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落论文,日常生活论文,中国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浙江省社会学会共同发起、策划、组织实施的一项中国村落研究课题名为“经验中国：50年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它联合了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林学院、中共台州市委党校以及浙江省方志学会、省乡村社会史学会、省伦理学会、省政治学会的学者共同参与。这项课题以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临安市昌化镇、义乌廿三里乡后乐村、瑞安塘下镇、仙居县中街镇以及一个已消失了的村庄——杭州市石桥镇中舟社区（1999年以前是中舟行政村）等6个行政或自然村落为研究个案。此项研究试图通过这6个个案研究，来透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发展机制，折射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轨迹、经验和启示。
一、研究的视角
社会变迁(social vicissitudes)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现已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普遍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社会变迁”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我们如果把社会结构理解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规律性的（相对）稳定状态，那么社会变迁即可称为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观念、社会制度的变化。并且这种变迁的实现往往不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
一般社会学的理论从古典学者那里开始，一直在研究几个最基本的问题：社会秩序是如何维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变迁是如何实现的？社会成员又是如何为其生存和人类再生产获取资源的？社会变迁理论就试图研究并确定社会的内部与外部变迁，社会变迁的实体、动力、规律、单元、层面，社会变迁的初始动因、基本前提、一般形式、实际过程、具体途径等。社会变迁理论还试图研究、确定社会变迁的维度，如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制性，以及能够改变原有制度的外部和内部的变革力量，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要问，社会变迁意味着什么，社会变迁的基本轨迹是怎样的，如何衡量并揭示其变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并预测社会变迁，那就是当今学术的前沿问题了。
社会学最初借鉴生物学概念，如“组织”、“结构”、“功能”等来认识社会和社会变迁，并构建了社会学的基本框架。这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宏观视角，它以国家和地区为分析单位（如历史结构理论），适合勾划整体的形貌。功能主义的概念主要是来自于生理学家用肉眼观察人体的认识，而现代学术则需要采用各种微观手段深入社会肌体进行研究。因此，社会学赖以生存的“整体性研究的方法论”需要在核心概念上有重大突破。这就又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的微观框架，它以个人为分析单位（如均衡和现代化模式），适合说明细微的机理，但又过于简单。并且，两者在理论上也没有形成互补和呼应的关系。因此，寻找一个可以测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便成了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办法。
由于中国社会学基础理论的相对贫乏，以往的研究很多是照搬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并没能使我们对中国现实又很清晰的认识，有时还会产生许多困惑。比如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中非常重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自发、自生的秩序。这种自发、自生的秩序在英国近一、两个世纪里，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结果，但同样是这种秩序，在东方、在中国、在一些古老的东方小民族里，却没有走向自由？这正如有学者所说，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裁量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注：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2页，三联书店，2000年。）
因此，我们的研究将不从结构、功能、规则等已有概念出发，而是彻底地从“社会事实”本身入手。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非常强调社会事实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在其著名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说：“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是我的方法的基础。”（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99年。）“我们对社会事实作如下界说，这个定义就包括了它的全部内容：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与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第34页，1999年。）
那么，在进行中国乡村50年社会变迁研究中，什么才是乡村50年社会变迁中的“社会事实”呢？我们以为，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事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什么叫“日常生活”？匈牙利女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在《日常生活》一书从多方面分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和一般图式的特征。她认为：首先，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是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础的活动领域；其次，日常生活具有自在性，是以给定的规则和归类模式而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展开的活动领域；第三，日常生活具有经验性和实用性。阿格妮丝·赫勒说：“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注：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第3页，1990年。）
