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大选大胜后的“安倍经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12月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执政内阁取代民主党政权，走到了日本政治的前台。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提出了振兴经济的政策框架，被媒体赋予了“安倍经济学”的美誉。暂且不论这一美誉的合理性，借助媒体的大肆炒作以及扭转通缩的响亮口号，“安倍经济政策”的确引起了日本国内和世界的广泛关注。
“安倍经济政策”主要由3部分组成：一是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二是集中式财政刺激政策；三是最大限度激活民间活力的经济增长战略。日本媒体称其为“三支箭”。为了在2013年7月21日举行的参议院大选中获胜，安倍内阁在2013年5月17日之前将“三支箭”全部出鞘，目的是为大选造势。大选结果自民党大胜，“扭曲国会”寿终正寝。
执政党获得参议院大选压倒性胜利之后，201 3年7月22日安倍晋三在自民党本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摆脱15年长期通缩。消除“扭曲国会”之后的政权运营目标是“实施经济复苏和日本再兴战略”。
根据“安倍经济政策”设想的传导路径（见下页图1），截至2015年，日本经济若能实现良性循环，保持持续复苏态势的话，逆转通缩的终极政策目标值得期待。
然而，由于“安倍经济政策”匆匆出台的主要目的是为大选造势，因此，其政策内容并未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论证。大选结束之后，曾被媒体一度封杀的质疑“安倍经济政策”的声音逐步亮相媒体，激发了市场的热议。本文将以此为视点，通过分析“安倍经济政策”的风险及难点，透视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势。
二、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的风险
依据上述传导路径，安倍内阁首先在日本银行总裁任命方面进行了充分布局。对金融宽松政策持谨慎态度的白川方明前总裁结束任期后，安倍执意任命了极力主张金融宽松的黑田东彦②新任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上任后顺从安倍内阁旨意，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安倍经济政策”的第一支箭，即“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
日本银行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的具体计划是：两年内基础货币扩大两倍。即通过在银行间市场增加购买国债等金融商品规模，扩大货币供给，形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通胀预期。与此同时，在实际物价上涨之前，压低日元汇率，降低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格，提升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此改善企业业绩。企业业绩上升，势必推动股价上涨，带动消费上升。
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实施之后，日经平均股价上升了近30%，日元对美元汇率向下修正了10日元左右，扭转了野田内阁时期日元升值、股价下跌的不利局面。日元贬值、股价上升的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为“安倍经济政策”第一步棋开了一个好局。由于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效果较为明显，提升了市场对“安倍经济政策”的期待，为自民党在参议院大选中获胜赢得了筹码。然而，这一开局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安倍内阁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棋也会马到成功呢？事实并非如此。
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面临两大风险：一是物价能否如期上涨的风险；二是超常规货币宽松可能引发财政危机的风险。
从第一个风险来看。2013年1月安倍和黑田联手推出的“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的突出特点是绑定了2%的物价上涨目标。日本银行的此次突破性表现与其说是日本央行的姿态转变，莫不如说是对安倍内阁压力的妥协。货币政策与物价上涨目标捆绑，无疑向市场发出了不达到物价上涨目标，货币政策势必宽松到底的信号。然而，物价能否如期上涨尚不得知。即便物价上涨，还需要判断其实质是实体经济复苏的良性上涨，还是单纯货币宽松刺激下的非良性上涨。
日本统计省统计局2013年8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6月份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了0.4%，7月份同比上升0.7%（见表1）。CPI同比连续两个月上涨是否意味着日本的实体经济已开始良性复苏呢？显然下此结论为时尚早。原因是两个月物价连续上涨的主要推手均是能源价格上涨（日元贬值效果）所致。其次，与2007年一度出现的通胀相比，此次物价上涨的覆盖面较低，说明物价上涨尚未形成翻转局面（见图2）。
