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是否影响了贸易结构？——基于经验研究文献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述评论文,要素论文,文献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贸易结构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过程中，理论界产生了三个重要理论：相对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新贸易理论①。相对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出口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产品[1]（P95-96）。要素禀赋理论则强调要素禀赋在决定国际分工模式中的重要性，它的最初形式是赫克歇尔—俄林理论（HO理论），后来由Vanek等发展成多产品多要素形式的HOV理论[2]。为了解释发达国家之间巨额的贸易量，以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创立了新贸易理论[3][4]，该理论强调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及消费者差异化偏好对贸易结构的决定作用。
与这些理论相对应，从MacDougall首先检验相对优势理论开始[5]，贸易领域涌现了许多检验贸易结构决定理论的经验研究文献。其中，检验要素禀赋理论的文献最多。这一方面是由于要素禀赋对贸易结构的重要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突出地位。从Leontief首次检验HO定理开始[6]，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检验要素禀赋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全面梳理这些文献有助于理解要素禀赋及其他因素对贸易结构的决定作用。此外，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发挥了要素禀赋的优势[7]（P181-200），但并无相应具有说服力的经验论证。因此，该综述也有助于研究要素禀赋及其他因素在决定中国贸易结构中的作用，为中国制定贸易结构优化政策奠定基础。
目前已有一些综述梳理了要素禀赋理论的经验研究。其中，Deardorff梳理了早期的经验研究文献[8]；Leamer和Levinsohn、Davis和Weinstein的综述涉及所有经验研究文献[9][10]，要素禀赋理论检验文献只占很小一部分；Davis和Weinstein主要评述了HOV理论的检验文献[11]；鞠建东等、许斌对要素禀赋理论检验文献的梳理则略显简单[12][13]。鉴于要素禀赋理论的检验在近十年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本文的综述工作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②。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20世纪80年代后在标准的HOV理论框架内研究要素禀赋与贸易结构的文献；第三部分介绍放松HOV框架标准假设的文献，这些文献分别考虑了国家间技术差异、中间品贸易、需求差异和贸易成本；第四部分介绍在其他要素禀赋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的文献；最后一部分是基于文献的思考，并总结全文。
二、基于标准HOV理论框架的经验分析
（一）对标准HOV理论的严格检验
对HOV理论进行严格检验的文献始于20世纪80年代。Maskus运用美国1958年和1972年的数据，使用三种约束力逐步增强的方法首次直接检验了HOV理论，结论基本不支持HOV理论[14]。Maskus在做检验时仅仅使用了美国的数据，且只有三种要素，Bowen等将其扩展到27个国家、12种要素，其检验结果也不支持HOV定理。另外，他们经过初步分析还发现贸易和要素禀赋数据的测量误差以及技术矩阵的差异是造成检验结果不支持HOV理论的原因[15]。
Feenstra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体现技术差异：一种是要素生产率不同，另一种是技术矩阵存在差异[16]（P48-50）。Trefler在1993年的研究选择了第一种方法，通过利用1983年33个国家（10种要素）的数据，他发现HOV理论的解释力很强，认为各国要素价格的差异是由要素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Bowen等之所以不支持HOV理论是由于他们没考虑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Leontief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性来解释“里昂惕夫悖论”是对的[17]。总体而言，修正后的HOV理论解释力很强。
1995年Trefler继续利用1983年33个国家（9种要素）的数据考察了标准的HOV方程失效的基本特征，他发现贸易中实际蕴含的要素含量（MFCT）远远小于预测量（PFCT），并将这种现象称为“缺失的贸易现象”（the case of the missing trade）。“缺失的贸易”程度用MFCT的方差和PFCT的方差之比来表示③，随后，他还研究了一些假设的放松是否能改进HOV理论的预测能力[18]。
