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网络分析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此一分支从20、30年代发端，70年代成为一个拥有专门学术刊物、学术团体的独立的新领域，现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其中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是网络分析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本文拟就国外有关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作一比较全面的综述。
社会网络是一定范围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良好的社会支持网被认为有益于减缓生活压力，有益于身心健康和个人幸福。社会支持网的缺乏，则会导致个人的身心疾病，使个人日常生活的维持出现困难。同时在社会层面上，社会支持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有助于减轻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缓冲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从70年代以来，社区心理学的研究者开始用社会支持这个术语来指称与身体健康有关的社会关系。早期的研究者将社会支持当作从一个人的朋友或熟人网络得来的一般性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帮助个人对付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或危机，以后又有人研究社会支持是否能增进个人健康和幸福，并使人益寿延年。
近几年来，国外研究者把重点放在社会网络的构成及社会网怎样为个人提供社会支持上面。这些研究者发现，两个人之间存在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提供社会支持。并且，不同的网络关系将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因此，一个人为了保证生活需要的大量社会支持，就必须与多种多样的人保持社会关系。
对社会支持进行网络分析的研究者把社会支持看作是整个支持网络范围内资源的复杂流动，而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不再囿于只研究那些有关健康的关系，而是重点研究网络中的资源、资源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及资源流回网络主体的状况。有些研究者注意到网络中个体的权利、影响以及对于资源的接近对主体接受到的社会支持有重要影响。也有研究者检验非支持性的关系怎样对支持性的关系产生影响。还有些人则把社会支持网看作复杂、统一的整体，对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社会支持进行了研究。
本文主要概述以下几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在社会支持研究中如何测度社会支持网。其次是个人关系的特征如何影响社会支持。最后将讨论整个网络的特征及其对社会支持的影响。
一、社会支持网的测度
有许多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者，通过检验个人网（或叫主体网，personal network or ego centered network）来进行研究。所谓个人网或主体网就是指与被调查的个人有关系的所有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通常测度这种网络要用让被调查人自己提名的方法。
提名法有多种，其中以博特(Burt)的方法最为简明。他主持的1985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主要研究了美国人的核心讨论网。一共调查了1534个成年人。具体方法就是询问被调查者“半年来与谁讨论过重要问题”，让被调查者一一列举。然后就前5个人，详细回答其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并要求对这5个人彼此的关系作出回答(Marsden,1987)。
费舍尔1982年的北加利福尼亚社区研究要稍为复杂一些。此研究一共调查了中心城市和城镇乡村的1050人。这次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分别说明谁能提供8项帮助（如看门或讨论个人事务等），并要求被调查者说明邻居中的成年成员以及未婚夫（妻）等重要他人。每个问题只记录提名中的前8名。此外还要求回答每一个被提名的人的性别、教育程度、年龄以及与被调查者交往的频率等，同时还要求回答每个问题提出的前5个人是否互相认识(Fischer,1982)。
韦尔曼对加拿大多伦多市东约克人的两次研究也很著名。1968年的第一次调查共调查了845人。要求被调查者说出他觉得关系最亲密的家庭之外的6个人，并提供每个人的详细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强度。1978年又在原来调查过的845人中随机抽取34人进行了进一步调查，要求被调查人回答出自己与其保持重要联系的所有人，随后又邮寄问卷让被调查者回答在15种帮助中向每个网络成员提供了哪几种，从每个网络成员接受了哪几种(Wellman,1988,1990)。
此外，还有一些提名法，如伯纳德和凯尔沃斯要求被调查者举出所有曾与之非正式互动的人，这些调查证明在北美平均每人拥有1500个非正式关系(Walker,M.E.et al.,1994)。
