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家学者对办好现代报纸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作用论文,专家学者论文,报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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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新闻界的有识之士都呼吁要大力提倡和造就一大批专家学者型的记者。认为这“是当今时代的呼唤，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1〕可见，专家学者在现代报纸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一、专家学者对报业发展决策的重大影响
早在30年前，当“信息时代”、“地球村”等概念尚未为人们普遍接受时,加拿大的新闻理论权威马歇尔·麦克卢汉就预言：报纸等印刷媒体的消亡已为期不远。因创办有线电视CNN 成功而享誉全球的美国人泰德·塔纳更是语出惊人：20世纪90年代就是报纸的末日。
虽然时间已经证明，这些预言乃言过其实。但是报纸处境不妙，这也是公认的事实。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由于电视等电子媒体与报纸的激烈竞争，美国1970年成人当中每天读报的人占总数的78%，1995年则下降到62%；另一民意测验组织收集的关于“你从何处得到新闻”的调查结果同样令人深思：44%的人说全靠电视，20%的人说全靠报纸，另有21%的人说又看电视又读报纸。很明显，大部分报纸读者已转向电视了。〔2〕
尽管如此，报纸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总统克林顿曾说：“我们搞竞选靠电视，治理国家靠印刷品。”这话并非言过其实。美国新闻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经常阅读《纽约时报》的重要社论。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教授罗伯特·史蒂文森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概括：人类文明史上的三次信息革命，每次都改变了旧媒体的功能及形式，但并没有消灭媒体本身。文字产生之后，口头交流依然存在；印刷术在很大程度上把手写文字变成了一种艺术，但人们还在用手写字；以电脑、通讯卫星、数学化等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的浪潮已经涌来，但没有也肯定不会消灭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体。
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有关研究也表明，“视听媒介（指无线电广播、电视和电影）还能超越发展中地区由于文盲而造成的障碍”，但它们都是瞬息即逝，而“印刷品则始终在保存事实、思想和图片方面拥有极大的优越性”，“人们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选择报刊而舍弃电视。”〔3〕
《今日美国报》创始人兼董事长阿勒·纽哈思则用更加实际的眼光看待报纸的前途。他坚信，人是永远需要新闻的，而且要求新闻更新鲜、更可靠、更完整、更方便。只要报纸提供的新闻和信息能像其它媒体提供的一样好，价格有竞争力，那么报纸与其它媒体并存的局面就会长期维持下去。报纸及一切新闻媒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供读者需要的东西。”〔4〕
基于这种信念，阿勒·纽哈思使他的报纸投入很大的力量深入了解人们阅读习惯的变化，对不同读者群的不同兴趣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新闻、货币、体育、生活等等内容明确界定而又引人入胜的多种栏目。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成功的。因为在美国的各大报当中，《今日美国报》的发行量高居榜首，影响也越来越大，就连从前批评他们的一些报纸如今也起而效之。
种种事实证明，报纸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报纸的前程依然远大。
1995年10月23日《新闻出版报》曾以《报纸仍是第一传媒》为题，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关于中国报业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调查结果表明，除了在“了解国内外大事”方面的第一消息来源的选择上，被调查者选择电视超过报纸11.6个百分点（报纸38.9%；电视50.5%）而位居第一外，其余诸如在“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了解本地（或本行业）的情况”、“了解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等的主要消息来源方面，仍然是报纸的作用最大，位居各种媒介之首。