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别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西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差别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会遇到部门或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幅员辽阔的国家还常常发生经济重心在地区间转移的现象。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在部门或地区间有所侧重，实行某种倾斜政策，以期经济能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得以起飞。地区间的不平衡往往影响国内市场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甚至成为政治生活中关注的焦点。存在地区差别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就巴西这方面的情况作一简要分析。
一
按照经济地理区域划分，巴西可分为东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南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从殖民时代开始，巴西大部分人口一直聚居于这个国家的东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本文着重分析这两个地区）。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东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目前，东南部地区是巴西最发达的地区，是全国工业和矿业中心。圣保罗州的工业（如通用机械、电机、运输设备等工业部门）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矿业（如铁、铝、石墨、黄金、钻石等）在全国的工、矿业部门中占居相当重要的地位。该地区的农业也居全国首位。东北部地区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大部分人口和大城市主要集中在该地区东部沿海地带。主要工业部门是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农业技术水平低下。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向其他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对巴西各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国民收入分布状况、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状况作一对比，可以发现各地区间经济生活的巨大差距。
对巴西各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作一对比。1970年、1980年和1991年，各地区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北部地区占3.9%、4.9%和7.0%；中西部地区占5.4%、6.4%和6.4%；南部地区占17.7%、16.0%和15.1%；东北部地区占30.3%、29.9%和28.9%；东南部地区占42.7%、43.4%和42.6%。[①]
对国民收入的分布作一对比。1970年、1980年和1985年，各地区国民收入在全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北部地区占2.0%、3.1%和4.4%；中西部地区占3.8%、5.5%和6.2%；东北部地区占12.2%、12.0%和13.5%；南部地区占17.5%、17.0%和17.7%；东南部地区占64.5%、62.5%和58.2%。[②]
从列举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70年代以后东北部地区的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30%左右，但其所占的国民收入份额仅为全国的13%上下；占全国总人口43%的东南部地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则保持在60%的水平上。[③]
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方面，差别十分明显。1970年、1980年和1990年，各地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北部地区占2.2%、4.3%和5.5%；中西部地区占3.8%、5.4%和5.7%；东北部地区占12.1%、13.8%和15.9%；南部地区占17.4%、17.1%和16.7%；东南部地区占65.0%、59.4%和56.2%。[④]
工业生产方面的不平衡比GDP的不平衡更为明显。1959年、1970年和1985年各地区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分别为：北部地区占1.7%、1.1%和4.0%；中西部地区占0.8%、0.8%和2.5%；东北部地区占8.3%、7.0%和12.1%；南部地区占12.3%、12.0%和15.7%；东南部地区占76.9%、79.1%和65.7%。[⑤]虽然70年代到90年代东北部地区的GDP从相当于东南部地区的不到20%增加到近30%，工业生产也从10%左右上升到近20%，但东北部地区在总体水平上的巨大失衡仍是巴西经济地理的一大特色。