检验HOV理论的悲观结果由Trefler在1993年的研究改变了一部分，但又由于他在1995年的研究变得不乐观起来[11]。但是正如Trefler想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样：MFCT和PFCT有哪些不一致、如何修正HOV理论使其增强解释力，Trefler的上述研究指出了检验HOV理论的方向，引领了后续的研究。
（二）Trefler的研究引起的讨论
Gabaix试图理解为什么Trefler 1993年的研究结果要远远好于1995年，他证明当劳动的净出口量是0时，解出来的πte（国家c的劳动生产率）就是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于现实数据显示劳动的净出口都很小，πte应该和人均GDP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又由于人均GDP和工资率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和l资率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是很正常的，Trefler 1993年的研究并不能证实HOV理论的成立[19]。Conway在评论Trefler 1995年的研究时，认为HOV模型对不同种类要素的解释力是不同的，该模型对流动性强的要素解释力更强，因为如果要素能在产业间更自由地流动，则贸易后更容易达到均衡状态[20]。Trefler进一步分析了该观点，发现模型对教育劳动的解释力强过非教育劳动，并且资本和教育劳动的表现相似，Trefler认为该发现有助于研究收入不均、技术进步等[21]。
Estevadeordal和Taylor试图利用产生HO理论时期的数据检验HOV理论，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使得当时更适合检验贸易理论：第一，当时的贸易壁垒更少；第二，当时的要素禀赋差异性较强，更多地决定了贸易模式；第三，当时的生产率差异性较强，这一特点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情形相同。利用1913年18个国家5种要素25个产业的数据，Estevadeordal和Taylor首先在技术矩阵相同、相同位似偏好的假设下检验了HOV理论，结果发现，HOV理论的整体解释力并不强，但是对自然资源要素的解释力明显强于劳动和资本，“缺失的贸易现象”主要存在于资本和劳动，在根据人均GDP调整技术矩阵后，解释力确实增强了，但是，引入偏向本地的需求并不能明显改善HOV理论的解释力，总体而言，“缺失的贸易现象”同样存在于1913年，但是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更符合HO理论的假定，因此，Estevadeordal和Taylor认为这是一个更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22]。
上述文献均在标准的HOV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但由于标准的HOV框架设定了一些较为严格的假设，相应的经验分析也会存在偏差。后续的文献陆续放松了HOV框架的假设，以期更好地进行经验分析。下文分别介绍考虑国家间技术差异、中间品贸易、需求差异、贸易成本等因素的文献④。
三、放松HOV框架标准假设的经验研究
（一）考虑国家间的技术差异
由于无法获取具有可比性的各国技术矩阵，Trefler只能推算各国的技术矩阵，并以此判断HOV理论的解释力。从Hakura、Davis和Weinstein开始，学者们开始用可获得的各国技术矩阵研究技术差异的影响[29][10]。Hakura利用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1970年和1980年的数据研究了技术差异和贸易障碍对HOV理论解释力的影响，他利用符号检验和秩检验发现，技术差异确实能很好地解释贸易的要素含量，通过率从50%左右提高到80%～90%，贸易自由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如技术差异的作用强[23]。其中，通过率是指符合要素禀赋理论预测结果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通过率处于0～100%之间。通过率越大，说明要素禀赋理论对贸易结构的解释力越强。
Davis和Weinstein则运用10个OECD国家34个产业两种要素的数据详细研究了技术差异、要素价格不均等、不可贸易品、贸易成本对HOV解释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放松这些假设确实能极大地改进要素禀赋对生产和出口的解释力，即某国出口丰裕要素密集型的产品，但是，在HOV理论对贸易要素含量的预测方面，改进有限，特别是引入希克斯技术差异后，符号检验的通过率依然在50%左右，“缺失的贸易现象”依然存在，此外，Davis和Weinstein特别指出，即便考虑了要素生产率，要素价格均等化在OECD国家也不存在，这导致可贸易品部门的专业化分工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要素替代，前者意味着之前的研究低估了贸易中的要素含量，而后者意味着高估了可贸易品部门可以使用的要素禀赋[24]。尽管Davis和Weinstein获得了不同国家的技术矩阵，但是他们并没有像Hakura 一样直接利用技术矩阵，而是通过这些数据估计出新的技术矩阵。
