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文化话语分析
李 煜
(安徽铜陵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61)
摘 要： 取消“农民工”称谓是一种社会话语实践。结合历史和文化的语境，该话语清楚地显示了在不同时期谁在/不说话，说什么和怎么说。取消“农民工”称谓的真正话语主体是学术界和网络媒体，在整个话语传播过程中，缺乏农民工自身的话语。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为农民工构建了同一文化体下的他者身份。同时，话语主体还通过一系列的话语修辞策略构建了一个“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形象，印证了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必要性。
关键词： 取消‘农民工’称谓； 文化话语； 话语修辞； 话语研究
“话语”是在具体的场合下某人或某人群就某个特定的话题与他人或其他人群进行言语交流的实践[1]77。 “是一种文化、社会、历史和政治语境下的言语交际活动或者这样一类现象。”因此，“称谓”代表某种群体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社会身份、地位的话语构建，取消“农民工”称谓也是一种话语现象。笔者将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修辞三个方面对此种话语现象进行分析，试图呈现取消“农民工”称谓话语的实质。
“农民工”这一称谓首次出现于1984年，从2003年开始出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声音，此后，这种声音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呈逐年增多的趋势。当前关于取消“农民工”称谓的研究一般都从社会学、标签理论、修辞学等视角，静态地考察“农民工”称谓的内涵及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得出应该取消这一称谓的结论[2-4]。笔者将结合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取消“农民工”称谓这一话语现象进行系统分析和价值判断，揭示这一话语现象的特质和存在的问题，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做好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工作提供参考。
1 文化话语理论
中国学术界的“话语”借自西方的“Discourse”,即使在西方语言学界，“Discourse” 的运用也起义丛生[5]。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不同学科和思想流派的研究人员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它的跨学科内涵。结构主义(形式主义)(Structuralist or formalist)把话语定义为“超越句子或小句的语言”，话语分析就是关注“自然发生的连贯的口语和书面语言”[6]，关注不同的语言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却忽略了话语功能和作为话语重要组成部分的语境之间的关系[7]。系统功能主义视话语为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话语”与历史的、文化的和认知的语境密切相关，话语分析就是研究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8]，不应该只局限于独立于语言使用目的和功能的语言形式[9]。
话语是一种文化、社会、历史和政治语境下的言语交际活动或事件，它是借助一系列象征性符号(Symbolic System of Signs)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实践。话语“不仅是人类传递信息和思维认知的主要载体，还是人们再现、建构和变革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方式”[10]。因此，话语总是通过内部文化的运动与外部文化产生碰撞、对话、互动。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采取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t Approach )的视角，它包含以下含义：
首先，话语是言语交际活动。没有话语，就没有社会生活，因为一切社会生活的事件和活动都离不开言语交际。话语正是通过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象征性符号来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社会符号系统越来越趋向多模态化。作为社会符号的话语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即话语的意义不是固定的，意义的生产和理解来源于话语使用的具体语境。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所谓符号修辞就 “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方法、手段等，也即任何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来有效地传递信息，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的一种活动”[24]。符号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文化的基本表意方式[25]。赞成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层面为农民工群体构建了一个与“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的身份形象，期望符号修辞的运用达到引起社会共鸣的目的。
从“农民工”称谓的首次提出至今已有34年的时间了，而在网络上首次出现则晚了许多，从2001年开始出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呼声。此后，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呈逐年增多的趋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认为该称谓是“把该群体与其他群体严格区别开来、按实际情况制定与实施相应政策的最佳称谓[16]；陈丽萍[17]则认为“农民工”是一职业称谓，符合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有其存在的语言基础。大部分学者都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待“农民工”称谓，认为它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群体的一种身份和情感上的歧视，在和谐社会视域下应该被取消。笔者认为不管是赞成取消“农民工”称谓还是反对取消“农民工”称谓都是一种话语实践行为，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对此种社会现象(问题)的认识。