在各地区的实际收入水平方面，东北部地区与东南部地区的差距非常大。以1989年的月收入为例：东北部地区的月收入为107.10美元（其中男子的月收入为169.46美元，妇女的月收入为48.97美元），东南部地区的月收入为265.28美元（其中男子的月收入为413.25美元，妇女的月收入为126.83美元）。[⑥]
在巴西城市化进程中，东北部地区城市贫困化程度最为严重。1989年，巴西全国九大都市地区贫困人口比重平均值为28%，而东北部地区城市贫困人口则占40%。这里我们仅对各地区的识字率和供水排水系统方面的不均衡状况作一比较。1970年、1980年和1988年，五大地区的识字率分别为：北部地区占54.3%、61.1%和80.2%；东北部地区占39.2%、47.7%和56.7%；东南部地区占71.6%、79.2%和83.6%；南部地区占70.1%、80.1%和83.8%；中西部地区占57.0%、67.9%和77.5%。1970年、1980年和1986年各地区在供水系统及排水系统中不平衡状况的比重分别为：北部地区占19.2%、39.2%和81.9%及占8.8%、20.4%和51.8%；东北部地区占12.4%、31.6%和47.4%及占8.0%、18.2%和28.2%；东南部地区占51.6%、72.6%和84.6%及占43.9%、63.5%和71.3%；南部地区占25.3%、52.0%和65.4%及占20.1%、40.3%和55.1%；中西部地区占19.9%、41.7%和58.8%及占15.5%、21.8%和29.6%。[⑦]
从收入水平和其他社会生活指标来看，东北部地区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南部地区。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东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从未发生重大改变。东北部地区人均收入仅相当于东南部地区人均收入的1/3（如1939～1940年为34%，1949～1951年为28%，1958～1961年为32%，1968～1970年为32%）。[⑧]
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部门中，各地区在全国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是十分不均衡的。1949年、1959年、1970年、1980年和1985年，农业部门的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北部地区占1.6%、1.7%、2.3%、5.0%和6.5%；东北部地区占18.7%、21.0%、20.9%、19.5%和20.6%；东南部地区占54.2%、43.7%、40.0%、34.7%和38.3%；南部地区占22.2%、28.8%、29.6%、29.5%和27.1%；中西部地区占3.3%、4.8%、7.2%、11.3%和7.5%。同期，工业部门的收入在全国工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北部地区占1.0%、1.7%、1.3%、3.0%和4.0%；东北部地区占9.4%、8.3%、5.6%、9.5%和12.0%；东南部地区占75.4%、76.9%、80.6%、69.0%和65.8%；南部地区占13.5%、12.3%、11.7%、16.2%和15.0%；中西部地区占0.7%、0.8%、0.8%、2.3%和3.2%。在上述五年中，服务业收入在全国服务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北部地区占2.0%、2.2%、2.3%、2.8%和3.6%；东北部地区占13.1%、13.0%、12.1%、12.4%和13.5%；东南部地区占70.7%、69.1%、65.8%、62.9%和58.2%；南部地区占12.9%、13.8%、16.0%、15.1%和16.2%；中西部地区占1.3%、1.9%、3.8%、6.8%和8.5%。[⑨]
由于工业部门的增长快于其他部门的增长，且工业部门大多集中于城市地区，所以，50年代至70年代的工业化进程使经济活动的集中化程度进一步提高。1970年，东南部地区工业部门的收入已占全国工业总收入的4/5。虽然农业部门的集中化程度低于工业部门，但农业部门的地区间收入不均衡状况却最为严重，即东北部地区按人口比重计算不仅其工业份额较小，而且其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也大大低于东南部地区。从总体上看，在三大部门中，东北部地区40多年来所占份额变化不大。80年代以后，东南部地区份额缩小，而北部地区、南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份额却有所扩大。
最后，对东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三大部门在巴西GDP和经济活动人口（EAP）中的比重作一比较。
在农业部门中，1950年东北部地区的EAP占全国EAP的24%，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5.7%；1980年，这个地区的EAP占全国EAP的13.2%，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仅为1.9%。也就是说，EAP的份额与GDP的份额之比由1950年的24∶5.7上升为1980年的13.2∶1.9。这说明该地区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下降。80年代以后，其情况才有所改变。而同期东南部地区EAP的份额与GDP比重的份额之比分别为21.4∶16.5和7.7∶35。从中可以看出该地区EAP的份额虽然也大于GDP的份额，但其差别却远比东北部地区小。
