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公投与英国国家身份变迁
王展鹏 夏 添
摘 要 2016年全民公投及其开启的脱欧进程对英国的国家身份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为认识全球化、地区一体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身份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案例。英国入欧40多年来，经历了国家身份的欧洲化和疑欧主义的崛起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英国新的欧洲身份维度与其固有的国家身份要素出现趋同和趋异，导致脱欧公投，使英国国家身份在欧洲维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也成为英国自身历史发展中重要的“宪法时刻”。脱欧公投在议会主权原则、政治经济与社会共识、中央与地方关系、新的欧洲与全球角色定位等层面带来了制度、观念上的变迁，使英国国家身份面临不断建构与重构的过程。对于历史上长期扮演世界性大国角色的英国而言，能否有效应对脱欧挑战，在新一轮互利、共赢、包容、开放、均衡的全球化共识的形成进程中扮演积极角色，对其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未来至关重要。
关键词 脱欧公投；国家身份；疑欧主义；议会主权；全球化
2016年6月，英国民众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舆论普遍认为，英国出现了二战后就复杂性、不确定性而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脱欧公投迄今已两年半时间，脱欧进程仍未尘埃落定。在英国这个政治文化以稳定著称的国度，连续出现首相更迭、“悬浮议会”的局面，脱欧对英国国家身份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脱欧问题及其后续影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英国国家身份的主要特征[1]（P139）。本文将聚焦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从考察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出现的欧洲化进程和疑欧主义发展与英国国家身份变迁之间复杂的历史与逻辑入手，思考全球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国家自身固有身份在与外部体系结构相互建构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英国国家身份问题
国家身份是文化研究、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来源于社会心理学集体认同和自我归入的理论模式。该理论认为社会群体可以在其成员认可的一套观念基础上界定自身身份[2]，国家身份则强调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属性，并逐步成为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研究议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这一语境下，国家身份，即国家在共同的历史记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层面的特性是民众对于自己国家认同的基础[3]（P9）。在安东尼·史密斯看来，国家身份是关于“政治共同体、疆域、祖国、公民、共同价值和传统的认知”，具有历史、疆域、共同记忆、大众文化、法律和经济等维度的属性[4]（P14）。
冷战结束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出现，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先在、稳定的国家身份观受到来自民族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以种族、宗教、性别等诉求为特征的“身份政治”兴起，主张少数群体权益，强调国家身份的后现代特性；国际关系学科在反思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过程中，将国家身份作为一个基本概念纳入自身的理论视野，使外部体系结构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成为国家身份研究的重要维度[4]。
在国家身份问题上最具解释力的温和建构主义的代表性学者亚历山大·温特认为，从哲学层面看，身份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对国家而言，身份亦即其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机制之间则呈现出自身的角色身份和建构的集体身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国家身份受到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但并非完全是先在的，在很大程度上受体系结构的影响，二者呈现相互建构的特征[5]（P281-292）。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身份不仅是自我认同的结果，也与他者（国际体系的其他成员）对其角色的认知息息相关。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固有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身份特征是民众、政党和国家建构欧洲集体认同的重要因素，欧盟一体化的演变同样对成员国的国家身份具有塑造作用。欧洲一体化是温特所说的国际体系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进化的实验，欧洲认同和共有观念的形成对成员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进行了欧洲化改造，亦即成员国国家身份欧洲化的过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身份的独特性使英国国家身份中欧洲维度的建构很难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而不断遭遇曲折、反复与抵抗，疑欧主义也因之成为英国国家身份的新特征。
从地区层面看，英格兰与威尔士疑欧主义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英格兰中部、东部与东南部呈现出强烈的疑欧倾向，而苏格兰与北爱尔兰则转向相对亲欧。从1975年到2016年公投，英格兰脱欧的支持率从 31.3% 上升到53.4%，其投票率也从64.6% 上升至 73.0%[22]（P266-269）[32]。相对较高的投票率表明，民粹主义阵营成功地调动了英国难以重振的老工业园区等边缘人口和中下层民众[17]。民族主义在塑造欧盟他者身份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其强化的不仅是英国统一的国家身份，还包括次国家认同，其中以“英格兰性”或“英格兰认同”尤为突出。在英格兰疑欧主义发展背后所惯用的是一套突出英格兰性的民族叙事，强调议会主权、英语文化圈（the Anglosphere）以及二战历史[33]。
首先，具有强烈经验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英国人对欧洲一体化充满怀疑态度，审慎看待一体化的法律和制度创新，认为其需要经历试错检验。柏克认为，强调传统并非否定变革，对政治传统的继承要与紧要关头的随机应变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变化也只能局限于有毛病的部分，局限于有必要做出改动的部分”[7]（P155-156）。在宣称自己并非保守主义者的哈耶克①身上则集中反映了英国政治文化传统在欧洲问题上的悖论：他一方面支持欧洲联合的思想，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在此次战争[二战]之后，如果无论大国、小国在经济领域都能重新获得不受限制的主权，我们则不能期望实现秩序与持久的和平。”[8]（P131）另一方面，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缓慢的文化与社会演变的结果。根据决策者的意愿随意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充满风险，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9]（P165-167）。在疑欧的保守主义者看来，正是近年来欧洲一体化实验缺乏必要的审慎，导致了“令人不快、意想不到的结果”[9]（P167）。
