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构型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初步建构——经济哲学语境中的《伦敦笔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型论文,理论论文,伦敦论文,语境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1）04－0008－06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原始记录。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在货币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首先，在货币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克服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缺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货币理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克服了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基本缺陷，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构型，并以此为基础，揭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初步建构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一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显然还停留在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水平上。然而，184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为马克思看到李嘉图货币理论的缺陷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危机爆发之前，在货币理论方面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一个是以琼斯·劳埃德、约·沃德·诺尔曼、威廉·克莱等等为代表的通货学派，他们奉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虽然他们看到货币的不同职能，即充当流通手段的铸币与充当支付手段的信用货币，但是他们却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完全按照铸币的规律来发行银行券。另一派则是以图克、富拉顿和威尔逊等为代表的银行学派。他们认为，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和充当信用的货币（银行券）是完全不同的，进而强调把调节货币的规律同调节银行券的规律区分开来，反对完全按照铸币的规律来发行银行券。可以说，在危机之前，通货学派无疑占据了理论的上风，1844年和1845年的银行法把这派信条变成了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使这一信条成为整个银行实践的指导思想。但是，184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通货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破产，这为银行学派的反攻提供了口实。这种理论（银行学派）和事实（危机）上的双重触动必然促使马克思认真思考货币问题，而《伦敦笔记》恰恰就是从这两派的争论以及货币问题开始的。
马克思在1850年9月的Ⅰ-Ⅲ笔记本中详细摘录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之间的论战著作。借助于银行学派，马克思逐渐认识到“通货学派”的缺陷。在此触动下，马克思又反过头来研究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于1850年11月－12月的第Ⅳ笔记本中详细摘录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三版）中有关货币的论述，并起了一个标题“货币学说”。在摘录完李嘉图这段话“对货币的需求，不象对衣服或食物的需求那样有一定的数量。对货币的需求完全是由货币的价值决定的，而货币的价值又是由它的数量决定的。”① 之后，马克思评价到：“这是非常混乱的一章。李嘉图认为，黄金的生产费用只有在黄金的数量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时才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很晚才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多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流通的是许多价值低的金属还是少量价值高的金属，这是无关紧要的”②。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质疑李嘉图的货币理论。而在“货币［借贷］利息”的问题上，李嘉图也是一以贯之，用货币数量的变动来说明借贷利息，他总是首先假定货币数量的变动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对信贷的需求，并由此来说明利息率的波动，在这里，他把借贷完全等同于铸币，用同样的规律来说明二者的运动。针对这种学说，马克思发表评论道：“李嘉图为了考察利息率，他在这里如往常一样，首先是让货币量［的变动］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其实借贷市场是由完全不同的其他情况决定的。”③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开始反对李嘉图的观点，而赞同银行学派把信贷供求和流通手段区分开来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银行学派的认识，马克思于1851年初开始在第Ⅴ笔记本上摘录《经济学家》上的文章，特别是它的主编威尔逊的文章。在对这些文章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确证，通货学派用货币的数量来决定商品价格的那套理论是错误的。④ 这一结论集中反映在他于1851年2月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在这里，马克思果断地指出：“我断定，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你知道，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推翻了整个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狂地干预调节货币流通的工作，从而更加加深了当前的危机，就像1847年的情况那样。”⑤ 由此来看，此时马克思已经接受了银行学派的观点，以此来驳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这是马克思从经济学上超出《哲学的贫困》的重要一步。但针对银行学派自身的缺陷，此时马克思显然还无法辨识出来，这一点是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完成的。
随后，马克思以货币为切入点，重新摘编了他所有的笔记本，包括《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刚写的《伦敦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专门的手稿《金银条块。完整的货币体系》（1851年3月）。从货币理论来看，这一手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厘清货币数量论的形成史，进一步批驳货币数量论；第二个方面是在银行学派的影响下研究货币与资本的区别。在这里，马克思对货币的探讨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从生产的维度来看货币的本质。“只有劳动可以自由交换货币，也就是说，只有同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货币制度本身才是纯粹的”⑥，因此，“流通取决于整个产业组织”⑦。一旦从资产阶级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待货币，马克思必然能够清楚地看到，货币向资本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产物；同样，货币之所以能够作为资本存在根源于生产过程（价值的余额），而不是由外在的流通决定的。正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把思路由流通领域沉降到生产领域，才使马克思真正辨识出银行学派的谬误之处，从而使他能够超越银行学派的货币理论，初步形成自己的货币学说。