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恶化之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利益论文,首要论文,中苏论文,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432（1999）04-000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苏关系，经历了50年代短暂的“蜜月时期”以后，50年代末开始转冷，而到60年代初即反目成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急剧的变化？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无外乎是中苏国家利益（包括主权）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矛盾三种主要因素造成。但是，在这三种主要因素中，究竟哪种因素是首要的或根本的关键的呢？随着9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一批新的文献资料（包括领袖著作、传记、年谱及其他中苏关系“见证人”的回忆录、访谈录等）的出版，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俄国一批重要档案文献的解秘，使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及其原因，成为近年国际学术界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热点[1]。这些资料及研究， 虽然使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更为清晰，但总的来说，在阐述其原因时，一般仅仅是说“是”或“不是”，很少去论证“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非常模糊。由于彻底弄清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当代国际关系史，国际共运史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要追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前提。鉴于此，对上述三种因素，我将逐一撰文辩析。但需指出的是，我无意去说明中苏关系破裂双方谁负主要责任的问题，只是尽可能客观和科学地阐述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首要因素，揭开历史的迷雾，显露其本来之面目。这也许能给人们一点启示或教训。
一般中国学者和政治家自80年代以来，就比较强调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中苏国家利益的矛盾。如邓小平1989年5 月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也曾明白地对他说，中苏关系的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近年有中国学者撰文谈中国50～60年代的外交问题时，还特别批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中苏交恶归因于意识形态分歧的观点，而强调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2]。
所谓中苏关系恶化中的国家利益因素，大体可分为历史和现实两类。历史上主要是近代沙皇俄国曾侵吞中国大片领土和攫取过中国东北的一些权益（中东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十月革命后，不仅那些领土成为苏联及今天俄国永久性疆域，而且苏联还一手操纵了外蒙的独立[3] ，并一再恢复曾失去过的昔日沙皇在中国东北的那些权益，这些权益直到1954年赫鲁晓夫执政后才完全交还中国。这里说的现实中两国国家利益的矛盾，主要是指赫鲁晓夫执政后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即因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后来普遍指责的“苏联试图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而产生的矛盾。其中主要的表现是苏方提出在中国领土上合作共建中苏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而遭毛泽东一口回绝，结果引起赫鲁晓夫单方面中止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苏方曾答应给的原子弹样品；与此同时，苏方还批评中国对台湾采取的方针政策，指责炮轰金门、马祖；特别是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又采取貌似中立、实则偏袒印度的政策；以后随着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加剧，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的影响，从而造成中苏国家关系破裂成为无可挽回的必然趋势。
诚然，认为国家利益的矛盾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按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则和常规，国家利益通常被摆在一国对外政策第一位；特别是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不可忽视，即因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闭关锁国传统和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的影响，造成中国领袖和中国人民对外国势力进入中国之类的问题特别敏感，稍有不测就有可能激化矛盾。但我认为，这种已经凝结在现代中国民族性中的心理因素，对于一个政府或某位国家领导人来说应该是可以克制的；这段历史也并不主要是照那种常规发生和发展的，过份强调国家利益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仔细分析和疏理50年代中苏关系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有三项重要史实，质疑或制约国家利益矛盾为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之说。
其一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与斯大林在世时期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芝麻比西瓜，可关系的恶化却偏偏发生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以往中苏两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从苏方领袖个人责任上说，通常也指责是赫鲁晓夫弄坏了中苏关系。若说国家利益是首要因素的话，这不令人觉得奇怪和自相矛盾吗？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虽然并不很融洽，但二者关系也并不对立，矛盾并未激化。特别是因居被国民党政府称为“匪党”的地位，中共对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些阴暗面，从不当然也用不着去批评。但是，新中国建立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虽然斯大林与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为平等地发展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斯大林对签订此项条约本身实际上也是很不情愿的，并曾有意冷落了专为此而来的毛泽东。根据这项条约，象旅顺和大连港口归还中国当然也只是时间问题，可毕竟还是赫鲁晓夫执政后才主动提出并最后实现的。并且，不久赫鲁晓夫还主动向中国移交了斯大林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附加条件，苏联强制性参与的几家中苏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特别是主动中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个协定除规定中国须向苏提供钨、锡、锑等战略原料以偿还贷款外，还规定除苏联外不能再允许第三国在中国东北和新疆有租让权和从事一切经贸活动的权力[4]。 从而完全放弃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这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甚至说是“两块殖民地”）[5]。另外，1956年， 苏方还将因不合理的贸易结算方法多收的款项归还给了中国。如此等等，可以看出，中苏国家关系，特别是两党关系的恶化怎么就偏偏发生在对中国国家利益更为尊重的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而不是斯大林时期呢？并且有资料表明，从党和国家利益上，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更胜于赫鲁晓夫。如据俄罗斯一位前中苏关系“见证人”回忆说，有一次在与苏联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自己要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斯大林曾经反对中国革命。他说这本书很可怕，因此要在他死后一万年才发表[6]。 但后来毛泽东事实上又更多地表现出了对赫鲁晓夫的极度不满，这明显的是还另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也因此，当赫鲁晓夫在成为“退休金领取者”听说竟有人指责是他导致了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则感到非常的冤枉和愤愤不平，并在他的回忆录中历数了许多斯大林在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上表现更为恶劣的言行[7]。
