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白话文创作的困境及其自我否定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话文论文,近代论文,情结论文,困境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26(2008)04-0096-05
尽管早在1887年黄遵宪便提出“言文合一”的散文革新主张[1]，但梁启超在其“新文体”的创作实践中，却仍采用浅近文言文，对“言文合一”的主张只是有限度的接纳。梁氏的这种做法也自有其苦衷，一则从“适俗”角度考量，虽是文言然不深奥晦涩，浅切直白之笔对于许多文化素养不高之读者并不形成阅读上的障碍；二则从“适雅”角度考量，虽语言浅俗但毕竟还不失文言之典重，不至于遭致仍坚持古文创作的文坛守旧派的激烈反对。
就在梁启超为“新文体”的语言设计而煞费苦心时，裘廷梁则以其《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著名论文，启动了近代白话文的门钥，而近代新闻出版业也赶趁风潮之先，各种白话报刊、书籍纷纷涌现，从而形成了辛亥革命前后白话文创作的热潮。对近代白话文创作热潮，当下学界多喜着眼于其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启迪承传关系的探讨，批评取向上也是极力强调近代白话文作家的保守性和五四作家的超越性，这种批评旨趣所隐含的价值判断是对近代白话文热潮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怀疑，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本文则试图从近代白话文理论的倡导、白话报刊的困境、白话文创作的现实以及白话文作者的文体选择困惑等几个方面，对近代白话文的存在形态、价值意义给予一个客观的描述和评价。
一、裘廷梁对白话文的极力推扬及其理论缺陷
1897年，维新派作家裘廷梁在江苏《苏报》上发表其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2]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白话文热潮的理论宣言。
《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从标题即可知论者撰文之目的，乃在于强调白话文对宣传维新理念、开启民智的作用。因此，文章一开始即将民之智愚与国运兴亡相联系，认为我中华古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根本原因乃在于“此文言之为害矣”。论者继而从语言演变角度，指出“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后人不知“文字不变而语变也”之理，习书作文，“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
对言文分离即书面文字表达与口头语言表达之间的严重背离脱节，此前黄遵宪从文学革新角度已提出严正批评，并设计出“言文合一”的理想文学表达模式，裘廷梁超越黄氏处，在于其进一步提出远较黄氏更为具体也更为激进的革新目标：“崇白话而废文言。”为使这一理论目标能为学界所接受，裘氏进而从历史情境、现实需要、审美追求三个层面予以论述。首先，从历史情境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而“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其次，从现实需求看，白话有省日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便贫民“八益”。但这些仍还停留在鼓吹白话文社会教育功能的层面，要强调白话文对维新改良的政治宣传作用，重要的是要吸引更多的文士阶层积极采用白话文写作，裘廷梁因此又进而从审美层面强调“白话胜于文言”：
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而走耳。
汉前之作，本系其时言文合一之白话，所以今以白话代之，“不损其美”。汉后均为效颦之作，言文分离，只存文言之陋，尽失白话自然之美。尽管这里对汉前之作的推重和对汉后之作的贬损，未必妥当，但这种从语言审美层面对质朴自然之白话美的推扬，是颇能赢得其时知识阶层对白话文的支持的，而就其理论影响看，对五四时期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白话文理论具有开启之力。
然而，出于维新改良政治思想宣传的需要而推崇白话文，将白话文的功能局限于“维新之本”，这种白话文功能论的单一指向，可说是裘氏白话文理论的先天缺陷。这种理论缺陷所带来的白话文实践操作层面的不足在日后的白话文热潮中很快凸现出来，如屡为后世学界指责的晚清白话文创作的浓重政论化倾向，以及作家只是在政治宣传时选择白话文的单一化选择倾向，等等，均与裘氏白话文理论构建的过于荒疏密切相关。