从市场机制角度分析，物价上涨，实际消费减少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从价格变化对构成消费的两项基本内容——基础消费（食品、电费等生活必需消费支出）和任意消费（教育、娱乐等非生活必需消费支出）的实际消费量影响的程度来看，前者较弱、后者较强的特点比较明显。由于任意消费受货币错觉影响较大，因此，在物价上涨、名义工资不变的前提下，用于基础消费的收入支出上升后，任意消费支出必然减少，直接反应是实际消费下降。由于目前尚未出现日本企业增收的大势，因此只要名义收入不增加，就不排除消费者物价上升反而会造成经济滞涨的可能性。因此，超常金融宽松政策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验证。
再者，在黑田就任总裁之前，包括前任总裁白川方明就任总裁期间，日本银行在设定通胀目标方面一直态度谨慎。因为日本银行认为：第一，如果设定无法实现的目标，一旦落空，势必导致金融政策失信。第二，单纯凭借注入流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不足以摆脱通缩困局。因此，要实现经济复苏，最终必须借助扩大投资和消费等需求，否则物价不可能上升。而扩大需求，需要政府发动财政刺激政策，实施放宽管制等激活市场措施。在没有上述政府政策配套的情况下，单凭宽松金融政策很难实现摆脱通缩的政策效果。[4]
此外，如果物价不能如期上涨，超宽松金融继续延续的话，势必导致国债长期利率攀升，进而引发财政危机。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日本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之所以未引发财政危机的关键在于国债长期利率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国债长期利率能够保持稳定的原因在于：第一，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内储蓄长期盈余维系了经常收支顺差格局。第二，间接金融体系和高储蓄率条件下，资金向银行高度集中，而银行以国债投资取代放贷的投资偏好消化了较大规模的国债供给。由于在公开市场发行国债，其发行规模和利率水平是受制于供需环境的，因此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大量举债，日本的商业银行大量购买的市场格局稳定了国债市场的供需平衡。
而此次日本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大量购买国债无疑将打破国债市场的供需平衡，大于市场需求的国债供给势必导致国债长期利率上升，放大财政风险。换言之，在没有实现财政健全化的前提下，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持续越久，财政隐患越大。
三、集中式财政刺激政策的难点
安倍内阁执政后仅半个月，便于2013年1月11日出台了事业规模高达20万亿日元的“面向日本经济再生的紧急经济对策”，其中政府出资10.3万亿日元。为确保资金迅速到位，日本政府进一步编制了总额为13万亿日元的大规模补充预算。
安倍集中式财政刺激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质疑。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1008万亿日元（截止到2013年8月8日），在高龄化社会导致社会保障费支出不断膨胀的财政困局之下，如何保障财政刺激计划的财源是日本国内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财政刺激政策的前提是财政健全化，因此能否实现财政健全化是安倍财政刺激政策成败的关键。
2013年6月14日安倍内阁在内阁会议上公布了财政健全化目标。即截至2015年度，中央和地方的基本财政收支的赤字规模占名义GDP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6%降低至-3%，并于2020年前实现盈余。
根据安倍内阁中期财政计划的基础资料，实现上述财政健全化目标的路径有两点：一是分两次提升消费税（2014年4月从现行的5%提升至8%，2015年进一步提升至10%）；二是两年内增加或者削减合计5万亿日元的国家和地方财政。在上述两条路径中，由于削减财政支出目标易受政治因素干扰，实施的难度较大。而税收增加的前提条件是名义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1%～3%，从日本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上调消费税比其他路径更具可行性，因此上调消费税成为市场争论的焦点。
上调消费税作为日本政府的既定路线，不论是政府的对外承诺、还是国内外市场的舆论导向以及经济的现实状况，其实并没有给安倍内阁太多的选择余地。
首先，2013年6月18日在英国召开的G8③首脑会议上，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安倍集中式财政刺激政策的不安，安倍晋三在全体首脑讨论会议上明确表示“经济恢复等条件成熟的话，将按原计划上调消费税率”。对此，8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和一些欧美媒体采访时表示“支持日本政府在适当短时间内将消费税率从5%上调至8%，乃至10%的增税计划”，并敦促安倍晋三要履行承诺，果断实施。作为日本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显然安倍肩负着履行承诺的压力。然而，围绕上调消费税问题，日本国内争论激烈，尤其是安倍内阁内部意见分歧较大。如何协调，是安倍面临的较大难题。