其次，现代英国议会民主制度的基石--议会主权原则及其制度安排是英国国家身份的标志，也使欧洲国家共享主权的理念与实践在宪法层面遭遇障碍。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该原则的初衷是在君主立宪的宪法妥协下保护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然而经过历代政治家、公法学者、法官的不断建构，议会不受限制的绝对立法权成为英国宪法的主导原则。按照戴雪的定义，议会主权原则意味着“议会可以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任何个人或机构无权废止或搁置议会的立法”[10]（P3-4）。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以精英民主为基础的威斯敏斯特模式是英国政治制度中无成文宪法、精英政治主导、人权保护宪法机制缺位、中央集权体制与高度的地区自治间矛盾等问题的根源。加入欧共体在一定程度上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但也引发了新的利益博弈和关于国家主权的争论。英国人对自身制度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导致了其在一体化过程中坚持主权国家间联合的路径，增加了建立欧洲认同的难度。而作为二战中欧洲
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被视为英国保守主义的当代代表，但他宣称自己并非保守主义者。从未沦陷的战胜国之一，后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影响力在英国远落后于其他西欧国家。英国人认为是自己阻止了纳粹第三帝国称霸欧洲，对欧盟超国家民主和后民族结构的实验持强烈排斥态度。
最后，英国奉行的“英美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模式与在欧陆占主导地位的莱茵模式存在明显差异。约翰·密尔以降的政治自由主义在英国经济思想中也留有持久的影响。在19世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自由主义发挥了主导作用，使英国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者角色。欧洲一体化之初，与欧陆国家相比，英国与英联邦成员等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利益联系更为紧密，经济社会模式与美国更为接近。此后，欧共体的经济自由化安排与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取向的趋同在英国决定加入共同市场的理性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法国社会党人德洛尔出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开启了欧洲一体化复兴的阶段。在撒切尔夫人看来，这意味着欧共体正在一步步“从开放贸易、轻度管理、自由合作的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转向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越来越难以相容[11]（P535-537）。此后，英国参与欧洲货币机制的不成功经历和选择置身欧元区之外加剧了其对欧盟的疏离感，而2008年后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放大了欧洲一体化宏大实验的弊端，与英国人固有的对激进制度变革的怀疑态度相互叠加，使更多民众将其视为欧洲经济和政治秩序的系统性危机，从而“失去了对修正这个体系错误的政治过程的仅有的信心”[12]（P312-315）。
英国在管理战后霸权衰落的过程中，在全球主要力量间纵横捭阖，发挥超出自身领土、资源限制的影响力是其国际角色定位的主要逻辑之一，也是其国家身份特征的组成部分。1963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英国失去了帝国，但还未找到自己的角色”。英国加入欧共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二战后寻找自身内外角色的过程。这一阶段英国对自身国际身份界定的最经典表述无疑来自丘吉尔的“三环外交”，即英国应在英联邦及前殖民地国家、美国和联合的欧洲之间左右逢源。1973年后，这一定位与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之间的张力日趋明显。到21世纪初，英国的国际定位面临如何确定三环外交的优先顺序及如何应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如何更加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等机遇和挑战。
体制机制上，编织网络，分工负责，分工不分家。形成“三层同心圆”：核心层为编委会及编辑办成员，紧密层为专家及部门牵头人，松散层为部门（单位）一般供稿人。编纂工作中，按照编委会的部署，主编带领编辑办公室负责日常修志运行，编辑集中办公，分工不分家，虚心向专家请教，与每篇牵头部门联络人常联系，对供稿单位多指导。
自英国开启加入欧共体进程后，欧共体/欧盟及其成员国作为他者对英国的认知成为英国国家身份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1963年戴高乐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时特别强调：“英国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海洋国家，其贸易、市场、食品供给都来自不同的、通常最偏远国度……其一切活动都有非常特殊、独特的习惯与传统……”这些与欧陆国家间的差异使之很难融入共同市场[13]。这一拒绝英国加入的理由彰显了相对于欧陆国家而言英国的他者身份，也成为疑欧主义者强调英国身份独特性的经典表述。
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人来到自助餐厅，递给服务员两张券，爸爸、妈妈各拿了一套餐具，我呆呆地站在一旁，服务员阿姨笑盈盈地递给我一套餐具，对我说：“这里的东西你随便挑，想吃啥就挑啥。”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可我没有餐券呢。”阿姨说：“没事的，来店里都是客，你也吃不了多少。”说完，她还特地夹给我一个滚烫的鸡蛋。我想，雷锋家乡的人真好！
此后，在英国脱欧谈判面临困境，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对英国经济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的情况下，英国议会开始逐渐对保守党政府的硬脱欧路线提出质疑。少数保守党议员也在加强议会对脱欧谈判最终结果的决定权问题上支持反对党的主张。议会内部主张软脱欧的呼声加强。特别是2018年上半年，英国政府内部在脱欧路径问题上长期无法达成共识，在批准《脱离欧洲联盟法（2018）》过程中，议会上院多次提出应给予下院对政府所达成协议的更大的监督权，在政府无法与欧盟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议会可接管谈判的权力，呈现出政府与议会争夺脱欧主导权的态势。2018年6月，保守党软脱欧派议员撤回了对上院提出的加强议会权力修正案的支持，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废止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的《脱离欧洲联盟法（2018）》，为2019年3月英国脱欧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政府不断向硬脱欧和软脱欧派议员作出妥协，使自身谈判立场左右失据，模糊不清，英欧双方未能在2018年6月欧盟峰会上如期提出脱欧协议草案。在谈判久拖不决对英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加剧的情况下，英国行政权力借助“尊重公投结果”的政治正确话语强行推进硬脱欧路线的弊端日益凸显，保守党政府勉强于2018年7月将更接近软脱欧的路径确定为英欧谈判方案。特雷莎·梅政府与欧盟于2018年11月以介于软、硬脱欧之间的折中方案为基础达成了妥协。该脱欧协议在履行英国议会批准程序方面还面临很大阻力。经过公投以来两年多的博弈，英国议会在脱欧问题上的立场进一步分化：保守党内强硬脱欧派和更倾向软脱欧的工党都反对该协议。一旦协议无法获得通过，无协议硬脱欧，甚至举行二次公投、脱欧逆转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从脱欧进程看，英国议会立法机构、政府行政权力和全民公投机制之间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因脱欧立场上的跨党派分化重组和悬浮议会的出现，英国传统的执政党对议会的控制力减弱，但议会本身的内部共识也有所下降，行政权与立法权间的博弈呈现此消彼长、不断变化的态势，在二者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全民公投扮演最终仲裁者角色的空间加大。
