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当今世界的病态与治疗化解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病态论文,中国论文,当今世界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5)02-0033-08
哲学之思的契机，是对于混沌的事和物的神奇魅力的追究，以及由对于不知的宇宙、人生与社会之道的忧患意识而产生的终极关切的冲动。前昔使人理智地沉思，后者使人痛苦地反省。前者“人之思”是以客体自然为对象，后者“人之省”虽电以宇宙、人生、社会为对象，但以自省自我身心勾重要内涵；前者以追究终极真理为目标，后者以追究价值理想为宗旨。
大体而言，西方传统哲学侧重于前者，中国传充哲学注重于后者。现代中国哲学试图在两者的融突中建构新思维、新体系的和合体。无论是“起原于知识的惊诧”，还是源于忧患的活水，中西方哲学都在求索宇宙人生之道。尽管道的内涵殊异，但天下的大势，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一、儒家哲学的宗教性问题
之所以讲“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因为人类在“轴心期”，各民族的智慧虽独立发展，但思维水平、致思理路、概念称谓大体相似，都是从实用生活经验的体认契入，探究事物现象背后统摄的根源。如中国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印度的地、水、火、风四大，埃及的冷水，古希腊的水、火、原子等。在先民时期，中国已有巫术宗教思想，从自然崇拜到祖宗崇拜再到天（帝、上帝）崇拜。从殷卜辞大量记载来看，殷人以“帝”、“上帝”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风雨变化、年成好坏、战争胜负、筑城建都、王朝更替都由它来决定。商王的祖先神是“上帝”的臣正、工臣，傧敬“上帝”左右。商王把其王权看做上帝意志的代表，“帝立子生商”（《商颂·长发》，《诗经集传》卷8）。这就激起人们对“帝”（天）的思考。既有对天的形而上的追究：“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天对》，《柳宗元集》卷14）“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天何所沓？十二焉分？”（同上）也有对天的形而下的考量，周人要代替商王朝，就必须说明天（帝）命是变化的，不是永远不变的，“天命靡常”，甚至说“天不可信”，但是也讲“天命不僭”。“天命靡常”的原因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以德配天”，“天命”才不僭。周公曾告诫召公（奭）要“敬德保民”，才能使周“祈天永命”。殷纣王无德，于是天授命周代商治理四方，这是对天的形而下现实社会政治主宰力的说明。
西周末到春秋时期，出现疑天、怨天、轻天的思想，冲决了天的神圣性和绝对权威性。“昊天疾威，弗虑弗图”，“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诗经集传》卷5）。对天的否定，即是对人的重视，于是天道下移，人道提升。“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神依人，民为神主，神的地位的失落，使得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从而凸显了人的地位，人成为自己的主人，民成为国家的根本。
天道的人格性被淡化，人道的自主性被超拔。如果说孔子对天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由“畏天命”而“知天命”，把天作为认知的对象，那么墨子的“非命”则肯定了天有意志。儒家荀子发扬孔子“知天命”的思想，把天作为认知对象，从而发掘天的自然性的资源。譬如，孔子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有自身运行的自然规则，四时行、百物生都是自然的。
先秦从人格神的主宰之天到民为神主的人道的提升，再到天的自然化的转变，即主宰之天——人之天——自然之天。由于天的神圣性、主宰性的丧失，天的人性性、自然性的凸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社会演变中，没有形成对人格神之天的宗教信仰。尽管天从《五经》历经孔子到荀子，以及后世诸多儒家的诠释，做了种种宗教化的努力，但没有像佛教、道教、基督教那样成为制度化的宗教，而只是给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园，只是一种起着精神慰藉作用的道德化的宗教。近年来，一些学者把儒教置于文化神学的语境中来审视，认为儒学倡导修身养性，成德成圣，为人开拓了精神生活的底层；追求“立人极”，作为对人的一种终极关切。
尽管我们可以说，儒教与其他宗教相比较，没有把人道如何体现在天道上，也没有把儒教的宗教仪式转变为百姓日用的礼乐，而是淡化了其宗教性和制度性。但我认为其关键在于，儒教没有给每个人（不管是贫富贵贱，还是不同地区和民族）设计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终极关切的价值目标，没有设计启示每个人普遍的敬畏心理的化解途经，没有设计给予每个人所祈求通达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理想境界的选择权利，没有设计怎样解脱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种种烦恼、痛苦的终极途径和方法，没有设计成德成圣所带给每个人切身利害的相关性。