其二是假若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话，那么双方对当时许多理论分歧和局部国家利益的争执，是应该有所克制的，以保证国家利益或以牺牲小一点或局部的国家利益（象斯大林时期中国的对苏忍让政策那样），去换取更多更大或更完整的国家利益。但遗憾的是，双方都并没能做到这一点。
当赫鲁晓夫亲自到北京请求毛泽东同意中苏合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以协调苏联潜水艇在太平洋水域的活动（目的是对付美国），而遭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拒绝之时，人们很难理解象毛泽东这样精明的中国领袖，怎么会想不到这种僵硬和毫不妥协的立场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而且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当时中苏在军事领域的密切合作情况，如1957年两国就签订有包括苏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国防新技术合作协定，不久中方又已经提出要苏方提供潜艇的设计图纸并教会制造技术等要求[7]；同时，毛泽东也不可能不懂外交往来的互利互惠原则。特别是，客观地说，苏方提出的要求虽然如前所述对中国人来说很敏感，但明显并没有超出当时中苏同盟的范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身有军事同盟性质）。所以，毛泽东当时所持立场和态度如果单从国家利益方面来说的话，确实令人费解；尤其是他在与赫鲁晓夫就有关建立共同艇队和长波电台一段唇枪舌剑的较量[8]， 更让人感到是毛泽东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
在与赫鲁晓夫“过招”之前，毛泽东就已对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斥责了一顿。说“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那要苏方帮助研制核武器提供原子弹样品更不适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如果按你们说的办，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尤金支吾其词，毛泽东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这样，赫鲁晓夫专程来华与毛泽东“商量商量”。可是无论赫鲁晓夫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毛泽东的回答几乎都是简单、明了、干脆的几个字：“不行”、“不能”、“不要”，“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件事”。末了，毛泽东还“像是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颇有教训意味地说：“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人是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赫鲁晓夫听了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毛泽东后来在一次内部报告中说得更尖锐，给人一种在过份渲染中苏矛盾的印象：“苏联要求与我们搞联合艇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时，还弄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要求在中国领土要与中国共同搞联合艇队，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求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9]看来，上述我们提到的中国的民族性中，在毛泽东的意识中， 还潜藏着历史上中苏两党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关系上的一些阴影。
由于这番“交锋”导致的恶感，加上赫鲁晓夫在京期间受到种种冷遇，使他耿耿于怀。赫鲁晓夫下决心不让中国人掌握原子武器的生产技术，下令停止供应加工铀矿石的设备。并于1959 年 6 月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10]。而这种恶感的继续和相互传递、恶性循环，则使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不可逆转，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那么，这里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苏方提出的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到底是不是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如果有损害，那么损害的严重性又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以较冷静、客观和开放的眼光来看的话，可以说无论从哪方面讲，也不会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害和威胁。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或集团，这样的合作不胜枚举。就是象美国在其西欧各盟国驻军，越南将金兰湾提供给苏联作为军事基地，也不是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西欧诸国和越南就成了美国和苏联的傀儡；而建一个长波电台即是损害中国主权或怀疑赫鲁晓夫另有什么图谋，那么此后不久人造地球卫星满天飞，那不更让人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因此，毛泽东的态度不仅使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感到莫名其妙；这也让1997年参加中美学术机构共同举办的名为“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者感到迷惑：觉得共同舰队问题“给当时的中苏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紧张。现在看来，这种紧张实际上同事情本身并不相符”。故问到会的几位“中苏关系亲历者”，“当时苏方是否做出过努力，向中方解释以消除紧张”？苏方见证人库里克在回答所提问题时介绍说，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实际上首先是由一些苏联军人为对付美国从纯军事角度提出的，而赫鲁晓夫当时也如实向毛泽东作了解释。并且，当时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之间的乌云就散掉了”。赫鲁晓夫赶快说“根本没有乌云嘛”[6]。
当然，从事后毛泽东的许多言行表明，这并没有真正消除其心中的“乌云”。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一些高层会议上，仍然在斥责苏联的“殖民主义”。但是，这种斥责是出自内心的自觉，还是一种有意的渲染？这已属笔者将另行撰文辩析的问题，即属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是否两国领袖个人因素的范畴了，故限于篇幅暂不在此详加讨论。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在当时中国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中，也是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即“认为答应苏联的要求是值得的，可以接受这样的条件”[11]。众所周知，彭德怀不久即在庐山会议上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即便其解职这明显不是主要原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关联。因为它就发生在彭德怀率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归国后不久。据李锐的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所记载，在庐山会议讨论时，因彭曾被赫鲁晓夫称为“国际英雄”，故当时就有人向彭德怀射去一支“恶箭”，即质问其写作“万言书”，“是不是从外国取了经回来了”[12]。
