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加强有效政府建设和启用高素质领导人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素质论文,大开发论文,关键论文,西部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发展的历史长卷中，重视和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是实现国家经济振兴的基本途径和重要经验。我党站在历史的高度，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作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决策，就是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举措。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指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遵循这一精神，着眼于西部地区的长远发展，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积极探寻实施这一战略的突破口和关节点。
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节点是进一步加强地方各级有效政府的建设
我国西部由于资源丰度低，产业结构层次低，市场发育水平低，科技发展程度低等多种原因造成了经济发展的滞后和经济力量的薄弱。要大力发展西部，就需大量的资金、资源、技术和信息的投入。资金、资源、技术、信息的短缺，特别是人才的匮乏是制约西部开发的瓶颈。但这些因素与西部大开发的组织领导因素相比又都属于第二位的因素。不论是从历史的经验看还是从实践的要求看，建立健全有胆有识、有能力有办法、高效廉洁政府是第一位的因素。同时，这些经验和要求还表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进行不仅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英明决策和强有力的推动，更要依靠西部地方政府的有效实施和强劲推动。虽然说中央政府的推动是主要的，但西部地方政府的推动和实施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历史经验看，政府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西部开发前后跨跃了200年，联邦政府除了以宪法和法律为西部开发创造一个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外，还从政策上给予了支持，如公共土地政策、豁免关税政策、支持银行业发展政策，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一些为开发西部筹措资金的政策等。美国实行的是中央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权的两级权力制度，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外交、国防，州政府负责教育、经济等事务。实际上西部开发的许多事情都是州和州以下政府实施的。这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责任性和主动性。总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既是必要的，又必须是适度的，干预过度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种适度有效干预是美国西部成功开发的一条重要经验。没有政府的有效组织、适度干预和积极推动，美国西部开发不可能如此成功。
从我国东部改革开放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看，特别是从广东顺德市综合改革成功的典型事例看：是否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是关系到改革与发展成败的决定性因素。那里组建了一个有效政府那里就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就繁荣，社会就安定，人民就安居乐业；那里若还尚未组建起一个有效政府那里的经济发展就迟滞，市场就萧条，甚至“三乱”严重，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具体讲，有效政府和低能政府在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差别：
1.有效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较强，低能政府则相对薄弱甚至还会“有效”遏制其发展
我国已于1993年步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轨道，各地在这个轨道上竞技赛跑达7年之多，目前已经显现出了巨大差距。造成差距的原因固然很多也很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上，一个有效政府能够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优化作用，以及对产业结构的整合作用。他们把地区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市场作用的发挥上，寄托在市场份额的占有上和新市场的开拓上。从我国东部市场经济发展的步履分析，市场最需要保证以尽可能低的交易成本顺畅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东部利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有胆识、有能力、有办法的政府催生、培育和发展市场的。政府行为在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当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对资源配置出现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市场失灵”现象时，有效政府能以“看得见的手”给予纠正，使其迅速“复活”。而低能政府往往以非理性行为运作“看得见的手”，不仅不能激活失灵的市场，却能有效地制造出新的“市场失灵”。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失灵政府”能够激活“失灵市场”的奇迹，而常常看到的却是“活泼有序的市场”在“失灵政府”的推动下，走向“失灵的陷阱”。认为只有“政府失灵”才能“市场有效”的观点是错误的。管的多，管的细，管制力强不等于管的好。
低能政府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思想的积淀较深，还没有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完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组织、管理、领导经济工作的规则与方式，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还比较陌生；习惯于向上级要优惠、要“倾斜”、要项目、要资金，即是要去了资金和项目，但由于不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发挥不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甚至造成了国家资财的浪费。西部某县政府利用省上某一领导帮扶的有利条件要去了两个项目和1.6亿多元的资金，经过5年多时间，建起了两个厂，结果一建起来就陷入了困境，其中一个厂连试产都没有进行就计划破产或拍卖，但至今无人接收，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浪费。据专家测算，“八五”以来，在我国投资新建的项目中有2/3的一建起来就陷入了困境，大多数分布在西部。据此看来，我国西部最稀缺的是一个能够驾驭市场经济航船的有效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市场经济眼光、市场经济头脑和依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有效政府，国家投资的越多，浪费就越严重，西部的腾飞与发展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2.有效政府的决策能力、决策水平比较高，而低能政府则相形见绌，二者差别不小