在工业部门中，东南部地区的EAP在全国EAP中的份额比该地区在GDP中的份额小得多，而且其二者份额之比从1950年的8.7∶15.2下降到1990年的12.9∶26.4。这表明其生产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在80年代以前，东北部地区EAP的份额一直大于GDP的份额，直到80年代才略有改观。
在服务业中，东北部地区的EAP份额与GDP份额之比在1950年差别不大，但在其后的年份差别不断扩大，到1990年二者之比为12.4∶6.6。而80年代以前，东南部地区EAP的份额比GDP的份额要小得多，其生产率大大高于东北部地区。进入90年代以后，二者之比几乎持平，但其生产率仍比东北部地区高。[⑩]
二
在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宗主国最初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巴西东部沿海的森林地带。从大西洋沿岸热带森林盛产的巴西红木中提取的红色染料曾畅销欧洲。当葡萄牙人将甘蔗引入巴西以后，巴西又出现了一个蔗糖业繁荣时期。欧洲市场的大量需求以及东部沿海地带的优越条件（如建筑用的木材，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便利的交通和土著人的劳动），构成了这一时期巴西经济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时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巴西沿岸四个地区：以累西腓为中心的丛林地带；以萨尔瓦多为中心的巴伊亚雷贡卡夫地区；以里约热内卢为中心的瓜纳巴拉湾地区；圣路易斯城的马拉尼昂湾地区。值得注意的是，除里约热内卢外，其他三个地区处于巴西东北部地区，换言之，殖民时代早期巴西的经济生活是在这里起步的。
17世纪，葡萄牙人开始离开狭长的沿海地带，不断向内地进发：剿灭印第安人，探寻金银财宝，建立大型养牛牧场。这些牧场提供役使牲畜、皮革和肉类，逐渐使养牛业兴旺起来，养牛业成为当时除蔗糖业以外的另一主要经济部门。役使牲畜提供的交通运输能力，使生产活动进一步向内地纵深发展。至17世纪末，巴西形成了两大天然牧场，即东北部地区的森林和南部地区的草原。经济生活的地域扩大了。
18世纪初，米纳斯吉拉斯金矿的发现，标志着巴西黄金开采时期的开始。蔗糖生产需要在土地和资金方面具备一定条件，淘金却可以白手起家。这一时期葡萄牙向巴西移民的规模远远超过此前两个世纪的水平。在矿业中心周围诞生了一系列中小城镇，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膨胀起来，加之大量矿产品的外运，巴西东北部、中部和南部的经济联系逐步形成。为了控制黄金生产和走私，葡萄牙王室将殖民当局移至里约热内卢——巴西最大的出海港口，使其成为殖民地商业经济最重要的中心。与此同时，圣保罗也直接从米纳斯吉拉斯的矿业活动中获益，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役使牲畜的集散中心。
掠夺性开采的“黄金热”到19世纪已经衰落，而18世纪巴西北方引进的咖啡逐渐南移，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巴拉那等州相继成为主要咖啡产区。黄金开采时期积累的商业资本为使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巴西帝国的重要标志准备了条件。商业资本、奴隶劳动加上适宜的土壤、气候条件，使在巴西经济史上出现了咖啡繁荣时期。种植园从沿海地带（瓜纳巴拉湾）迅速向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之间的走廊——伯拉伊巴谷地扩展。最初的运输工具——役使牲畜最终被铁路取代。铁路运输既提高了机动性，增加了货运量，又降低了成本，使各地种植园与输出港连成一体。同时，铁路运输还有助于开辟新的种植园，为农业生产输送奴隶劳动力，使现代化的生产深入腹地。南部地区的牧场开始向咖啡种植园供应肉类，南部沿海地带开始种植小麦和葡萄。
由于甘蔗种植业严格局限于沿海地带，东北部地区的棉花种植业成为更具经济活力的生产活动。当美国内战使北美对欧洲的棉花供应陷于中断之时，巴西东北部地区出现了种植和出口棉花的高潮期。巴伊亚的烟草和可可也是东北部地区的重要输出产品。但是，随着东南部地区咖啡种植和出口突飞猛进的发展，东北部地区逐步成为向咖啡种植园输送劳动力的地区。
事实上，东北部地区的人口直到1872年还居于全国各大地区之首。从1872年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末以来，巴西人口重心南移，这一趋势一直持续至今。1872年，东北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6.7%，东南部地区为40.5%；到1900年，东北部地区已降至38.7%，而东南部地区升为44.8%。[(11)]
1889年，巴西总人口已达1400万，大多居住在沿海地带。商业贸易额已达5000万英镑。连接沿海各地的铁路有9000千米。电报线为1000千米。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集中于咖啡产区。围绕咖啡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而建立起来的商业网络和金融机构，使咖啡业主逐步壮大成为一个咖啡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和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出现也促使国内市场发展起来。发展工业的基本前提已经具备。被称为“上校共和国”的第一共和国（1889～1930年）诞生了，这是一个以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大地产拥有者为主导的国家政权。