我们撇开深奥的理论、神秘的描述、动听的话语，民众所相信的是：佛教设计人生的三身、三世，因果报应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人都祈求有好报应，而畏惧下地狱的恶报；道教设计人人全性保真，长生不老，羽化登仙，是因为人人都害怕死亡，夭折短命，生离死别，是人人所不愿意的；基督教设计人的始祖亚当、夏娃违反上帝意志，偷吃禁果，而犯有“原罪”，人人畏惧再次犯罪，而不能进天堂；儒教只有改变天命的命定论，不把现世的苦难归结为命该如此，而与现实的道德良心、行为善恶联系起来，为人人打开人的命运的好坏可自由选择的方便之门，给人以改变、选择命运的权利，成德成圣的修养工夫才可以落实到好命运上，从而获得改过从善、超凡入圣的内在动力。归根结底，一切宗教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精神生活。东亚、南亚各国以及香港地区均以儒家为宗教，要想改变儒门淡泊的情境，不破除命运的先定论，不解决命运与现实行为的关系问题，完善宗教性的终极关切，就唤不起信仰的激情，儒教便是一种弱势的宗教，而不能与佛、道、耶共荣。儒教面对此情此景，必须超越自身的局限，反省创新，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
二、当今世界病态的严峻性
人类自18世纪以来，社会工业化即现代化的过程，虽然在科学技术、物质文明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亦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文明与文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殖民掠夺、贩卖黑奴、文明毁灭、自然破坏、战争频繁、人民涂炭。病态的自然、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心理、病态的人际和病态的文明，这就是当下人类的境遇。这种病态现象具有一定的全面性、综合性和深刻性，如何治疗化解，使自然健康、社会健康、心理健康、人际健康、文明健康，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诉求，因为各种病态都给每个人的身心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疾病、烦恼、痛苦和死亡。当今世界，人人都畏惧生病，也畏惧自然、社会、心理、人际、文明生病，其间是互动、互渗的。因此，每个人祈求自己的健康，无疑也祈求自然、社会、心理、人际、文明的健康。
一是自然病态和生态危机。由于人对自然的征服，自然已千疮百孔，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地球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社会文化系统需要的无穷性，人类消费欲望的无限性等，造成了生态危机。臭氧空洞的扩大、生存环境的污染、淡水资源的缺乏、人口爆炸等而导致疾病肆虐，严重影响人的健康。自然病态必然带来人的病态。
二是社会病态和社会危机。由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价值观念的冲突，社会贫富差别的不断扩大，社会强势与弱性群体的不和谐，从而带来战争动乱、恐怖反恐、贩毒吸毒、谋财害命、假冒伪劣，直接危害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造成多名婴儿死亡和患病。中国高血压患者已达1.6亿人，占成年人口的18.8%；糖尿病患者约为5000万，并且每年以150万～200万人的速度递增。[1]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一份年度报告称，美国凶杀案的数量有所增加，去年一年有超过16500人被谋杀。[2]
社会病态对人的健康造成极大损害。中国亚健康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发出警告：“中国的健康问题正在转型，大量慢性疾病正在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他一些西方危险疾病也正加速发展。同时，每年因疾患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14000多亿元，相当于每年消耗我国GDP的14%还多。”[3]据对我国16个百万人口城市亚健康率的调查发现，北京高居榜首达75.31%，上海73.49%，广东73.41%。中国科学院的调查发现：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并且早死现象正在加剧；25岁～59岁人群中，女性死亡率为10.4%，男性死亡率达16.5%。同时，我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老年人口将增加2至3倍；慢性病人也会比现在翻几番，显见中国人身体健康的严重性。中国亚健康人群已超过7亿，高收入人群的过速老化趋势已超过欧美国家，其危害性已被医学界认为是与艾滋病并列的21世纪人类健康的头号大敌。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公布了一项预测性调查，全世界亚健康人口的比例已达75%，真正健康的只有5%。这确已成为人类生命的头号大敌。[3]
三是心理病态和精神危机。由于心理在多元价值目标的追求过程中权衡利弊得失时，因使用了相反甚至矛盾的意义标准而导致冲突，当冲突久久不决，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心灵的信仰支撑或本体承诺时，精神便陷于存在危机，进而出现病态心理。如生活中精神不振，情绪低沉，反应迟钝，失眠多梦，以及烦躁、焦虑、紧张；在生理上感到疲劳、乏力、心悸。