首先，二者决策的着眼点和立足点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政府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在于市场，也就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变化、发展的趋势与前景等来确定项目的选择、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战略、途径等；而低能政府决策时往往不能把目光瞄准在市场上，或者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残余影响的惯性推动而不知不觉地偏离市场经济的圭皋。在我国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风潮中，东部地区多为企业主导型和市场引导型，他们把着眼点放在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上，组建了一批企业愿意、优势互补、规模效益显著、竞争力强的“航空母舰”，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而西部多为政府主导型，他们不顾企业自身的需要，也不看组建企业集团的内外环境特别是市场条件是否具备，而一味地在那里搞“拉郎配”，甚至有个别地方还搞什么“拉郎配”的评比。这种不顾条件，盲目搞大集团，以为集团规模越大越好，结果使企业在无准备的情况下陷入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使一些好企业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坠入了“多元化陷阱”。这样组建起来的企业集团，就好像把一堆大木船捆绑在一起，以为造成了一艘“航空母舰”。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除了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和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通过组建大集团而增强对企业的控制力和向上要优惠政策的目的。其次，二者的决策意识、决策方法和决策手段有差别。有效政府的决策意识，一般是构建在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基础之上的现代决策意识，其决策的方法是科学的，手段是先进的。这种决策是构建在对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周密调查、准确分析、科学预测、摆明问题基础之上的，它能够充分估测决策对象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通过现代手段能够拟定出比较满意比较理想的决策方案，这种决策多为定量决策和定性决策的有机结合。它能够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和智囊团的积极作用，容易形成科学决策，也容易形成实施科学决策的合力与推动力。而低能政府往往摆不脱经验决策、感情决策和长官决策的阴影，在这种决策体制下，职能部门、咨询机构和“思想库”的作用很难发挥，什么“热身法”、“头脑风暴法”、“专家意见法”、“权变法”等皆失去了意义。在西部的不少地方流行着这样一种不成文的决策惯例，即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
“正确的决策是成功的一半”，“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每一项活动、每一项工程、每一件事和每一个环节，无不充满着决策，也就是说决策渗透于西部大开发的全过程。倘若一个政府的决策常常是在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经验决策”、“感情决策”和“个人决策”的方式下拍板，倘若西部大开发在频频出现失误的决策环境中进行，试问成功的概率能有多大呢？199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中州铝厂实际年生产能力不足20万吨，而长官为了贪大求洋，决定按120万吨年生产能力设计，其征地、设备选型、铁路专线、厂区管网以及生活区等都按年生产120万吨规模规划建设，国家投资19.8亿元，1993年建成投产后连年亏损，截止1998年4月已负债达35亿元，负债率高达148%。此类现象西部不少。
3.有效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比较高，而低能政府则相对逊色
由于有效政府能较准确地把握市场跳动的脉搏和发展的趋势，因而也就能够较准确地预期市场的走向和前景，为企业和市场提供正确的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包括正确的思想解放、排污不排外的开放政策，避免无原则的争论，保证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其他软硬件建设等。有效政府由于具有较高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从而也就保证了决策的质量，一般能够制定出正确的“市场游戏规则”和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引经济健康发展。这样的政府无疑就会有较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种公信力和权威性便可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进一步激活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开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与潜力。
有效政府具有良好的公众形象和公众信誉。政府形象本身就是一种珍贵资源，政府信誉亦是宝贵财富。哪里的政府形象好，哪里对外商的吸引力就强。印度有个很穷的省，由于国际形象好，许多国际大公司不用请，自己主动去那里投资，使这个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相邻省份。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政府权威整体弱化的趋势，其低能政府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衰减的幅度更大。首先，由于低能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不足，往往制定和供给出错误的规则，以扭曲市场信号和误导市场行为。在这种伪劣公共产品的供给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和基础性作用难以发挥，市场不仅会失灵，而且会变成无序的怪兽。其次，低能政府的办事效率低下，决策也常常是“优柔寡断”、“久拖不决”，或者“朝令夕改”，造成了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企业的合理预期。陕西省某县人民政府将天燃气管道工程原以500万元的价位承包给了咸阳一家民营公司，在前期准备工程开始两月后，又以更高的价位承包给了重庆一家公司。这种“一女二嫁”的政府行为，不仅直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规则，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使该县的经济开发蒙上了信用危机的阴影。
