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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1)06-0035-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崛起，民营企业家应运而生。民营企业家（广义上泛指民营经营者，下同）的生成依赖于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就生成情况看，民营企业家大致有四种类型：资本积累型、承包人转化型、改制型和职业型。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民营企业家是怎样生成的？其生成的背景是什么？他们有哪些特点和先天性缺陷？我们对这些问题作了一些粗浅的研究，抛砖引玉，求教大家。
一、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的生成
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的生成，既有天时的因素，也有地利与人和的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中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
天时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是我国上层建筑的重大变革；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对国有资本的战略重组作了布署，明确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方向；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是我国上层建筑的又一次重大变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要求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这些重大变革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的生成奠定了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与法律基础。这就是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和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应运而生的天时条件。
地利与人和因素：我国东南部沿海田少人多，历史上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较强，开放度历来较大，特别是中央的开放政策和特区政策首先给予东南部的沿海省份，因此这些地方的民营经济起步早，这是“地利”条件。改革开放之初，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农民，在“肚皮第一”还是“思想第一”的选择中，一些“胆大包天”的人选择了前者，他们冒着“搞资本主义”的巨大政治风险，开始是偷偷地、后来则公开地做起了生意或开起了作坊式的家庭工厂。由于当时商品短缺，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饥渴型卖方市场，因此，源源不断的商品就能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货币。在这样一种历史性机遇面前，由于民营企业发展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大的自由度和更有利的机制条件，民营企业经营者便成了市场经济的弄潮儿。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使这些人受到巨大鼓舞；广大百姓，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得以满足，因而，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持支持态度。这上下两头的理解和支持，给破土而出的民营经济和积累型民营企业家的应运而生创造了“人和”条件。正是在这样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形势下，民营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民营企业就越办越多，资本积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民营企业家主要来源于：一些农业闲置劳动者；没有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经济范围内的乡办、村办企业的负责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固定工作的无业人员；没有安排工作的返城“知青”；放弃公职自愿“下海”的教师、科技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等等。
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民营企业家的生成有以下特点：
第一，我国民营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走出了一条与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英、法等国都曾通过发动殖民战争和海盗掠夺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改革开放中我国民营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则是在短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在满足饥渴型市场需求的过程中，用源源不断的商品转化成源源不断的货币而形成的。在广大百姓的商品饥渴症开始得到低水平满足的同时，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不断增多。它不是借助暴力，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是促进我国商品经济大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得以建立的历史过程，体现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
第二，我国民营经济资本原始积累形成的时间短，具有一种爆发性。英国的圈地运动前后经过三百多年时间，它残酷而缓慢，给英国最底层的农民造成了长时期的痛苦和灾难。我国民营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前后不过20年就迅速形成，没有给中国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带来任何痛苦与灾难。按常理，我国民营经济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既不可能象英国那样漫长、那样“原始”，但也不可能象现在“20年左右”那样快、那样“现代”，这其中同我国庞大的国有和集体资产在“暗流”不无关系。
第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是民营企业的优势所在。因此，民营企业家决策快捷，不受牵制，能抓住机遇，不误商机。他们以低投入、低科技含量、低成本和快速周转作为竞争手段；运用“夹缝生存”战略和低价销售加回扣的营销手段，赢得了成功。当一批民营企业羽毛丰满、实力雄厚之后，就向知识密集、资本密集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的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一批有远见卓识的民营企业家从产品经营转向资本经营和知识经营，不但使民营企业的发展上了规模、上了层次、上了水平，也使民营企业家上了层次、上了水平。