英国脱欧无疑对英国在欧洲人眼中的国家形象和身份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脱欧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危机，引发了欧盟关于英国身份问题的讨论。一些欧洲媒体认为，英国脱欧“意味着自信、自由的世界主义”的英国身份的终结，转而表现出更多“非理性、排他性”特征，与欧洲一体化的价值观背道而驰[16]（P576-577）。而在哈贝马斯等欧洲知识分子看来，脱欧不仅是英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欧盟的共同身份危机[17]，英国开启了逆一体化、反全球化进程，成为更广义的欧洲和全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对全球化的抵抗的引领者[16]（P574）。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民族国家身份变迁面临自身固有的身份特征与外部性之间的张力，地区一体化对国家身份的塑造受到诸多制约，当二者的逻辑表现为共振、趋同态势时，民族国家会更加主动地接受外部体系结构对自身身份的改造，反之则呈现出强化自身固有身份的抵抗姿态，使国家身份可能面临不断建构与再建构的过程。对于英国而言，这一特点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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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欧后英国国家身份的演变与脱欧公投的变局
近年来，有学者用古生物学研究中的间断平衡论来描述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经历加入欧共体这一突变后，英欧关系进入40多年的渐变与进化的过程，英国国家身份中纳入了欧洲联合的维度，但这一欧盟身份不仅意味着一体化支持者眼中的欧洲化进程，也与疑欧主义相伴相生，其长期积累导致了脱欧公投这一英国欧洲身份的突变，并对英国国家身份的其他层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1975年全民公投的“宪法时刻”及英国国家身份的欧洲化
在英国政治传统中，议会主权原则赋予议会绝对立法权，使全民公投结果与议会的立法何者优先成为一个宪法难题。1945年5月，丘吉尔曾希望将战时联合内阁的任期自动延长至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并提出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寻求民众授权。对此，副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坚决反对，他提出：“我不能同意在我们国家生活中引入全民公投这样一个与自身传统截然背离的机制，那只是纳粹与法西斯才经常使用的工具。”[18]尽管全民公投在英国面临制度障碍，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1974年在竞选中承诺将就英国是否保留欧共体成员国身份的问题举行公投。1975年工党政府兑现承诺，开创了英国全国性全民公投的先例。2016年保守党首相卡梅伦举行的脱欧公投则是英国历史上第三次全国性公投① 迄今英国进行过14次公投，但大多为涉及权力下放问题的地方性公投。 。
全民公投作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宪法时刻”，在英国与欧洲关系的特定语境下尤其如此。英国因欧洲问题开创全民公投的历史与政治家希望通过问政于民的简单化方式平息纷争、塑造共识有关，但其背后也显现出二战后英国无论自身的内部政治、经济发展还是国际角色都无法回避与欧洲一体化紧密联系的事实，面临身份重构的压力。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合法性危机。迁延不愈的“英国病”进入激化期[19]（P54-64）：英镑贬值、经济滞胀、失业高企、罢工此起彼伏。1974年在英国战后政治史上首次出现悬浮议会、少数党组阁、二次大选的局面。加入欧共体后，英国政府、政党和民众的分歧仍难以调和。执政的工党多数党员主张脱离欧共体，而其务实派则不惜以政党分裂的代价主张留在共同市场；保守党、自由党等政党虽公开支持留欧，但内部支持脱离欧共体的派别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按照当时议会下院工党领导人爱德华·肖特的说法，“（欧洲）问题继续分裂这个国家。加入（欧共体）的决定并未被接受。这是举行全民公投的根本原因”[20]（P348）。
在1975年公投中，主张英国留在欧共体的民众超过67%，支持脱欧的不足33%。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经济利益考量有关，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仍面临如何融入欧洲一体化、塑造自身身份的问题。公投结束后，威尔逊首相曾称，“长达 14年的争论就此平息”[21]。然而，历史学家们则指出，尽管在1975年公投中英国选民对欧共体成员资格的支持是明确而广泛的，但其对欧洲缺乏热情，“并未准备投身到新的一体化进程中”[22]（P280）。
1.1.3 供试药剂 室内毒力测定：90%阿维菌素原粉，华北制药爱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25%甲胺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华北制药爱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81.7%噻唑膦原油，寿光市申达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田间药效试验：2%阿维菌素、2%甲胺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和10%噻唑膦，河北三农农用化工有限公司。
从1975公投后的历史发展看，欧洲一体化对英国国家身份的影响呈现出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一条是欧洲一体化开启了塑造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欧洲化进程；另一条是疑欧主义兴起导致英国从“半心半意的尴尬伙伴”走向开创脱离欧盟先例的成员国。英国国家身份的欧洲化可被视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都是革命性的。首先，1975年公投在宪法层面对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议会主权原则做出了事实上的修正。此后经过Factortame等司法判例，英国议会主权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微妙的变化，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英国宪法法院的角色。其次，在政党政治层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工党与德洛尔领导的欧共体委员会在政治文化上逐渐趋同，特别是布莱尔新工党时期英国采取了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工党出现了亲欧转向，相比之下，保守党则日趋疑欧。再次，尽管英国长期以来批评欧盟经济社会立法损害其主权和国际竞争力，但研究表明，英国在将欧盟劳工法规纳入本国法律体系和遵守欧洲法院裁决方面都是表现最好的成员国之一[23]。根据《大废除法案》立法过程中的统计，英国当前适用的欧盟法规多达12000件。最后，40多年来英欧贸易关系的相互依赖不断加强：欧共体成立之初，英国与欧共体六国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量的13%左右，而2015年与欧盟成员国的这一贸易占比已超过50%。
（二）疑欧主义对英国国家身份变化的回应
英国疑欧派的代表伊诺克·鲍威尔曾写道，“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就不再是此前的英国”[24]（P24），而疑欧主义者的目标则是消除欧洲一体化的影响，重新回归英国自身的传统。疑欧主义广义上是欧洲国家与欧盟之间互动的产物，以思潮和运动为载体，具体表现为对欧盟机构、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的质疑与反对[25]（P4）。长期以来英国疑欧主义发展出一套融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文化例外主义的逻辑。总体来看，英国的疑欧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英国疑欧主义根植于自身文化例外主义，不仅体现为对欧盟机构和一体化进程的质疑，也包括对欧洲身份的质疑与疏离。在欧洲问题上，英国有着由来已久的“局外人传统”[26]（P71-88），其主流政治话语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塑造英国对于欧洲的他者身份，在谈及文化与历史渊源时，英国被定位为独立于欧洲的行为体。在“欧洲晴雨表”关于“你是否曾觉得自己不仅是本国人，而且是欧洲人”的调查中，英国一直处于欧洲认同感最低的成员国之列。以2006年为例，67%的英国人表示从未将自己视作欧洲人，远高于其他成员国的数据[27]。
其次，除指责欧盟国家侵蚀国家主权和本土文化等是欧盟各国疑欧主义的共性外，英国疑欧主义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混合产物，其形式与特征反映出英国多民族的国家组成模式和多层级的治理方式的内在矛盾。疑欧主义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不同表现形式体现了国家与次国家、超国家层面的权力互动。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英国次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也得到加强。