19世纪末逐步形成的巴西国内市场，打破了各个地区各自输出农产品和输入制成品的格局。巴西国内城市地区的中小企业已开始满足国内消费者对制成品的部分需求。在沿海大城市，工业生产发展更为迅速。20世纪初，里约热内卢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是经济资本化的条件。1870年以后，欧洲移民不断涌入圣保罗咖啡产区，成为雇佣劳动力。1886年有3万移民进入巴西。1888年移民数猛增至13.3万人。此后若干年每年都维持在10万人的水平上，大部分移民来自南欧。[(12)]移民促进了南部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东南部地区咖啡产区的劳动力供应。
随着圣保罗州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咖啡种植业的不断发展，地区分割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咖啡业的进一步繁荣促进了国内地区间的贸易，东北部地区的糖、南部地区的猪油和葡萄酒、里约热内卢的纺织品等商品，通过交通网络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各经济“孤岛”。咖啡繁荣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内地区间的联系网络，营造了适合工业生产的外部经济条件，与过去的农产品出口型的商业经济已有所不同。
在咖啡产区内形成的工业生产基地，也促使农业生产导向由出口转向为工业中心服务。巴西工业发展的特殊条件特别有利于咖啡产区的工业集中。虽然这一时期初级产品的出口结构由于亚马孙的橡胶和巴伊亚的可可输入而或多或少地具备多样化的色彩，但咖啡出口居于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在咖啡产区出现了一系列加工生产的工业基地以及城市商业中心。东南部地区作为巴西经济重心和人口主要聚居地的局面逐步形成。
1929年的大衰退使咖啡业进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阶段。纽约市场的咖啡价格从每磅（1磅合0.4536千克）23美分下跌到8美分，致使大批咖啡业主负债、破产和失去土地。然而，咖啡产区已经为工业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城市和产业部门的消费需求，咖啡生产者的商业利润，国家提供的优惠信贷、关税保护，城市劳动力的供应，进口能力以及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食品和其他消费品。因此，消费品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迅速发展。1907年巴西第一次工业普查显示，在册企业已有3258家，雇佣工人15.08万人。工业主要集中在里约热内卢（33%），圣保罗（16%）和南里奥格兰德（15%）。1920年，工业企业已达1.33万家，工人27.55万人。
1930年以后，巴西实行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城市为基础的内向型工业发展，即进口替代工业化。当然，工业增长主要出现在圣保罗，在较小程度上也出现在里约热内卢。大部分政府直接投资（工业、交通、能源）集中于东南部地区。外资也加紧向巴西市场渗透，主要在圣保罗周边地区投资设厂。
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主要是以本国生产的日用必需品代替进口产品。5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电视机、电冰箱、汽车和无线电设备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60年代，机床、动力设备和造船等行业也相继发展起来。这是一个生产集中的加剧过程。例如，至1970年（企业职工在25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2%，但集中了全部劳动力的51.9%，产值的61.1%。地区集中程度也持续加强，圣保罗州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40年的38%上升到1978年的58%，如果加上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的产值，则占全部工业产值的77%。[(13)]
三
巴西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长期以来一直与各地区初级产品的出口结构和周期密切相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一种产品常常为某一地区带来一段时间的繁荣。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作为工业化进程起步地区和动力的东南部地区，长期成为巴西经济的重心，并形成了与历史上产品周期繁荣现象不同的状况：地区间的不平衡和差距趋于固定化、长期化甚至扩大化。