第四，“管理科学”是民营企业的欠缺所在。家族式管理是民营企业的主流管理方式，民营企业的核心成员，几乎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关键部门的领导职位都由家族核心成员担任。如果家族核心成员的素质高，则企业就兴旺；素质低，企业往往好景不长。家族制私营企业雇佣的人员，即便是对企业生存与发展具有特殊作用的专业人员，同家族核心成员之间也存在一种排斥心理。一些民营企业为了赚更多的钱，重数量、轻质量，因此优质品率低，等外品与废品率高，这是伪劣产品泛滥成灾的管理原因。一些家族制企业的历史局限性，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日益显露出来。
第五，我国民营企业中业主是大量的，但真正的企业家却不多。因此，提升企业主的素质已成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
第六，我国民营企业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一些民营企业业主由于不愁没人干活，就以较高的劳动强度、较低的工资、较长的劳动时间（一天劳动10小时甚至12小时以上，也没有双休日）和较差的劳动条件对待工人，甚至打骂、体罚，使工人人权受到侵害，这在早已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是主人、人权受保障的我国，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退步，应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同时，这些企业普遍采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而不是采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亦表明这些民营企业业主自身素质的低下。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只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却把外部不经济和外部负效应转嫁给社会，糟蹋资源、破坏环境，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二、承包人转化型民营企业家的生成
承包，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方式。一些国有和集体企业被承包以后，财产所有权仍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财产支配权则归承包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者空位和集体企业是小全民企业的历史条件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一部分承包人有了具体的财产支配权，还会去极力谋取具体的财产所有权；即使一时不能如愿，也会尽其所“能”地去获取最大限度的具体财富。在实行承包制的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是确定承包基数，而确定承包基数的过程也就是发包方同承包人“一对一”地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谈判的过程。作为承包方，一般都希望承包基数定得越低越好。而定低承包基数一般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发包方对企业情况调查研究不够，把承包基数定低了；其二是代表发包方谈判的人员收受了承包方的好处费或双方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有意压低承包基数。承包基数定得越低，承包人获得的利益（财富）就越大。尽管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国有资产与集体资产的流失，但承包人通过正式谈判以契约形式获得的社会财富是合法的。一部分承包人在承包国有和集体企业后，因经营有方，经营业绩突出，个人财富越积越大。
承包，不但有利润承包基数的约束，也有承包时间的约束，因此，承包人行为短期化和掠夺经营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在承包期内，一些承包人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更不可能会用巨大的资本投入去进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一些承包人从承包利益出发必定要拚机器、拚设备，因为只有使有形磨损最大化，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拚机器、拚设备的同时，也必定要工人加班加点，因为活劳动是死劳动的吸收器，毕竟剩余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
在实行承包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工人们创造的一部分利润毕竟转化成了承包人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为承包人的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厂长书记等一班人，他们发迹以后，有的另办企业、有的买下企业、有的继续承包，并在改制中把承包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其中一些佼佼者成了民营企业家。
由于承包人转化型民营企业家的生成也有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因此，承包人转化型民营企业家与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不同的特征。其一，资本原始积累的“轨迹”不同。其二，关系优势不同。承包人转化型民营企业家大多数都有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当厂长（经理）和书记的经历和经验，同政府各职能部门和政府官员有密切的交往及源远流长的关系渊源，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创之时，在既要找市场又要找市长的双重需求面前，他们具有比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更大的优势。
三、改制型民营企业家的生成
“改制”，即国有和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的一项宏观战略。作为一个客观成果，改制产生了一批政策促成的改制型民营企业家。
