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田仲济“鲁迅式杂文”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杂文论文,特色论文,论田仲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把田仲济先生写于1932年至1949年的杂文作品称之为“鲁迅式杂文”，是因为田仲济创作杂文的缘起及过程都是接受了鲁迅的影响并有意学习鲁迅，无论从干预生活的广阔、抨击时弊的激烈及学识素养的博大精深等方面考察，都接近鲁迅。
田仲济先生创作于这时期的杂文，收在《田仲济杂文集》中的共有212篇。据作者为这本杂文集写的序言中说，1937年以前所写，选入篇目虽不多，包括的方面却不少，总的来说，是反对旧思想，反对旧文化，有反对读经存文的，有提倡拉丁化新文字反对罗马化的，有反对读书救国的；1937年以后，包括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直至建国前的1949年，这一阶段时间长，写的比较多，保存下来的也最多，从作者自己说的“这一时期，开罪的人是不少的，首先对于大官大吏说了一些不那么恭敬的话”这一段话来看，这时期的文章是颇触着反对统治者们的痛处的，换言之就是具有相当强烈的战斗性。仅从作者自举的一例也可看出。“《奴才》那篇不到千字的短文就得罪了一群人”，“以后我出杂文集时最初命名是‘奴才集’的，但审查老爷们不同意，非改名不可，我改名《情虚集》，这次倒是有意讽他们‘情虚’，然而他们却通过了” ①。这不失为一件趣闻，而且让我们想到了鲁迅。鲁迅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②这时期的田仲济杂文，正是如此。
田仲济对鲁迅的杂文是推崇备至的。他说：“杂文是鲁迅创造的并且由他发展到了极高的层次……我不敢说今天已有人及得上，甚或超越他。”③因此，田仲济的杂文有意效法鲁迅。在思想内容上，他认为鲁迅的杂文是“反映那一时代的诗史”，杂文就单篇来讲是短小的，只能反映时代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点滴，然而“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④，整个时代就显示出来了。田仲济的杂文也是这样来写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敢说我从一鳞一毛合起来反映了整个的时代，但我究竟也生活在这个时代中，虽然我仅是生活在一个角落里，所见所闻不仅有局限，而对事物剖析的能力又是微弱的，可是，这个角落同样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风貌，……侧面多了就凑成全面，角落多了就凑成全局，是谁也无法反对的吧？”⑤鲁迅的杂文是“艺术武器”；田仲济的杂文是“敝帚尚可用，灰尘赖以除”（《田仲济杂文集·序言》），不是武器，又是什么！
在艺术上，田仲济也是极为惊佩鲁迅的杂文，说它“光芒是那么灿烂”，而又经过苦心研求悟出其“灿烂”是来自作者素养的博大精深。“哲学、文学理论、语言文学的艺术技巧、社会知识、人生的观察……等各方面都要具有深度，观察力和分析力要达到能见人所未见，知人之所未知”。⑥为了写出像鲁迅杂文那样的作品，田仲济努力使自己也“达到这种程度”。有些方面，对他来说积蓄是深厚的，如上述哲学、文学理论、语言文学的艺术技巧等方面。另一些则不是他原所富有的，如上述社会知识、人生的观察，他在加强补充这些方面的积累之功是下得极深又极其刻苦的。为了熟悉生活，认识人生，仅在阅读报纸方面，他就下过经久不懈的大功夫。“我开始每天必读各地新闻、社会新闻，并注意各种广告……报纸扩大了我的眼界，使我认识了千奇百怪的社会和人生”⑦。他是沿着鲁迅走过的道路去寻求自己的特色的。他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相似而又不同，相似的是道路，不同的是特色。他以他自己的特有气质与才气，去继承借鉴但又全力塑造着个人的风格。