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贸易交往对各自的增长和收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发达地区制成品价格和收入的弹性较高，而落后地区初级产品价格和收入的弹性却较低。由于收入弹性的作用，收入的增长将使落后地区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由于价格弹性的作用，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将带来价格的略微下降和需求的大幅上升，而对落后地区而言，却导致价格的大幅降低和需求的有限上升。结果，通过贸易交往，落后地区的增长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实施之前，巴西东北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出口蔗糖、棉花和可可等初级产品，并从国外进口制成品。进口替代政策实施并不断强化以后，东南部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而东北部地区的地位却日益衰落了。东北部地区仍在出口初级产品，但所需制成品却必须按贸易保护政策的要求从本国东南部地区输入。由于本国新建企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口商品更高，东北部地区的贸易条件必然日趋不利。事实上，东北部地区正是以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补贴”了东南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上述情况在50年代最为明显。东北部地区的出口额平均值从1948～1949年的1.65亿美元上升到1959～1960年的2.32亿美元，而同期进口额平均值却从0.97亿美元下降至0.82亿美元。正是由于联邦政府推行的工业化政策导致东北部地区外贸顺差的扩大。因为东北部地区工业化步伐远非东南部地区那样迅速，输入的制成品恰恰是贸易保护政策严格限制的产品，这样，正如富尔塔多在其1959年所写的《东北开发委员会》报告中所言：“东北部地区没有用尽它出口的外汇所得，约40%的外汇所得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在同一份报告中，富尔塔多列出了1948～1959年东北部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相互贸易数字，除1956年以外，东北部地区在所有其他年份都入超，特别是50年代后半期，东北部地区的内部贸易赤字还在增加。[(14)]
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也是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但它的作用和影响却是双重的。1872年以后，巴西东南部地区是内部移民净流入地区，而东北部地区则是净流出地区。巴西内部移民规模逐年扩大，1900～1920年移民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2%，1950～1960年上升至5%；1940年的移民比重为3%，1970年则达到11%。[(15)]
收入差别和交通运输费用的降低是掀起移民浪潮的主要原因。那么，内部移民对地区间收入差别有何影响呢？
一般来说，有一定技能或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的移民倾向更强一些。从受教育的程度来看，在净流出地区，移民是当地那些受过较长时间教育的居民；而在净流入地区，移民的教育水平又低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平。从较高素质劳动力流失的角度看，移民的增加有损于落后地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人口流动也可以对落后地区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的地区，移民有助于缓和就业压力，甚至提高人均收入。一份有关净移民规模与各州人均收入的增长的研究报告显示，50～70年代，收入增长与各州的净移民规模是逆相关的，即接受移民各州的人均收入增长较慢，而输出移民各州的增长较快。[(16)]这说明，一股股从低收入各州涌入高收入各州的移民潮本身虽并不能抵消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区间的巨大差别，但50年代以后的移民浪潮似乎对地区人均收入的差别也起了一定程度的减缓作用。与此同时，从保证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从而降低劳动成本的角度讲，大量移民的输入可使发达地区受益；但是，从发达地区的就业压力、服务设施的保障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角度看，移民涌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巴西是一个城市化程度极高的发展中大国（1989年城市人口比重接近75%），“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现象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地区间的差别，同一都市地区的两极分化也许同样构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甚至比地区差别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巴西各州政府提供给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对比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巴西资本流动的格局。