改制企业首先要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本来是一件并不复杂的纯经济性和技术性工作。厂房、机器、设备和厂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通过拍卖这种形式就可顺顺当当地进入市场。拍卖固定资产不但交易费用低，国有集体资产不会流失，反而极有可能会在拍卖市场中获得价值增值。但在改制过程中往往并不是这样。国有、集体企业的资产评估和转让是在政府部门（即转让方）派出的代表同接受转让方（基本上都是原企业的厂级领导）双方“一对一”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中进行的。在这场谈判中，作为政府机关一方的谈判代表，有许多是改制后企业董事长们的老上级、老同事或是老部下；接受转让方会提出很多有利于自己一方的“理由”和条件。一些政治思想素质不好的“内部人”，摸准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心理和改制的“行情”，有意把企业弄成亏损面一年比一年大的“烂苹果”。资料表明，那几年国企的境况不佳，效益滑坡，负债率由1986年的39%上升到1995年的83%，利润率则从80年代的10%降到近年的零点几。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使烂苹果不再进一步烂下去，即使是“零资产转让”也要把烂苹果转让出去，这一下却正中了“内部人”的“下怀”。接受转让方为了要达到资产评估最低化的目的，其中一部分“头脑灵活”、会做手脚的人，通过“情感投资”与金钱开路等不正当手段，使公开的资产评估变成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使一部分国有、集体资产悄悄地流进这些人的口袋。一些社会中介机构，本应进行客观公正的资产评估工作，但在利欲面前丧失了资产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在国有、集体资产流失中起了不良作用，对改制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承包人通过谈判以契约形式获得的一部分社会财富是合法的一样，在改制中接受转让方通过谈判以契约形式获得的一部分社会财富也是合法的。
改制后的企业，多半以股份制的形式出现。时下，社会上“经营者持大股”的说法较为盛行。经营者持大股，是相对于职工持股而言的。经营者持大股，更加固了改制后成为董事长们的那一部分人的经济地位。经营者刚刚还处在无产者的地位上，一时半时拿不出几百万乃至更多的家产来，但在改制中可以经人（或企业）担保向银行贷款，贷款的本息从经营者经营所得的红利中返还。有些地方政府还决定改制后的企业领导人可以无偿获得占企业固定资产价值一定比例的股权。从改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来看，一批由政策促成的改制型民营企业家便是由此而诞生的。
改制型民营企业家的特征与问题：其一，改制型民营企业家其财富获取的方式既不同于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也不同于承包人转化型民营企业家，政策促成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其二，关系优势不同。改制型民营企业家在获取重要官方信息和银行信贷等方面是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可望而不可及的。其三，素质与领导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差别。改制型民营企业家总体上在文化程度、个体素质上要强于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在改制型民营企业家中有的已采用民主型领导方式，其突出特征是决策权上下分享，而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则更多地采取集权型领导方式，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重大问题上，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其四，法人治理结构还不规范。改制型民营企业家多已按股份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进行治理。在权力体系中股东大会的作用不大，董事会的作用最大，目前多数监事会还没有发挥作用，实际权力往往掌握在董事长（常常兼总经理）一人手中。表面看来似乎也有监督机制，但往往形同虚设。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多数还没有“专家董事”、“社会贤达董事”等外部成员的加入，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还存在一些问题。
四、职业型民营企业家的生成
职业型民营企业家不是企业的老板，只是企业中的高层经理，是以经营他人财产为自身事业的社会特殊阶层。他们具有三重鲜明的特征：其一，职业型民营企业家没有可供独立运营增值的私人财产；其二，他们具有超常的经营管理才能，有追求社会对自身价值认可而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要求；其三，他们为自己所提供的特殊管理劳动而要求获得较高的相应报酬。职业型民营企业家的大量涌现是民营企业上规模和上层次的具体表现，也是企业家队伍趋向成熟的具体表现，是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的关键一步。企业家职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其意义不可低估。职业型企业家形成有两点值得注意：(1)必须具有技术知识资本化的环境。单靠一般性的政策性激励措施是远远不够的。(2)他们的最终去向，为数不少的是要当老板。
职业型民营企业家毕竟是凭觉悟干活的一个特殊阶层，其“良心”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个人素质的高低。从国内外的情况看，尽管对职业型企业家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等方面作过许多探索，企求找到一个能解决职业型企业家与企业所有者既同床又不异梦的妙方，但至今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有效妙方。职业型企业家由于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自然会有“作主不当家”之概，难免会产生短期行为。他们在作长期投资决策时的短期行为，以及随意花公司的钱不心疼，因而公款消费和吃喝享乐等腐败行为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从我国的现状看，职业企业家市场尚未普遍形成，因此，既有英雄难觅用武之地的困惑，也有民营企业找不到德才兼备的职业企业家人才的苦恼。从民营企业的实际状况看，由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规模小、层次低、经营者的现代意识较差，要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交给他人去经营，心里一千个不放心，自己既当董事长又兼总经理的情况极其普遍，这就为职业型民营企业家的大量涌现造成了组织性障碍。
有必要指出，马克思曾对英法等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形成过程作过双重分析，一方面他揭露资本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对资本原始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因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持肯定态度。面对我国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承包人转化型民营企业家和改制型民营企业家的生成，社会上许多人对他们中一些人从不同途径、运用不同手段获取“不义之财”愤而责骂，但是，民营企业家阶层形成以后，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增添了活力，GDP总量大幅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利税与财政收入明显增多，就业人数明显扩大，外贸出口与进口的幅度明显上升等，贡献巨大，因此，对民营企业家也有一个正确认识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1-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