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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布莱尔所说的中左翼有明确的立场吗？在大选之前提出这个问题带有某种紧迫性，特别是因为谨慎是选举战略的主导思想。随着托利党继续向右倾斜，它可能攻击的领域由于进一步成为中心地带的组成部分而中立化了。难道中左翼所做的全部都是对保守主义政策的逐项盗用吗？
在竞选过程中，马丁·雅克和斯图亚特·霍尔写了一篇愤慨之作《托尼·布莱尔：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后的最大托利党分子？》。在文章中，他们写道：“虽然托利党人发生了分化、衰退以及混乱，但是他们的主张、哲学以及优先的行动目的正在界定着新工党想到和提到的方案。”
由于新工党已经转向了中心，所以它所做的只不过是回过锅的撒切尔主义的残羹剩饭。他们说：“布莱尔政府将一团糟”，而且是短命的。
布莱尔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意识到这些困难。他已经精心地把党内成功的全面改革与党外实施的“不要动摇这条船”的哲学结合在一起了。工党的宣言指出：“我们已经实现了工党的现代化，而且将实现英国的现代化。”但是前者没有给后者提供太多的引导。而且在工党中很容易用上“现代化”这个词。当把这个词用在整个工业国家时，更需要弄清楚这个词的意思。
实现这个任务的代价是高昂的。在战后，这个国家先后两次率先提出了影响全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观念与政策。第一次是建立了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工党为它的形成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二次是撒切尔主义，或者更广义地讲是新自由主义。如果新工党有未来的蓝图和行动的勇气，它就能够激活新政治框架，这个框架与以前的相比，更重要，更有影响。因为旧的“福利共识”不再有效，所以布莱尔正确地指出，不能回到以前那个状态。然而，新自由主义不仅早已失去了活力，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缺陷重重、自我矛盾的政治哲学，托利党人已经目睹了它带来的损失，工党如果不能超越它就会遭受损失。
工党已经开始了英国政治的第三阶段吗？或者它只是处在雅克和霍尔等批评家断言的无原则的混乱中吗？
我的回答是，工党以及集合在它周围的顾问和知识分子已经为完成使命作了巨大努力，尽管其结果还远不特别令人兴奋或信服。中左翼的事业已经建立起来了，它将按照以下步骤前进。新工党努力从劳动力市场、产业以及政府组织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国家必须大力投资于人力和社会资本，以补充传统型的资本投资。要通过利权人文化（不论人们怎样看待它）鼓励公司确立长远观。宪政改革，作为人们期望的现代化的必然特征，将推动社会资本的发展，因为它将提高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要通过强调传统家庭、道德教育以及某种程度上新义务对权利的替代，在道德上为整个事业打下基础。
在所有改革中都确实蕴藏着某种力量，努力切断同新自由主义的联系。从人们对这项事业的描绘中透露出把英国从美国的模式中拉出来，沿着利权人资本主义或莱茵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的努力。我不怀疑投资于人力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而且利权人观念肯定富有价值，尽管这些主张本身不像它们的倡导者们说得那样完美。但是执政的新工党需要详细考虑一下全部这些主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迎接挑战。
下面，我将不揣浅陋，就中左翼的事业如何深入进行提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将提出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提供可能的答案，它们中的大部分仅供参考，因为中左翼完善有力的纲领还正在形成之中。
1)什么是中左翼？
按照我的理解，它是针对世界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采取的政治立场，这里的变化指的是左／右的区分不再像从前那样对现实有分析作用。出现新的政治忠诚和新的共识形成方式成为可能，它们中的许多问题没有清晰的左或右的答案。中左翼不排斥激进主义，实际上它试图发展激进中心的理念。只要有人相信左和右仍然能够界定所有重要的政治观念和政策，激进中心的概念就具有矛盾修辞的性质。我认为这个词指的是存在着需要用激进方式解决的政治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也能够把跨阶级的支持聚集起来。
中左翼继续从左翼价值那里汲取灵感，但是承认社会主义作为经济管理理论和历史解释理论已经死亡。留存下来的左右差别体现在，左翼分子在价值上更强调推动平等和民主，而且相信国家仍然能够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事情。
2)中左翼面对的变化是什么？
全球化是影响我们生活的主导性现象，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贫乏。全球化这个词尽管在10年前几乎没人使用过，但是现在变得人所共知了，这造成了一种反应，某些人认为全球化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神话。这种出发点是相当错误的。然而，我们不仅应该把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竞争的激烈化，而且更应该把它理解为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学习适应全球世界主义的社会以及它的益处和变化。这个社会正在产生着地震似的冲击，破坏着从婚姻、家庭到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我们所熟悉的各种制度。与许多专家的看法相反，全球化使政治决策比以前更紧迫，更有影响，而不是更无所谓。