根据中国科学院调查：有30%以上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心理疾患，其中约10%已相当严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对学习喜欢的态度，小学生只占8.4%，初中生只占10.7%，高中生低到4.3%。[3]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嫉妒心强弱做了调查，他们对工人、国家公务员、私有经济部门职员、机关领导、大学生、失业者、退休人员七个社会群体的1400人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嫉妒心最强的是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尚未取得成功，他人的成功令他们懊丧，感到自身价值不足。关于产生嫉妒心的原因：1/3的人认为是天性使然，18%的人归咎于教育，22%的人认为是沉重的生活负担，少数人认为与教育及整体文化水平有关。[4]对重庆市高校1300多名大学生所做的调查表明，有自卑心理倾向的学生高达47.2%。[5]自卑就是对自己的智力、学习能力及学习水平做出偏低的评价，总觉得不如别人，进而悲观失望、丧失信心。
四是人际病态和道德危机。由于个人功利要求的合理性，多种功利目标的竞争性，满足功利要求手段的有限性，功利成果分享的不公平性，当个人合理功利要求在有限的手段系统内无法满足时，人与人之间便产生利益冲突。当通过激烈竞争而达到的功利目标被不相关的人分享时，人与人之间便会出现道德危机。当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性发生冲突时，便加剧了道德病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金钱高的价值取向，拜金主义，惟利是图，不择手段，重利轻义。心德、身德、家德、国德、官德、民德、师德、医德、学德等，都受拜金主义病毒的污染而发生病变。
五是文明病态和价值危机。20世纪是文明冲突的分析时代。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怀特的《分析的时代》对这个病态世纪的症状已有描绘，但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意识作祟，而有其偏颇。由于文明在交往、传播、扩张过程中，当一种文明越出自己诞生的局域和作用界面，以原有的方式同化、兼并甚至取代、消灭其他局域和作用界面时，往往发生文明域的冲突，并引发价值毁灭的意义危机。
现代文明冲突因西方工业革命、世界科技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加剧。一场以霸占自然环境、掠夺生态资源、奴役土著居民和抢劫文化财产为进攻性战略目标的文明冲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贯倡导家族集体主义、自然和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东方文明，扮演了被征服者的痛苦角色。一百多年文明病态的历史表明，文明病态的病毒是由生物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全球霸权主义构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潜伏在人文价值系统内的生存型病毒(Ex-istence virus)，受其感染，不仅无数的土著居民和妇女儿童，被以“野蛮”、“弱质”、“劣等”等借口惨遭虐待或杀戮，而且连那些自诩为“文明”和“优等”的征服者，彼此之间也爆发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战争。文明病毒的流行亦加重了其他病态的发展。
治疗和化解这五大病态，消除对五大病态的畏惧，建设当今自然健康、社会健康、心理健康、人际健康、文明健康的世界，保卫全地球健康而不使其走向毁灭，这是全人类的职责。
三、世界病态治疗化解之道
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智慧、能创新的民族，她保存了世界上最丰富、最全面、最详尽的各方面珍贵资料。现存的15万余片甲骨文、众多的简帛以及经史子集，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规则、原理以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具有极大启迪价值的资源。如果认真梳理和总结中国哲学的原理、规则和方法，那么，中国独特的理论思维将会大大丰富和提升人类的理论思维水平。十分遗憾的是，以往西方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由于其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对弱势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并没有加以认真的研究，即使是引用中国历史文化哲学资料，也是采取“六经注我”式的诠释方法，只是依据西方的历史文化哲学资源、经验和实践，概括出哲学社会人文科学的原理、规则和方法，而没有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当今如何治疗化解自然、社会、心理、人际、文明的病态，是世界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1．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如何治疗化解自然病态、消除生态病毒？人们以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作为对症下药的良方，并在中西哲学比较中以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与西方的“主客二分”的理论思维相区别。为了回应自然与人冲突所造成的自然病态，往往把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诠释为人与自然的合一、融合。当然，这样的诠释也非杜撰，老子、庄子、荀子也都有以天为自然的意蕴。在殷周之际，天与人是感通的，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此“天”并非指自然，而是指有意志的人格神之天，人是指道德意义上的人。到了春秋时，随着疑天、骂天、咒天思潮的兴起，天人也出现了分裂，于是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天人不相及。《郭店楚墓竹简》也讲：“有天有人，天人有分。识天人之分，而智所行矣。”[6]孟子试图通过心性的内在超越而达与天相通，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但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天有天的职能，人有人的职能，不能代替。“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同上）推崇天而思慕天和顺从天而赞美天，哪里比得上把天当做物来畜养而控制它和掌握天的变化而利用它。唐代柳宗元提倡天人不相预，刘禹锡在柳氏基础上提出“天与人交相胜”。他们都是以天人相分为前提的。