以安倍身边几位权重人物的态度分歧为例。首先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持赞同态度。黑田在8月8日召开的金融政策决定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按原计划从2014年春天起分两阶段上调消费税，2014年、201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依然可以保持在1%的水平，相反，若不能如期实施财政健全化计划，势必影响“金融宽松效果”，[5]黑田“摆脱通缩和消费增税并举”的观点显然是想牵制日本政府内部反对2014年春季上调消费税率的声音。
所谓反对声音是指反对2014年春季上调消费税率，主张延期实施时间的“安倍经济政策”的灵魂人物滨田宏一④等权重人物的主张。滨田主张延期的态度尤为坚决。在大选前的7月13日，滨田在公开场合指出：“提升消费税会对日本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在记者采访中一再强调“必须谨慎行事”。
然而，曾经十分扑朔迷离的消费税增税问题，在2013年9月7日日本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成功之后，其态势突然明朗起来。
10月1日安倍正式宣布2014年4月将如期上调消费税率至8%。为了避免上调消费税对经济景气带来消极影响，日本政府同时还推出了规模为5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其对策的重点是法人税减税和减轻企业负担。
从安倍决定上调消费税率的决策性影响因素来看，最重要的推力来自申办奥运成功，其次是宏观经济数据缓慢上行。然而，上调消费税和法人税减税政策同时出台的背后，显然存在安倍不得不协调日本政府内部两大核心权力集团——财务省和经产省（经济产业省的简称）政策博弈的影响因素。
首先，财务省最关心的是财源问题。其政策方向十分清晰，即坚决力推实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即如期上调消费税。因为，财务省担心，如果违背承诺，势必引发日本国债评级下调、国际投机资本出逃、国债暴跌、长期利率暴涨、财政危机爆发的恶果。尽管上调消费税依然无法完全填充日本巨额财政赤字缺口，然而，眼下现实、可行的缓冲之计仅此不二。
其次，安倍政权被喻为“经产省政权”，安倍与经产省关系密切，与其父安倍晋太郎担任过通产大臣的家族因缘有关。作为安倍之政策参谋的六位首相秘书官中，两位来自来经产省。其中一位是担任主席秘书官要职的今井尚哉，是经产省的精英。在上调消费税问题上，经产省采取了有条件地支持的战略。即借助消费税增税突破实现搁置已久的法人税减税对策。力推这一战略的是出身经产省的现任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由于安倍对经产省出自内心的偏袒以及不想留下被财务省挟持的印象，于是便接受了经产省的要求，作出了上调消费税和法人税减税同时实施的政策选择。上调3%消费税率可增收8万亿日元税收，其中5万亿日元若用于经济振兴对策，消费税实际增税为3万亿日元，折算成消费税率仅为1%。此举势必可以缓解反对上调消费税的反对派的不满情绪，一箭双雕。
那么，上调消费税的风险何在呢？
如何判断经济的未来走势是安倍做出最终决断的重要依据。然而，最近陆续公布的相关预测分歧较大值得关注（见表3）。
首先，日本银行的预测结果是：2014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3%，2015年为1.5%。即使考虑消费税率上调之前，住宅和大型耐用消费产品突击消费对消费税上调之后导致消费减少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依然可以达到超过日本银行划定的0.5%潜在增长率的水平，继续维持摆脱通缩的总体态势。该预测说明日本银行认为上调消费税对经济增长冲击较小。
与之相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表的40多位民间经济学家的预测平均值显示，2014年的经济实际增长率将跌至0.56%。据此，如期上调消费税将对经济复苏产生较大冲击的观点成立。
此外，根据与上述预测距离更为显著的预测调查，[7]受提升消费税预期影响，在住宅和高价耐用消费品的突击消费刺激下，预计2013年第一季度的实际GDP可以达到4.2%（根据年率换算）。然而，若如期上调消费税率，突击性消费锐减可能导致2014年第二季度的GDP迅速下滑至-5.71%，全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仅为0.33%（2013年为2.31%）。受上调消费增税冲击，经济重返零增长区域的话，意味着“安倍经济政策”的失败。
再有，根据日本政府在8月8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发表的对中长期经济财政的预测数据，即使名义经济增长率持续为3%，截至2020年，国家和地区基础财政收支（プライイマリ一バランス）的赤字规模为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实际金额为12.754万亿日元，与实现财政重建目标相距甚远，说明单凭上调消费税率，根本无法填补财政赤字的巨大缺口。因此，如何削减社会保障费支出的一般财政支出问题是继消费税之后无可回避的一大焦点问题。