田仲济先生的杂文，涉及古今中外各个社会侧面和各个思想学术领域，手法又是变化无穷的，要归结它们的特色不是那样容易。若要勉强归结一下，那就是：揭露敌人，匡正时弊，因而具有战斗性；旁征博引，多譬善喻，因而具有说理性；状物生色，写照传神，因而具有形象性；谈天说地，发聋振聩，因而具有知识性；涉笔成趣，幽默隽永，因而具有趣味性。
二
田仲济杂文的战斗性，是作者的自觉追求。他在《情虚集·序》中说：“这些短文，有的是对社会的偶然的感触，有的是个人一时的感想，而这种感想也常是有社会上某种事象引起来的。……而当前这些情形又依然存在或者且更加剧，那么将它印出来，把社会的某些丑恶摆在面前，叫人人都看到一个污秽的心脏是在怎样跳动，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意义吧？”这实际就是暴露旧中国的黑暗。但作者指出：“仅说暴露了社会的黑暗面也不对，因为我不只暴露了，并且尽力的打击了。我看见黑暗，也看见了光明，对于现实我一直是乐观的。我是以乐观的积极的态度来揭发某些黑暗，指责某些缺陷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揭露的目的在于匡正，是以积极的态度，战士的风姿，来高举对那些污泥浊水的讨伐之旗。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最大的敌人除日寇外就是汪伪，讨汪和揭破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成为这时期田仲济杂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许多篇杂文中，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手法，进行揭露，而以尖锐生动的史料，为祸国媚敌的丑类曝光，是他多次使用而效果强烈的手法之一。如《迎降者》，先引吴伟业《鹿樵纪闻》中对李自成入北京时投降者们的丑状的描绘，如“时贼令新降者不得乘马”，“各官皆骑驴，方巾蓝服，小扇遮面，至牛宋及顾君恩署投门生帖，且领契；其外选者，乞携妻孥，宋企郊语之曰：‘俟到任做得好官，来迎未晚。’皆欣然而去”，指出“无耻之状，形容尽致”；然后比之以“今日之降者”，指出“虽未被限令骑小驴，着方巾蓝袍，但丑态并不下于古时。所以未以小扇遮面，因更恬不知耻而已。事实已不用再指，因是人人目睹的了”。除了比拟恰当，又特别强调今日的降敌者“更恬不知耻”，就足以让未亲见汪精卫等降贼的丑状者，有如目击而给以愤怒与不齿。
写于1936年的《侮辱与禁售》是为《世界知识年鉴》因有对德国元首希特勒言语不敬之处而被禁售一事而写的。作者指出：“书中因有这段叙述而禁售，并不值得我们注意，使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本国的书籍因这段言论在本国不能发售，而侮辱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外人的书籍，却仍可奉为名著而风行我们全国。”接着举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房龙的《我们的世界》，两书都于多处侮辱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尊严，而仍然在我国风行，后者甚至“仍被誉为应人手一编的名著”。这本“名著”对我国的数处侮辱之一是：“北京是中国之都城凡九世纪，本书出版时，这北京还是中国的都城，或者是一个普通的城，或者就是日本将军之暂时或长期的住处。”作者于文末极其悲愤地为“我们这受侮辱受惯了而不自觉的民族”而高声呼吁，对当局麻木不仁的态度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面对汉奸卖国贼媚敌降敌的事实，“反帝只有引起自己灭亡”的消极悲观之论其实也是投降之论，和“先安内再攘外”的葬送国家民族前途的谬论所引起的思想的动荡，作者与广大革命人民同时感到，“这是最危急的时机了”，“唯有从血肉的战争中才能找到我们的生路”，于是直接写出了战斗檄文般的《我们的主张》。这是田仲济杂文中战斗性最强感情色彩也最强的直抒胸臆之作，在应燃眉之急而不暇构思的危难之秋，杂文发出的也应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大声疾呼。