韩愈在与柳宗元辩论天人关系时，已体认到天与人的严重冲突。他以人虫之喻说明虫与物、人与天地自然的仇敌关系。他说：“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雠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窽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悻悻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天说》，《柳宗元集》卷16）因此，韩愈主张：“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雠也。”（同上）人征服天地自然的过程，犹如虫食啮、攻穴物体。换言之，人祸害天地自然，与害虫祸害物体是一样的。害虫的繁殖是物的仇敌，人口的繁殖是天地自然的仇敌，消灭害虫大有功于物，减少人口生产，使之“日薄岁削”，则大有功于天地自然。韩愈是自然保护主义者，他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对天人关系有这样深刻的体认，具有超前性。
人是天地自然的消费者，人为了生存，必然对天地自然构成损害，造成天人对立。这一点韩愈已体认到了。而“天人合一”在实践上又不能给出不破坏天地自然的途径和方法。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认为，治疗化解自然病态的理念应是“和实生物”的和生思想，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观念。
如何化解天人对立、治疗天地自然的病态？史伯在与郑桓公的对话中提出了如何“成天地之大功”的问题。他说：“虞幕能听协风，以成物乐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国语·郑语》）其意是说，虞幕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韦昭注）；夏禹能熟悉水性，因地疏导，“使万物高下，各得其所”；商契能了解民情，因伦施教，使百姓和睦，皆得保养；周弃能够播种百谷，繁育蔬菜，让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虞幕、夏禹、商契、周弃治疗化解人与天地自然的冲突的方式：一是要熟悉、体认人与天地自然对象的本性，如“知和风”、知水性、了解民情；二是要顺其自然，尊重人与天地自然规则，如因时顺气，因地疏导，因伦施教，而不违反自然规则；三是万物高下，各得其所，并育不害，和乐生长；四是增强人的物质生产能力，播种百谷，繁育蔬菜，丰衣足食，以减少人对天地自然的掠夺；五是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百姓和睦，皆得保养，以减少人祸对天地自然的损害。
天人之间的和合生意的和生，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以他平他”是指“阴阳相生，异味相和”，换言之，天人相生相和，而不相悖相害，自然万物才能和乐生长。和生的要旨是天人都协调地和乐生长，犹如“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同上）。人的口、体、耳与自然的五味、六律达到一种和谐，才是一种美味、美声。晏婴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也说明“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左传·昭公二十年》）。和羹如天人和生，水、火等为天地自然之物，人类应使自然在其发展过程中获得和乐生长，便要燀之、和之、齐之，济不及，泄其过，使自然协调、和谐地发展，而不是征服、祸害天地自然。这样才能达和生之境，治疗化解自然病态。
2．君子和而不同
如何治疗化解社会病态、消除社会病毒？以往惯用西方主客二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和方法，以为这样就能治疗化解社会病态，甚至立竿见影。岂不知此消彼长，甚至此消彼亦消，如“文化大革命”引发了社会动荡，经济亦趋崩溃，抓了革命，生产也促不上去，人民不能安居乐业。
周幽王八年，郑桓公为司徒，他与史伯谈论周的社会弊病和衰亡的原因时，史伯说：“《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今周幽王排弃明智有德之臣和贤明之相，宠爱奸邪昏庸、不识德义的人，去和而取同，而造成社会的弊病和病态。为什么说去和而取同会造成社会病态？史伯论证说：“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专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同上）弃和而专同，毁灭多样而强调一，独断专行，而不听取不同意见，必然产生社会病态。
晏婴则从和羹、和声、和味来说明治理国家社会，要实行和政，而不是专政。譬如君臣和谐，应该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左传·昭公二十年》）。鼓励从各个不同角度、层面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而后加以综合、融合，使可否方案、设想得以完善，这就是“和”。这样，政令不违礼制，人民也不会违犯政令，政明民和，社会健康无病。
