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1991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和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形成的中共历史研究热潮。第二次是2001年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为关键点引发的中共历史研究第二次高潮。从总体状况看，中共历史研究出现了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的若干新趋向。
一、中共历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向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共历史学者开始探讨中共历史研究的学科定位、研究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自觉性进程由此拉开帷幕。中共历史研究凸显学术风格的学术化趋向主要表现为寻求学科归属、明确学科性质、建立学科基础理论体系、正确处理党性（政治）和科学性（学术）之间的关系。
1.增强学科意识、明确学科性质，是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主要标志之一。学科性质问题，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前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学界一直在研讨和争论如何界定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共历史是历史学，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共历史学属于政治性较强的历史学。应该说，把中共历史归结为历史学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正如张静如所说，“只有承认党史学是历史学科，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以避免走上歧路”。“它的研究只能按自身规律去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P521)不过在学科分类时，中共历史学被划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可见中共历史学的学科定位还有争论。但中共历史学寻求自身学科定位本身就表明中共历史研究者的学术归属感在增强。
2.学科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建设初具规模，是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取得的可喜成果。中共历史研究突破了“文革”时期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路线斗争史的革命化话语体系。从1986年9月《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学术讨论会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中共历史学界召开了十多次有一定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就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等中共历史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迈入新世纪，2002年3月中共历史学界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党史博士点学科建设讨论会，为推动学科建设，本次会议决定在全国中共党史学会下建立一个以张静如为主任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并设立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励基金”（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封底。据悉，中共党史学科专业委员会已获有关部门批准得以设立，论文奖励基金也已落实并在2003年成功举办了首次颁奖仪式。）。经过中共历史学界同仁十几年的努力，基本创建了一整套研究对象明确、研究内容明晰、有独特理论方法的中共历史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在研究对象方面，明确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侯且岸将其解释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历史过程”。[2](P184)研究内容方面，明确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发展，党的理论建设史，党的组织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史，党所领导的革命史、经济建设史，党与国内外党派的交流史等。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共历史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宏观层次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为基础的基本理论，中观层次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分析、现代化分析、生产力分析、社会意识分析等，微观上的回归分析、心理分析、计量分析等一整套、多层次的方法体系。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张静如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王炳林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等著作出版。在中共历史学学科体系的一些理论学科如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中共党史学批评、中共党史文献学等方面的建设也有相当起色。1991年出版的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标志着中共党史学学科开始建立。1990年出版的由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1991年出版的周一平编的《毛泽东研究七十年》，1993年出版的翟作君、周一平等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词典》，标志着中共党史学史学科开始建立。中共党史史料学方面有张注洪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何东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书出版。中共党史文献学方面有2001年出版的周一平的《中共党史文献学》。以上都是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的优秀成果。
3.中共历史研究者努力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之间关系的科学态度也表明中共历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向。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分野何在，学界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学术和政治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3](P37)就中共历史学界而言，周一平认为中共党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政治性最强的学科。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教育、政治宣传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决定了党史要为政治现实服务。但服务要有“度”，所以他指出，“为政治现实服务不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惟一的选择”，学术研究这一另外的选择也依然存在；“不要把学术观点当做政治观点，不要把学术探讨当成政治问题”。[4](P343)龚育之认为，党性本身就要求严格的科学性。科学的党史著作，不是以历史决议为出发点作简单的演绎，而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从中引出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来。党性要求严格的科学性，也包含要把党史当做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从事这一含义。[5](P794)郭德宏认为学术是党史研究的生命，离开学术性无从谈起中共历史研究。[6]从上可以看出，中共历史研究者对待中共历史研究的科学态度。
此外，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选择的研究领域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正在逐步增强，已经从过去的纯粹宣传性、解释性的研究转换为学理性的分析和诠释。
二、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整合趋向