最后，英国疑欧主义的演变反映了其主流政党政治中动态的、碎片化的博弈过程。与大多数欧陆国家不同的是，疑欧主义一直存在于英国的主流政党中，从英国加入欧共体到当下的脱欧谈判，疑欧主义者有组织地动员起来切实地影响国家的对欧政策。保守党与工党出于政党政治和大选等考虑，在实际政治运作中都曾利用或塑造疑欧主义乃至妖魔化欧盟的话语。威尔逊和卡梅伦做出公投承诺都有增加大选筹码、安抚党内疑欧派的目的。
保守党的疑欧主义转向既是对英国欧洲身份变化的回应，也是其欧洲身份进一步演变的主要推手。虽然加入欧共体的主张是由保守党领导人麦克米伦提出的，但入欧后，保守党对欧洲超国家治理模式与深化一体化的理想始终缺乏热情，英国加入欧共体更多是出于现实和功利的考虑。而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后来者，英国最初失去了在欧共体条约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机会，只能接受其他国家制定的规则，在共同农业政策等领域尤其如此。
1979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重新执政后，对欧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撒切尔夫人执政前期对欧洲一体化持基本支持的立场，并于1986年签署了《单一欧洲法令》，但德洛尔提出的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和《社会宪章》与保守党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相容，被撒切尔夫人指责为试图“从后门输入社会主义”[11]（P721）。在英国疑欧主义发展关键节点的“布鲁日演讲”中，撒切尔夫人称：“共同体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按照某种抽象理念的指示不断调试的制度性工具……我们需要决定接下来前行的道路，不能迷失于乌托邦式的目标”[28]。
然而，虽然脱欧变局使英国政治文化中右翼激进主义势力加强，宽容精神减弱，但也不应低估英国政治传统中渐进保守主义的平衡和纠错能力。在脱欧谈判过程中，英国政府虽在谈判之初接纳了强硬脱欧派的大多数主张，但随后主流政党内部和民众保持与欧洲紧密经济联系的务实主张不断呈现加强态势，英国政府强硬的脱欧选项面临来自议会和民意的更大制约，被迫不断向软脱欧立场靠近。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在评价英国脱欧的原因与影响时写道：“脱欧公投在一个革命的经历如此匮乏的国家不啻是一场革命。如同其他革命一样，其结果不会迅速变得明朗起来，而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36]（P2）两年多来，脱欧公投及其后续发展重构英国国家身份的进程已经开启，英国国家身份在政治、经济、社会、国家认同等维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终将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还是在延续传统的渐进变化中寻求新的平衡，都与英国脱欧进程的结果息息相关。
（三）疑欧主义发展与2016年脱欧公投变局
2016年脱欧公投是英国疑欧主义发展的产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英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10年大选产生了战后第二个无多数议会，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执政初期，英国经济状况未见好转，紧缩政策和移民问题给中下层民众就业和福利带来的冲击也引发了广泛不满。卡梅伦对欧政策的温和实用主义立场难以满足党内强硬疑欧派的要求，部分支持保守党的选民倒向右翼极端政党英国独立党。在2011年英国议会下院驳回脱欧公投动议的投票中，81名保守党议员不顾领导层的禁令支持公投。出于政党政治和大选的考虑卡梅伦最终做出让步，于2013年 1月在布卢姆堡发表演讲，承诺如保守党赢得下次大选，将通过与欧盟展开谈判敦促欧盟改革，并举行公投决定英国的去留。卡梅伦在演讲中称，“英国民众对欧盟的支持已非常薄弱……因而，我支持举行全民公投”[29]。2016年6月23日，脱欧公投结果显示，支持脱欧的人数为17410742人，占总投票人数的51.89%；支持留欧的为16141241人，占总票数的48.11%。
以保守党为代表的英国政治精英推动了疑欧主义的发展，然而，脱离欧盟的决定最终却是由英国民众做出的。近年来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拉大了英国社会精英和平民阶层间的鸿沟，中下层民众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加剧，边缘化、剥夺感加强，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空间。2010年联合政府上台后，社会福利和移民问题的关注度日渐上升。根据“欧洲晴雨表”2016年5月的调查结果，在“你认为国家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两个议题是什么？”的问题上，移民与医保成为英国民众的关注焦点，选择上述两项的比例分别为38%与26%[30]。民众对移民持负面态度主要出于以下理由：移民对英国国家主权与国家身份构成威胁，挤占了本土民众的工作岗位和福利资源，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全。部分政治精英与媒体也在持续建构移民问题的负面影响及其与欧盟的关联，独立党领袖法拉奇称移民问题是“当下英国面临的最大问题”[31]。
英国作为历史上的世界性大国，其国家身份与自身历史经验密不可分，表现出内部体制性安排与国际角色属性关联度高的特征，二战后也因霸权衰落、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而面临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定位、建构欧洲认同的压力。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国家身份的根本问题：“基于何种原则，我们才能说国家保持了自身的身份，或者反之，失去了自身身份，成为不同的国家？”他的答案是，国家身份并非依靠城墙、边界等壁垒维系，而是政治制度、主权等安排使然[6]（P98）。理解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身份变迁，需要厘清英国在制度和观念层面的身份属性。
媒体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是更多民众倒向疑欧立场的重要原因。1973年以来，英国媒体对欧洲问题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宽容共识”到“破坏性异议”的转变。从媒体早期对欧洲共同市场相关事务不感兴趣或采取默许的态度，逐渐转变为带有敌意乃至排外的报道方式[34]（P1219）。1975年公投中，英国主流媒体表现出一致支持留欧的立场，在引导公众舆论、赢得民众功利主义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 2016年公投前后，主流媒体中有 2/3左右持疑欧态度，发行量较大的纸质媒体《每日邮报》《每日快报》和《太阳报》公开主张脱离欧盟。以《每日快报》为例，公投宣传期间，其支持脱欧的报道占所有公投相关报道的74%，支持留欧的报道仅占6%[35]（P123-129）。即便是声称中立的主流媒体BBC也刊载和报道了大量脱欧的主张与观点，给予疑欧派公众人物更多出镜机会。此外，脱欧派在宣传中较留欧派更有效地利用网络新媒体，在推特和脸书等网络平台，脱欧派的活跃人数、传播数量与互动内容都超过留欧派。媒体转向疑欧是一个渐进过程，以默多克为代表的传媒大亨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与商业利益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2）运营管理方案。合理规划智慧物流园区产品功能，高效率、高质量地做好项目的运营维护工作，达到良好客户感知的关键。基于本项目平台建设、运营维护需求，制订项目公司在整个特许期内的连续运营方案。
三、脱欧公投对英国国家内部身份维度的影响
此后，保守党的疑欧主义取向不断加强，系统地从主权、经济、历史、文化诸多层面建构欧共体/欧盟的他者身份。撒切尔政府之后，历任保守党领导人都大致遵循这一传统。梅杰选择英国置身《社会宪章》和货币联盟之外，英国短暂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经历及其引发的1992年“黑色星期三”使其政府面临困境，强化了保守党的疑欧主义转向。卡梅伦在布卢姆堡演讲中称，“我们具有岛国的特性，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表现出独立、直率、热情……欧盟是达成繁荣与稳定目标的途径与手段，是我们在欧洲与欧洲之外实现自由与民主的基石，而不是目的本身”[29]，这些措辞与撒切尔夫人如出一辙。
（一）议会主权原则的延续与变革