二、近代白话报业的发展及其困境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的发表，尽管并未能引起梁启超等“文界革命”主将们的足够重视，但其时的新闻出版业出于扩大读者层面、增加报刊发行量等方面的思考，对白话文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到1908年，各地刊行的白话报刊近40种。这些白话报刊中，创刊于1897年11月7日的上海《演义白话报》，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白话报刊。继其后的1898年，又有《无锡白话报》、《通俗报》(四川)、《女学报》(上海)相继问世。此后，各种白话报刊纷纷涌现，其中，以北京、上海及苏、浙地区为最多，如北京的《京话报》(1901)、《北京女报》(1905)，上海的《觉民报》(1900)、《中国白话报》(1903)，江苏的《苏州白话报》(1901)、《镇江白话报》(1908)，浙江的《杭州白话报》(1901)、《图画演说报》(1902)、《绍兴白话报》(1903)、《宁波白话报》(1903)。一些边远地区，也兴起白话报刊热，如《桂林白话报》(1907)、《西藏白话报》(1907)、《黑龙江白话报》(1908)，等等。此外，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白话报刊还有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1904)、秋瑾创办的《白话》(日本东京，1904)等。而1909-1918年的十年间，伴随革命风潮的涌动，白话报刊更是风行一时，据不完全统计，这十年间各地刊行的白话报刊达到130余种。
“欲民知大启，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3]。近代白话报之创办者几乎都要在报头或报尾如此表白一下办白话报之初衷。1904年，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也先声明该报的“两个主义”和三大好处：
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好叫大家放心。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也好有个防备。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信息的人，这话不好吗？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讲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我这两种主义，想大家都是喜欢的。大家只管放心来买看看，不是我自己夸口的话，这报的好处，一是门类分得多，各项人看著都有益处；二是做报的都是安徽人，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懂得；三是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
增知识，长见闻，通消息，更重要的，还在于白话报刊“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懂得”，而又“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
语言的适俗和价格的低廉，确乎是近代白话报业经营者的共同经营谋略，但这并不能保证该份报纸能因此而赢获读者乃至发行不衰。以《安徽俗话报》为例，其每期所刊之文，均可谓是“大家可以懂得”的纯然白话，上文所举陈独秀之《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可见一斑。至于价格，《安徽俗话报》每本二十页，为半月刊，当时标价为：“零卖每本大钱五十文，全年二十四本大钱一千文，半年五百文。”这一价格在其时确是颇为低廉的。但《安徽俗话报》费时一年半却只出了22期，便难以为继了。其他许多白话报刊也少有能撑持两年以上者。近代白话报业之发展可说是热中透冷。
1901年梁启超曾慨叹在中国办报之难：一是经费缺乏；二是主笔难寻；三是风气不开，阅报人少；四是从业者思想迂腐，见识浅陋。[4]梁氏的感慨也可说道出了其时白话报业经营者的共同苦恼，尤其是风气不开，更是白话报业经营者难以逾越的历史魔障。如果考虑到其时文化教育尚未普及而受教育者又大都接受的是传统文言教育的知识背景，白话报刊的社会阅读面可想而知。即便后来废科举而推行新式教育，民初白话报刊风行的同时，骈文小说仍大行其时。可见，要突破文言阅读的历史惯性，诚非易事。
三、近代白话文创作的政论化倾向
这一时期的白话散文大都发表在各类白话报刊上，作者构成情况十分复杂，就发表文章时的具名情况看，有具真名的，也有具笔名甚至不具名姓的，尤以不具名者居多；就政治倾向看，有宣传维新改良的，也有倡言革命排满的。内容上也颇为驳杂，有介绍新思想新学说以启民智的科学论文，也有一些休闲娱乐性的杂文小品，但最多的则是富蕴政治激情的政论文，这其中，陈天华、邹容、秋瑾于辛亥革命前后发表的白话政论文，以其充沛的政治激情和平易自然的平民化倾向，影响最大，也成就最高。
呼唤民主革命的陈天华(1875-1905)是近代白话文创作热潮中的一员主将。在“以弹词写述异族欺凌之惨剧”的《猛回头》一书中，陈天华对国人不如狗的沉痛现实激愤难忍：“中国人打死外国人，一个人要完十个人的命，还要革许多的官员，才能结案；外国人打死中国人，他就送往本国去了，中国的官府半句话也讲不得。上海的西洋人有一个花园，上贴一张字：‘只有狗与支那人不准进入！’中国人当狗都当不得了！”[5]强调国人尊严被列强肆意践踏的现实，目的是要引发民众反帝排满、振兴中华的民族革命热情。
邹容作于1903年5月的《革命军》号召“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热烈呼唤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6]