同时也表明，印刷媒介由于其信息容量大、定向选择强，以及它所拥有的电子媒介无法比拟的保存性、便览性与集纳性的特长，因而在深度报道方面，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个性需求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从而在媒介的影响力、价值度方面较之电子媒介为优；具体地说，尽管电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巨大，但因其传播形态具有转瞬即逝、受众无法控制其受传速度，因而，在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要及深度报道方面，报纸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一传媒”。
由此可见，新闻学家、报业家和传播学者的观点、见解和研究成果对于报业发展的决策思维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
二、专家学者引导舆论的特殊作用
我国现行的新闻体制，来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品种单一而又分级别的党的机关报的体制。即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起，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和适应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落后环境，我们改变了从大都市带来的新闻学观点，形成了曾在一个时期内卓有成效的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的党报体制和相应的“党性新闻学”，由党组织来统管全国各类新闻事业。在这种体制下，曾经长期形成“千报一面”、“舆论一致”的局面。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报纸曾经一度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非常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专家学者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即使在报纸上偶有言论，也多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作违心之言。由此而引出的历史教训是沉痛的！
近年来，新闻改革的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专家学者在报纸新闻宣传中引导舆论的特殊作用逐渐引起应有的重视。
“美国公众更相信学者。”《中国记者》1996年第5 期刊发了李希光《如何看待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一位旅美记者与一位留美学者的对话》一文，其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刘康在回答李希光“鉴于今天的美国主流媒体高度一致地反华……帮中国说话的言论很难在美国主流报纸上发表，如何改变这种局面”的问题时，他如是说：“因此，我建议你们新华社在对外报道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特别是突发性事件时，应注意引用大陆或海外学者教授的分析、评论，通过他们来给你们的消息加背景，增强说服力。近年来，大陆的对外传媒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报道中，采访了中科院研究员胡鞍钢博士和耶鲁大学研究员王绍光博士。这样的报道已引起美国主要媒介的注意。如最近一期的《华盛顿邮报》头版刊登了胡鞍钢专访，美国之音亦数次播放王绍光的专访。胡博士和王博士的专访虽代表个人意见，但听起来，完全是帮中国政府说话的。我希望通过更多的中国学者潜移默化地正确引导美国的舆论。”
据报载，胡鞍钢、王绍光二位博士曾于1993年合作撰写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其中的观点对此后的宏观改革设计思想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现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胡鞍钢博士，曾有《生存与发展》、《中国经济波动报告》、《分权的极限》等多种有影响的著作问世。“这些著述和观点，曾经引起过各级决策层的关注，也曾经分别被调入过红墙（指中南海）之中。”〔5〕
这样的专家学者对于舆论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三、专家在提高报纸实用性新闻水准上的权威作用
美国传播学创始人及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曾说过，一个好记者，必须同时具有政治家的大脑，哲学家的思辨，文学家的语言和外交家的口才。