那么，实施法人税减税的政策效果何在？
简略而言，至少有一点十分明显，即减税政策使得日本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的2015年基础财政收支减半的财政健全化目标很难实现，日本国债被出售的风险加大。
有观点指出，“安部经济政策的‘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只是为经济复苏赢得了时间。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激活是通过激活企业实现的经济增长。即‘第三支箭’才是日本经济走出萧条的关键”。[9]
还有观点认为：“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和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在为摆脱通缩创造机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要摆脱通缩，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关键是要激活民间投资和消费。”[4]
关于“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只是赢得了时间的观点依据在于：“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是日本银行不断从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以此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操作过程。这一过程并未与企业资金周转相链接。截至目前，银行放贷未大幅改观，相反日本银行的活期存款大幅度增加的现象说明，超常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货币供给并未流入实体经济。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2013年8月5日发表的有关设备投资计划调查的结果显示：“2013年大企业和全产业的设备投资计划比上年实际投资规模增加了10.3%，达到15.9454万亿日元。从2012年秋季开始，在日元升值、企业实际收益和收益前景改善的背景下，一度被推迟的投资计划重新启动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10]
银行放贷与企业投资冷热背离的现象，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
第一个角度是日本大企业的动向。宽松货币政策的最直接的效果是日元贬值和股价上扬，该效果的最大受益者是日本大企业。这是由于：1）日本大企业国际化程度高，调整成本能力强，受汇率变化影响大；2）日本大企业自有资本率高，对资本市场依赖强，对银行贷款依赖性低，对股价变动敏感；3）日本大企业在经济长期通缩背景下，压缩投资、控制增员、提高内部留成导致手头资金较为充足。因此，银行贷款余额变化与大企业投资动向出现背离，实属正常。
第二个角度是日本中小企业的动向。日本中小企业的特点决定了获益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程度与日本大企业存在较大反差。1）日本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低，日元升值带来的资源价格上涨直接导致中小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压缩成本的唯一方法是降薪减员；2）长期通缩背景下，日本中小企业一直是大企业价格转嫁的终端，长期微利经营，资金不足现象较为普遍；3）日本中小企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因此，银行贷款余额增减变化更多地反映的是日本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走向。银行放贷规模未出现改善，说明日本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依然萎缩。
安倍政策的“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的直接效果是物价上涨和消费税率上调，要消化这两个基本面的变化，刺激消费上升的前提条件是提升工资和增加就业。然而，作为吸收就业大户的日本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如果继续处于不断恶化状态的话，“安倍经济政策”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认为“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和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的重要作用是为摆脱通缩创造了机遇”的观点依据：“日本经济长期通缩形成了固定化的通缩预期。不打破这一预期，就不可能摆脱通缩。宽松金融政策的着眼点亦在于此。”[4]
既然，“安倍经济政策”的核心是“第三支箭”，那么激活民间活力的经济增长战略是否能助推日本经济走出紧缩呢？
四、经济增长战略的不确定性
2013年6月5日，安倍内阁赶在参院大选之前，在第1 1次产业竞争力会议上完成了“经济增长战略报告草案”的起草工作。报告长达100页，基本内容有三大部分。