Artal等直接运用Davis和Weinstein的方法，利用1995年西班牙国内地区层面的数据检验了HOV理论，结果同国别层次的研究类似，放松假设能改进HOV理论的解释力，但是技术差异对HOV理论解释力的影响要小于国别层次[25]。Fisher和Marshall在技术差异的前提下提出了“真实要素禀赋”和“修正的Rybczynski效应”两个概念，并运用2000年33个国家25个产业的数据进行检验，他们将所有33个国家作为基准国家进行稳健性检验，符号通过率非常高，在73%～94%之间，而且，并不存在“缺失的贸易现象”[26]。Egger等随后运用该方法研究了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对贸易中要素含量的贡献度，运用和Fisher以及Marshall相同的数据，Egger等发现，要素含量主要是由要素禀赋解释的，贡献度大约是技术差异的10倍[27]。
整体而言，上述研究表明，考虑技术差异能有效地改进HOV理论的解释力。这其实说明技术差异是贸易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便是，技术差异的来源又是什么？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仅仅介绍在HOV框架内的研究。
Schott发现，资源禀赋决定了一国对产品的选择，利用ISIC分类三位码数据发现，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生产同一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进一步利用四位码数据发现，对于相同三位码产业内的产品而言，不同国家根据要素禀赋选择生产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品，这说明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多样化锥中[28]。不同四位码产品的产量不同，加总到三位码产业的技术矩阵自然也不相同[29]。Antweiler和Trefler则试图研究规模经济是否有助于理解贸易中的要素含量，结果表明，有1/3的产业显示出生产的规模经济，这些产业的规模经济是要素含量的重要决定因素[30]。
（二）考虑中间品贸易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来越高[31]。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就是一国利用进口的中间产品生产出口品。因此，如果不区分中间投入中的国内产品和进口品，那么对要素含量的测算将存在较大的误差，会对研究结果造成较大的影响[32]。Reimer较早考虑了中间产品贸易对测算要素含量的影响，但只提供了两国情形下的测算方法[33]。Trefler和Zhu研究了多国情形下中间产品贸易对测算要素含量的影响，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由于缺乏双边国家间中间产品贸易的数据，他们根据已有数据进行了推算[32]。事实上，Reimer、Trefler和Zhu都做了一个“比例假设”（proportionality assumption），比如，如果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30%来自于日本，那么投入到任何部门作为中间品的电子产品均有30%来自于日本。Stone等、Foster等也借鉴该方法测算了贸易中蕴含的要素含量[34][35]。但是上述文献只有Trefler和Zhu、Foster等检验了HOV模型，这两篇文献都只使用了劳动一种要素，结果都非常好。
在放弃“比例假设”后，Puzzello使用亚洲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直接进行了更精确的测算，发现Trefler和Zhu低估了各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比例，但是，由于测算的要素出口量和要素进口量相互抵消，净出口要素的测算误差并不算高[36]。对Reimer、Trefler和Zhu最大的批评来自于Dietzenbacher和Los，他们认为Trefler和Zhtu存在着双重计算的问题，比如，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最终产品使用了中国的中间晶，而中国的中间品又使用了来自澳大利亚的原材料，如果计算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要素，仅仅计算最终产品即可，但是Reimer、Trefler和Zhu还计算了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原材料蕴含的要素[37]。
（三）考虑需求差异
Linder首先从需求角度解释了贸易结构[38]（P31-120）。从Markusen开始，贸易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需求对贸易的影响[39]。Hunter和Markusen、Francois和Kaplan、Dalgin等的研究发现了偏好的非位似性及其对贸易流的影响[40][41][42]。Chung等试图从引力方程的角度研究偏好的非位似性对“缺失的贸易现象”的影响[43][44]。Kim真正将非位似偏好引入HOV的框架内，推导出HOV方程，并利用OECD提供的2000年32个国家45个产业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引入偏好的非位似性后，符号检验的通过率明显提高，但是，其他检验的效果反而有所下降，因此，Kim认为在HOV的框架内，偏好的非位似性对要素含量的影响可能并不重要，这也说明位似偏好的假设是合理的[45]。
（四）考虑贸易成本