这就是说，所谓日常生活，就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这各种活动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层次：
一是日常消费活动。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宗旨的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得与消费活动，是日常生活世界最基本的层面。
二是日常交往活动。杂谈闲聊、礼尚往来、情感交流、游戏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占据着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并随着物质财富匮乏问题的相对缓解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会愈益频繁，愈益丰富，它构成了人的日常社会活动。
三是日常观念活动。这是一种非创造性的、以重复性为本质特征的自在的思维活动。它包括传统、习惯、风俗、经验、常识等自在的日常思维。
从日常生活本身出发，正是我们这次对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角。我们力图通过对人的具体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描写村民日常生活的活动图式、内在结构、实践范围、运行逻辑、历史演变，以及日常生活的冲突与裂变、消解与建构；通过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叙述，直观地展示出他们生活的基本样式及其变化，在日常生活中来捕捉、描摹村落变迁的历程和轨迹；并在对日常生活细琐叙述的背后，努力发现隐藏其后的一些变量，如时间安排，空间格局，基本的关系网络。这就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他们，就是从日常的米、粮食、衣服等现象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规律，我们力图通过民俗来了解民情，从中发现其与文字历史的差别。
生活事件构成日常生活最主要的事实。因此，生活事件分析(life event analysis)也就可能是寻找、挖掘、把握“社会事实”的最佳方法之一。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是：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总会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影响了当事人的发展。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是指当事人很看中它。反之，如熟视无睹，则不能算作重大事件。其次还要看当事人产生了何种体验。第三，对这种体验，当事人又对它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这实际上是考查被研究者在人生经历中的重大事件、体验感受和自我解释。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些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如果能够把许多人的情况总结出来，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解释某类人的生活轨迹，而且可以从中发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
互动就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交往，又是如何使这种交往产生实质性意义的。这种研究侧重于人和小的群体而不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日常生活的互动论视角强调人民总是处在创造、改变他们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总是在互动中发展、变迁。
我们这项研究就试图从这些最补素、最常见的日常生活事实本身，从村民日常的生活事件中发掘出一些简单的东西来，然后再拿这个看已有的理论、概念，看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形成一般性的学术概念。迪尔凯姆就曾明确地指出：“凡是科学，其目的都在于发现，而凡是发现，都要或多或少地动摇既有的观念。因此，在社会学中，学者就得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坚决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态度。”（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第一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99年。）
彭伽勒在《科学的假设》中也提出，在研究一个问题之前，研究者必须提出一个假设，用来解释他的研究可能得出的结果。这个假设不应限制研究者收集具体的资料，而是指导他按照肯定该假设和否定该假设的方式选择并组织资料。如果这个假设不能够解释结果，就要对其做修正，或用一个新的假设代替它，然后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者必须对其初步结果中不规则的东西做出解释，反复修改最初的假设，并继续其调查，直到建立起一个令人满意的命题。（注：转见马若孟：《中国农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8页，1999年。）
二、研究的内容
中国社会的根基在农村底层、在农民，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主要是农村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干内容也正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上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的任何细微变化都显示了现代性因子在乡村社会的扩展。即使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仍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国外社会学界特别是欧美等国的社会学界关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起步较早，微观实证性理论成果非常丰富。但是对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变迁进程、特别是乡村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村落居民身份变更、阶层变化、社会流动、国家力量在村落中的作用以及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的研究，限于关注兴趣或研究条件，尚未有充份、厚重的实证研究以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归纳。