圣保罗州倚仗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全国最庞大最富有的消费市场以及熟练的劳动大军，一直是内外投资者的首选地区。州政府对其自身的优势可谓踌躇满志，长期以来一直拒绝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条件。里约热内卢州在争取资金时也仅仅着重强调自身优越的基础设施条件。米纳斯吉拉斯州不参与竞相提供优惠的争取资金大战，如同圣保罗州一样，它只提供有限的开发基金。从设在东南部地区三个州的世界主要汽车厂家的名称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在资本市场的竞争中独占鳌头，这些汽车厂家包括在圣保罗的本田和丰田（日本），在里约热内卢的大众（德国），在米纳斯吉拉斯的菲亚特（意大利）、奔驰（德国）和雷诺（法国），等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东北部各州则纷纷提供各种优惠的投资条件，如10年免征州增值税并提供其他州所能提供的一切优惠条件（阿拉戈斯），10年内减免75%的州增值税并提供建筑和基础设施（巴伊亚），15年内免征州增值税并可延长期限（塞阿拉），10年内免征95%的州增值税并提供土地和基础设施，等等。[(17)]随着巴西国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鉴于东南部地区优越的外部经济条件和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资本必然向这一发达地区流动。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格局难以改变。
几十年来，巴西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向落后地区倾斜的。长期以来，东北部地区的联邦税赋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联邦政府在东北部地区的支出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大于联邦政府在东北间部地区税收占GDP的比重，即从联邦财政收支来看，东北部地区是资金净流入地区。1960年，东北部地区税赋占当地GDP的3.4%，而当年全国税赋平均水平占全国GDP的7.8%，联邦政府在东北部地区的支出占当地GDP的7.4%。1970年，上述三个比重分别为6.0%、10.5%和9.6%。联邦政府还通过税收收入向当地州和市政府转移、给予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吸引私人投资等方式向东北部地区转移资金，如1964～1974年，联邦政府转移的税收收入从占联邦税收总额的13%上升到68%，或从相当于东北部地区GDP的0.5%增至4.2%。[(18)]对于东南部地区，联邦政府则实行多收少支的政策，如1961～1965年，圣保罗州在联邦税收中所占比重为47%，而在联邦支出中仅占13%；1966～1970年，它在联邦税收和支出中的比重分别为38%和13%；在1961～1970年这十年中，圣保罗州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直保持35%。[(19)]
由于笔者没有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在各地区间分布情况的资料，无法确定联邦财政机制在多大程度上抵消了资金流从落后地区进入发达地区的趋势。但从东北部地区有限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联邦政府的政策并不足以抵消东北部地区资金的外流，特别是在遇到自然灾害（如旱灾）的年代，会有大量私人资金流入发达地区。如1953年，联邦政府在东北部地区的支出比其在当地的收入多16亿克鲁赛罗，但当年东北部地区的资金净流入额仅略高于10亿克鲁赛罗。因此，可以断定有大量私人资金外流。
1959年，巴西政府成立了东北部地区开发管理署。这一机构的设置体现了联邦政府在处理地区差别问题时的两种考虑。第一，巴西政府在推行各种发展计划时，其政策效果总是对发达地区最有利，特别是在国家处于经济危机的时期，经济计划一般难以顾及地区平衡，如30年代以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计划就是从国内国际收支危机时开始实施的。联邦政府往往通过其他方式（包括财政转移和某些特殊措施）照顾落后地区的利益。第二，东北部地区是一个经常发生严重旱灾的地区，救灾常常是联邦政府采取具体政策的直接原因。
50年代后期，库比契克政府的发展纲要明显促进了东南部地区的发展，而1958年东北部地区的严重旱灾又促使联邦政府对东北部地区采取倾斜政策。虽然以富尔塔多为首的工作小组把东北部地区问题确定为地区不平等问题，指出只有通过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东北部地区开发管理署也制定了一系列目标（如投资、就业、农业结构更新，等等），但60～70年代该署制定的四个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最初的目标。从技术上讲，该署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计划以及管理上的缺陷是其工作效果欠佳的一个原因。从联邦政府的总体政策上看，地区平等问题也仅仅是政府追求的众多目标之一，而其他目标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地区问题的解决。政府各种政策目标常常相互矛盾，目标的实现并没有通盘的设想，而地区平等问题从未得到最优先的考虑。这种情况有些类似赫希曼提出的模型。赫希曼认为，政府行为取决于它所面临的诸问题的“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发展战略总是强调投资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其他部门和地区则要付出代价；当发达地区或部门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而地区和部门差别日益突出而且在政治上更难以容忍的时候，落后地区或部门会得到相应的照顾以及公共资金的流入。[(20)]