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1851年3月－4月写在第Ⅶ笔记本上的《反思》手稿中。银行学派虽然区分了货币的不同职能，但他们却无力理解货币与资本的差别。他们把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交易的信用货币叫做资本，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交易的货币叫做货币，将二者严格地界划开来，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1847年的经济危机。他们认为，之所以会爆发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足够的信用货币，从而导致无法全部实现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因此，危机中缺乏的并不是货币，而是资本和信用。针对这种学说，马克思在《反思》给予坚决的驳斥。马克思指出，划分货币与资本的标准并不是外在的流通，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够带来一个“价值的余额”，货币才发展成为资本，这才是货币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差异。不论是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货币形式还是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形式，在本质上都是流通手段，“即在真正贸易中的流通手段和在收入同商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的流通手段”⑧，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货币不同职能的差别，是货币内部的差别，而不是资本与货币的差别。因此，银行学派“说在危机时全部问题在于缺乏信用而流通手段是无所谓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缺乏的是流通手段”⑨。在这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他后面制定科学的货币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维·索·维戈茨基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成熟程度，是他的价值理论成熟程度的标志。”⑩ 我以为，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推进到什么程度，他的价值理论就会进展到什么程度。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将货币问题沉降到雇佣劳动的维度，从生产组织的角度来理解货币的本质。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货币决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物，而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11) 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维度的强化，必然促使马克思加深对价值问题的理解，由此，也深化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理解。
此时马克思已经不再像《哲学的贫困》中那样停留在李嘉图的水平之上，货币问题的深化使马克思意识到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开始在更高的层面上批判后者的价值理论了。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固然也看到了价值与财富之间的不同，但他只是在概念上对二者做了区分，而没有从本质上对这两个范畴进行界定，仍然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牛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12) 可见，马克思已经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目的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对“资本”的理解。他先是引述李嘉图的说法：“资本是用于将来生产的目的的那部分国家财富，它可以和财富按照同样的方法增加。”(13) 接着就批判道：“李嘉图在这里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了。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14) 物的维度与社会形式维度的区分已经成为马克思理论布展的核心思路。
但如果仅仅依据这段话，将其等同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水平，显然又失之偏颇。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虽然已经从关系的维度来解读资本，把资本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在那里，马克思显然对这种生产关系的实质还无法给出具体的解释，而到了这里，马克思已经对这种资本关系的实质作出了重要的推进：资本生产的目的就是获得“价值的余额”。那么，这种余额是怎么产生的呢？马克思认为，只能到生产过程中寻求。“为了做到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在补偿总资本之后，手里还留下一些余额，这个余额本身必须存在。他们以欺诈的办法弄到的相对利润，只不过是全部余额的不平等的分配罢了。但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分配的东西：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润的不平等。因此，虽然个别的特殊利润可以由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如果提出关于整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余额问题，那么，这样的说明一开始就毫无意义。因为用资本家作为阶级自己窃取自己的说法，是决不能说明这一余额的。”(15) 同样，用工业阶级与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相互欺骗也是无法说明这一余额的，它只能是由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价值，而价值是相对的：它不是量，而是量对第三者的关系。这第三者只能是工人阶级……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费了20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10个等等工作日的产品。”(16) 可见，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本质上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价值余额”的奴役性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无疑就是“用新价值创造新劳动，通过新劳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就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这是马克思在狭义再生产理论上取得的重要推进。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狭义再生产理论离真正科学的层次还有一段距离，因为这里的价值理论显然还不是建立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科学划分之上的，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实现劳动到劳动力商品的转变。