鲁迅论明末小品时说，“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⑧，鲁迅的杂文就是如此而有以超过之，田仲济的战斗杂文也是如此而有以超过之，半个世纪后读来，还让人激动在那同仇敌忾大义凛然的鼙鼓金钲声中。
三
鲁迅式杂文的战斗性，不是靠谩骂，而是靠说理；说理的方法多种多样，鲁迅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左右逢源的讲话作文艺术，常常表现为旁征博引，多譬善喻。田仲济的鲁迅式杂文也是如此。征引是为了说明问题，只要能说明作者的一种见解，表现作者的一种呼声，古今中外，千陬万隅，无不可引，卑微如一张报纸上的小新闻、小启事、小广告，也不例外。之所以要引，借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就是为了“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⑨。
田仲济杂文中征引了许多明清史料，以历史的反复与相似，指斥时事，揭发情伪，从而找出那些规律性的东西发读者之深思。《论点》一篇，以周锺为李自成草《登极诏》而有人对他说“闯贼残杀太甚，恐难成事”，周答以“昔太祖初起亦然”开篇，从而引出作者的看法：“仅就这点而论，我觉得周锺的见解是对的。从来残杀并无碍于成王成帝，只有失败后论客们才把他残杀作为他失败的原因。”接着引用满清入关出示晓谕的文字，指出“虽然居民多半‘争粘顺民二字于门’，‘王师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屠城洗镇的事还是屡见不鲜，却没碍于满清的定鼎中原”。最后归结到：“同一杀戮，如何论断不同？盖关键在‘成侯败囚’上。成就不同，论法也就各异。一个是始终未能放下屠刀，一个却后来衮衣冕旒，脱下血衣，成了满脸和气的圣主仁君，人臣以及子民，对二者的看法怎能相同？倘事实相反，满清溃败，自成统一，一切则必随之不同。”以上所论固然也是作者要告诉读者的，但作者更想要提醒读者的是最后的一句话：“不过虽因论点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怕的仍然不是论点，而是事实。”
《田仲济杂文集》中有两篇论李逵的文章，一篇写于1940年，一篇编于1947年之后，历时七年，对李逵的看法未变。李逵是个常常被人讴歌颂扬的梁山英雄，但作者却对他深恶痛绝。原因是李逵这个人乃至这类人并不可爱，反极可憎。在1947年写的《李逵》中，作者指出，“李逵并无高强武艺，天真处亦不及程咬金可爱，且残暴成性，只会虐杀毫无抵抗力或已失去抵抗力的弱者。……专寻弱者下手，‘杀得手顺’，‘见着活的便砍’，‘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此种对降服者的滥杀，令人深恶痛绝！”又指出，“尤令人更恶者为专观宋江吴用等辈权力阶级之眉眼行事，甘愿做枪头，做传声筒。然则能谓李逵为一粗鲁豪爽人乎？”以上所论，皆依据于《水浒》书中的所写，并无作者的一点臆造。然而读者就没有看到吗？我想有不少读者同样也看到了，无非以李逵为梁山泊好汉之一，大处着眼，不想深责，对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那么杂文作者为什么独独不愿宽容他而要两次在战斗的文体中予以抨击呢？原因就是作者看到了当今社会上的许多李逵式人物仍然在那里干着李逵式的令人深恶痛绝的事：“如今文坛上以及什么坛上，表面好像是‘大家和和气气’，实际上却是张献忠、满洲人、李逵等各种杀人的心理都存在着，而且也多多少少的形诸行动了。”（《李逵的杀法》）
理论文章是说理，杂文也是说理，但后者是有别于前者的。因为杂文不是纯理论性的文章，目的不在全面阐释某种原理，而是以理服人，或用事实，或用征引，或用譬喻，或用其他多种手法，让读者拍案惊奇，原来某一社会现象其骨子里竟是这么一回事！世事的复杂和人情的诡谲，造成许多伪情和假象，在这些伪情和假象的掩盖下，各种欺世盗名、损公肥私、侵害无辜乃至出卖国家民族的坏事得以畅行泛滥，而他们恰恰总有一套借口或“道理”，来作烟幕。运用说理，还坏人坏事丑人丑事以本来面目，是实现杂文战斗性的重要手段。鲁迅式杂文都离不开这种手段，田仲济杂文在这方面同样显示了它的成功。除上举各例外，其他如《照妖镜》、《都在马端临身上》、《关于暴露黑暗》以及《傀儡》等篇，都以其独特的手法丰富了鲁迅式杂文的说理艺术。