4.有效政府对市场不轨行为和腐败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而低能政府则相对较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本身就包含着显性和隐性的内约束力，它的平等竞争原则、民主性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等，都直接地或间接地遏制着市场不轨行为和腐败行为。然而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在自主地规范市场行为、遏制腐败的同时，又诱发着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的滋生。有效政府能够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引导市场主体趋利避害，同时，不断地修正市场游戏规则和完善市场束约机制，防范市场违规和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表现出了较强的约束力。一般说来，市场经济越发展，越需要统一、精干、廉洁、高效政府的宏观指导和监控约束，政府的监控约束力越强，市场经济越能有序、健康、快速地发展。
低能政府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能很好地处理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一方面不能制定切合实际的“游戏规则”，正确地引导市场、规范市场和约束不轨行为，往往造成“市场失范”或“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不能约束规范自身的非理性行为，特别是对公职人员和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腐败行为的监督控制力不足，使自己堕入“政府失灵”的深渊。失灵的政府不可能矫正“市场失灵”，更不可能担当起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重任。在这个政府的辖区内，一般地说，公共权力商品化行为比较突出，公权私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现象比较严重。在这种乏力的权力约束和监督下，公职人员不仅会以有害的方式执行上级规定的正确政策，而且还会千方百计地“设徂”、“分租”、“寻租”和“雁过拔毛”。一个外商在西部某地申请投资办厂，盖了近100个印章还未办成，就是很好地说明。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西部各地政府组织、引导、管理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有部分省区工作相当出色，但就总体而言，与东部还有较大的差距。部分地方公职人员的思想观念还滞留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还不习惯用市场的方法激活经济；个别地方卖官鬻爵、追逐权力的风气还十分浓厚，对“你有财你就行，无才也行”的现象熟视无睹，对制假、售假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劣迹麻木不仁，对“三乱”倾向充耳不闻，甚至保护“假冒伪劣”的不法行为。西部人常说的“好事办不大，大事办不强，强事办不成，成事办不好”的口头语，就是对这种政府业绩的真实写照。
据此，西部大开发不能把眼睛只盯在资金、资源、项目和工程上，而且还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精简、效能、统一、可信度高的政府机构的建设上，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组织保证。没有这个高效政府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再好的规划、再多的资金投入、再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条件，都将于西部大开发无补。因此，建设有效政府是西部各地当前最主要、最紧迫的一项政治任务。这既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的要求，又是由西部现实的基本状况决定的。
首先，要加快西部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转变政府职能。着力破除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与过分扩张的权威意识和特权意识，彻底改变官员形象。当前，各地要按照国家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下大决心，消除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现象，认真搞好冗员分流，尽快建立统一、精简、效能和公信力高的政府机关。绝不能“搞搞停停、停停搞搞”。
其次，要加强对公务人员约束机制的建设。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反对腐败、惩治腐败，要抓好勤政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做到依法行政。腐败是玷污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活力、催化“政府失灵”的霉菌，不仅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束缚着西部大开发的有序进行。因此，一定要加强开发中的监督监察和审计工作，防止“工程腐败”、“项目腐败”和“寻租”。同时，要按照江泽民同志“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指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特别要抓好党的理论教育、性质教育、宗旨教育，以优秀党组织的形象和良好的党风带动政府形象和政风建设，以廉洁自律、为民排忧解难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带动政府公职人员的勤政廉政建设。
第三、建立和完善民主化、程序化、科学化的决策体制。首先要强化领导层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意识。其次要健全决策咨询机构、职能机构和智囊机构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再次要健全决策的监督机制、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坚决纠正在甲地决策造成重大失误的官员又调到乙地继续为官的现象。如不彻底解决决策失误者继续异地做官的问题，有效政府的形象就很难树立起来，领导者的决策能力、决策水平就难以提高，决策质量也就难以保证。
第四、建立和完善公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实现资政分离和“收支两条线”， 使政府职能从“企业型”、“经济型”转变为“公益型”、“社会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政府。同时，还要提高组织、管理和调节市场经济的能力，既要加强市场监控和宏观指导的力度，又要放松对经济主体的控制。关键是要适度管理、适度调节，正确引导、正确预期，搞好服务。让企业在宽松的市场环境中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我适应、自我发展，真正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主力军。
只要把西部各级地方政府建设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具有创造力的有效政府，其他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西部全面腾飞也将指日可待。
二、建设有效政府的关节点是培养造就和大胆启用高素质的领导人才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中共中央《十五建议》中指出：“领导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往开来、开拓前进的关键因素”。有效政府的建设其核心和实质还是领导人才问题。实践证明：领导者的素质有多高，办事的效率就有多高。