本研究的语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渠道：(1)在百度搜索引擎上以“取消‘农民工’称谓”为主题词，以“2001年1月1日—2018年6月30日”为时间节点进行网页和视频搜索；(2)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上以上述时间节点和主题词模糊搜索相关期刊论文、报纸；(3)在万方数据库上以上述时间为节点、以“农民工”为主题词检索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CLRD)；(4)新浪微博。
另外，为研究需要，还收集了网络视频142个，总计时长约400分钟，主要集中在土豆、爆米花、酷6、凤凰网、PPTV、CNTV等，其中大部分都是围绕2012年广东与河南两省省委书记关于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讲话所做的网络评论。
标准体系是标准分类管理的重要依据。根据《测绘标准体系》（2017修订版），按定义与描述、获取与处理、成果、应用服务、检验与测试和管理六大类36小类对测绘标准进行分类管理［3］。
2 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研究设计
2.1 语境分析
其次，话语具有呈构性(Reality-Constitutive)。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还是一个不断被言说、理解、分类、阐释、评价的世界。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不断地建构着言说者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甚至信仰体系。“话语在实践中具有双重性，即实践具有话语的成分(说话、书写等本身就是行为)，而其本身又由话语表征。”[11]
2.2 问题设计
依据笔者对“话语”内涵的理解，结合“农民工”称谓形成、发展的文本资料，笔者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取消“农民工”称谓这一话语实践进行探讨。首先，分析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建构了农民工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其次，借助对话语主体所使用的渠道/媒介(语言的、非语言的、官方的/非官方的媒介等)分析，考察话语主体使用了什么样的话语修辞策略。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实践是一系列交际事件的集合，对其表述涉及一系列的“修辞”策略。“修辞”是指言说者在为了某些交流目的而使用的语用策略；“修辞”是话语的常用成分，在话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8]。
2.3 资料收集与整理
再次，话语是一种文化的、政治的言说。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12]，或者说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又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因此，语言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意义的表达。同时，话语还是一种政治的言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建立、维护、改变弥散于现代社会间的权力[13]。
基于以上的分析，当代中国话语分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主体(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及相互关系)、内容或主题、媒介或交际秩序、目的或效果、文化及历史关系(SIMPHC模式)[1，14]。当然，这只是一个指导具体研究实践的基本框架，并不意味着每个影响因子在任何一个研究实践中都缺一不可。就方法论而言，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讲究整体全面、辩证统一地分析或评价话语，注重理性与直觉并用[15]。笔者拟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修辞三个方面展开历史的和文化的分析，重点关注话语与身份建构、意识形态及权力等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
3 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研究
3.1 话语主体分析
“农民工”称谓最早由学术界提出，随后被政府部门采纳，广泛运用于不同的话语文本，如相关的电视新闻报道、学术文章和政府部门的法律法规等。当初“农民工”称谓构建了改革开放后那个特定时代与社会背景下的群体身份，作为对当时社会客观存群体的描述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亲切称呼。“意识形态是某一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基本信仰”[19]，是社会认知的基本形式之一，社会认知限定团体的身份，由此界定团体成员社会身份的主观感受[20]。社会认知受语境的影响。“语境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不是对情景客观社会属性的相关选择，而是对这一情景的主观界定”[21]，或者说是话语参与者的‘主观’构念”[22]。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主体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的语境已今非昔比，称谓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此种称谓已经不能反映这个群体新的社会身份需求。其次，在全面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话语主体认为“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务工人员”等诸如此类的称谓是一种话语暴力，是企图通过一种温和与非强制性的方式，迫使这一群体不得不接受语言符号赋予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23]，造就了同一文化体下的社会(严格说是城市)他者(the Other/Otherness)。当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他者变就成了一种尴尬的、不合理的社会存在，主流话语认为不管从心理上还是从观念和情感上都应该为他们重构一种新的身份。
3.2 身份建构