至于对中国的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村落经济重组、社区变迁的研究、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促进农村发展的社会结构因素、村落社会结构对村落发展的作用、国家对村落社会的介入的方式和程度、在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还有没有传统村落社会的生存空间、国家政权扩张对村落权力结构的影响、地方政府等外生权力与村落中的内生权力是怎样结合的、地方政府对村落发展所起的作用、村落文化对村落变迁的作用，等等，应该说基本阙如。
有一些学者虽然意识到中国的乡村变迁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乡村社会的重建、村落经济重组等问题不仅具有地缘性意义，而且在整个社会发展研究中也具有类型意义，但是目前也未及真正展开从微观经验事实分析到中观、宏观理论阐释和归纳的研究，当然更没有集中考虑政府政策选择的有关问题。
国内社会学界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人类学界关于乡村社会、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等，均有相当数量的论著、资料汇编。近5年来这类研究论著迅速增加，在研究方向上正在由乡村田野实证研究走向面向中国社会经验的理论归纳，研究水平也有较大提高。这类研究为深入探究中国农村基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不过，就本课题拟讨论的问题而言，一些具有相关性的研究论著则似乎存在两个不足：第一，有一类研究比较缺少经验事实分析的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区域特色的理论解释和政策选择研究；第二，另一类研究虽然从经验事实的采集、分析为起点，但是整个研究却未深及村落基层，特别是对近年来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加速的背景下的乡村社会重建、村落经济重组、日常生活变革等，未予以足够重视。
比如，在以前，社会学研究农村是着重于：村庄作为一个社会实在，究竟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怎样运行的。而现在考虑较多的是：在人民公社解体、小农经济恢复以后，中国农村究竟是怎么样的状况？是靠什么东西来运行的？怎样在现在的情形下理解它，各个机构、各个群体分别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情和“我”（或者和“我”所在的群体、机构）是什么关系？从学术界来说，对这样的问题好象一直没有很好的说法，甚至关于农村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人们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大相径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觉得是和过去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有直接关系的。更明确地说，过去我们采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带有一种很强的僵硬性，带有将西方的概念、理论生吞活剥、简单照搬的比附性。它很难面对和容纳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多样性，第二个是本土性。例如，在对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研究中，我们以前就是简单地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做一种组织结构的关系，以静态的概念和框架来研究，而忽略了那些很难纳入这个框架中但又时时在起作用的非常微妙的本土化的因素。
唯其如此，我们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社会变迁，或者说，就是现代性因子在乡村社会、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扩展，我们将通过这样的研究来努力实现对50年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探索性分析，讨论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加速背景下的新情况以及乡村社会重建、村落经济重组、日常生活变迁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同时，从政府决策的角度，研究政策选择问题。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社区的封闭性越来越弱，根越来越浅，变动越来越剧烈、频繁，能被看作整体社会的具体而微小的传统性的社区正在消失。新社会空间，超越了固有的地域、体制、身份等一系列社会边界，展示了另一种可能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可能会促进体制的变革，促进原来社会边界的更改，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整个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缠在一起，没有哪个部分可以稍稍脱离外部大社会而存在。没有哪个研究对象可以用静态的、相对孤立的眼光来看它。当前社会运行的重要逻辑可能已不是经长期共同生活而积淀下来的结构，而是人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策略而进行的建构。
同时，我们还以为，要科学把握中国村落社会结构，明确村落变迁的动力机制，可以将村落作为农村社会生活的基础单位，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社会结构，同时研究村落外部市场和政府对村落社会结构的影响，从而把握村落社会整体结构。研究村落社会变迁的主要是探讨农户、村落、地方市场和地方政府及城市因素的结合原理。即在研究村落社会内部结构的同时，还要研究对村落内部结构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村落与城市和市场以及国家的互动关系。
我们这项研究以杭州萧山义桥等6个行政或自然村落个案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村民日常生活世界，诸如上学、做工、当兵、经商、办厂、纠纷、通婚、分家、送礼、拟亲、游戏等50年的追踪描述、解剖、透视，观察村落中居民与国家、城市、社会、市场的互动，阐释乡村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发展。结合区域比较，形成理论归纳和一般概括。
从构成农村社会主体的角度出发，重点讨论的内容主要是：
1、村落中的群体（主要是精英和弱势群体）。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住房、交通、婚丧嫁娶等事件，描述50年来村落居民身份变更、阶层变化、社会流动；
2、村落中的家庭和家族。通过生育、婚姻、分家、送礼、拟亲、游戏等日常生活事件透视50年来中国家庭家族制度的变迁；
3、村落中的社区。通过村民的日常生活，透视村落内部及村落与村落之间的社会交往；
4、村落中的“城市”。通过上学、做工、当兵、通婚、拟亲、游戏等日常生活事件，透视村落中的城市化因素积累、扩展以及乡村与城市的互动；