四
杂文不同于一般理论文章也不同于一般政论的又一特点，是具有形象性。这是由杂文的文学属性所决定的。鲁迅就很注意杂文的形象性，他的多数杂文都以不同程度的形象性使之成为一件件真正的艺术品，许多深刻的道理，尖锐的针砭，无情的揭露，辛辣的嘲讽，都借助形象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鲁迅认为“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⑩。他说的散文小品主要就是指杂文，说它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自然是作为一种文学的体裁而言，不然则无法进行同类的比较，如果不是形象的成功而仅仅在于抽象地说理，这论断是难以成立的。有的论者说：“历来的文学名家，也都是搞一点杂文创作的”(11)。文学名家搞杂文创作，自然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进行，离开了形象性还有什么文学！田仲济先生是一位文学家，他的杂文也是文学的杂文，也是以形象性作为其重要表现手段的，如果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状物生色，写照传神。
譬如作者借《聊斋志异》中小翠与元丰做戏的艺术形象，和明末唐王聿
在广州称帝，仓促举事，冠服皆假之于优伶的历史形象，来比况与之相类的汪伪傀儡政权，从而给以无情的揭露与辛辣的嘲讽，虽嬉笔怒骂皆成文章，实剔掘本质入骨三分。
在《〈夜间相〉后记》中，有一段写臭虫耗子作祟的文字，叫苦中带着愤慨，憎恶中含着幽默，也是表现其杂文形象性的一段妙文：
例如今夜，虽然也是隆冬时节，臭虫仍在猖獗，躺在床上，辗转翻侧不能入梦；电灯一熄，耗子由时而潜行游逛变为恣意满地驰骋，且忽而如万马奔腾，忽而如群猿攀树，更使人意绪烦乱了。我是最恨这两种污秽卑鄙的东西的。吸人血或啮食了书籍或衣物，还遗下一些污渍。早上叠被，饱涨得红珠子似的躺在那里，给人一个很大的讽刺。耗子更好了，把洗脸的肥皂拖走，皮鞋咬坏，当我穿着被咬坏的鞋子洗脸时，它们又结伴从床下缩头探脑地出来了。
自然，作者所憎恨和斥责的绝不仅是臭虫和耗子，正如他自己在本篇中所说：“憎之由生是为了它妨碍我的生活了，妨碍我的生活的不止这两种，我憎的自然也就不限于这两种了。因为恨之深，就不免溢于言表，也可以说这就是这个集子的所由生。”——“硕鼠”为国风的作者抒发憎恨的形象依托，臭虫耗子则为《〈夜间相〉后记》的作者抒发憎恨的形象依托，作为文学手段，堪称异曲同工。
在田仲济杂文中，生动形象的佳例俯拾皆是，如《不守秩序》中写被汽车撞了反被诬为“不守秩序”的人间恶相，《谄谀》中写以不谄相标榜实则为最高明的谄者们的谄相，《阿Q与鸵鸟》中写鸵鸟躲避猎人时的愚蠢相，等等，都是在冷峻的观察和精到的刻画中产生的艺术妙品，有的精致如小说散文中的描写，有的简洁如漫画，都因不同文章不同内容的需要而变幻，给人以多姿多采的印象。瞿秋白把进步的现代杂文称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文艺性的主要标志便是形象。有的论者说：“有人把杂文区分为近评论的或近散文的两类，认为多从近散文的方面努力，才是纠正杂文缺少杂文味的良方。”(12)近评论或近散文都不排斥“社会论文”的特性，无非需要同时具备文艺性，或者说即用文艺的手段来进行“社会论文”的写作；之所以有的杂文缺少杂文味，实际上就是忘记了用文艺的手段来写，也就是忽略了形象性。缺乏形象性的杂文是枯燥无味的杂文，它只有“论文”没有“文艺”。
五
田仲济先生所说的“写杂文的素养要求各个方面都博大精深”(13)，这是因为杂文所涉及的内容广及各个方面，也许整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无所不包，因此内容丰富充实的杂文必然具有知识性，这种知识性往往在谈天说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每每给人以发聋振聩的启迪。田仲济杂文的知识性是突出的，而又以显示于文史知识、社会知识方面的为尤丰。