通过对话语主体所使用的渠道/媒介(语言的、非语言的、官方的/非官方的媒介等)分析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话语主体:专家学者(主要),网络媒体(主要是网络转载新闻),新闻媒体(主要包括报纸、电视台),个别政府部门(或)负责人，公共话语主体主要是专家学者和网络媒体，政府部门基本没有声音。(1)话语主体分布呈现地域性分布不均的特点，广东、上海、浙江、湖南、重庆、河南等地话语声音比较强大。广东、上海、浙江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政府发声呼吁取消“农民工”的称谓，期望从软环境上为“农民工”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民工”的和谐发展。湖南、重庆、河南则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媒体话语大量涌现，呼吁取消“农民工”称谓，旨在为“农民工”的发展争取更好的社会环境。(2)话语主体主要为专家学者和个别政府官员，报纸和网络媒体等都基本引述他们的观点，话语流动呈现单向性。(3)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不断涌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主体也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
3.3 话语符号修辞策略
Step 1：Lead-in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ubjunctive mood.在这一阶段，笔者以ppt呈现电影画报，以提问的方式帮助学生回忆主要的故事情节，并将电影归结为主人公的一场“daydream”；并以此导入虚拟语气的语法概念：当我们在生活中要表达一些类似白日梦、后悔和惋惜的情感时，我们可以使用虚拟语气。
最后，在施工过程中，协调其他部门进行团队合作，使各个部门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和承担的责任，确保各项管理制度顺利落实。
依据墨非定律，当我右手放开吊环的瞬间，公车就会紧急刹车，然后我会扑倒站在我前方看似营养不良的女高中生。
笔者将从农民工自身形象的描述、对二元户籍制度的描述和社会对农民工看法的描述三个层面展示话语修辞策略，见表1。
表1 活语符号修辞
注：数据来源于报纸、期刊和新浪微博，以“农民工”和“二元户籍”为关键词，以2003—2018年为时间节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各种话语给“农民工”称谓构建了一个负面形象，各种话语符号强化了人们对“农民工”的心理描述，赞成者也最终名正言顺地给“农民工”称谓贴上了“不合时宜”和 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标签。研究还发现，赞成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实践还伴随着大量的非语言符号，如关于“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场景的大幅图片、网络视频、微博微信转载等，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立体、多维度的话语实践网络空间。
本文用文化话语的角度分析了取消“农民工”称谓的社会实践行为。该实践行为虽然有官方参与，但真正的话语主体还是学术界和网络媒体，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无法形成强势话语；更为关键的是在整个话语传播过程中，缺乏农民工自身的话语。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为农民工构建了同一文化体下的他者身份。同时，取消“农民工”称谓话语主体通过一系列的话语修辞策略构建了一个“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形象，印证了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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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ultural Discourse of Abolishing the Appell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 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244061, China)
Abstract ： The action of abolishing the appell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deemed as a social discourse practice.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is discourse obviously reveals that who is saying it, what he/she says and how he/she says it in relation to it in different times. The main agents in favor of abolishing the appell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re the scholars(academic discourse) and internet media(media discourse).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the voices of migrant workers are missing. The discourses in favor of abolishing the appell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built the identity of “The Other” within the same culture. Meanwhile, the discourse agents, through a series of discourse rhetoric strategies, illustrate an image of “marginal group” for migrant workers, which necessitates the abolishment of the appell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 abolishing the appell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ultural discourse; discourse rhetoric; discourse studies
收稿日期： 2019-01-27
作者简介： 李煜(1977— )，男，安徽安庆人，讲师，研究方向：商务话语、旅游话语。
DOI: 10.13750/j.cnki.issn.1671-7880.2019.02.017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880(2019)02-0066-04
责任编辑 陈桂梅
标签：取消‘农民工’称谓论文; 文化话语论文; 话语修辞论文; 话语研究论文; 安徽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