所有以上这些提名法都各有特色：博特的提名法简明易操作，但只能测量最为亲密的关系，而且没有考察各种关系提供的不同帮助。费舍尔考察提供支持的不同关系，但也主要局限于重要关系。而伯纳德和凯尔沃斯等人的提名法则过于宽泛，对于研究社会支持网不太适用。相对而言，韦尔曼的调查则既考察亲密关系，又考察了不太亲密的关系，既考察了支持性关系，又注意到了非支持性关系对支持性关系的影响，并对于何种人提供何种帮助也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因而值得借鉴。但韦尔曼的调查样本局限于东约克人，且第二次调查样本太小，不一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需要以后的研究予以克服。
二、支持网成员中的不同关系特质与社会支持的提供：初步研究
如前所述，早期的研究者将社会支持看作是宽泛、统一的关系的整体，没有考虑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关系存在，这种关系就一定能帮助个人对付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例如伯克曼和塞姆(Berkman & Syme,1979)在加利福尼亚的追踪调查发现“那种缺乏社区关系的人较之与人有更紧密接触的人在以后的时期里更可能死亡”。
尔后一些研究者发现社会支持并不是铁板一块，具有统一的性质。相反，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许多研究者运用因子分析等多种方法对社会支持进行了区分。例如韦尔曼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等5项(Wellman and Wortley,1989b)；库恩等人将社会支持区分为归属性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和赞成性支持4种；考伯则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卡特纳和罗素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Cutrona & Russell,1990)。凡此种种分法，实际都可归纳为情感支持、物质支持、（物质、金钱和服务）信息及陪伴4种(Walker,M.E,S.Wasserman & B.Wellman,1994)
个人支持网中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提供所有这4种类型的支持。一些研究发现，父母亲和成年子女确实可以提供广泛的支持，但邻居和其他经常见到的网络成员更可能提供物质支持，妇女较之于男子更可能提供情感支持。韦尔曼对东约克人的研究证明，大多数关系只提供特定的支持，提供支持的种类主要与关系的性质而不是网络成员的特点相关，强关系提供情感支持，小宗服务和陪伴支持，父母和成年子女相互交换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大宗和小宗服务。经常见到的关系提供服务。妇女提供情感支持，朋友、邻居和姐妹达到所有支持性关系数量的大约一半，所有网络成员的集合给个人提供了稳定而有益的支持(Wellman,1982;Hall & Wellman,1985;Wellman et al.,1988;Wellman & Wortley,1989,1990)。
社会支持的性质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有很大差异，在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社会支持倾向于平等交换和专门化，而且社会支持主要满足家庭需要(Hall & Wellman,1985;Wellmanet al.,1988)。因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一般而言基本需求能得到满足，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通过社会支持主要解决情感问题、突发性事件等各种各样的危机。
而在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社会支持在这些国家中是不平等的，从一方单向地给另一方（父母给予子女，赞助人给予非赞助人），而且没有等价的交换。另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人们通过社会支持满足的需要较之发达国家更多地是基本需要。社会支持网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除了满足家庭需要外，也提供其他支持，如找工作等(Walker,M.E.et al.,1994)。
三、支持网中的不同关系特质与社会支持的提供：进一步的研究
当研究者发现不同的个人关系提供不同种类的社会支持后，许多研究者抛弃了将社会支持当作一整体结构的看法，开始进一步检验关系的数量和性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支持的提供。
关系强度 许多研究者认为关系强度与社会支持高度相关。他们发现强关系表现出三种相关特征：(a)感觉到这种关系是亲密而特有的，人们自愿投资于强关系并有与之交往的愿望；(b)具有一种在多样情境下进行经常互动的兴趣；(c)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关系双方能了解对方的需要并给予支持。有些人认为人们出于义务或相互尊重而支持强关系(Berscheid et al.,1989)，然而，许多研究都证明，调查者经常把那些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人看作亲密关系。在韦尔曼等人的第二次东约克调查中就发现，许多调查者就按照是否交换社会支持来定义关系的亲疏。