范式概念经由托马斯·库恩提出后迅速成为一个“时髦名词”，被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简言之，“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7](P518)中共历史研究中的范式整合就是指阐释、研究中共历史问题需要同时运用多种范式如“革命史”范式、“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范式、“现代化”范式以及“后现代”范式，以达到还原历史、解释历史的目的。近些年来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出现这种趋向的原因在于单一范式自身的缺陷导致其解释力有限，而整合后的范式相比单一范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革命史”范式侧重于阶级斗争和革命，以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为主要分析方法，围绕政治斗争展开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和考察。从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角度能够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乃至建国后经年不断的政治、文化运动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分析框架。但这一范式缺乏对经济生活的观照，难以整合改革开放以来愈益丰富多彩的和平时代的现代化建设。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范式，是试图解释清末以来中国近现代政治和文化变迁的新解释框架。这一范式将政治和文化分离开来从两者互动的角度来解释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从而揭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历史。但它也没有把社会经济生活作为一个重要存在。“现代化”范式是在现代化理论被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后逐渐形成的一种解释框架。现在较为流行的有两个版本：一是中共历史的现代化版本，思路是把中共历史和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放在一起来考察。二是社会现代化版本。这一版本认为现代化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并非仅仅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单方面的现代化。[8]自中共历史学家张静如率先倡导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后，“现代化”范式开始被运用于中共历史学界。在这一范式的观照下，中共历史研究从重点研究革命成功的经验及其失败的教训，转变到把中共历史和整个中国现代化历程结合起来，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从哪些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共的政策、方针、路线哪些是符合现代化的、哪些是有悖于现代化的。虽然“现代化”范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中共历史进行全面考辨、分析，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框架，但把评价事件、人物的尺度，相关时空范围内的一切史实都放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内，将导致一些事实被忽视或被扭曲的后果。有些史实人物仅仅用现代化范式是说不清楚的。此外，现代化范式还导致二元化思维模式，容易滤掉一些多元思维方式可以观照的历史关键性细节。
近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中共历史研究又提供了一个新范式——“后现代”范式。“后现代”提倡抛弃整体性、统一性，主张去中心、非同一、多元化，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和破坏性，但后现代观念也有其建设性的一面，后现代观念推崇创造性，倡导对世界的关心和爱护、反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奉行有机论，倡导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9]这些都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得以运用，用后现代观念来研究中共历史“有利于促进学者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能进一步加强研究者的个体意识、提供某些方法上的启示、给我们一个超越时代反观历史的参照系”。[10]
针对范式对立现象，有学者指出，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关系不是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重叠关系”。[11](P199)在利用“现代化”范式解释问题的过程中也会有“革命史”范式的身影隐藏其中，多种范式需要结合，才能发挥更强的解释力。因为，单纯运用任何一个范式都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一段历史，所以中共历史研究中的范式整合趋向开始出现。如，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就充分利用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各自优点，对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历史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式诠释。
三、中共历史研究的多元化趋向
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元化趋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从单一的政治性问题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二是研究主体的构成趋向多元，许多“业外人士”开始加入中共历史研究的队伍，涉足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种学科的方法纷纷亮相于中共历史研究领域。
1.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以往中共历史研究主要以中共高层、中共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召开的重大会议、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领袖的思想及其比较研究为主体内容，政治色彩浓厚，《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八大史》等是这类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开始向社会、文化、经济、财政、军事、教育等各个层面渗透，并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研究，研究视域大大超出原来的范围。研究内容相对以前的主流话题更为复杂、细化，涉及范围更广。党史研究问题大大突破此前仅仅突出政治性事件单一元素的做法，开始走向研究内容多元化的时代。
2.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以往中共历史研究队伍主要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各级别的党史研究室、党校的党史研究部、各个高校党史专业的研究人员等业内人士组成。上述部门的研究人员是当仁不让的中共历史研究的主体，现在仍然是中共历史研究的主力军和中共历史研究话语体系的诠释者。但我们也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业外人士”如以前从事文学创作、经济研究、教育事业、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文化学研究等和中共历史研究“基本不搭界”的人员开始涉足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他们结合各自的专业背景对中共历史展开了多角度、多侧面的立体研究。如著名作家冯骥才的近著《一百个人的十年》就是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文革”时期中下层人士的曲折经历，反映了“文革”的荒谬和人性的扭曲；[12]教育界人士周远清在2003年12月《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从教育史的角度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总结和提炼；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则是通过知青亲口讲述中共历史上持续长达2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13]此外，9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也刊登了一些非党史专业人士从经济学、外交学等角度撰写的有关中共历史的文章，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道霞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述论》（2002年第1期）、北京大学康沛竹的（治国先治水——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水利战略地位的认识》（2002年第1期）、沈志华的《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与影响——根据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2002年第2期）等。