虽然我们的记者都应当向这个高标准去努力，但是，一般记者所学的某些专业知识与专家所学的专业知识有着很大的差别。即记者学习某些专业知识主要是为了能够听懂专家的谈话和读懂有关资料，能够用浅显的语言把深奥的学术问题和科学道理表述出来。而专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对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即“他们是面对越来越窄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牛津格言）因此，他们的专业知识基础一般都比较扎实。专家在现代报纸中的作用已日渐受到重视。
如果翻开美国大报的编辑部主要成员一览表，人们可以发现报纸在实用性新闻方面使用的编辑和专门作者分工相当细密，已经达到了专业化的水准。在美国的新闻教科书中，处理实用性新闻的这部分报人被称为专家，有别于处理一般综合新闻的编辑记者。能够支付高薪的报社往往聘用已经大有名气的专门人士充当本报的有关专题编辑或作者。这类专家型编辑作者在报社的权限和地位当然不及掌管若干版面的部门编辑，但因薪酬极高、名气极大、作用特殊，所以具有相对独立和格外受尊敬的独特地位。因而，报纸有否聘用有水平和有名气的专家，也成为报纸实力及相关实用性新闻版面是否有质量的标志之一。在美国财大气粗的一流报纸《洛杉矶时报》，“专业编辑作者人才济济，仅在文艺类，该报就拥有专职艺术编辑、电视编辑、艺术批评家、爵士乐评家、大众乐评家、剧评家、影评家、音舞评论家等十余名专职专业人才。”〔6 〕该报的实用性新闻的水准和权威性当然也就可以推知了。
在美国那些权威性综合性大报的专刊副刊，多可见到具有明显服务性和实用性的专刊副刊。内容多是食物指南、健康新知、电视指南、书评、旅游、股市、理财、汽车、不动产、服装、娱乐、就业指导等等。全国性天气预报，也是报纸实用性新闻不可或缺的部分。
近年来，我国的许多综合性报纸也多开辟了专刊副刊，刊发实用性新闻。如《文汇报》每周一刊出的《房地产世界》专刊；每周四刊出的《市场与消费》专刊，以及《电脑之友》、《彩色市场》、《每日行情》等定期的和不定期的专刊、专版和专栏。
但有的报纸刊发的“实用性新闻”有变相广告和“有偿新闻”之嫌，有的“实用性新闻”则缺乏权威性和可信度。类似同一张报纸今天说吃酸菜可致癌，明天又说不仅不能致癌，而且还更富营养；甲报说波菜炖豆腐没有营养，乙报又说有营养的“实用性新闻”也时有所见。因此，美国报纸使用专家处理实用性新闻的作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四、专家学者在丰富新闻理论和指导新闻实践中的特殊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新闻学文章和刊物曾长期充满流行的政治术语，而缺少新闻学自身的内容。因此，有人指出：“如果写一部建国以来新闻学研究的历史，无论作者多么强调新闻学术的特点，恐怕前四分之三不能不写成政治或政治运动史。”〔7〕在这种状况下， 许多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无学”是很自然的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学研究有所发展，新闻理论研究成果指导新闻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近年来，有关专家学者对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研究的结果表明，“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和结论，有的对新闻学作了补充，更多地则是或者解答了新闻学和新闻工作中需要解答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它的研究涉及到好些新闻学不曾涉及的领域，因而对新闻工作是有用的。”〔8〕
例如，美国传播学者梅尔文·德弗勒曾经指出：“一般人常以为‘新闻’才算是信息而‘娱乐’不算信息，这种划分是不正确的，”“我们采取信息的广义概念，认为所有讯息都有影响人们的思想、感觉和行动的潜力。”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和采用“实用性新闻”无疑是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又如，从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关于大众媒介要发挥社会雷达功能、协调和管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四大社会功能的理论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发挥信息功能和娱乐功能上，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和实际工作中的差距。
再如，传播学中介绍的语义学所指出的语言的特性和语言的误用这两点，“对新闻工作是很有用的。”
普通语义学家指出了语言的几种特性：（一）“语言是静态的，实际是动态的”。“实际是一个运动过程，而我们用以表述它的语言却是凝固的，静态的”；（二）“语言是有限的，实际是无限的”。每种语言的词汇都是有限的。“它们要表达的却是几百万种不同的事实、经验与关系”；（三）“语言是抽绎的。在抽绎的过程中，总会有所选择，有所舍弃，每用语言，总有所抽绎”，“抽绎是文字的一种很有用的特性，但这种特性也会招来麻烦，尤其是在人们对此认识不足的时候”。