孔子面对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病态，总结史伯、晏婴的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主张。和与同的紧张，即是君子与小人、明君与昏君的政治、行为、思想、人格的区别。《论语·学而》记载：“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先王以“和为贵”为最美好的道理。“和而不同”是尊重各种不同意见和利益，不因不同意见、政见而结党营私，为害国家人民。一个家庭内有大人小孩、男人女人的不同，一个国家有地方与中央、众多民族的不同，和就是要尊重其各不相同，各得其所地和睦和处。倘若党同伐异，实行专同，社会就会分裂，发生病变。家和万事兴，国和万物成。
就国际社会而言，其病态有加剧的趋势。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近千个民族，6600种语言，各国家、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字语言、审美情趣殊异，而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此多极世界中，不能搞“同而不和”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制裁主义，推行专同的价值观、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否则就会导致战争暴力，而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大批无辜生命遭杀戮。各国只有遵循“和而不同”的和处原则，国际社会才会是安全的、和平的、合作的、发展的健康社会。
3．中和、养心与乐道
如何治疗心理病态、化解精神危机？这是当前世人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儒家提出“中和”、“养心”、“乐道”的思想，具有效应性。“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章句》）未发的心理状态，是寂然不动的中，没有偏向性；已发而合乎节度，无所乖戾病态，称为和。中和心理就是一种健康的心理，也是一种大本达道。朱熹注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中庸章句·第一章》）。守中之心无偏倚而不失，谨和之精应物无差谬而不然。心理保持“中和”，既能戒惧而制约自我，又能慎独而不被外物所蔽，心正气顺，心理和乐，以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之宏大心胸，容纳万事万物，一切个人的烦恼、孤独、苦闷、焦虑便荡然无存。
“养心”的第一层意蕴是“不动心”，富贵利禄都不动心，以保持心的宁静和谐。公孙丑问孟子：“不动心有道乎？”孟子回答说：北宫黝培养勇气，肌肤被刺不颤动，眼睛被戳不眨眼。“养心”的第二层意蕴是对于正义的把握和体认，是积善集义所生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使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等都合乎道义而无弊病，保持心理世界的和谐。“养心”的第三层意蕴是“求放心”。人由于受世俗世界的污染、诱惑，丧失了善良的本心而患病，“求放心”就是要把善良的本心找回来。“养心”的第四层意蕴是“养心莫善于寡欲”。人内心私欲太多，心理压力太大，而造成心理病患。老子主张“见素抱扑”、“少私寡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欲望膨胀，就会扰乱心理，扭曲人性，破坏心灵的宁静、平衡与和谐。
儒家、道家认为，治疗化解心理病态，应培养乐道精神，保持心理和乐。孔子赞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不以贫穷累其心而改其所乐，颜子所乐是乐其道。乐道既是使人心若谷，无所忧愁，也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情怀。“与民偕乐，故能乐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与民同忧乐，以国家、人民、人类的忧乐为忧乐，即是对国家、人民、人类的爱，在此和爱情境中，一切心理的病态都可得到治疗化解。
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何治疗化解人际病态以及道德危机？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设计了种种方案，提出了多元的原理、学说，如儒家孔孟的仁爱论、墨家的兼爱论、道家的自爱论、杨朱的贵己论、韩非的自利论等。儒家以“仁”道观念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仁者，爱人”，就是把爱人作为仁的出发点，并以仁、义、礼、智、信、恭、宽、敬、敏、惠作为仁统摄下的治疗人际病态的指导原则和规范道德危机的行为规则。这种指导原则和行为规范，经墨子的修正、补充、完善和孟子的发挥，成为中国古代治疗人际病态的主导的理论形态，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深层动力，以及内在的凝聚力与外在同化力的活水。
孟子认为，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形成健康和谐的关系，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恻隐的、慈悲的、怜悯的同情心是人的本心，它不受世俗的名誉、利益、交情的诱惑，而具有普遍的价值。治疗现代人病态，一言以蔽之，就是应如墨子所说的“人与人相爱，而不相贼”（《墨子·兼爱中》）。只有这样，才能人人“己欲立而立人”，形成和谐的人际氛围，人人互相尊重，平等地和谐相处。
