纱布等日用必需品的物价上升，赋予该公司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战后经济中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的典范，但是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与民营纱厂纺织资本家的利害相冲突的，故引起了他们的不协作和抵抗，结果宋子文对于中纺公司寄予的厚望最终落空。
四、结语
自从“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计划启动以来，以宋子文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已经是第二次召开。综合考察本次参会论文和学者发言，可以发现以下四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一是更加重视史料的介绍和运用，学者们不仅关注到了胡佛研究所所藏的宋子文的档案，还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方面的未刊档案进行了较为完整的介绍。不少论文已经参照使用了最新出版的上述研究系列之四——《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中的内容，史料出版和使用的同步进行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新活力。以新的史料为基础，提出一些新观点，此乃本次会议的第二个特点，例如宋时娟研究员在论文中提出以往研究中对旧金山会议中宋子文的作用未有充分认识，称其为“挂名团长”的说法不确；林孝庭研究员提出蒋介石执意留用史迪威，部分原因是出于防范宋子文的权力膨胀等说法，在会上引起了讨论。第三，本次会议上出现一些引起普遍关注的新议题，例如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系戴鸿超教授的文章《宋子文的私人财产与是否因公舞弊问题之评析》，对向来存有争议的宋子文私人财产问题进行了考察，这些都是以往会议中没有出现过的新议题。第四，本次会议得益于宋氏家族成员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是宋子文档案的捐赠者，而且也是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例如本次会议上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先生对宋子文贪污问题的当场回应，还有其曾外孙冯永健撰文对宋子文生平进行了探讨。
随着史料开放度越来越高，整理程度也越来越细，对以宋子文为代表的民国人物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也是本次会议中多篇文章聚焦于宋子文、蒋介石、孔祥熙等政要关系的基础所在。笔者认为，在目前的人物研究中尚存在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随着史料的进一步系统化、准确化和多元化，研究议题也应该随之拓展，以宋子文研究为例，本次会议的诸多议题与2006年“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学术会议所探讨的时段存在很大重叠性，而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仅偏重于某一个历史时段并不能反映其全貌；二是在研究面向上的层次性应该进一步突显，与蒋介石的研究相比，目前关于宋子文的研究仍旧将其定位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标本，本次会议虽有专文试图对其亲情世界进行探讨，但力度不够；三是从细节之处发现历史，任何政治人物都有其特定的性格特点，这些往往需要通过对细节的捕捉来复原，例如会议综合发言部分冯英祥先生和宋曹琍璇女士以现身说法补充了很多家族生活的细节，这些都有助于进一步丰满宋子文的人物形象，还原历史人物的性格；四是史料解读方法，事实上，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的文献中找到证据，这样一来，如何对史料加以运用就具有很高的技术性，本次会议中不少学者提出应该以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对史料进行多维解读，从而增进我们对特定历史时间和历史时期的理解。
通过对宋子文生平事迹的探讨，还让人不得不注意到历史研究者所处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研究者不得不在学者和法官两种角色中进行转换，那么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寻求多元的解释，避免仅以单一原因形成价值判断、防止相对标准的绝对化，就成为了每个研究者必然会触及的问题。以本次会议上戴鸿超教授提交的《宋子文的私人财产与是否因公舞弊问题之评析》为例，该文指出海内外既有著述中的宋子文“权力致富”、“信息生财”等指责宋子文营私舞弊的说法缺乏证据及第一人称的证词，长期以来以讹传讹，故不可信。同时，宋子文是19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之人一说来自战时日本谣言，美国解密文件已有说明，《宋家王朝》的作者在书中已有论述，但是日后《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仍然将此消息作为事实报道，实乃不负责任之做法。与此同时，戴教授根据胡佛研究院所藏宋子文档案出示宋子文财产的四项证据，即股票及存款、房地产、财产委托书和法院验证遗嘱，据统计总数目为10,485,729.47美元，净值虽不算小，但这个数额远较多种传闻或一般人所想象者为少。作者还参阅了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内容，指出蒋宋关系一直不算融洽，蒋在日记中多次痛骂军政大员不法牟利之事（如汤恩伯及孔祥熙），但宋子文从未以此罪状出现在其日记中。
戴教授文章讨论议题敏感，且在附件中出示了第一手资料，具有相当可信度，但同时也有与会者提出，该文所提出证据仅仅出自于胡佛研究院所藏宋子文档案，似有孤证之嫌，加之文章末尾提出宋子文贪污一说与其“长期兼营公私重职，而没有谨慎、明确地划分公私界线”有关，又令读者疑惑宋子文本人在贪污一说中的角色究竟如何。在宋氏家族后人的回应中，我们听到宋子文对个人财产处理的另一些考虑，也引起了单纯的史学研究之外的思考。例如宋子文出售广东省银行是广受批判的事实，但是当时宋子文身在美国加州，如果不及时出售广东省银行，那么他就要根据加州的法律将该银行一半的财产上交给美国政府，所以这才决定出售国家财产。而当今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能了解当时宋子文的真实处境，甚至根本不会关注到五十年前加州的相关法律规定与当今是存在相当差异的。所以，当评判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通过关键问题的考察对他予以定性时，我们所给出的不应仅是一堆死板的材料，也不应仅有只言片语的评价，更应该是对其所处历史时代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毕竟，简单的褒贬并非历史研究之本意。
注释：
①齐焌，留德学生，曾任军事委员会秘书。1940年7月被蒋介石派往德国，任驻德使馆武官；1941年7月回国报告，1942年3月又被派往瑞士。
②克兰，即Hans Klein，德国军火商，抗战前中德两国政府易货借款的斡旋者，战时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外交部长牛赖特、国防经济厅长托马斯等高层人物关系密切。与中方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翁文灏等人均有往来。
标签：宋子文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 孔祥熙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国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新视野论文; 宋庆龄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张学良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