其次，在广义再生产理论上，马克思此时已经搭建起初步的理论形态。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肯定斯密对两种贸易区分的积极意义，“贸易的区分——一方面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前者是资本的转移，后者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前者靠他们自己的货币来实现，后者靠他们自己的铸币来实现；——亚·斯密所作的这种区分是重要的”。(17) 从总体来看，这里的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构成了后来第Ⅰ部类的最初萌芽，而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则是后来第Ⅱ部类的最初萌芽。此时，马克思已经突破了斯密对两种贸易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斯密看来，一切商品的价格最终分解为工资和利润，也就是说，一切商品的价格最终必然全部转化为消费基金，用于最终的个人消费，“实业家所卖的一切，终须卖归消费者。”这样当他在看待商品流通的时候，必然只会从一般简单商品流通入手，抬高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商品交换，看不到在再生产过程中用于补偿不变资本或生产资料部分的资本流通，因而，他必然会认为，“实业家彼此间流通的货物的价值，决不能超过实业家和消费者间流通的货物的价值”(18)。而此时马克思立足于危机的事实，反驳了斯密的错误结论。他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们都力图证明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断言前者之间的贸易额不会超出后者之间的贸易额，然而，“所有的危机事实上都表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设定的界限。”(19) 以此来看，马克思确实是从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危机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只是马克思广义再生产理论的最初级的形态，因为：
第一，广义再生产理论只有建立在科学的狭义再生产理论上才是合法的，而此时马克思在狭义再生产理论上显然还没有突破“劳动商品”的缺陷，建立起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所以，此时的广义再生产只是一个最初级的形式，他显然还没有能力对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过程做出科学的分析，因而更无法揭示整个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详细过程。
第二，从马克思自身的理解来看，他像斯密一样，把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贸易理解为“资本的转移”，把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看作为“收入和资本的交换”，显然这种界定是无法涵盖两个部类之间所有流通过程的，比如收入与收入的交换。此外，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并不总是资本的转移，它还可以是收入和资本之间的交换[第Ⅰ部类资本家（m）与第Ⅱ部类资本家（c）之间的交换]；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也并不总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它还可以是收入和收入的交换[第Ⅱ部类内部资本家（m）之间的交换]。犹如马克思后来评论的那样：“‘实业家’和‘消费者’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实业家——生产资本家——在上述交换中同时表现为最终‘消费者’”。(20) 以此来看，将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看作为后来的第Ⅰ部类的思想原型，将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交换看作为后来第Ⅱ部类思想原型，是绝对错误的。
第三，虽然马克思此时断言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但这一论断与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2卷中断言的含义存在着巨大差别。马克思这里的切入视角显然是危机，是通过危机的事实来反证两种不同贸易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上述论断。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切入视角是不变资本的研究。在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确看到，不变资本是不可能完全通过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进行弥补的，它只能依赖于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流通。正是依据此，马克思才断言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贸易必然超过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这种断言是建立在广义再生产理论的成熟形态上的。与其相比，此处的断言显然还是一种最初级的形态，因为马克思还无法科学解剖这两种不同贸易的真正实质，这有待于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的形成。
再次，日常意识的再生产。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21)，马克思已经看到无产阶级不仅会受到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还会受到资产阶级经济社会产生的金钱拜物教的束缚。对于前者，马克思解释说，那是因为法国当时的工业还不发达，导致无产阶级把次一级的剥削形式比如高利贷、金融资本等等当作他们最主要的敌人，而没有看到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以，才会受到工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惑。而对于金钱拜物教，马克思显然还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而到了这里，马克思已经从资产阶级生产形式中找到了工人金钱拜物教的原因。
马克思指出，纯粹的货币制度是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社会中，货币成为唯一的评判手段，“每个人必须拥有货币，才能进入消费贸易，也就是才有可能生活”(22)，拥有货币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这就意味着，工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获得货币。依靠货币而生活，这并不是某些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虚构，而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产生的客观的必然形式。不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生活在这种客观的金钱世界中，所以工人和资本家必然会把货币当作自己的目的，陷入到金钱拜物教的旋涡之中，并在日常意识中不断地把这种观念拜物教再生产出来。其次，货币掩盖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本质关系，蒙蔽了工人对阶级实质的判断。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价值余额”的剥削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然而，一旦还原到货币上，这种关系就被掩盖起来了。“在货币的形式上，在金银或银行券的形式上，收入当然已经不能让人看出，它所归属的个人，只是作为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只是作为阶级的个人……［收入］转化为金银，抹杀和掩盖了阶级性质。由此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上的平等。”(23) 这就意味着，只要工人停留在货币的层面，他就无法真实地理解他与资本家之间的本质关系，而是把资本家当作同他一样的买者和消费者，看作与他一样平等、自由的个体。货币对真实阶级关系的掩盖和抹杀致使工人无法看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无法剥离资本再生产过程带来的狡诈和欺骗性，而只会停留在外在的表象层面，陷入到金钱拜物教之中。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马克思在此时显然已经基本形成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构架：狭义再生产、广义再生产和生产当事人的日常意识的再生产，与前面的文本相比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这一进步显然还没有实现实质性的突破，不论狭义再生产还是广义再生产都还存在着重大缺陷：它们都还没有被置于科学的根基之上，劳动的二重性学说和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没有被完整地创立出来，这也注定了此时的再生产理论（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不可能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成熟形态，而只能被看作为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构型。