格拉诺维特于1973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弱关系的强度”，对于关系强弱的测度及弱关系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从互动的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4个维度定义了关系强弱，认为互动的次数多、感情较深、关系亲密、互惠交换多则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
格拉诺维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强关系往往是在个人特质相似的群体内部形成，因而个人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也往往是自己所知道的，重复率高；而弱关系往往是不同群体中的个人之间形成的，由于这些个人间相似程度低，难以形成共同的志趣，因而关系强度是弱的。他们掌握的信息大不相同，因而弱关系可以将信息传递给不熟悉此信息的另一群体的人，从而起到信息桥的作用(Granovettor,1973)。格拉诺维特于1974年出版了《谋职》一书，对于其弱关系假设进行了检验。格氏对波士顿郊外牛顿镇的300名白领就业者谋职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发现，16.7%的求职者与他们的关系人在找工作时经常见面，55.6%偶尔见面，27.8%很少见面。换言之，美国的白领就业者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获得工作信息。格氏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所有通过社会关系获得信息的被调查者中，通过弱关系（如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而通过强关系（如朋友、亲属）获得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幅度就减少了(Granovettor,1974)。
格拉诺维特的理论似乎证明对于提供某些社会支持来讲（如提供信息），弱关系有时比强关系作用更大。沿着这条思路，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林南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分层体系，有的人地位高，拥有的社会资源（如金钱、权力、声望等）多；而有的人地位低，拥有的社会资源少。同一阶层的人们拥有的社会资源相近，相互关系往往是强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们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别很大，相互的联系往往是弱关系。格拉诺维特认为弱关系联系的是不同群体，而林南则认为弱关系联系的是地位不同的阶层。格拉诺维特认为弱关系主要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而林南则进一步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弱关系来汲取、共享网络中其他成员拥有的资源，这种资源就叫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的三大假设：a.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地位强度假设）；b.弱关系获得社会资源的机率大于强关系（弱关系强度假设）；c.人们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社会资源效应假设）。
林南还把关系强度和资源的提供与个人的行动联系起来。工具性行动（如购买物资、寻找工作、找对象）需要多种多样的资源，因而更可能利用弱关系来达到目的。表现性行动（如倾诉心中的苦恼、共同娱乐等）则主要是保持个人的资源，因而更可能通过与自己相似、关系亲密的人即强关系来解决问题(Lin,1982,1986a)。
社会资源理论是弱关系假设的一种扩充和延伸。随后边燕杰根据中国天津的千户调查提出了一种新的强关系假设。在所有被调查的948个样本中大约有45%的人找过关系，其中43.2%的帮助者是被调查者的亲属，17.8%的是朋友，39%的是熟人。在这些找过关系的人中，约有45%以上的人找了间接关系，即有一个中介人联系被调查者与最后帮助者，而被调查者与中介人的关系有98.4%是亲属或朋友，中介人与最后帮助人之间的关系也有80.4%的是亲属或朋友。研究证明，使用间接关系比使用直接关系更能找到职位较高的帮助者，而且就业者与中介人、中介人与最终帮助者越熟，则越可能得到高职位者的帮助，越有利于找到更好的工作。边燕杰认为这样就证明了强关系较之于弱关系更能找到工作(Bian Yan jie,1997)。
虽然关于强弱关系的研究很多，但主要局限于找工作，真正将一个人的强关系与1500个左右的其他关系比较的研究很少。一些研究证明，在亲密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比一般的亲密关系要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韦尔曼和沃特利(Wellman & Wortoley,1990)用逻辑斯谛克回归表明强关系比其他关系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情感支持，而且强的朋友关系提供更多的陪伴支持。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存在多重的关系（如既提供感情支持，又提供工具性支持等多项支持）是强关系的关键特征。多重关系之所以更强，更能提供个人所需要的支持，主要由于网络成员对彼此的需要有详细的了解。赫什(Hirsch,1980)发现多重关系与更好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程度相关。林南等人发现多重强关系的数量与个人情绪的低落成负相关(Lin,1986)。