略带文言但不失明白晓畅的文字，激情洋溢的呼号，在当时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号角作用，所以章太炎誉之为“雷霆之声”，并欣然为之作序，发表于《苏报》上，因此遭致清廷忌恨。1903年6月，章太炎被捕入狱，激于义愤的邹容自投捕房，1905年瘐毙狱中。清廷的淫威却无法阻止《革命军》的流播，一时传唱大江南北，所以鲁迅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7]
以“娴于辞令，高谈雄辩，惊其座人”而著称的秋瑾，在其创办的《白话》报上发表了多篇富于鼓动力的演说体白话文，诸如《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警告我同胞》等，这些文章不仅号召同胞们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而且以“个中人”的深切感受，饱含血泪地痛诉身为女子所遭受的种种不幸，如其传诵一时的《敬告姊妹们》中的一段：
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8]14
描写旧时代女子囚徒、牛马式的生活，但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从女子们穿着打扮的光鲜、被人艳羡时的自豪中，突出女人“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而不得不“柔柔顺顺”地匍匐于男权社会的痛苦现实。语言上采用对仗的排句，就事取譬，极富音韵铿锵、抑扬顿挫的演说体散文风格。
似这类富蕴政治激情和民主呼唤的白话文，在民元前后的各类报刊书籍中随时可以感受到，而陈天华等人的白话文创作，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过度的政治激情的渲染，其所带来的却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对白话文政治宣传功能的单一认同，这则可说是近代白话文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的无法逾越的局限。
四、拟想读者调整对作家创作态度的改变
理论缺陷、报业困境以及操作层面上的单一性功能指向，构成了近代白话文热潮的三大制约性因素，学界也多因此而对近代白话文热潮颇有微词。但因此而否定近代白话文热潮的历史功绩显然偏颇，最起码，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正是依赖辛亥革命前后各类白话文学的极力熏染，培育了一批坚实的白话文学的创作者和接受者，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一直以文言写作而倨傲世间的近代中国文人来说，改文言而采白话，不只是简单的语言表述方式的变换，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文章读者群的界定时所必须面对的表述姿态的调整，朱光潜先生于此有比较精辟的论述：“就文学而言，读者群变了，作者的对象和态度也随之而变了。……于今作者的写作对象是一般看报间杂志的民众，作者与读者是平等人，彼此对面说话……文学从此可以脱离官场的虚矫谗媚，变成比较家常亲切，不摆空架子；尤其重要的是从此可以在全民族的生活中吸取滋养与生命力。”[9]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天华、秋瑾等近代白话文作者对白话文学表述模式的积极呼吁和努力建构，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维新或革命思想的宣传普及，以及对白话文学接受市场的培育，更重要的，是“作者与读者是平等人”这一拟想读者的调整而带来的作家写作态度的转变，尽管近代白话文作家在调整其写作态度时还存在诸多顾虑，但毕竟他们做出了调整，这确乎是难能可贵的。
文言写作中堆积经史典故以炫博学、呕心工整对句以显才华，是无法令白话文接受者们击节称赏的，拟想读者的调整迫使近代白话文作家在创作时必须充分考虑贩夫走卒这类普通读者的有限知识储备，不仅要“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懂得”，而且要所说的事，所抒的情，也都是“大家可以懂得”。上文所引诸家白话作品，可说都是以家常话写俗事俗情，与普通读者作平等的对话，写作态度上的这种亲近读者的努力，推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如秋瑾《敬告姊妹们》借女人穿着打扮这类平时大家都熟悉的物事来比喻女人囚徒般的痛苦境遇：“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缎，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的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8]15又如陈天华《警世钟》中警告瓜分惨祸迫在眉睫，呼吁民众做临死一搏：
如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俗语说的赶狗逼到墙，总要回转头来咬他几口，难道四万万人，连狗都不如吗！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10]12
读书的、耕田的、做生意的、做手艺的、犁耙、血酒、洋鬼子、二毛子等等，均是普通民众所熟悉的，甚至连“狗急跳墙”这一本已很俗之语，也重新翻译成大众理解的“赶狗逼到墙，总要回转头来咬他几口”。