在宪法制度层面，相较1975年和2011年的全国性全民公投，2016年公投导致了英国脱欧的结局，全民公投作为国家重大问题决策方式的宪法地位在实践中得到巩固和确认。在公投结果付诸实施，特别是脱欧谈判过程中，议会主权的宪法原则在政治实践中发生了进一步的实质改变。根据英国议会政治的传统理念，立法过程中议员一旦当选应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投票，而非完全遵从选民的意见。然而，在2016年公投中尽管支持留欧的下院议员比例高达75%① 其中保守党议员留欧派接近60%，内阁成员留欧派达80%；工党支持留欧的议员达95%。 [37]，但在脱欧谈判过程之初，面对强硬疑欧派的不妥协立场，保守党亲欧派更多考虑党派利益和自身进退，不断退让、妥协。工党议员也面临尊重公投结果的压力，在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之初近乎无条件地支持特雷莎·梅政府的硬脱欧政策。2017年大选后，工党开始谨慎地提出软脱欧主张，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保守党亲欧派议员的支持有限，仍未能对英国政府的政策形成有效制约。英国著名宪法学者波格丹诺认为，公投已成为议会的“第三院”，人民主权在实践上已对议会主权产生了限制[38]（P351）。
该演变虽加强了民众在欧洲问题上的参与，有助于促使政治精英倾听民众的诉求，但也加大了议会向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要求做出让步的风险。在脱欧这一复杂问题上，议会在专业性负责任的独立判断、党派利益和政治正确等目标之间面临艰难的平衡取舍。以公投后留欧派人士提起的“米勒诉脱欧事务大臣”一案为例，2017年 2月，英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政府在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条问题上不能以王室特权为由绕过议会作出决定，维护了议会主权原则的权威，但在判决做出一周后议会下院就以498票对114票的压倒性多数批准了政府提出的“脱欧法案”，授权按政府意愿启动脱欧程序。
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尴尬的伙伴”“半心半意的伙伴”等自我认知也是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将英国视为他者的重要原因。在欧盟的政治话语中，疑欧主义发源于英国，也是英国的身份标签。英国在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协定问题上自我选择例外身份，使其在相关领域处于边缘地位，也成为差异化一体化发展的始作俑者[14]（P756-758）。在欧洲人眼中，英国一直扮演一体化深化的制动者的角色，戴高乐将英国称为美国安插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以政治和安全领域合作为例，英国一方面批评欧盟及其成员国未能充分发展自身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坚定维护英美特殊关系，反对欧盟军事合作的深化导致削弱北约主导地位的结果。新工党执政时期，布莱尔宣称英国将扮演美国与欧洲之间沟通的桥梁的角色，但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英国与德、法之间的分歧。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曾称，英国在欧美之间架起的桥梁只是永远通向美国一方的单行道[15]（P234-235）。
2016年全民公投中关于议会主权的悖论还体现在，脱欧公投的初衷是以程序意义上背离议会主权的方式，废除欧盟法及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对英国主权的侵蚀，结果却触发了关于英国政治体制的基石是议会主权的传统，还是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间关于《联合法案》的辩论[39]（P1037-1038）。从历史上看，1707年苏格兰、1800年爱尔兰并入英国的《联合法案》都是带有一定国际条约性质的立法，长期以来英国政治家所宣扬的联盟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各地区人民的同意的话语因全民公投的常态化而得到加强，同时也使英国的国家统一面临压力。
（二）政治与经济社会共识的断裂与重建
二战后，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实验与保守党的全民国家传统间的妥协奠定了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的基础，表现出积极寻求市场自由主义与福利国家制度间的中间道路、主流政党总体支持市场开放与欧洲一体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影响较弱等特点。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出现了短暂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但在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及卡梅伦执政初期，英国出现回归共识政治的趋势。英国脱欧标志着这一共识的破裂，作为共识政治基础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强调阶层、种族和少数群体诉求的认同政治与反全球化、排外的民族主义出现融合态势，实用主义的中间立场受到削弱，左右翼政治都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围绕脱欧公投以及脱欧路径选择等问题形成了新的政治分野。在应对脱欧危机的过程中二者纵横交错，使英国面临寻求新的政治共识的挑战。
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她哭了，一边哭一边笑。她知道自己正在挥手同那个叫阮小棉的女子告别，同那段缠了她十年的灰色的过去告别。
脱欧公投开创了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成员国退出的先例，是欧盟内部，乃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带出现的去全球化、政治右转、保护主义、民众与精英、城市与农村间对立的思潮和现象。21世纪初以来，在传统精英主导的英国政治中，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呈现出不断加强的态势，政治精英和主流政党被指责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牺牲民族、国家利益，而左翼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也备受质疑。这些趋势与英国长期存在的疑欧主义的民意基础相互叠加，借助脱欧公投爆发出来。围绕脱欧的争论超越了英国传统的左右分野的阶级、党派政治，脱欧支持者背后存在的极右民族主义和极左的反建制思潮使英国政治意识形态两极化，加剧了社会分裂，引发了公共领域内的广泛辩论。
脱欧公投后，英国主流政党在回应民众诉求、建构政治共识上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脱欧公投后不足一年，英国政府再次更迭，在英国这样一个“不喜欢联合政府或少数派政府”的国度，出现了战后第三个“悬浮议会”、第二个少数派政府，不断面临新的大选和二次脱欧公投的压力，2018年下半年包括外交大臣、脱欧大臣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辞职。这一阶段被称为英国战后政治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英国政治与社会共识进一步弱化。为回应民众诉求，特雷莎·梅就任首相之初提出“建设更加公平的英国社会”的目标，但因疲于应对脱欧挑战，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政策乏善可陈；同时，在脱欧谈判过程中，保守党政府更多向强硬脱欧派妥协，一度与其代表的主流工商业利益集团的主张拉开了距离。而工党左翼科尔宾当选党魁后试图回归传统左翼激进主义，失去中间选民支持，虽在2017年大选中暂时获益于主张软脱欧的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因更加顾忌疑欧的中下层支持者的态度，在支持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无法采取更加明确和建设性的立场。工党在选举政治中的困境不仅体现了左翼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在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传统产业工人数量下降的挑战，也进一步凸显出部分中下层民众在反全球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认同右翼政党的主张的趋势。