《“溢辞”》中列举了古往今来的大量“溢辞”。“溢辞”就是言过其实的话。在各类著述乃至所谓“信史”中都不乏这类的例子，而这种“溢辞”是足以妨碍人们了解历史或事实真相的。文中举了陈登原《历史重演》中引用《朱子语类》上的一段话说：“春秋时，甚杀，……然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史过言，不足信。败则有之，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将几多所在？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就死？决不足信。……皆史之溢言耳。”我们读《项羽本纪》读到“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也有同样的疑惑，一夜间坑埋二十余万兵士，实难想象！读了《“溢辞”》，就会获得即使“信史”中也会有过实之言的知识。《情虚》中则触及了一种常常被人忽略的世情。作者从“扒了钱的人本应该情虚反发厉害，没扒钱的倒坦白的让检查”的事实说起，揭示了一个“稍一留心就会看出”而“所有的事莫不如此”的真理：“惟因内心情虚，才表面上装出大胆，不在乎，给人颜色看，叫人不敢小觑他；内心坦然的，则不拘怎样了。”在这类社会知识中，揭示得更深刻更发人深省的，是《言论自由》等篇中所写到的那些。如《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破产就是象征国家前途的黑暗’，自由的被独占，其实就是自由的告终，也象征了独占自由者的将告终。事情是不乏前例的，远的夏桀的偶语者弃市，近的北洋军阀的捕杀新闻记者，实际上弃市的还不是自己的绵绣江山，捕杀的还不是自己的统治寿命？”这样的知识，已经升华到哲理的高度了。
在《“看见”》、《民心》、《文人末路》、《奴才》、《读书随笔》、《雨晨散记》等篇中，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告诉了读者许多社会知识和文史知识。如《“看见”》，从一本萧先生（原文如此）著的《伟大的鲁迅》里读到“我们从鲁迅的作品中，例如《孔乙己》一篇里可看出鲁迅先生小时候的生活状况”一语，初以为萧先生有什么了不得的发见，看了取作证据的“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的引文，才知道是把小说中的人物“我”当作作者自身了，于是不禁嗒然。此类文字，固然在揭示“萧先生”之流的谬误，客观上也在传播一种读书时所应具备的常识。至于《“圣人”未详三不孝》，本意是在批评“有圣人之称”的胡适之氏，不应不懂装懂，在答覆别人函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他二种不孝是什么时含糊搪塞，反指斥对方为“固执字句”；但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对这为多数人所不详的“不孝有三”，作了知识性的说明：“三不孝今已淡忘，犹忆除无后为大外，附阿亲意，陷亲于不义，亦为不孝之一，其余一不孝，已不复得。”此类知识，恰恰是许多读者所缺少而乐于闻见的，博物洽闻的杂文作者常常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六
田仲济先生在《聊天》一文中说，“我不会聊天”，“对于来访的友朋，常常三两句话过去后便木然对坐”；但读他的杂文，却觉得娓娓不倦，如聆长谈，而且常为他的涉笔成趣幽默隽永所倾倒，便觉得他的杂文是富有趣味性的。
杂文中的趣味性绝不是外加的“噱头”或“佐料”，而是来自内容本身及赖以表达的语言。从现实生活中或历史典籍中剔掘那些诙谐有趣的东西，来表现杂文作者的褒贬或识见，就能让读者在接受他的观点的同时，兼获文艺的娱乐，而这种娱乐性往往会唤起或加强对文章立意的悦服。《理学家》一篇，论的是南宋士大夫特别是理学家们的虚伪和无耻，最精采的一段是：
史载韩侂胄寿辰，同知枢密院许及之迟到，门已闭，遂由门闸下爬入，登堂行礼。又某日侂胄率员佐出游，见竹篱茅舍而叹曰，是诚田园风光，惜无鸡鸣犬吠耳。言未已，丛莽中传出狺狺声，审视之，则临安府尹赵侍郎也！