5、村落中的市场。通过考察村落生产的某一产品，从其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直到进入消费者手中的整个流程，透视村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阐释市场化、全球化的自然进程；
6、村落中的“国家”。通过教育、文化、经营、诉讼、党政组织等，透视国家力量在村落中的作用，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
本课题拟研究的一些问题主要有：
1、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一般动力是什么？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什么？村落文化对村落变迁的作用是什么？
2、中国农村50年变迁的路径有哪些？工业化、市场化力量对村落变迁的影响是哪些？推动村落变迁的内在主体是哪些？是以农户为主体还是以村落为主体？村落社区的作为是什么？促进农村发展的社会结构因素是哪些？村落社会结构与内发发展的关系是什么？村落社会结构对村落发展的作用是哪些？发达村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形成条件是什么？欠发达的村落社会结构及其所缺乏的经济社会条件是什么？
3、哪些因素给村落发展及农民生活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农民负担有哪些？农民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哪些因素在影响技术变革、农村资本积累和土地经营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农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4、村落的产业结构是怎样的？乡镇企业重组与持续发展？村落与地方市场是如何交流？是城市化、工业化带动了农业的发展，还是农业的发展推进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三十年集体化给人们创造了什么财富，留下了什么财富？阻碍农村落后的发展的社会因素有那些？
5、村落的文化发展与教育的成熟程度如何？亲族关系网络的作用？宗教信仰对社区规范形成的意义？社会声望是由什么因素确定的，是职业、技能、知识、报酬，还是社会关系？农民的公正观念及其表达？外来民工的群体意识及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度？
6、国家对村落社会的介入的方式和程度如何？在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还有没有传统村落社区的生存空间？国家政权扩张对村落权力结构的影响是哪些？地方政府等外生权力与村落中的内生权力是怎样结合的？地方政府对村落发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农户与村落相互作用形式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6个村落的实证调查研究，最后能够说明：
中国农村社会是怎样生长？村落作为一个共同体对国家、社会以及村民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变化对国家、社会以及村民又意味着什么？村落的运作机制怎样？技术对乡村社会生长的影响如何？村落对公共领域和公共项目是怎样关心、怎样对待？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怎样，其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村落中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因素是如何积累、扩展以及乡村与城市是如何互动？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社区如何变迁？变迁的动力机制、变迁类型怎样？国家力量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
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村与西方国家的农村又很不一样。从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可以说是发生了裂变。社会科学应该关注这一变化，应该为社会、为历史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仅有理由相信此项研究通过对乡村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透视，有助于及时总结和探究中国农村基层50年来发生的革命性转变，折射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轨迹、经验和启示，而且有理由期望此项研究成果能够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与一般变迁理论也有所贡献，此外还将有助于探究关于中国村落研究的新的视角、方法或范式。
三、研究的方法
“方法”最早在古希腊人那里，是指一门学问，即“关于沿着——道路正确行进的学问”。从现代语义学上来说，它也是指“按照某种途径”，指思想、行动或解决问题的门径和程序。我们对中国村落研究所关注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是福楼拜式座右铭所推崇的“好好地写写那些平庸无奇人”的世事人情。因此，从方法上来说，它是一种被欧美学者称作“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也称“定性研究”。
这种方法是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做出解释。这种研究是一个对多重现实（或同一现实的不同呈现）的探究和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双方都可能会变，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会变，建构研究结果和理论的方式也会变。因此，质的研究也就是指，“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必须加以考虑”。（注：陈向明：《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3-8页。）
质的研究一般是采用归纳的方法。根据Moustakis的概述，这种归纳的过程通常由以下步骤组成：(1)研究者将自己投入实地发生的各种事情之中，注意了解各方面的情况；(2)寻找当地人使用的本土概念，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孕育自己的研究问题；(3)扩大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获得灵感和顿悟；(4)对有关人和事进行描述和解释；(5)创造性地将当地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解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Moustakis,1990)。（注：Moustakis,C.1990，转引自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页。）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框架为三个部分：背景资料（文献、方志资料）；口述史（对当事人的访谈）；客观描述与理论阐释。我们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质的研究”，是定性研究，是社会学的社区观察、文献分析法。社区观察和调查是村落研究的基础，对村落实地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应该做到：一是要介入，二是介入要有选择，三是在介入的同时，完全可以保留自己的原来角色，甚至坚持自己对生活的一些看法。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社区的实证性研究上，我们的研究就很难达到我们设想的目标。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努力体现文献资料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口述资料）与研究者的客观观察相结合，事件描述与理论阐释相结合。