脱欧公投也削弱了英国民众对威斯敏斯特民主模式有效性的信心，英国政府应对危机政策不力，招致政府“失能”的批评。保守党政府在公投前预案准备不充分；公投后开启《里斯本条约》第50条谈判迟缓；出于政党政治考虑长期坚持经济上不可行的硬脱欧路线；谈判立场模糊不清，在脱欧公投两年半之后，脱欧结果仍未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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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工党和保守党都力图对脱欧反映出的民众不满情绪做出积极回应。工党希望通过激进的社会变革方案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而保守党在英国国内经济社会政策和参与全球化问题上并未倒向孤立封闭的立场，而是努力与经济民族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图回归迪斯雷利超越左右分歧的“全民国家”保守主义传统。2018年10月保守党党代会期间，特雷莎·梅宣布结束紧缩政策。英国左右翼主流政党在现实政策层面都面临在市场自由主义、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的目标之间平衡取舍的考验，英国以保守的手段实现进步目标的传统仍将在寻求新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共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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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统一的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
特雷莎·梅出任首相后曾表示，脱欧公投是整个英国做出的选择，在脱欧谈判中英国将以一个声音说话，“不允许主张分裂的民族主义者削弱国家四个民族间宝贵的联盟”[40]。但从各地区公投的结果以及后续的辩论看，脱欧公投对统一的英国国家认同构成了巨大威胁。
脱欧谈判的争论触及了英国权力下放的未来及苏格兰独立等敏感问题。在 2017年英国政府正式启动脱欧谈判前夕，苏格兰议会批准了苏格兰民族党提出的新一轮独立公投法案。在同年6月的大选中苏格兰民族党表现不及预期，暂时搁置了公投议题，但苏格兰政府仍强调脱欧的最终安排应得到苏格兰人的同意并将视谈判的结果决定是否组织独立公投。如果英国最终采取硬脱欧模式不仅可能导致苏格兰二次独立公投，也会引发更广泛的关于权力下放的宪法争议。根据1998年英国议会达成的休厄尔惯例（Sewel Convention），在向苏格兰、北爱尔兰等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领域，英国议会的有关立法需事先征得各地区议会同意。欧洲问题既是属于中央政府专有权限的外交问题，也与地方政府负责的经济社会政策紧密相关。公投中苏格兰、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的伦敦地区主张留欧，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及威尔士支持脱欧的结果加剧了该问题的复杂性。英国政府倾向于根据议会主权原则，保持英国议会在最终条约上的决定权，而在苏格兰等地方政府看来这意味着权力下放的倒退。在公投中支持脱欧的威尔士政府也表示：“我们将抵制英国政府任何收回权力的企图……尽管我们承认一些问题在英国层面能够更好地得到解决……但这只能通过政府内部的协议，通过共享主权，而非强制的方式实施。”[41]
“red”经过不同认知心理空间的映射，产生了“危险信号”的喻义，但汉语缺少这种认知，若将源认知域直接移植到目的认知域，就会出现目的认知域的概念缺失。为了保持源语的认知经验，就需要为译文增添认知价元的方式来弥补目的语中认知空间的缺失。
在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与英爱关系的复杂历史相互交织，使《贝尔法斯特协议》以来暂时平息的北爱尔兰问题再度引发关注。英国和爱尔兰加入欧共体后，欧盟模式为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的和解与跨边界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共同的欧盟身份赋予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亲英派、英国人、爱尔兰人多种身份认同间和解的基础，欧洲化进程则淡化了民族主义的地区认同。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确立的爱尔兰天主教和新教徒群体的分权安排促成了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平稳实施，而英国脱欧公投再次触发了北爱尔兰的诸多矛盾和分歧。在是否留欧问题上，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亲英派的立场明显对立：以民主统一党为代表的亲英派支持脱欧；新芬党主张留欧，将脱欧视为爱尔兰民族实现统一的机会。加入欧共体后，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边界失去了意义，而英国政府在脱欧谈判之初采取的硬脱欧立场使跨越边界的人员、货物往来安排成为现实问题。虽然英国政府一直强调不准备设立硬边界，确保英爱边界“无缝”“无摩擦”对接，但一直未能提出可行的方案。应爱尔兰政府的要求，欧盟于2018年3月提出北爱尔兰留在欧盟大市场和关税同盟内部的建议，同时，在北爱尔兰和英国的其他地区之间设立事实上的边界。英国政府最初以对国家主权构成威胁为由明确拒绝了该建议，但在脱欧协议谈判中，被迫同意欧盟提出的边界保障机制，即在未找到边界的解决方案前，英国暂时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内部。这进一步加剧了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之间的对立，也遭到保守党强硬派的激烈反对。正如爱尔兰历史学家贝克特所说，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不是存在于地图上，而是在“人们的头脑之中”[42]（P500）。围绕边界问题的博弈强化了北爱尔兰各群体间的隔阂和身份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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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身份促进英国疑欧主义发展的观点在脱欧公投中得到进一步证实。除伦敦之外的英格兰地区占英国总人口的近70%，该群体支持脱欧的比例高达55.4%，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投的结果[32]。这一方面反映了英格兰民众，特别是英格兰北部相对贫困的中下层民众对未能充分分享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红利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在权力下放中获得更多自主权和利益，唤醒了英格兰民众的自我意识。英格兰民族主义与疑欧主义相结合，将英国昔日辉煌的丧失归咎于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脱欧成为这一情绪的发泄口[1]（P114-124），排他的英格兰身份认同的加强，同样具有弱化统一的英国认同的风险。
四、脱欧公投对英国国际角色的影响
从英欧关系的复杂历史和逻辑看，英国政治精英长期在享有一体化的红利与强调自身身份特殊性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最终因失去民众的支持走向脱欧这一极端形式。这一英国式的实用主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英国当前在欧洲身份问题上的尴尬处境。脱欧公投中脱欧派的主要诉求是从欧盟手中夺回宪法、经济、社会、移民政策的控制权，希望回到丘吉尔所说的英国是欧洲联合的伙伴，而不应成为其中一员的逻辑。但英欧之间的紧密相互依赖关系使保守党政府在脱欧谈判中从最初不妥协的硬脱欧立场上退却，不得不宣示寻求与欧盟“在经济和安全合作层面建立深度、特殊的伙伴关系”，力图与欧盟建立包括雄心勃勃的全面自贸协定和新的关税协议的战略伙伴关系[43]。英欧初步达成的脱欧协议为实现这一目标留出了空间。如该协议最终得以实施，英国在即将开启的过渡期内，仍将面临重新界定与欧盟关系的长期、复杂的博弈。一旦出现二次公投、脱欧逆转的局面，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也不会简单地回归2016年之前的逻辑，同样面临欧洲身份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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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欧脱欧谈判的困境从本质上反映了英国在欧洲身份上的矛盾和历经40多年的欧洲化进程后英国与欧盟关系的现实。首先，脱欧公投和英国脱离欧盟无法改变其欧洲国家身份的现实。疑欧派领导人约翰逊在公投前夕也承认，尽管他不支持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但欧洲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丰富文明的发源地，英国与欧洲在文化身份上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44]。其次，如英国无法与欧盟达成妥协，重新在WTO框架下界定与欧盟的经贸关系会对双方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的深度相互依赖带来巨大冲击。与贸易领域一样，长期以来，英国金融业是国际金融资本跨国流动的推动力量和受益者，是英国的支柱产业。伦敦与纽约并称世界两大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伦敦金融城欧元交易中心的地位。最后，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与脱欧谈判的结果紧密相关。如果英国不能处理好脱欧问题，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北约重要成员、欧盟军事与安全大国等力量资源都会受到削弱。即便在英美特殊关系中，虽然特朗普当选之初对英国脱欧表示坚定支持，但长期来看，脱欧加大了英美之间关系的不对称性，降低了英国在美国战略大棋局上的价值。英国依靠自身力量影响全球性体系能力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与欧盟、北约等全球和地区机制的关系，这种“体系相关性”实际上也体现了英国对欧盟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依赖性[45]（P22-23）。