应该指出，“业外人士”的进入不仅有利于壮大党史研究者的队伍，而且有利于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3.研究方法的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方法已经告别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分析、经验教训总结，文化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学科的分析方法在中共历史研究中纷纷得以运用，出现方法多元化趋势。如，北京师范大学朱志敏教授在《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一文中，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深刻阐述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中国20世纪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毛泽东是一位革命政治家型的思想家，他在二十世纪初期接受的文化熏陶主要是来自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在政治文化双重危机下，毛泽东提出革命和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理论并使之付诸实践，对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发生了深远影响”。[14]该文不仅采用文化学的理论对中共历史研究中的领袖人物进行了研究，而且还借鉴心理学的方法指出伟人心理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对创新中共历史研究、拓展中共历史研究领域很有启发意义。朱志敏教授的新著《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集体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详细地对毛泽东的伟人心理的因缘进行了文化学、心理学上的深入分析。再如，北京大学教授关海庭的《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充分利用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理论来探讨中俄两个大国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为何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并分析了不同的改革路径导致的不同结果的原因。
四、中共历史研究的实证化趋向
实证主义(positivism)由法国人孔德创立后，经密尔、斯宾塞的阐发和创造，成为一种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的影响广泛的哲学派别。19世纪欧洲盛行的实证主义史学就是借鉴了哲学界的实证主义思潮。德国人兰克由此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实证主义史学主张用“客观主义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认为写历史应当“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历史学家应当经常保持一种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15](P976)这和中国奉行两千年的实事求是史学颇多相似，因此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市场广阔。此处的实证化趋向是指超越实证主义的新实证倾向，即只是追求实证主义所倡导的采用经验手段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但抛弃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极端拒绝理性的错误倾向。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实证化趋向最突出的表现是用准确的数据和翔实的材料来说明和阐释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共历史研究有实证化趋向（注：针对中共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实证主义趋向，深圳大学关志钢认为“实证主义史学观”恰恰是导致中共历史研究处于困境的原因所在。（参见关志钢：《中共党史研究的困惑》，《深圳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主要是针对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文革”时期）中共历史研究脱离史实的空疏治学风气。以往中共历史研究的特点是：多见宏观叙事、抽象论证、务虚讨论，少见微观发掘、细微推敲、数据证明；多见文山会海，少见鲜活的历史人物；多见战争、革命、政治、政党、权力、非此即彼，少见和平、发展、经济、文化、和谐宽容。
实证化研究方面文章不多但很有代表性，表明了中共历史研究今后的趋向。日本学者村田忠禧在1999年第4期《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2002年第4期上发表的《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香港2003年6月号《二十一世纪》发表的钱钢的《从〈解放军报〉（1956-1969年）看“阶级斗争”一词的传播》的文章是影响较大的三篇实证化研究成果。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就是选取中共历史上一段时期，通过对此期间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某些词汇出现频率的研究，来展现当时中共的政策取向和最为关注的问题，较好地再现、还原了历史，反映了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定量化、精确化的研究趋势。如此分析需要作者查阅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熟练掌握计量统计方法并能够充分利用计算机分析软件。国内学者周一平在《北京党史》2002年第4期上发表的《建立计量党史学》一文中还提出要建立计量党史学，并对这一实证性研究方法在中共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适用性、使用步骤和程序以及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实证化研究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研究理念。这种理念就是指中共历史研究要注重科学数据的采集，注重统计，强调量化、精确化、科学化。它所倡导朋是一种研究思路，并不全盘否定“定性研究”。情同此理，有些问题并非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尤其对于中共历史研究缺乏理论的现状，迫切需要哲学层次的思辨、需要独到的见解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因此，实证化趋向并不强求所有中共历史研究文章的论据都建立在精确的数据分析基础之上，彻底告别定性研究。笔者认为，研究当代中共历史时，研究者应该宽容地对待定量和定性研究，使二者能够完美地统一于研究客体，达到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的目的。
此外，中共历史研究还出现了民间化趋向。从研究者使用的方法、角度、话语解读中共历史的层面来看，民间化趋向的表现是突破官方话语体系，凸显民间色彩。官方话语的特点是着重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袖的功绩，取得的成就；宏观叙事较多，革命色彩较浓；对民主革命时期研究较为全面、深入，对建国后的研究较为片面、不够深厚，缺乏对中共内部的分歧、中共决策偏斜的深入分析。民间化趋向则注重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中共历史、注重原始材料的合理运用、注重发掘历史合力、注重分析中共内部的分歧、注重中共与国际整体环境之间的互动，注重以民间视角而非党性视角来观察中共历史，注重通过搜集第一手材料与自身产生的对过去时代的感受来整合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民间化研究为中共历史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看中共历史，看到的是同一个党的历史、不一样的风景。其中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等。
诚然，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趋向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关系，但不可否认这些新趋向对拓展和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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