第一，“再兴日本产业计划”。主旨思想是：激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创立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建设有利于企业发展和最大限度发挥个人能力的社会环境。具体内容有：1）实施结构改革；2）改革雇佣制度，提高人才能力；3）推进科学技术创新；4）建设世界最高水平的IT社会；5）加强招商引资竞争力；6）促进中小企业的革新活动。
第二，“创造战略市场计划”。主旨思想是：在世界和日本面临的社会课题中，选择日本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全球市场中可能获得发展的战略领域，抢先解决问题，开拓新的增长点。具体内容是：1）延长国民健康寿命；2）实现绿色、低碳能源供给；3）建设方便、安全、经济的新一代基础设施；4）建设吸引世界的资源型地域型社会。
第三，“国际发展战略”。主旨思想是：通过积极开拓世界市场展开和扩大对内直接投资，吸引世界人才、商品和资本进入日本，融入世界经济。在日本国内彻底推进全球化。积极推进国内外官民一体化战略。具体内容是：1）推进建立战略性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2）制定获取海外市场计划；3）整备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基础。
2013年6月14日草案报告在在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据此“安倍经济政策”的“第三支箭”的基本框架形成。
参议院大选中，自民党大胜反映了市场对“安倍经济政策”的期待。然而，从市场对“经济增长计划”的质疑来看，其效果不容乐观。对安倍经济增长战略的质疑包含多方面，本文主要分析两方面的质疑：一是增长战略的空洞化问题；二是增长战略的可行性问题。
（一）内容空洞化问题
1.缺乏对本质问题的分析
经济增长战略对策内容庞大，但是，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清，对日本经济无法增长的基本问题几乎没有分析。缺乏病因分析的处方，无从对症下药。更何况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对资源有效分配的要求将更高、更具体。
2.缺乏新意与突破
日本历届政府都出台过日本经济增长战略。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就制定过3次。即2010年6月出台的“新增长战略”、2011年12月出台的“日本再生基本战略”、2012年7月出台的“日本再生战略”。
安倍内阁的经济增长战略与此前历届内阁反复制定的增长战略存在着共同弱点，即依然未能打破强化供给的基本思维，扩大需求力度不够。
经济增长需要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经济增长机制决定了不增加最大需求主体，即家庭购买力（增加收入），经济不可能持续增长。如果强化供给是增长战略的“前期工程”的话，那么，“后期工程”就应该向强化需求（提高家庭收入）转变。
（二）缺乏可行性问题
1.政策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分离
日本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由经济产业省负责。但是，经济产业省并不主管预算编制和税制修订工作。而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化工作由财务省负责。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执行部门的分离，导致安倍增长战略缺乏预算约束。没有预算约束的战略政策存在随意性，由于政策实施必然会面临预算约束，因此，安倍增长战略的可行性值得怀疑。
2.设备投资增长的有限性
安倍内阁提出了名义设备投资从63万亿日元扩大至70万亿日元的政策目标，并将今后3年设定为“集中投资促进期”。为实现这一目标，安倍内阁正在酝酿出台投资减税和即时折旧（折旧费可以一次性计入支出）等政策手段。
然而，上述政策对增加设备投资的刺激作用有限。首先，投资减税多为时限性措施。短期有效，长期难以期待。其次，即使日本制造业企业有意扩大投资，主要会继续投向海外，而非日本国内。根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对2013年设备投资计划的调查结果，与日本国内相比，进一步强化海外投资的回答占到57%。另外，自2008年起，增强了海外生产能力的制造业企业中，有94%的企业表示，即使近期日元贬值，尚无计划改变强化海外投资的方针。由此说明，安倍经济振兴战略对企业长期战略的影响有限。
东京成功申办2020年奥运会之后，日本市场对举办奥运会的经济效果充满期待。然而，奥运会果真能够为实现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提供良机吗？关键在于能否突破两大瓶颈，即财政赤字与产业空心化的制约。日本奥会申办委员会公布的对2013年至2020年的经济效果预测如表4所示。
根据表4，显然增产对经济波及效果的影响最大。然而，增产能否带动设备投资，关键要看目前体现的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投资结构能否向以民间为主体的投资结构顺利转型。因为，受严重的财源赤字制约，日本政府能够作为的空间有限。而动员民间资本扩大投资的路径又将受到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制约。据此不难得出结论，奥运会的经济效果有限。