脱欧公投后英国政府对自身国际角色的身份定位是，英国不会退回到英国利益和价值观优先的孤立主义，而是将扮演“全球化英国”的角色。特雷莎﹒梅多次强调，脱欧可以使英国超越欧洲一体化模式的束缚，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加强与欧洲大陆之外国家开展深度经济与外交合作的能力，进一步推动全球贸易和市场开放的深入发展。这样，“脱欧能使英国站得更高、更为自信，塑造一个有雄心的、乐观的世界新角色”[40]。这一定位也得到了包括工党在内的其他主流政党的广泛支持，成为脱欧后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经典表述，但同时也因理想和现实、宣传辞令和实际政策之间存在的距离而备受质疑。
当前国际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国际格局多极化、均衡化日趋明显，而作为全球化发源地的欧洲和美国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高涨。英国脱欧既是这一变局的反映，也在决定其未来走向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全球化英国”在超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为英国与欧盟保持紧密关系留出了空间。二者同样面临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民粹主义反自由市场、反现代性挑战的双重羁绊，面临如何重建政治合法性的任务。同时，英国脱欧是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遭遇挑战的标志性事件，全球化面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走向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冲击，脱欧背景下的英国和欧盟作为重要的全球性力量，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中的角色值得关注。
英国脱欧也引发了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间关系的争论。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浪潮中，欧盟一体化扮演了全球化发展实验室的角色，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地区一体化是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量，而忽略地区一体化可能出现的封闭性、排他性地区安排与全球化所要求开放的世界市场之间的潜在矛盾。在当前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公正、包容、均衡的新一轮全球化共识过渡的关键阶段，英国从外部继续深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影响其走向，有助于抑制欧盟在民粹主义压力下走向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其以更加灵活、开放的姿态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积极角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特朗普主义和英国脱欧给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英国在脱欧后如何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更广泛参与全球治理，成为英国能否超越自身实力限制，继续扮演大国角色的关键。
（2）计量单位的设置。预算定额的计量单位关系到预算工作的繁简和准确性，要求既方便使用，又能保证精确度；维修项目构件的体量一般比新建项目体量小的多；所以《贵冶土建定额》计量单位的设置除了遵循国家统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还根据检修实际情况，确定与厂内维修项目相适应的计算数量级。比如，土方工程计量单位不用“100m3”，而用“m3”；SBS卷材防水计量单位不用“100m2”，而用“10m2”；机械计时工费用计量单位不用“台班”，而用 “工时”；检修项目植筋情况发生较多，所以植筋定额子目计量单位用“10根”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世界缺乏“一流的中等力量”来推动世界大国以正确的方式行事[46]（P2）。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面临颠覆性的挑战。英国最终走向内倾和孤立主义，还是在新的全球化共识形成中扮演“一流的中等力量”角色对于全球化进程的未来至关重要。历史上，英国有着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1846年废除《谷物法》使其在19世纪中后期扮演了第一次全球化黄金时代引领者的角色，而战后英国与美国积极寻求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中间道路，建立国际金融、贸易制度，形成了嵌入式的自由主义妥协，为战后相对开放和管理有序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前，英国面临新的全球角色选择。脱欧公投前夕，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报告提出“新三环外交”的概念，即英国外交的重点应该包括英欧关系、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更广义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网络[47]。脱欧公投后，英国在寻求保持与欧盟的深层次关系、深化英美特殊关系的同时，更加关注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大国的关系，以期对冲脱欧影响。
英国在融入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国家身份的内部属性与外部体系结构间的适应与冲突对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处理对英关系也有多方面的启示。民族国家通过参与地区合作和全球化实现互利共赢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我国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主动地参与并塑造其走向，防止随波逐流、被动地接受与自身国家身份传统、利益不相适应的制度安排；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同全球化相关联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稳步改革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势利导，防止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逻辑的消极影响，消除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从目前英国脱欧的进程看，复杂性、不确定性仍是英欧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映到中英关系之中，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英国在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外交政策方面有着一些固有特点和运行轨迹。同时，脱欧进程也会带来英国国家身份的新变化，出现外交上的渐进性调整。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是脱欧后“全球化英国”战略的重中之重，特雷莎·梅政府多次表示，英国是“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与我国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共同塑造开放、包容的国际规则方面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但这些机遇不会自动转变为现实的合作，需要切实的行动与政策才能实现。