如果将贸易成本定义为从商品的生产者到最终的使用者涉及的所有成本，则贸易成本是很大的[46]。无论理论还是经验研究均表明贸易成本会影响贸易模式[47][48]。尽管Davis和Weinstein考虑了贸易成本对进出口及要素含量的影响，但他们是在引力方程的框架内分析的，并没有将贸易成本直接融入HOV框架内。Kim利用Deardorff有关贸易成本的思想将贸易成本直接融入HOV方程，即贸易成本仅由生产者来承担，运用上述两种方法，并利用Davis和Weinstein中的数据重新进行检验，解释力明显强于标准的HOV理论[48][49]。
四、基于其他要素禀赋理论框架的经验研究
Helpman和Debaere建立了不同于HOV框架的检验方法，由于该检验框架基于双边贸易数据，因此可以被称为“双边检验法”[50][51]。Deardorff则提出了根据某国从完全封闭走向开放时进出口结构的变动判断要素禀赋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方法[52]。下面，分别梳理这两类经验研究。
（一）基于双边检验法的经验研究
Choi和Krishna采用Helpman的方法检验了要素禀赋理论，他们在检验时计算了双边国家的θ值，即对两个国家而言，双方各自生产进口产品需要付出的成本加总值与进口产品在出口国实际付出的成本加总值的比值，如果θ值大于1，要素禀赋理论成立；如果θ值小于1，则要素禀赋理论不成立，实际检验过程中采用了1980年8个OECD国家⑤的数据进行检验，检验时对劳动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分类（Euro Ⅰ和EuroⅡ），测算资本价格时也采用了两种方法（Capital Ⅰ和CapitalⅡ），当采用Euro Ⅰ和Capital Ⅰ时，在总共28个国家对中，有21个θ值大于l，在另外7个小于1的θ中，只有3个是小于0.99的，因此，这一检验结果很好地支持了要素禀赋理论，而且这一结果对其他劳动分类方法和要素价格测量方法也成立，因此，在放弃要素价格均等化和相同位似偏好假定后，基于Helpman的检验稳健地支持要素禀赋理论[53]。这一结果不仅在国别层次上成立，Artal等利用1995年西班牙国内地区层面上的数据得出的结果也较好地支持了Helpman的理论[25]。
类似于以Helpman研究为基础的双边检验，Debaere使用了另外一种双边检验法。Debaere利用和Trefler相同的数据，即1983年33个国家的数据，只是将要素种类调整为4种：资本（K）、土地（L）、高技能劳动力（skilled labor，S）、低技能劳动力（unskilled labor，U），首先使用美国的技术矩阵，随后根据人均GDP对技术矩阵进行了调整，检验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所有要素而言，检验的平均通过率是71%，Debaere认为这较好地验证了要素禀赋理论；而且，对于大部分要素对特别是资本和劳动、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北—南的通过率要高于北—北和南—南，这说明北—南之间的贸易模式能更好地被资本和劳动、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禀赋差异所解释，此外，Debaere通过Probit、Logit、OLS回归发现国家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越大，要素禀赋理论越能成立，因此，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支持要素禀赋理论[51]。
Lai和Zhu则同时利用Choi和Krishna、Debaere的方法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检验，在利用Choi和Krishna的方法时引入了各国各产业间的技术差异，并同时检验了只有国家间存在技术差异和各国技术完全相同的情形，发现该模型对资本丰裕—劳动丰裕的适用性最强，通过比例甚至达到了99%，即要素禀赋差异越大，要素禀赋理论解释力越强，Lai和Zhu用Debaere的方法也得到了这一结果；此外，对于资本丰裕型组内的国家，当考虑李嘉图技术差异后，通过率明显增高，因此，对于资本丰裕国家之间的贸易而言，李嘉图技术差异是很重要的因素[54]。
Choi和Krishna、Artal等、Debaere、Lai和Zhu等的检验结果是非常乐观的，要素禀赋理论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Foster和Stehrer在Lai和Zhu的基础上考虑了中间产品贸易后，发现以Helpman研究为基础的双边检验法的效果大打折扣，最终的解释力差强人意[55]⑥。
或许最致命的批评来自于Bernhofen，他认为Helpman存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即Helpman仅仅使用两国的要素价格对他们之间贸易的要素含量施加约束，而没有考虑其他国家的要素价格，也即在一个多国世界里，仅仅考虑两国关系是不完整的，这意味着对检验方程施加的约束更强，即对进口国而言，进口的商品是所有国家中价格最低的，而Choi和Krishna仅仅比较了两个国家的成本，利用Choi和Krishna的数据，Bernhofen重新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两种资本测算方式下，模型的通过率分别是62%和59%，而如果不考虑韩国，通过率甚至下降到了50%以下，因此，Bernhofen认为结论不支持要素禀赋理论[56]。
（二）基于Deardorff的经验研究