从以上材料和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中苏共建“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的主权危机感是虚幻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至少不是其所说的那么严重；或许至少说这是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毛泽东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如果没有其他个人因素的话）。若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们的思想意识是不能决定历史的发生和发展的。毛泽东用虚幻的国家主权的危机，换取了实在的国家利益的损失。这里我们简单引述一下一位中苏经济交往的中方知情人，叙述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项目和后来苏联“背信弃义”（苏联则指责中方“忘恩负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中国遭受损失的情况，也许不是多余的。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 大大提高了原有工业的水平。此后，中苏双方于1956年4月7日、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先后又签订了三个协定，包括158个成套设备项目。 连同前述的‘156项’，共计304项……苏联向中国提供这些成套设备项目，对于中国基础工业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因关系恶化，则使尚未完成的部分项目中断，并“使我国40多个部门的250 个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状况”[13]。对此，毛泽东只能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掩饰这种后果，以大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来自欺欺人。不过，对毛泽东本人来说，其不能容忍苏联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到底是近代中国的屈辱还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传统的闭关锁国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或还有其他什么个人想法？则有待于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和研究。
其三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所奉行的方针和原则，往往并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
在对外关系中涉及到经济利益，中国领导人以往一般是比较慷慨大方和不斤斤计较的，很注意自己国家的外部形象。这不仅表现在对外援助（如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及第三世界许多小国的经济援助），也表现在接受援助上。如据新近解密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中所见的《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可知，1949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双方在谈到苏联贷款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时，考虑到中国境内仍有内战、困难很大等因素，苏方决定以优于苏联贷给东欧国家贷款年利息2%的条件（即1%），贷款给中国。但毛泽东得知后却打电话给斯大林说1%的年利率太少，要求增加；斯大林笑着对刘少奇说， “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了”[14]。而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毛泽东本来还可以就苏联的军援，特别是空军掩护等方面与斯大林多一点讨价还价的。因为当时苏联为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不可能直接出兵，但又需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扩张进行遏制，所以斯大林急需中国出兵为苏联“打头阵”。然而，为了打消斯大林心中“半个铁托”的疑虑，毛泽东则在尚未获得苏联允诺更多的援助，特别在尚未获得苏联空军的有效空中支援之前，就作出了迅速出兵的决策（此前，周恩来曾秘密赴苏谈判，并向苏方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及种种困难，明显的用意就是多争取一点苏联的援助）；并由毛泽东自己提出“希望以贷款方式”，而不是让苏联无偿提供志愿军需要的武器和装备[ 15～1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史上，对外方针和政策的非意识形态化是从1969年中美关系的缓和才开始的。50年代初“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就是由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的。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营垒分明，使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余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难道倒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能摆到桌面上或能在媒体上进行争论的，首先也是意识形态分歧。而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最具体和严重的表现之一，亦是所谓不点名的与点名的大论战。因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原因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关系问题，我将另有专文论述，故在此也就不展开分析了。
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往比较疏忽国家利益因素，这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也有表现。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时甚至是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畴之内，也是前后矛盾或内外冲突的。如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抑或仅仅是匈牙利事件，中共开始是从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国家独立、领土主权不容侵犯）出发，坚持反对苏联出兵干预；可后来因“匈牙利事件性质”发生变化，又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的立场，坚决要求赫鲁晓夫出兵平乱[17～18]。并且，令一般人感到不解的是，中国领导人为国家利益和领土主权与苏联领导人有好一番较量，可当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195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提了中俄关系史上不平等条约以及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后，将那里的机器设备作为“战利品”搬到苏联等问题时，又被打成“右派”。当然，这后一种矛盾现象，熟悉50年代历史的中国人就知道，这是因为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最初（50年代）并没有在社会上公开，所以当有人竟敢公开提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问题时，自然就被当成了典型的“右派言论”或“阶级斗争新动向”。也因此，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历史学家黎澍曾经指出，在60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因考虑到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一般“不注意研究中俄关系”，甚至“不提或者很少提到沙皇俄国曾经大量掠夺中国领土的不愉快关系”[19]。与此相对应，在中国70～80年代针对苏联外交政策发表的有关文章，也可以经常见到对所谓“民族利己主义”的批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中国政府以及社会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
综上所述，我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主要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矛盾）累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如果非要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种首要的或根本的、关键的因素，那么也不应是两国包括主权问题在内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了中苏关系由盟友走向了敌对，由兄弟变成了仇人。
收稿日期：1999-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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