激进的思维和政策必然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工党议程上的首要政策问题包括宪政改革、放权、福利国家改革以及欧盟的未来，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全球化的影响。
3)现代化事业应该是什么？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目前世界上有两种形式的现代化，在某些方面它们相互冲突。
我所说的“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指的是沿着直线推动社会财富增加的现代化过程，像过去发生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繁荣、安全以及生活整体质量的改善会同步进行。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第二阶段的现代化”就发生了，在这个阶段中，现代化还意味着对现代化的局限性、紧张和困难的缓解。
不能用第一阶段的方法解决第二阶段出现的问题。例如，到目前为止，亚洲经济的发展一直是线性的，是第一阶段的现代化。现在，更成熟的亚洲经济遇到了第二阶段的问题。第二阶段的现代化不意味着经济的停滞状态或不增长。它的一贯目标是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逐步地实现繁荣。但是它还意味着既要解决生活中过量的问题（如交通），也要解决证明对经济发展有害的事情。它要求对备受关注的生态问题给予考虑。工党的宣言比以前的政策更强调环保主义，但是在这方面有很长的路要走。生态的观念有助于把社会经济复兴计划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结合在一起。商业和生态团体正在不断加强合作，而不是认为彼此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税收制度能够进一步按照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要求改革；从生态角度考虑的城市和交通政策要与其他领域的各种政策结合在一起。
4)新工党没有完整的经济政策。如果一种理论既不能是凯恩斯主义的，也不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那它会是什么样的？
还没有人有清晰的答案，但是一个正在出现的范式对于工党经济方向的形成可能会有价值。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andel)所说的高风险经济范式。
高风险经济反映了全球化了的环境，在这种经济中，像我们早已看到的那样，财富创造、安全和生活质量变得密不可分。对不确定性的积极承认以及在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中作出成功“投资”决定的能力正逐渐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成功基础。像曼德尔说的那样，增长是由“增强而不是减少不确定性的力量推动的”。在高风险经济中，寻找确定的事情从长期来看不是有效的战略。存在着太多可利用的信息，进出随便，而且竞争者云集。政府必须利用符合人民正当要求的安全手段帮助他们。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努力把人民与风险隔离开来。接受风险是繁荣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迎接繁荣带来的生态和其他问题的必要条件）。安全是由保险提供的。由于福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控制的管理风险的制度，因而对安全的考虑与重建福利有着直接的关系。
现在存在着许多可能性。例如，收入的平均分配。收入的平均分配意味着在3-4年的平均收入基础上计算税收的交纳义务，而不是每年都重新计算。这种方法对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有利，或者对收入大幅度减少的人（不是收入大幅度增加的人）有利，而且不会减弱激励机制。
如果这种财富创造模式是合理的，它就包含了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一些而不是全部的前提。例如，在不阻碍和抑制金融市场的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的大多数部门正在模仿着金融市场。
5)在某些方面，失业是当前最基本的社会挑战，新工党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工党的方法是把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充分就业这一传统目标结合在一起。反对不平等和贫困也是工党的基本方法。
工党的宣言提出：“消除贫困的最好方法是帮助人们找到工作——真正的工作。”这似乎是工党的最强项，但是我同意批评者的意见，这方面是工党的弱项。像美国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让人们找到工作不一定解决了贫困问题，而且充分就业在含义上不可能像前一代人理解的那样。工党必须把关于工作未来的争论当作一件要紧的事情来对付，而且应该通过与工会合作来解决这件事。除了18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外，英国只有1/3的劳动力有一份稳定安全的全时工作，这是老式的“充分就业”的基础。同时，待业(non-employment)（与失业相对）的含义越来越广。