3.中小企业再生政策的非现实性
安倍内阁在“经济增长战略”中，关于中小企业再生政策方面指出：中小企业金融活性化法⑥（以下简称“活性化法”）结束后，地方金融机构应该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开创新事业和改善经营，并在提供风险资金和咨询方面给予支持。政府将推进地方金融机构开展地方紧密型活动，扩充民间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
上述再生政策的非现实性在于，“活性化法”实施以后，收益企业大约为30万～40万家，其中5万～6万多家属于经营困难企业。截止于2012年下半年，依据“活性化法”放宽贷款条件和延长偿还期限的贷款项目超过400万件。以上数据说明一个事实，即“活性化法”在减少中小企业破产数量的同时，增加了地方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2013年3月“活性化法”退出，作为政府战略政策要求地方金融机构继续放宽贷款条件的非现实性如下：
第一，地方银行不良债权的认定工作尚未完成，据估计累计规模约达10万亿日元。从控制地方银行经营风险角度考虑，首先应该敦促地方金融机构强化企业贷款变更条件和自查工作。在认定不良债权的基础上，适当提取坏账准备金的做法才是对地方金融机构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地方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复兴的现实性所在。
第二，地方金融机构应该具体分析和划定可再生企业和应破产企业的基础上，实施有针对性的金融扶持工作。而泛泛的无区别的金融宽松，无论从金融市场建设，还是企业竞争市场整备角度都不可取。由此可见，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的可操作性十分有限。
第三，日本中小企业生产对大企业高度依赖的从属关系，决定了日本的中小企业必然是日本产业空心化的最大牺牲者，只要这一结构不改变，日本中小企业发展举步维艰的困局必然继续持续下去。
如上述分析，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绝非单纯的市场心理问题，而是积重难返的结构性问题，即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增加、直接税减少因素），外加社会基础设施老龄化（公共投资增加因素）的叠加作用下，财政重建越发困难。因此单凭匆匆出台的“安倍经济政策”根本无法解决。几届日本政府出台的大同小异的振兴经济政策之所以无功而退，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政策措施在涉及结构调整方面，仅限于点到为止。例如在解决与财政健全化相关的调整社会保障支付问题；与提高收入相关的降低法人税问题；与增加就业有关的强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建设问题；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问题有关的企业制度改革问题等方面都缺乏有效可行的有力措施。据此可谓，不能根本解决日本经济结构问题的任何振兴政策充其量只是在作秀。“安倍经济政策”也不例外。
①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就任日本首相后推出的经济政策。日本媒体将其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提出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提并论，美其名曰为“Abenomics”。由于所谓“安倍新经济政策”既无新意，更不具备称其为“经济学”的理由。因此，本文将其统称为“安倍经济政策”。
②黑田东彦：1944年10月25日生，日本银行家，原日本财务省官僚，第8届亚洲开发银行总裁，时任第31任日本银行总裁，自称是“安倍经济政策”的传道士。
③八国集团首脑会议（G8 summit）是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演变而来，是各国为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召开的首脑会议。其成员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组成，又称八国集团。
④滨田宏一：现任内阁官房参赞，日本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国际金融理论和游戏理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耶鲁大学名誉教授。
⑤其他为大会相关者和观众的消费支出以及家庭消费支出等。
⑥“实现中小企业金融活性化临时措施法”的总称。该法规定中小企业和住宅贷款的借款方向金融机构提出减轻还贷负担申请时，融机构应尽可能努力变更贷款条件。该法律是为应对2008年秋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导致中小企业资金流恶化的应对措施。实施期限原定截止至2009年12月。由于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资金流状况依然困难，所以截止期延期至2013年3月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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