因此，普通语义学家认为：“我们有许多麻烦都是由于误用语言而造成的。如果我们像科学家那样使用语言，就会减少许多谬误。科学家在运用语言时是一贯注意恰如其分的。”
语义学所举出的常见的四种语病，也是我们在新闻写作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一）死线上的抽绎，指的是抽象空洞缺乏具体说明或事无巨细缺乏概括这两种高水平或低水平的死线上的抽绎；（二）误为同一，指的是把事情混为一谈，对其差异不加区分，因而出现千篇一律的毛病；（三）估计极端化，如黑与白、对与错、好与坏的非此即彼，不区分其差别，反映了思想简单化的毛病；（四）不自觉的主观倾向化，对事物发表主观主义的评论，反映了戴有色镜看问题的毛病。〔9〕
由此可见，我们虽然常讲文风，但大多是就事论事，没有提到语义学的高度，因而没有找到病根，对文风的改进收效不大。
研究表明，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工作者要在业务上达到专业化水准，不仅要扭转“新闻无学”的错误认识，而且要重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努力学习新闻理论以指导新闻实践，才能有所发展，有所成就。
五、专家学者在倡导科学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记者应具有的知识结构，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如是说：“新闻记者是杂家，知识要渊博，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等等，无所不知不晓。”〔10〕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人事制度上的缺陷，就目前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而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80年代以“特异功能”为标志的“神怪气功”得以长期泛滥，到现在还时常出现的低劣的“炒作”的新闻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青年报刊研究》1996年第3 期刊发了南振中撰写的《记者不要掩饰自己知识上的缺陷》一文，严肃地指出：“其实，新闻记者的知识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并列举了新闻记者在知识的广度、在知识的深度、在实践方面以及在把握最新知识成果等方面所存有的缺陷，足以令人警觉。
对于当年“神怪气功”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有人至今仍归咎于新闻界。《长白山诗词》1996年第2 期刊登了陈明致的《蝶恋花·为“特异功能”热作》，词曰：“认字耳听魔术妙。透视穿墙，也作崂山道。千里发功仙气疗。叵堪巫觋纷纷效。媒介无知行鬼教。惑者成迷，审者旁观笑。几许官绅帮鼓噪，智商何若西门豹！”
何以说“媒介无知”？列举一二例报道即可见一斑。
例一：1988年8月14日《文汇报》第2版《只在肩膀轻轻一拍，半瘫老太行走如常——“气功天使”郭志辰来沪为病人治病》一文如是报道：“……记者昨天上午在复旦大学目睹他（指郭志辰）运用气功‘组场疗法’，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内先后为350多位病人治病。 一位半边风瘫近两年的75岁老太太在家属的搀扶下来到郭志辰面前，郭志辰在她肩膀上轻轻一拍，老太太眉开眼笑地说：‘身上轻松得多了’，说罢，居然自己走了出去。在场的同志见状无不称奇……记者采访了郭志辰，并当场请他看病。在不到一分钟内，郭志辰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记者身上的疾病，还使记者左手的五个指头在不知不觉之间均伸长了半节……”
如此报道，在一个时期可谓数不胜数。所造成的危害就在于新闻媒体和记者的“可信度”。
例二：1988年7月8日《城市时报》一版，记者采写的题为《少林内劲一指禅气功师刘聪林——省城现身说法开班收徒》的报道中，且不说刘大师为一名残疾儿童发功，使其四肢活跃乃是心理暗示的玄虚之举，单说报道和图片中将气功术语，如“入静”“意守”、“炼气”、“导引”等均误为“入境”、“意首”“练气”、“引导”等，即可知该记者乃真正的气功门外汉也！
例三：1989年8月11日《城市时报》刊发了《辟鼓150天后……》一文，且不说文中讲述的一位患脑血栓病的女人“辟鼓”（不吃饭） 150天后身体康复是否真实可信（据说是“一位记者的爱人”）？单就那从标题到文中10余处全部将气功术语“辟谷”误为“辟鼓”，足见批评“媒介无知”并不冤枉！
1990年8月23 日香港《大公报》载文说：“像数千里外发功灭火的事不是胡扯？像什么同巫婆斗法，究竟和封建迷信有何差别？这类神话，经过报纸、杂志、书刊宣扬，有的‘大师’讲课售票，有的以治病敛钱，有的由国家供养视为国宝。……”
1990年8月17 日香港《大公报》以《“神怪气功”不是气功》为题报道说：“日前，北京中医学界终于为中国气功正了名：‘神怪气功（神话气功），不是气功。‘外气’是没有的——它并没有物质性，仅仅是心理暗示而已，至于由‘神怪气功’激发出来的‘特异功能’无非是种种骗人的魔术。”北京来的这个报道，略嫌迟了几年。正如报道指出：许多‘气功师’已经成了‘狂吸人民血汗的暴发户’！……几年来，香港科技界总觉得奇怪，那些明显是荒谬的‘特异功能’（包括‘神怪气功’），国内的科学界为什么不鸣鼓而攻之呢？国内来的这个报道，也说明国内传媒在开始纠正以往对特异功能报道的偏差了。其实，否定‘特异功能’的意见，在国内科学界一直占着主导地位，否则中国还能放卫星，搞对撞机么？！”