1.西部地区最稀缺的资源是政治强、有胆识、有能力、高素质的领导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西部地区的干部工作和全国一样取得了较好成绩，特别在选拔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方面尤为显著，干部管理体制已基本理顺，干部任免程序有了新的规范，干部培训教育和干部监督得到了加强，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有了新的进展，总之，为西部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一定条件。但是还应看到，这与创建能够担负起西部大开发历史重任的高效政府对领导人才的要求相比，仍有不小的距离：一是还有部分地区政府的领导班子没有形成合理的年龄梯次结构，年轻干部偏少。西部某市的市管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为49.7岁，40岁以下的占7%，其中35岁以下的只占2%。县区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比全国高1.64岁，与中央的要求有较大距离。二是部分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与专业结构不尽合理，缺少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熟悉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缺少学理工、金融、法律和外经外贸的干部，缺少熟悉现代经济、现代科技、现代管理的领导人才。三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缺乏对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深入了解，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与群众生活的锻炼，缺乏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理复杂矛盾的能力。四是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知识素养和能力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这些问题不解决，有效政府难以建立。当然，领导体制、领导观念、领导环境、领导方法、领导手段等对政府的效能和业绩都有较大的影响，但最主要最核心的还是领导人才的素质和结构。西部大开发的难点和关节点不仅表现在有效政府的创建上，而且还反映在高素质领导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上。从总体上说，西部人才资源比较贫乏，但就部分地区来说人才资源并不畸缺。如陕西、甘肃、贵州、新疆等省区，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城市的人才总量和人才密度都位居全国前茅，但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却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的人才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领导人才稀缺，其他专业技术人才一时又难以转化为领导人才，更不可能代替领导人才。再加上用人机制上的缺陷，不能让那些德才兼备、素质优良的干部进入政府部门，相当多 领导干部只能在少数“马群”中由少数“伯乐”相中。狭小的范围和狭窄的渠道，使本来紧俏的领导人才更为吃紧。
中国西部要畅通渠道，大胆地启用各类领导人才，组建和不断强化有效政府建设，才能保证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
2.加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建立让“创造型”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
《十五》计划建议明确指出：“要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更新用人观念，广开渠道，为年轻优秀领导人才的成长、选拔和任用创造条件”。西部地区，首先，要进一步更新用人观念，要以是否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驾驭市场经济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为标准，选拔和使用那些政治强、业务精、有胆识的创造型人才，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听话型”、“守业型”、“好人型”、“四平八稳型”人才的观念。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人才与庸才、奴才的最大区别就是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而人才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具有较强的个性和独立性，似乎给官员一种骄傲的感觉，因此，各地选用人才时切不可求全责备。其次，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完善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制度；推行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和公开选拔制；健全选举制，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和干部试用期制；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的制度；进一步完善调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的制度和办法；完善领导干部的考核制度、监督制度和交流制度。再次，进一步拓宽选拔用人的渠道。逐步推行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制”、“考任制”、“选举制”和“民主推荐制”，在推行中要消除门户之见和地域之限，拓宽视野，拓宽渠道，搞五湖四海。再其次，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任用工作的监督。主要是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群众监督，建立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对选用工作中的失误、渎职行为应依照有关法律和纪律予以追究。第五，加强领导人才特别是中青年领导人才培养的力度，建立和完善机制健全、运行规范、指导监督有力的人才市场体系，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形成“活水”不断涌流的西部领导人才库。总之，要为有迫力、有能力、有真才实学，愿为西部开发献身的创造型人才牵线搭桥，构筑让他们进入各级政府领导岗位的“绿色通道”。
3.加大西部中青年领导人才培养力度，促进本土化领导人才队伍的成长
2000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要看我们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在新世纪里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难以实现党和国家既定的奋斗目标“（注：《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7月17日，第1，2版）。不断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始终是我们党的一项战略任务。我们党也历来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培养工作。加强中青年领导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充实和建设西部各级有效政府的需要，而且还是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的迫切要求。