Bernhofen和Brown根据Deardorff提出的方法直接检验了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日本在1860年左右经历了突然的和完全的贸易开放，因此选择1851—1853年间的商品价格作为封闭价格，贸易数据则来自1868—1875年期间，结果表明，1868—1875年每一年用封闭时期的价格衡量的净出口价值均小于0，且结果非常稳健。因此，虽然不能判别比较优势的来源是技术差异还是要素禀赋，但这一直接检验证实了比较优势[57]。
五、结论性评论
现有文献基于不同的要素禀赋理论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贸易结构的解释力，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即使在统一的HOV框架内，并且逐步放松了各种假设，要素禀赋也无法完全解释贸易结构。这或许是因为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也可能是由于研究样本的差异。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要素禀赋本身就不是贸易结构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也应该是现有文献无法得出统一结论的重要原因。
现有文献主要基于要素禀赋理论模型进行研究，有些文献考虑技术差异也仅是为了提升要素禀赋理论的解释力。但是，由于要素禀赋是贸易结构的重要但不唯一决定因素，未来的研究应该致力于突破要素禀赋理论的框架，将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放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在此框架内，从经验上研究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对贸易结构的贡献度。Morrow通过在Romalis的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基础上引入相对技术差异建立了分解比较优势来源的模型，其发现，在考虑另一个因素后，李嘉图相对优势理论和HO理论均能更好地解释贸易结构[58][59]。Chor和Shikher则运用李嘉图模型建立了分解相对技术差异和要素禀赋的理论框架，其经验分析表明，要素禀赋是贸易结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60]。而Shikher在2013年的经验分析结果则相反，他发现相对技术差异对贸易结构的决定作用大于要素禀赋，且国家越富裕，要素禀赋对贸易结构的贡献度越低[61]。
尽管上述少数学者已开始研究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的相对重要性，但是该研究主题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要素禀赋对贸易结构的贡献度也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对外贸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出口的高速增长。但是，出口的高速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国内研究往往采用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但是，根据本文的综述，国际上主要还是在某一理论框架内研究要素禀赋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因此，国内的研究应该着力从方法上进行改变，力图在合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经验分析。超越纯粹的计量分析，进行具有理论基础的经验分析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路径。
①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其他有关贸易结构决定理论的价值，如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林达尔的“林达尔假说”等。21世纪发展起来的新新贸易理论却较少关注贸易结构问题。
②由于本文的特色是仅介绍基于理论的经验文献，因此将会忽略掉国内文献。现有国内文献主要是应用计量方法研究要素禀赋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的结论部分会指出国内研究应该改进的地方。
③此外，他还发现富国倾向于在大部分要素上都表现得稀缺，而穷国所有要素都表现得丰裕。Trefler将这种现象称为“要素禀赋悖论”（the endowments paradox），并认为一定是省略掉了穷国稀缺的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造成的。
④当然，并不是说每个文献仅考虑一种情形。事实上，许多文献同时考虑了几种情形。
⑤包括5个欧洲国家：丹麦、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3个非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和韩国。这8个国家的数据质量相对较好。
⑥其实Lai和Zhu也考虑了中间品贸易，但是由于他们假设中间品贸易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各国在中间品上的价格从而单位最终产量中的中间品成本部分相同，因此消去了中间品[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