在港报文章中所提到的“北京中医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主任、气功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洪林副研究员。
多年来，张洪林在文献研究、实验研究及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气功概念、气功作用机理、“外气”实质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对正本清源，还气功本来面目起了导向作用。对打着气功招牌的伪气功给予无情揭露，在数十种报刊发表文章100多篇。 《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先后将他多篇文章编发了内参。张洪林曾多次与科学界人士一起参加“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等报告会。1995年9月6日和9月13日， 张洪林以《“电气功”与气功无缘》、《伪气功面面观》为题，在《工人日报》陆续发表文章，继续与有关专家学者联合为“保卫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而战。并于1996年3月出版了《正本清源——还气功本来面目》一书。
此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也写了许多文章并多次参与揭露伪科学的活动。在我国1985年8 月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大会”上，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华人科学家杨振宁、 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见到何祚庥时都表示了支持他反对伪科学的鲜明态度。丁肇中曾三次对何祚庥表示祝贺。他对与会的海外朋友说：“何祚庥先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比研究高能物理重要得多。高能物理研究的是局部问题，反伪科学涉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到提高民族素质的问题。”
1996年8月9日始，《人民日报》第九版在“倡导科学文明，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标题下，以《正确认识〈周易〉摒弃占卜糟粕》、《关于风水的评价》等为题，陆续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发表有关意见。这表明，专家学者在倡导科学文明方面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六、专家学者在提高报纸文化品位上的特殊作用
报纸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着报纸质量的优劣。
由于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报纸具有极其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因此，报纸副刊刊发旧体诗词、书画、篆刻等传统文化艺术的质量，不仅决定着副刊的品位，也决定着整张报纸的品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虚无主义的一度泛起，传统的文化艺术被一些报纸轻视了，加上缺少这方面的专家，因而也就影响了报纸的文化品位。
首先是各地的一些报纸副刊发表的旧体诗词存在着严重的格律问题。即使一些权威性的大报也概莫能免。从目前笔者业已收集到的各地报纸发表的有格律问题的近百首诗词来看，问题是严重的。
近年来，笔者对报纸发表的一部分有格律问题的诗词作品进行了评论，并对一些屡刊屡错的报纸提出了批评。有的报纸已经引起注意，并陆续刊发了高质量的诗词作品；有的报纸干脆不再发表旧体诗词；有的报纸怕出差错，在发表旧体诗词时无论诗词质量如何，一律将诗标词牌删掉，更是弄巧成拙。
据笔者对报纸发表的一些不合格律的诗词作品分析，多是作者不谙诗词格律，如平仄韵混用，不讲平仄，不论对仗，失粘失对，凑足字数就是一首诗词。而编者限于文学素养难品优劣，无从修改和把关，如此刊登在报纸副刊上也就必然影响了报纸的品位。
关于诗词，著名学者周汝昌认为：“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而能熟练地驾驭诗词这种高级的文学形式，需要具备相当高的学养，因此，刊登高质量的旧体诗词无疑是报纸高品位的一个标志。
为了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报纸副刊编辑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外，还应注意多刊登专家学者的高质量的诗词作品，以对一般作者加以引导，提高创作水平。当然，有眼光的报纸更应当发现和培养自己的诗词专家，或聘用诗词专家，以确保报纸的文化品位。