村落研究，一般都不是为了提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案例，而是为了通过个案的验证，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流行观念加以评论、质疑和反思。从方法论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和量的分系，很难免套用既有的理论和信念。从微观层面得到的认识，尤其是从社区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村落研究虽有其特殊性，但它可通过细致而厚实的描写来反映和检验我们所关注的理论假设。
因此，村落研究应是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体存在于耳目直观中的社区总汇，二是形成社区的制度知识。我们的研究正是准备从这样两条途径来达到预期的目的：一是从严格的村落社区个案研究开始，积累社会的个案知识，然后个案的一一枚举即是社会事实本身。这种无限逼近真实的办法是一种消极然而弥足珍贵的观察者行为，它侧重于描述，并不试图通过研究者来施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二是假定社会事实的意蕴仍处于未定状态，只有经过推理和描述才能确定它。通过研究者不断地解释，赋予现实以意义，并最终能检验我们提出的一些假设。
口述史是一种很好的搜集、研究资料的方法，用口述史实际上是一个摸情况的过程，在摸情况过程中对一些事情进行一些解释。口述史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持事情的真实性，可以对很多事情提供很精彩的解释。尽管口述史是一项研究成本很高的活动，但它有着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当年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乡村经济》，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给它那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个里程碑，实际上也就是因为他大量采用了口述史的方式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原来更多的是用于没有文字、没有正式历史记载的社会。我们现在把这个方法用于现代社会，用于村落研究，主要是一方面我们感到现在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能是一个并不真实的历史，同时，作为个案研究的村落50年的文献资料大都不齐全。这样，我们必须依靠口述史的资料来进行研究。
当然，口述史也有一个毛病，就是它取决于你的样本情况。你的样本如果变了，对事情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解释。国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因此，我们努力将各村落的文献资料（方志材料）和入户访谈材料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的研究所遵循的学术原则是：
1、“社会事实”的原则。像迪尔凯姆那样，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我们将把研究的根基建立在坚固的“社会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已有的概念、理论或规则上。我们从最便于进行科学研究、最能体现“社会事实”的日常生活的方面着手研究村落社会，再通过循序渐进的作业，逐渐把研究更加推向深入，抓住很难为人们所完全掌握的这个社会现实。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现象的“拼凑者”，将村落50年发生的社会事实拼凑成一幅图画展示给读者。其中既有社会事实本身复杂、密集、浓缩的“质”，也有研究者个人合乎逻辑的意义解释。
2、“日常生活”的精神。“社会事实”是个逝者如斯、纷繁复杂、不可言说的过程。“日常生活”的精神就是以日常生活和生活事件为研究主线，依循时间的流程，展示事实变化的逻辑。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的所做的年鉴式、日常生活式的忠实记录，使人们对整个西方社会有了一种大历史的通透感。在中国，要研究当代社会变迁历程，没有这种日常生活式的收集、研究方法是不足以展开其他任何学述研究的，它是整个研究的现实起点。
3、社会变迁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变迁、转型的社会，一个片刻不停的变化着的社会，一个流动、迁徙、消费模式变幻无常的社会，一个由于传统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业已崩溃而永远不可能稳定的社会，一个在不断追求创新、成就、全球一体而又不断向归属，向民族、族群、宗教、地方、性别和家庭的认同回归的社会。当今的社会变迁创造了一种在前进的召唤和传统的召唤之间的永恒的摇摆，进步与传统、存在与行动、归属与成就之间的平衡被打翻了。所以，就出现了脱钩，不妨说是身体与头脑、记忆与判断的脱钩。我们惯之称之为现代性、人道主义或民主的东西，其特征乃是整合。我们就是要用学术语言来证明这些我们以为已经证明、但实际上还没证明的现象。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我们这项课题研究的视角是村民的日常生活，研究的内容是现代性在村落与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扩展，研究的方法则是“质的研究”，是文献分析、村民访谈、社区观察的有机融合。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通过这些方法、这些调查研究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意义上的每一个解释和建构、理论上的每一个创新和发现都是尝试性的，它很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力求将这样的研究继续下去，因为我们深知，要使自己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充实、提高就需要这样的研究，要使中国的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也需要这样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