三
马克思在价值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上的推进，又不断深化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逐层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根源，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虽然把危机看作为生产力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外在体现，但对于这种“矛盾”本身马克思并没有揭示清楚。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到了这里，马克思已经开始立足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来说明危机的原因了。
马克思在1851年3月的《金银条块。完整的货币体系》中指出：“金和银作为货币在这里表现为媒介。交换行为分裂为彼此独立的买和卖行为。需求和供给。可见，货币的必然后果是这两个行为的分裂，这两个行为最终必然平衡，但是在每一既定时刻它们可能不协调，不合比例。因此，货币奠定了危机的基础。”(24) 然而，货币制度并不是自然的产物，它是与雇佣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资产阶级的生产组织，就不可能有纯粹的货币制度，那么，货币制度造成的危机在本质上决定于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制度，“商品不再是货币，它们不再换成货币。当然，这种缺乏被归咎于货币制度，归咎于货币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这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的生产方式为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25) 因此，那种幻想通过改变货币制度来消除危机的人，简直就是愚蠢至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制度，而在于货币制度的基础即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那么，这种内在矛盾究竟是什么呢？通过对李嘉图著作的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单纯生产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增加价值，此时马克思已经把价值与财富明确地区分开来。如果说在斯密、李嘉图那里，价值与财富（使用价值）的区分只是形式上的，那么，马克思则将这种划分看作实质上的划分。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产品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一致的，而是相互矛盾的，“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价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26) 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形态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即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原因。以此来看，马克思已经把使用价值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规定，把价值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规定，并指认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这与《哲学的贫困》相比已经深化了不少，也为后面科学价值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随着价值的增长，资产阶级社会会爆发危机呢？马克思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27) 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地增殖价值，剥夺工人生产出来的“价值余额”，因而它必然会把工人的收入限制在最低限度内。而“最大的消费者阶级即工人所购买的物品的范围和品种，受他们的收入本身的性质的限制”(28)，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这就意味着，工人用于消费的份额必然会相对较小，这样就引发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随着价值的增长，使用价值也在不断增长，然而用于消费使用价值的收入却被死死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导致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远远超过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从而引发资产阶级的生产危机。以此来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两部类之间再生产之上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缺少货币，不在于缺少一般的需求，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即工人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永远不可能跨越的界限。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81－82页。
③ 同上书，第82页。
④ 张钟朴：《从〈伦敦笔记〉到1857－1858年手稿的货币理论》，《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2辑，第46－4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3－34页。
⑥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5辑，第27页。
⑦ 引自［苏］亚·马雷什：《1850－1853年期间的经济学研究》，《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2辑，第6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6页。
⑨ 同上书，第157页。
⑩ ［苏］维·索·维戈茨基：《〈资本论〉的创作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9－110页。
(13) 同上书，第110页。
(14) 同上书，第110－11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0页。
(16) 同上书，第140－141页。
(17) 同上书，第154页。
(18)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97页。译文有所改动。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6页。
(21) 参见拙文：《意识形态的魔力与主体的祛魅——哲学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学海》2011年第2期。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9－160页。
(23) 同上书，第161页。
(24) 引自［苏］亚·马雷什：《1850－1853年期间的经济学研究》，《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2辑，第6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8－159页。
(26) 同上书，第110页。
(27) 同上书，第156页。
(28) 同上书，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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