亲属关系与朋友关系 个人网络中大多数亲密的和有活力的关系是朋友或邻居而不是亲属。朋友和邻居占最有活力和最亲密的网络成员的一半，其中将近一半的关系提供了所有种类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亲属在个人应付突发事件和在危机时动员社会资源时特别有用。当亲属与个人的朋友、邻居有联系时，作用更大。当一个人得病时，经常能得到亲属的照顾，儿女们经常轮流照顾生病的父母(Coe et al.,1984)。
一些研究比较了朋友和亲属提供的社会支持的差异，例如克罗翰和安多那斯(Crohan and Antonaci,1989)证明，如果亲属和朋友都不提供社会支持，人们对朋友的不满胜于亲属。有些研究证明了大多数的直系亲属能够提供社会支持，并且认为朋友和亲属在提供的社会支持的质量和数量上大不相同。
第二次对东约克人的调查在这些研究中最为著名(Wellmam & Wortley,1989)。这项研究运用聚类分析研究了三种亲属关系（父母与成年子女，兄弟姐妹和非直系亲属）和三种其他关系（朋友、邻居和同事）。研究表明，在所有有活力的和亲密的关系中，父母—成年子女的关系是最有支持性的，提供了较高水平的感情和物质支持。即使关系强度较弱的父母—成年子女关系提供的支持也几乎和最亲密的朋友关系一样多。
在东约克人中，兄弟姐妹关系较之于父母与成年子女关系在支持水平上要差些，但范围要广一些。非直系亲属提供支持的可能性相当于直系亲属的一半。他们对日常生活问题或突发事件都很少能提供支持，但是他们能做到一些强关系有时做不到的事情，如找工作。
韦尔曼和沃特利(Wellmam & Wortley,1989)发现，朋友提供的感情和工具性支持没有父母和成人子女多，但和兄弟姐妹几乎一样，且比兄弟姐妹提供更多的陪伴性支持。许多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经常有亲密的朋友，这些朋友像亲属一样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另一方面，邻居则主要提供日常陪伴和较少的物质支持。
空间接近与交往联系 尽管现代交通条件允许人们的社会关系超越自己所处环境的限制，空间接近仍在个人社会网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证明，10-25%的有活力的关系在本地。大多数北美人认识可以与之谈话的大约12个邻居，其中没有或只有一个是亲密关系(Campbel & Lee,1992)。大多数有活力的关系超出了邻居的范围。在东约克人中间，大约3/4的有活力的关系超出了邻居的范围；1/3的超出所在城区，1/5的在100英里之外(Wellmall et al.,1988)，亲密关系在当地的可能性更小。例如，约7/8的东约克人亲密关系超出了邻居的范围，3/4的人在所在城区之外。一般说来，亲属关系比朋友关系更容易在远距离中保持。
空间接近程度与相互交流的频繁度成正相关，韦尔曼等人的第一次东约克调查证明，调查者与那些住得近的人交往频率更高(Wellmam & Wortley,1990)，但是此研究并未发现面对面互动的频率与关系强度存在多大的关系。调查者大多数时候与弱关系（如邻居或同事）频繁接触。
研究者发现，电话交流与关系强度有很强的关系，但经常进行电话交流的人提供支持的可能并不比面对面交流更大，打电话事实上只起到保持相互关系的作用。
霍曼斯等人认为，频繁的接触能够导致更多的支持性关系(Homans,1961)。但是最近的研究却表明情况比较复杂。经常通过电话交流能起到传递彼此需要的作用。与强关系（如关系亲密的邻居和同事）的经常性的面对面交往能使双方得到物品和服务上的支持。然而，与强关系的交流与感情支持或金钱支持没有关系，而与弱关系的经常交往与任何社会支持都没有关系(Wellmam & Wortley,1990)。
相似性 有些人认为，具有相似特点的个人易于形成友谊关系，这样，同一网络的成员就应该具有相似的特点。因为具有相似性的人们容易形成共同的兴趣，从而相互容易取得理解和支持(Marsden,1988)。而布劳等人则认为，具有不同地位的人更容易相互支持。因为具异质性的人们更愿意产生互补性，相互交流物资和服务。
韦尔曼等人对东约克人的调查则证明，只有年龄异质性和职业地位同质性才与提供支持高度相关。那些具有相似职业地位的网络成员更愿意交换小宗服务，年轻人更可能向老年人提供体力劳动的支持，而老年人则更可能向年轻人传授知识、技能(Wellmam & Wortley,1990)。另外，在对付日常生活的危机时，同质性的高低与获得的支持的效果有关。林南等人(1986)发现，在生活中发生突发事件时，从与自己异质的人们那里获得帮助的人比那些从与自己同质的人们那里获得帮助的人心情更坏。
四、网络特征与社会支持
以上我们主要讨论了个人网中个人关系的性质以及关系性质如何影响社会支持的提供。以下我们要讨论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性质，许多研究证明这些性质和社会支持的类型和数量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网络规模(Size) 有几项研究表明网络规模越大，就越可能提供社会支持，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例如，韦尔曼等人发现，网络规模越大，提供情感支持、物品、服务及陪伴支持的网络成员的数量就越大。同时，他们也发现，网络规模越大，提供支持的网络成员的比例也越高。因此具有大规模社会网的人在两方面都占优势：不仅在网络中潜在的社会支持提供者多，而且每个成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大。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网络规模与支持提供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斯图克斯发现(Stokes,1983)网络中亲密朋友的数量与社会支持的总体满意程度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曲线关系。也有人发现较大的社会网络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但也会引起更多的人际关系问题。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与较好的身体健康状况相联系(Riley & Eckenrode,1986;Israel & Antonucci,1987)。