从国际形势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大国之间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逾演逾烈，经济全球化的大浪又席卷而来，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和肢解我们的图谋也从未改变。面对这样的形势与挑战，我们必须不断地培养具有坚定政治信念，能够把握大局，能够防范和反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阴谋的领导人才。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将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新阶段。面临着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伟大任务。这就需要大批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才的组织与实施。
从历史的经验看，不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皆因为我们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领导人才，才取得了辉煌成绩，完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就深有体会地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的干部，就是我们的战略任务”。
从当前的实际状况看，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又处在一个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需要大批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然而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干部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缺乏实践的锻炼，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又面临着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挑战。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培训中青年后备和现任领导干部的力度，而且是当务之急。
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大力培养素质优良的中青年领导人才。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任务和西部各级有效政府建设的角度来看，更需要加强培养的力度。在培养造就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地要按照《十五》计划建议“必须从战略高度，着眼于各项事业的长远发展和人才的总体需求，培养和造就一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开拓精神，掌握现代科学文化和管理知识，并经过实践考验的各级各类高素质领导人才队伍”的要求，高度重视，切实抓好。要从本地实际出发，拟订好近期和中长期的培训计划。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培训。
第二，要坚持“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培养什么”的原则，因地制宜，因才施教的开展培训工作。切不可千篇一律，搞形式主义。但是，不论培养那类人员，都要注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使他们牢牢地掌握马列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深厚的理论基础保证坚定的政治信念。
第三，要注意本土化领导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领导人才的培养工作。西部大开发的历史重任需要大批的领导人才，西部各地应该努力营造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良好环境，畅开胸怀接纳“四海”有识之士来建功立业，但因西部条件的艰苦和财力的不足，接纳的人才总是有限的。从有利于西部的长远发展着想，需要更多的能在西部扎根的领导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培养人才的着眼点放在西部本土化干部身上，少数民族地区更应该把目光投向中青年民族干部身上。这不仅是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有效政府建设的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民族团结、边防巩固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
第四，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必须经受考验。年轻干部如果不知艰苦，不经过摔打，很可能就成为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浪的”，“实践证明，把年轻干部放到一些关键岗位、艰苦环境和复杂情况、矛盾突出、困难较多的地方去锻炼，对他们的提高和成熟很有好处”（注：《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7月17日，第1，2版）。历史经验和书本知识是重要的，但只有与当前的实际相结合，通过直接经验才有意义。客观世界总是不断发展，新事物总是层出不穷，间接经验不可能完全适用，也不可能完全够用，我们必须到实践中去，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中青年领导后备干部和现职干部只有在红红火火的实践第一线去创磨，到群众生活与建设中去锻炼，才能提高统揽全局，系统观察、预见未来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才能逐渐成为一个能够担当起西部大开发重任的合格的领导人才。
第五，办好党校和各类干部培训学校。江泽民同志指出：“通过党校和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培训干部，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的重要途径”（注：《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7月17日，第1，2版），《中共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校教育是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注：《人民日报》2000年6月27日第1版）。因此，西部各地要大力加强党校建设，努力提高党校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充分发挥党校“三个阵地”和“一个熔炉”的作用。
西部各级有效政府的建立与加强，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组织保证和关键；高素质领导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是西部腾飞的发动机和奔涌不息的“活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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