宋之理学家率如此，然则理学云乎哉！
其实韩侂胄是反理学的，指斥理学为伪学，曾罢逐士大夫中的理学家，也颇做了一些好事，如为岳飞恢复名誉，夺秦桧王号改谥“谬丑”，终因力主出兵攻金兵败被杀，函其首以送金廷，都是令人忆念的。不过作为一个以外戚执政十三年的权臣，容忍属僚之无耻，则不可取。有趣的是，杂文中并未论及上述韩侂胄的功过，只将许及之、赵侍郎辈之行径摆给人观赏，让七百年后的杂文读者一饱眼福！
《关于“真实的讽刺”》论的还是鲁迅先生“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那一论断，但举的例子很有意思。如：“有一个禁娼的国家，在它的首都破获了一个大盗案，警务厅长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大盗是在某妓院中落网的。也许因为得意忘形，未加检点，事实上却是自己对自己来了一个讽刺，……他忘记他们是没有娼妓的国家了。”——这是绝妙的讽刺，然而它又是真实的；或者说，唯其它是真实的，所以才形成讽刺。与此相反，“你说他女人偷汉子也好，说他是投机家也好”，“实际上若他女人并不偷汉了，他并不是投机家”，“那便绝不是讽刺，是讽刺以外的辱骂、诬蔑和别的”。用有趣的事例阐明真理，始终是杂文区别于一般论文的一大特征。
《事实与雄辩》，是指出有时“事实”也不得不退让于“雄辩”的谬误现象。文中举了一件趣闻：饭馆跑堂的硬把菜里的苍蝇说成是烧焦的葱花，并当场吃了下去。“事实”做了“雄辩”的俘虏。“结果菜钱多讨了几乎一倍，大约连看吃蝇子的钱也算在内了。”——事情本身既是事实也是一个笑话，后来也多有人传说，但从没听传说者附有“大约连看吃蝇子的钱也算在内了”这一句。而这一句恰恰是幽默所在，胜过整个的笑话。
《螟蛉》讲的是一个古老的动物趣闻：“螟蛉有子，蜾赢负之”。但科学家已经考出，蜾蠃（即细腰蜂）捉了螟蛉去并不是做自己的义子，而是作它子女的食料。先用毒针螫得螟蛉不死不活，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等到幼蜂孵化出来，就拿它作食料用。这故事虽然残忍但也有趣，然而作者却不是仅仅为有趣才引述这段故事的。在谈趣闻的同时，作者要揭露一个可怕的事实：“战争开始后日本在沦陷区劫掠了我们不少的儿童，初时传说是因为他们人口太少”，“是拿着我们的孩子当螟蛉之子”，“等长大了再开回中国来打他们的父母兄弟。这已经够毒辣的了。可是事实如今知道了比这还残忍：亿万的儿童被掳，是为供给他们的输血工作”，“作为他们伤兵的滋养，治养再来屠杀中国老百姓的刽子手的”。杂文的趣味性是文学的手法，而不是目的，目的还是在制造战斗的匕首，向万恶的敌人猛掷过去。
富有趣味性的杂文，在田仲济杂文中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如《赤脚大仙·衬领和衬袖》、《论无行》、《“币制改革方案”》等等，都可以拿来作为剖析的佳例，但既有文章在，多余的征引就可以免除了。
与鲁迅各个杂文集所收的杂文一样，田仲济杂文中也有一些其实是文史方面的论证或考证之文，如《罗敷出处》、《“大姊”解》、《述酒篇》、《白娘娘》、《诞文》等等，有的还特有高见，令人叹服，如《文白译》；另有一些则近于抒情叙事散文，如《新文字谈话》、《失踪的零鱼》、《渤海之滨的一角》、《从烟台到济南》、《更夫》等。因此，把他止于1949年的杂文创作称为鲁迅式杂文，无论就其内容、形式、手法、类别各方面来说，都是恰如其分的。当然，他同时又以自己的独创和开拓，勾勒着自己的杂文个性，本文所论的就正是这种艰苦创造的一个轮廓。
注释：
①③⑤《田仲济杂文集·序言》。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
④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⑥⑦(13)《田仲济杂文集·后序》。
⑧⑩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⑨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
(11)(12)刘甲：《新基调杂文浅探》（文化艺术出版社）第一章。