除诗词作品外，书画、篆刻作品之优劣也能影响报纸的文化品位。但由于书法更具抽象因素，非专门研究者不能品其优劣，加上各报美术编辑学西画者多，对书法作品的质量难以把关，因此，一些“有书无法”的低质量的书法作品也就时常得以刊登在报纸版面上，严重地影响了报纸的文化品位。
1993年第2 期《书法》杂志刊登的《“书法热”中之思考》一文针对书法艺术的庸俗化倾向得以泛滥的“较重要的渠道”，尖锐地指出：“一是宣传媒介（如非书法专业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这些部门的编辑、记者，真正懂得书法的不多，但是喜欢猎奇，因此一些走江湖的、‘耍杂技’式的所谓‘书法家’，便能投其所好而大行其道……还有一家晚报……经常刊登一些‘书法’作品，除逢年过节登一些名家题字之外，平时发表的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不堪入目的拙劣之作。所以有朋友开玩笑说，谁要编一部《天下劣书大全》的话，别的地方不用去找，从这家晚报上剪贴一下就足够了。”
由此可见，报纸的文化品位不仅关系着报纸的质量，而且也关系着报纸的权威性。报纸要提高文化品位、保证质量和保持可信度，重要的措施就是要重视发挥专家学者的特殊作用。
结语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新闻界有一个派别，叫“苏伏林派”，这一派新闻记者的座右铭是：“记者如果不能事事都懂，至少也应当装作全都知道的样子。”〔11〕而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发现“苏伏林派”的影子。有些新闻记者受虚荣心的驱使，往往不肯承认自己知识上的缺陷。实际上也给不少人造成新闻记者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印象。因此，有的新闻记者不愿正视专家学者的作用，更不愿向专家学者躬身请教。
前不久一位老报人讲述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他曾给某晚报写过一篇关于集邮的稿件，文中介绍中国清末珍邮“红小花当一元”价格为30万美元。然而稿件见报时却变为“30美元”。显然，编者可能怀疑一张邮票能值30万美元？因此也就自以为是地将30万美元改为30美元。其实，这位老报人就是一位集邮家，其办公室也与那家晚报同一层楼，如果编者能打一个电话，或多走几步路，这一近乎常识性的差错就完全可次避免了。事实上，报纸上的许多差错就是这样出现的。
一些新闻工作者认为，报纸是新闻纸，只要把新闻报道搞好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殊不知，记者的文章和作品也是可以反映出他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的。例如，一册由“十几个新闻单位的数十名新闻工作者”编辑出版的大部头辞书《新闻知识总览》（延安大学出版社）第456 页解释“何为押韵型标题”时说：“……即将多个整齐的句式同押一韵，制成韵律有序的标题……”但文中标题例句“东一株西一株积木成林 今一棵明一棵 坚持有益”不仅无韵可押，而且平仄失调，如此标题怎么可以说成是“韵律有序”呢？可见，这“数十名新闻工作者”当中如果有诗词专家，或能请教有关专家，也不会出现如此贻误后学的差错。
综上所述，专家学者对办好现代报纸的重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尤其在现代科学中，不同领域的交叉常常出现新学科的生长点，多学科互相渗透常常导致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开阔视野，加强学习，而且要更加重视发挥专家学者在办好报纸中的重要作用。
注释：
〔1〕参见《新闻与写作》1996年第4期，张永春：《时代呼唤专家学者型的记者》。
〔2〕参见《中国记者》1996年第7期，柴世宽：《面临其他媒介挑战的美国报纸》。
〔3〕参见《中国新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李启：《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一文。
〔4〕参见《中国记者》1996年第7期，柴世宽：《面临其他媒介挑战的美国报纸》。
〔5〕参见《中国青年报》1995年9月19日《警醒》。
〔6〕参见《国际新闻界》 1995年第5 期， 胡舒立：《新闻纸（NEWSPAPER）有用纸（USEPAPER ）——美国报纸实用性新闻的发展、流变及现状》。
〔7〕参见1988年9月15日《光明日报》第2版， 刚建：《处在前（潜）科学状态的新闻学——访陈力丹》。
〔8〕参见《中国新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李启：《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
〔9〕参见《中国新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李启：《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
〔10〕参见《新闻大学》1995年秋季号《写好时代文章培养优秀记者——南怀瑾先生谈新闻教育》。
〔11〕南振中：《记者不要掩饰自己知识上的缺陷》，《青年报刊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