紧密度(Density) 社会网络的紧密度是衡量社会网成员间相互联系程度的概念，它是指有关系的成员的对数占所有成员组成的对数的比例（不包括中心人物）。根据研究，此数目大约在十分之三到十分之五之间。这说明在网络成员中不到一半的潜在的关系是确实存在的。
社会网的紧密度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可追溯到迪尔凯姆有关社会整合有助于增进心理健康的论点。作为迪尔凯姆观点的延伸，有些人发现，那些处于社会整合状况良好的社会中的个体感到压力更少，并且当他们面对压力时能得到更多的支持(Pescoslido & Georgianna,1989)。一般情况下，研究者都认为紧密度高的网络更有利于交流和协调，能够使网络成员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但是，也有个别研究发现，紧密度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如此简单，赫什(Hirsh,1980)发现，在年轻寡妇和中年妇女中，紧密度越低，人们对自己得到的社会支持越满意。与此类似，韦尔考克斯(Wilcox,1981)发现，人们离异后，个人网的紧密度越低，越容易适应离异的现实。对东约克人的调查发现，紧密度不同，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的种类也不同。高紧密度的网络（主要为亲属）提供的往往是大宗的服务（如照顾病人等），低紧密度的网络（主要以朋友为主）提供的是陪伴支持。紧密度与提供小宗服务和情感支持没有关系。博特(Burt,1987)则认为不是紧密度而是联通性(Connectivity)与人们得到的社会支持相联系，因而社会网中的联通性越强，人们的幸福感越强烈。
中心度(Centrality) 中心度指个人在个人网中的重要性。个人中心度的最简单的测量方法就是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间关系的数量，一般称为此个体的度(degree)。韦尔曼的研究说明，在网络结构中居于中心的网络成员更可能提供社会支持，这种提供帮助的能力是导致他们居于中心的重要因素。此外，居于中心的个人还起着连接被调查与其他网络成员的作用。韦尔曼发现，东约克人所有亲密关系中的五分之一之所以能保持，就是由于他们与其他第三方有关系(Wellman et al.,1988)。博特的结构洞理论也强调如果两个网络成员没有直接关系称为结构洞，只有通过第三方来进行联系，则此第三方具有保持信息和控制信息两大优势(Burt,1992)。
网络成员间的互惠(Reciprocity) 并不是所有社会支持都能持久不断。假如接受别人支持的个体不能给予报答就会导致关系不平衡，甚至引起帮助者的报怨或者导致关系的崩溃。韦尔曼认为个人往往采取以下三种形式报答别人提供的帮助：a.精确的交换，即别人提供什么帮助就给予什么样的报答；b.泛化的互惠，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报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c.网络平均，接受别人帮助的人不直接给予此人以报答，而是通过帮助另一个网络成员间接起到互惠的效果。
在对东约克人的研究中，测量前述a类精确的交换这种互惠形式主要依据被调查者同时给予和接受某一类支持的数量或比例。研究发现，那些提供小宗服务和感情支持的人通常最终也能得到相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一些很少见的支持，如照顾慢性病人或借给一大笔钱，则通常不能得到报答。
研究b类泛化的互惠，主要通过计算在每一个关系中接受和给予不同支持的数量（或者通过计算每一个被调查者与整体网络之间接受和给予不同支持的数量），通常通过比较接受或给予的支持的数量来进行测量。在东约克人中，被调查者给予过多种支持的网络成员一般也报以多种支持，而被调查者给予过很少几种帮助的人，一般也报以很少的支持。
对于c类网络平衡的研究，研究者主要关注的不是个体关系，而是整体网络。研究者主要通过比较被调查者从其获得某项支持的网络的成员的数量与被调查者给予某项支持的网络成员的数量来确定网络平衡。此外也有研究者仅仅通过直接统计个人与网络之间提供支持的交换状况来进行研究。对东约克人的调查表明，在此地区存在高度的网络平衡。那些较少接受帮助的人也经常不帮助别人，而经常帮助别人的人也经常得到别人的帮助。前一种人是一种基本孤独的人，而后者则有一个建立在接受和给予支持基础上的网络(Wellman et al.,1988)。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互惠指的是被研究的个人和网络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被调查的个人和其他网络成员间的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传统整体网络的研究，后者要求收集所有网络成员间各种支持流动的信息，而这一点在社会支持网研究中一直未做到，是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
五、小结
国外社会支持的研究，虽然也不无缺陷（如前述提名法的缺点），但总体上看，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但国外的社会支持网研究很少是针对中国设计的，也很少有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所以，还有待于中国的研究者根据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