60年代后期，联邦政府成立了内政部，将东北部地区开发管理署、亚马孙地区开发管理署和东北银行统一归口管理，以期形成更有效、更连贯的地区开发政策。事实上，联邦政府仍未脱离历史上形成的固有行为模式：1970年的旱灾又成为政府采取新措施的一个直接原因。制定了一个包括三方面内容的计划——国家一体化计划、农业现代化计划和圣弗兰西斯科河地区开发计划。到70年代后期，这些计划目标还未实现。
进入80年代以后，东北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GDP的比重有所上升，由1980年的12%上升到1986年的18.8%。1980～1986年巴西GDP年均增长2.7%，而东北部地区则为7.4%。[(21)]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80年代初期的衰退对东北部地区的打击轻微得多。在所有正式部门就业均陷入衰退的情况下，惟有公共部门情况好转，而这正是东北部地区发展最迅猛的一个部门。1980～1983年，巴西全国公共部门投资下降0.7%，而东北部地区却上涨21.4%；公共部门投资占东北部地区总投资的比重从1980年的45.3%上升到1983年的52.5%。[(22)]但是，依靠公共部门投资和就业的扩大并未提高该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反而增加了对其他地区资金转移的依赖程度。
80年代经济衰退以来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大城市人口向中小城镇甚至边远地区的流动。虽然这股浪潮的规模还很有限，但这股浪潮同过去200年以来人口流动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特别是大批年轻、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巴西广阔的内地安营扎寨，他们带去的资金、技能、实业以及企业家精神将对巴西落后地区包括东北部和北部广大腹地的开发产生重大作用。
这一现象的起因可追溯到80年代各大都市地区大规模的人员裁减，大公司包括跨国企业的许多工程师、技术工人得到了10万至20万美元的解雇费，他们用这笔资金在广大内地建立了自己的特许联营店。从1988年到1993年，巴西境内有5万多家特许联营店开张，其中9/10获得了成功。目前，巴西是除美国、日本以外的第三大特许联营业国家。1994年，有230个大型综合性园区在建设中，将为成千上万家联营企业提供经营场所。现在，有些著名的品牌和商号几乎可以在巴西每一座城市中都可以见到。[(23)]这种现象的意义也许远远大于仅出现几千几万个致富的小企业，它可以使巴西内陆农村地区的居民不再仅仅靠土地耕作维持生计。特许联营企业还可以对内陆居民起到一种示范作用并履行教育功能。大城市的商学院也许能够培养出大公司的经理，遍布各地的联营店却可以造就大批白手起家的实业家。这也许可以营造出更有效的“造血”机制，从而对广大内陆地区的开发起到更好的作用。
注释：
① 沃纳·贝尔：《巴西经济：增长与发展》，普里格出版社1995版，第276页。
② 同①。
③ 东北部地区有部分农产品不进入市场，因此，实际收入水平比统计中的数字略高一些，但这并不改变地区间巨大差距的现实。
④ 同①，第277页。
⑤ 同④。
⑥ 波萨·贝克、克劳迪奥·艾格勒：《巴西：世界经济中新的地区强国》，敛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⑦ 同⑥，第120、123页。
⑧ 马丁·科兹曼：《巴西的城市与边疆》，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92页。
⑨ 同①，第278页。
⑩ 同①，第282页。
(11) 同①，第275～276页。
(12) 同⑥，第41页。
(13) 〔苏〕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页。
(14) 同①，第287～288页。
(15) 道格拉斯·格拉汉姆等：《巴西的移民：地区和城市的增长与发展》，转引自马丁·科兹曼《巴西的城市与边疆》，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93页。
(16) 道格拉斯·格拉汉姆：《巴西内部移民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性与趋异性》，转引自马丁·科兹曼《巴西的城市与边疆》，第94页。
(17) 《拉美商情》，1996年9月16日，第3页。
(18) 罗伯托·卡瓦尔坎蒂·德阿尔布开克、克洛维斯·德瓦斯康塞洛斯·卡瓦尔坎蒂：《巴西地区开发》，转引自沃纳·贝尔《巴西经济》，第291～292页。
(19) 《巴西统计年鉴》，转引自马丁·科兹曼：《巴西的城市与边疆》，第97页。
(20) 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182页。
(21) (22) 古斯塔瓦·马亚·戈梅斯：《1981～1983年衰退对克鲁扎多计划的影响》，转引自沃·贝尔《巴西经济》，第296～298页。
(23) 斯蒂芬·坎尼兹：《巴西：正在出现的经济繁荣1995～2005年》，玛科隆图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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