拟想读者的调整还要求白话文作家必须考虑到民众的阅读兴趣。陈独秀主编《安徽俗话报》，共开列十三个栏目，其中论说栏目“是就着眼面前的事体和道理讲给大家听听”，历史栏目“是把从古到今的国政民情圣贤豪杰细细说来给大家做个榜样，比那三国演义、说唐、说宋还要有趣”，地理栏目“凡是本省的、外省的、本国的、外国的、山川、城镇、风俗、物产，都要样样写出。但不是什么看坟山谋风水的地理，大家别要认错了”，闲谈栏目“无论古时的、现在的、本国的、外国的，凡是奇怪的事、好笑的事，随便写出几条；大家闲来无事看看倒也开心哩”，等等，均可说是出于对民众阅读趣味的考虑。但要激发民众的阅读兴趣，仅靠有趣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所写之事、所说之理是否为民众所关心、为民众所接受，陈独秀对此是有清楚认识的，其以“三爱”笔名在“论说”栏所发表的大量白话政论文章，几乎都是其时民众所关心的各类话题。第一期“论说”为《瓜分中国》，在发布“俄国占了奉天省”、列强要“瓜分中国”的消息后，呼吁国人“不如趁着外国兵还没有来的时候，偷点空儿，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些武备、枪炮、机器、开矿各样有用的学问。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那还有怕外洋人欺负的道理呢？”第二期“论说”为《论安徽的矿务》，呼吁安徽人每人凑五角钱，将洋人占据的矿山赎回，不要把矿山送给洋人来开采，“列位呀，要晓得矿山是地下的宝贝，全国的精华，无论那一个，都是要自家开采，不肯让别人家来开的”，“况且开矿还是赚钱的事，并不像拿钱做好事有去无来的。唉！有钱的人现在不肯出钱，办全省的正经事，定要叫利权落在洋人手里，闹得后来和东三省一样，那时众人受苦不了，就是剐守财奴的肉做元子吃，也是不济事的了。”俄国人占奉天、洋人在安徽开矿山，均是其时百姓所关心的事情，问题是如何应付这种时局，陈独秀所说的办法未必妥当，但这种“就着眼面前的事体和道理讲给大家听听”的表述方式，是很能激发读者对“眼面前的事体和道理”的探究趣味的。
五、近代白话写作的自我否定情结
如前所述，拟想读者的平民指向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近代白话文作家创作时的表述态度，但并未因此改变他们的文体选择态度。对于近代白话文作家来说，选择白话文是出于维新或革命的政治宣传需要，是出于适俗这一公众需求考虑的，一旦脱离了大众的“公共语境，”而转向私人场合时，拟想读者的文人指向也就很自然地将他们拉回传统文言写作的适雅追求。裘廷梁作《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尽管标举“崇白话而废文言”，但在文章的语言选择上，却仍然采用雅饬的文言文，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的写作目标是号召更多的文人采用白话写作以宣传维新理念，拟想读者是能用白话写作的文人而非只看得懂白话的屠沽负贩。秋瑾作《敬告姊妹们》用白话，但当她作《光复军起义檄稿》时仍然采用文言，原因也在于前者是写给没有多少知识的“姊妹们”看的，后者则是给和自己一样有知识的“同志”看的。
近代白话文作家在白话和文言之间的这种摇摆不定，表面看是由于拟想读者的变换所致，根本原因其实是近代白话文作家对白话和文言这两种文体的认知观念仍因袭传统而未作调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对近代白话文作者的创作观念曾有精辟分析，“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换言之，文言是写给高等的雅人看的，白话是写给低等的俗人看的。这种雅俗高低的文体观念区分，不仅导致近代白话文作家私人语境下的文言写作和公众语境中的白话写作，而且还带来他们虽用白话写作但在骨子里却看不起白话的白话写作自我否定情结，由此也就决定了近代白话文创作只是一时风潮之热而无法与五四时期自觉的白话文体写作和独立的白话文体意识相提并论。
对白话写作的自我否定，使得近代白话文作者对自己的白话作品缺乏起码的信任。近代诸多白话文作者投文报刊杂志时多署笔名甚至不署名，署笔名固有对自己真实身份的保护，但起码还尊重自己的著作权，不署名则是连著作权都抛弃了。这种对自己作品著作权的漠视，其负面效应是作家创作责任感的缺失，近代白话文作品不少，但大都是由空洞的口号堆积而成，粗制滥造之作比比皆是，原因就在于作家署名时已做好了自我保护，无需担忧文责谁负的问题。
对白话写作的自我否定，也导致近代白话作家对白话文体创作空间缺乏开拓的兴趣。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选择白话文体，近代白话文写作从一开始便被套上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作家们下笔为文，几乎都是关乎社稷民生的大问题，论说政治之类的政论文谈变法、倡革命自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风气所染，近代诸多阐说科学、介绍历史之类的知识普及性论文，甚至闲谈类趣味性的杂文，也都要绕个弯子与维新改良或革命主张挂上钩。其实，白话文体自然不只适用于适俗性的宣传，以白话描山水、写闲情等政治情结隐退的文章在现代作家笔下颇多佳作，但近代作家却很少关注这类纯审美层面的文体空间开拓。对白话写作的自我否定，决定了近代白话文作家政治宣传的单一创作命意，从而遮蔽了他们对白话文体其他审美空间的开拓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