这种现象与不平等问题的联系比想像的更密切。现有的福利制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各个方面都需要重整，同时不采取通过收入税把富人的收入向穷人进一步转移的方法。相反，我们应该寻找就业再分配的措施，以及更普遍的工作再分配的措施。政府在各个领域应该而且能够做到这点。工党目前采取的某些减少长期失业的政策有助于工作的再分配，但是这些政策对于问题的解决只是杯水车薪。工作的再分配可能还包括其他方面的措施：给那些在人员录用和工作稳定方面作出贡献，符合更广泛的社会需要的公司提供税收激励；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范围，除了发挥教育的文明建设(civilising)作用外，还要延长入学的年龄限制，并且使之有利于劳动力就业；对一定范围的老年人实行临时退休和重新工作计划；打破“适合男人的”工作与“适合女人的”工作之间的界限；鼓励男人根据家庭的责任更全面地定位自己，而且要采取措施，使带孩子的妇女更容易保持一份工作。
工党提出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不会阻止一种底层阶级(underclass)组织的倾向。而且如果中左翼的“左”有某种意义的话，这就是工党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政策，而且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与新自由主义明确区分开来。如何区分呢？有许多思路。事实表明，不平等不利于全球市场上的经济成功。总体而言，不平等程度高的社会似乎比程度低的社会更不繁荣（而且经济更不健康）。为什么不把消除贫困的协调行动融合到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战略中去呢？当然，我们面对的根本问题是：我们能否为无法更有力地制约有钱人特权的穷人做些事呢？
6)工党的道德姿态应该是什么呢？
它现在的道德姿态令人担心。基督教、强大的家庭以及严厉打击犯罪，所有这些使工党的许多支持者很不舒服。特别是在这个方面，新工党似乎不但已经成了托利党，而且甚至更接近托利党的右翼了。
工党的战略家会说严肃地谈论道德问题是他们的特点。当布莱尔开始成为领袖时，他用工党不再对犯罪手软来说服公众。现在流行谈论牢固家庭是非教育。工党现在为什么放弃这些事呢？
与其放弃这些事，不如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并且摆脱它们的威权主义色彩。托利党在同时主张经济个人主义和道德威权主义的时候，试图颠倒黑白。布莱尔不应该坚持这种分类错误。为什么要在所有其他的情况下用谈论现代化来挽救这个错误呢？对中左翼来说，惟一可行的事业实际上是世界主义的，即承认文化多元是全球化的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由某个集团强加的道德；道德问题必须进行公开讨论，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持久的法律框架，包括国际法。主张回归传统经典，或者回归传统家庭并不合理。准确地讲，必须确立个人主义与社会义务之间的新平衡，但是现有政策无法做到这点。
迎合小英格兰人(Little England)的成见可能对于打败保守党是必要的，保守党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民粹主义的舞台。一位称职的领导必须在某个方面接受这些成见，而不是摆脱它们。影响婚姻、家庭、性以及个人生活的变化和发生在其他制度中的变化一样深刻。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出现了这些变化，而且一个有效的政策舞台必须建立起来，以便积极地回应这些变化。
7)最后，工党应该对欧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只能做一个简短的结论。作为一位政治领袖，布莱尔有很大的机会在欧洲留下痕迹，这应该成为他未来几年关注的主要问题。老一代欧洲领导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而布莱尔是未来一代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最成功的政治家。然而，要使人们体会到这些，布莱尔需要做的不是仅仅停留在填满托利党留下的“空位子”。欧盟应该被理解为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和对全球化的反应。
从这个角度讲，包括苏格兰自治在内的权力下放和英国宪政改革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更广义的模式的组成部分。全球化推动了权力向上和向外的转移，但同时带来了向下下放权力的压力。地方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地方自治的更普遍要求是这些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过程创造着超国界的制度和组织。在这个意义上，“附属权利”首先不是欧盟的“政策”，而是其真实存在的结构性条件。
托尼·布莱尔现在在两个意义上把握着领导欧洲的机会。他能保证欧洲人心中所想的真正实现，同时能够领导欧洲找到一个有影响的新纲领。虽然执政的新工党有可能陷入琐事的争吵以及希望的幻灭之中，但是中左翼能够确立雄心勃勃的政治立场。如果能真正做到这点，历史将需要进一步的行动。
（本文选自《新政治家》1997年5月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