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英国与欧美国家共同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目标仍是其对外战略的支点。中英两国如何坚持“黄金时代”的共识，增强合作的战略性和互惠性、管控不确定性，在英国脱欧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英国脱欧带来了一个相对失序的欧洲，尽管欧盟初步度过了这一冲击，在谈判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但英国脱欧暴露的欧盟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民粹主义的挑战依然存在，欧盟寻求自身合法性重建的远期目标和以多速欧洲应对当前危机的努力仍面临诸多制约。英国迄今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与欧盟关系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在处理中英关系和中欧关系时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建筑节能就是在保证建筑物较高舒适度的前提下，合理使用能源、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达到节约能源、减少能耗的目的。建筑能耗是指建筑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所消耗的总能量，包括采暖、空调、照明、热水供应、炊事、家用电器等方面的能耗，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住宅建设的迅速发展及人们对住宅室内舒适度环境的追求，造成了能源的大量消费，因此，推广建筑节能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要想达到节能效果，可通过合理的建筑规划设计、单体设计，改善建筑物围护结构的保温及隔热性能，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太阳能资源、余热回收等措施，提高采暖、通风及空调系统的能效。
对于历史上长期扮演世界性大国角色的英国而言，其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身份与其国际角色紧密相关。在应对脱欧挑战的过程中，其面对的现实变革压力与审慎的渐进主义传统仍将相互交织。作为当今世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英国国家身份演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还昭示我们，20世纪以来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发展并非是不可逆转、直线上升的进程，而是受到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与再建构的制约，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受到新的认同政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得出现代性、全球化的进步性议程将走向终结，人类社会将退回到基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前现代阶段的悲观结论。英国能否在推进自由主义的世界市场发展过程中考虑中下阶层民众的利益和合理诉求，充分考虑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以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姿态与包括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伙伴一道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共识的形成、推动全球化发展和国际体系的进步性变革，对英国的国际角色定位至关重要，也关乎英国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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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xit Referendum and National Identity Changes
Wang Zhanpeng,Xia Tian(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rexit Referendum in 2016 and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have had lasting,profound impacts on the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which provides a valuable empirical case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ntity of a nation stat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After four decades of EEC/EU membership,the UK has experienced the parallel processes of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Euroscepticism,which witnessed both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between the new European dimension and the intrinsic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British identity.As a result,the Brexit referendum represents a revolutionary break in the European dimension of its national identity,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constitutional moment”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It has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and ideational changes in several aspects: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new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nsus,devolution,and Britain’s new European and global roles.In this process,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continuously.It is proposed that whether the UK,as a global power in history,can respond to the Brexit challenges adequately an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consensus making of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characterized with mutual benefit,win-win,inclusiveness,equitableness,and openness,is vital for the nation’s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future.
Key words Brexit referendum;national identity;Euroscepticism;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glob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1-0187-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GJ069）
DOI: 10.14086/j.cnki.wujss.2019.01.017
收稿日期 2018-04-10
作者简介 王展鹏，法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夏 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 何坤翁
标签：脱欧公投论文; 国家身份论文; 疑欧主义论文; 议会主权论文; 全球化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