如何具体治疗化解人际病态及道德危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提出：一是修身为本，先人后己。《大学》认为，人的道德修养要达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做到“八条目”，至关重要的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要诚意、正心，然后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就需要从自我做起，利益在前，先人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与人的交往活动是社会的基本交往活动。孔子主张“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应严格要求自己，检讨自己的偏失，而不计较别人。在视、听、言、貌、思、情、行诸方面都要严于律己，并经常反省自己，“君子慎其独”。三是平等待人，推己及人。在中国文化中，恕道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根本原理。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章句》）“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恕道是诉诸自我内在的道德情感，以善意与人相处。简言之，恕便是推己及人，是济人济物之德，是人际间和立共存。
5．泛爱众，兼相爱
对于当今世界是否存在文明冲突，虽有不同看法，但多元文明的存在，不免出现冲突现象，其中意蕴着宗教的、价值观的因素，但战争、冲突的原因是复杂的，最主要的是由政治的、经济的因素引起的，它给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从全球视野来看，绝大多数不同文化间并没有因文明不同而发生冲突。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既不是发展趋势，也不是必经之路，人类社会要走向文明健康，其前景是文明和合。春秋时史伯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国语·郑语》）和合的价值导向是保养、保卫百姓，即是对人民的一种爱护。儒家孔子主张“泛爱众”，讲“仁民爱物”，张载主张“民胞物与”，就是把仁爱由己推及别人，推及万物。
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出发，认为和合是人与人、家庭、国家、社会间关系的根本原理、原则。“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至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若父子兄弟相互怨恨，互相使坏，推及天下百姓，亦互相亏害，国家就会离散消亡。和合能使国家、社会疑聚在一起而不离散，和合也是国家、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教训其臣，和合之。”（《墨子·兼爱中》）和合是调节、协调、化解冲突的聚合剂。墨子主张兼爱，要求人们像爱自己的父母、国家一样去爱别人的父母、国家，认为这样就能够营造一个和平而没有战争，和谐而没有冲突，相爱而没有怨恶，团聚而没有离散的和合世界；反之，“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同上）。综观当今世界，强国胁压弱国，大国劫掠小国，富国欺侮贫国，贵者轻视贱者，狡诈者欺骗老实者，从而造成国家、民族、宗教间的怨恨，文明的冲突。
管子认为建构和合世界，需要提升人的道德。他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偕，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管子·兵法》）人民有了道德修养，便能和合，和合所以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相伤。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各文明之间，若都能按照墨子、管子所讲的和合和爱去实行，文明的冲突就可以化解，文明的病态就能得以治疗，世界各文明之间就可以和处和立，和达和爱。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也是一个爱智慧的民族。她的智慧之光，照耀中国大地，创造了古代文明，也与世界文明相辉映。当今世界，人们迫切祈求健康（自然健康、社会健康、人际健康、心理健康、文明健康，最终落实到人人身心健康），最畏惧、最害怕生病（自然病、社会病、人际病、心理病、文明病，最终落实到人的身心病）。中华民族的智慧，为治疗化解人类所面临的这些严重病症提供了宝贵的智慧理念，以及切实的实施方法。和合是治疗化解上述严重病症，解除种种烦恼痛苦，通达健康和乐之境的智慧理念和实施方法，和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境界。其实，任何宗教和哲学的终极理想境界，如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道教的神仙世界，儒家的大同世界，基督教的天国，都是无杀人（战争）、无偷盗、无说谎、无奸淫的和生和处、和达和爱的和平、幸福、快乐的世界。因此，世界各宗教、哲学在其终极理想境界上，都是相通相似家族，实无必要兵戎相见，以暴易暴，以怨报怨，否则则实与各宗教、哲学的原旨相背离。
［收稿日期］200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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